骆新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农村政策经历了四次大的变革和调整，分别是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革命和战争的年代产生英雄，建设和改革的年代诞生明星。农村的变革让一些本来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一夜成名，载入史册。这些“明星”分别是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黑龙江省双城市希勤村、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和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它们是农村变革的先行者，它们将永远被历史铭记。

土改第一村——元宝村

《暴风骤雨》这部长篇小说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作家周立波在这部堪称经典的革命文学作品里讲述了东北地区一个名叫元茂屯的村子的土改故事。元茂屯的原型，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这个默默无闻的东北村落，因为小说《暴风骤雨》，扬名中国。

让我们重温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吧！土地改革包括解放前的土地改革和解放后的土地改革。在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就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在东北、华北等解放区（约有1.6亿人口）实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广大新解放区（约有3亿人口）实行土地改革。

小说中的土改故事发生在解放前。1946年9月，作家周立波响应党的号召，深入东北土改第一线，参加并领导了元宝村的土改。元宝村，因村旁一座小山外形酷似元宝而得名，当地其实并无元宝，不仅没有元宝，土地改革以前，还是穷得出了名的“光腚屯”。那时村里的土地都集中在以韩向阳为首的恶霸地主手中，广大村民只能租种他们的土地。到了收获季节，收成的大半要交给地主，村民生活异常艰难；遇到荒年，他们甚至要卖儿卖女。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来到这里以后，放手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地。正如一首当时在解放区广为流传的民歌所唱的那样：“晴天霹雳一声响，布棚下面创辉煌。打土豪，烧地契，喜笑颜开分田地。共产党使咱翻了身，咱要报答共产党的恩；去支前，去参战，人人争到打蒋第一线。”翻身做主人的广大农民，纷纷报名参加解放军，保卫分得的土地。在战斗中他们奋勇向前，以一当十，打得国民党军队落花流水。

农村翻天覆地的变革，轰轰烈烈的土改工作让周立波激动不已，1947年周立波离开元宝村后，花了50多天的时间，就写出了《暴风骤雨》第一部的初稿。这部作品歌颂了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民为推翻封建土地制度，消灭地主阶级而进行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这部小说是反映土地改革的经典著作，元宝村也因此成了土改第一村。

今天的元宝村，已经完成了由“光腚屯”向“亿元村”的转变，还是鲜为人知的“亚洲铅笔之乡”。饮水思源，富裕起来的元宝村人不忘本，现在村里建设了暴风骤雨纪念馆，要把中国“土改第一村”这个牌子擦得更亮。

农业合作化第一村——希勤村

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希勤村也许和它的名字一样平凡，但是让希勤村百姓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们组织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受到毛主席的关注，得到毛主席的首肯，成为入选《毛泽东选集》的农业合作化样本，成为载入史册的“农业合作化第一村”。希勤村，这个中国版图上的沧海一粟，从此与众不同。

希勤村所在的双城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野战军的前线指挥部即设于此，著名的辽沈战役也是在这里筹划。作为老解放区，当地的土改进行得比较早，早在1948年春，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就来到希勤村，领导人民群众斗地主、分田地，把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分给农民。

土地改革以后，家家户户分到了土地，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比较突出的是生产工具问题。当时农民都有了自己的土地，但牲畜和农具不是家家都有，有的有犁没马，有的有马没车。为种地方便，农民开始“搭伙”，你有车，我有马，他有犁，就这样，自发地组成了互助组。互助组是最简单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形式，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和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例如不少生产能力差的农户找不到“搭伙人”，加入不了互助组，种不上地，只好租地，甚至卖地以维生。还有一部分农户由于天灾、人祸等原因陷入极端贫困之中，被迫卖地求生，无地农民再次出现，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露出苗头。

土改中得到土地的农民，下一步该怎么办？

希勤村党支部书记于文化和村长乔世红带领农民一步步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他们先是建立大型互助组，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合作社，最后成立希勤村高级合作社，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在合作社里，农民的土地都归到一起，车、马、农具也统归合作社。合作社实行评工记分制度，谁干得多、干得好谁工分就高，年末分红时分得就越多。集体劳动、集中经营、按劳分配，合作社在当时受到农民的欢迎，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54年秋，黑龙江省委农工部副部长骆子程到希勤村考察总结合作化的经验。他的总结报告成为黑龙江省委向中央、毛主席汇报的重点内容，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1955年7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肯定了黑龙江省双城县（今双城区）希勤村领导农业合作化的经验。在报告结束时，毛主席说道：“我看就照这样办吧。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后来，“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这句话成为希勤村的标语，至今仍书写在村宣传牌上。村支书于文化也因此成为当时的典型人物，1956年他当选为党的“八大”代表，进京参加中共八大，还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接见的照片我们现在可以在一些历史教科书里看到，人教版初中历史教材八（下）就选用了这张照片。当时希勤村的村民编了一首民谣：“毛主席报告到咱乡，全村人民喜洋洋，忙打场，忙送粮，盼回支书来建庄。”

今天的希勤村，已经由昔日农业合作化中的“明星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富裕村”，现在村里建立了农业合作化纪念馆，永远铭记这段光荣的历史。

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浮沉

上面这幅图里，一队人马打着红旗，扛着农具，列队前进，这是要去做什么呢？——这是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社员日常出工，下地干活！50多年前，亿万中国农民集体经历了一段荒诞岁月，一窝蜂地成立人民公社，集体勞动，吃集体大食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这场“天堂”的试验从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开始，它是我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河南省遂平县西部的嵖岈山风景区，山水秀奇，鸟语花香。50多年前，这里曾引起全国的关注：1958年，这里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毛泽东曾亲临遂平视察。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历史，以喜剧开始，以闹剧发展，以悲剧收场。

“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党领导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农村刚建立生产合作社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办“大社”的思想，即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组成更大的合作社，而在兴修水利的过程中，农民也有办“大社”的需要。1958年春天，嵖岈山脚下的1万多农民响应上级号召，掀起了一场治山治水的运动。可是，当地有2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力量分散、物质基础薄弱，还常常因边界问题纠纷不断，人们有劲使不上，治山治水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是进展缓慢。很多人希望将合作社合并为“大社”，当地领导干部也有办“大社”的热情。1958年4月20日，嵖岈山农业大社正式成立了。成立大会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乡亲，鞭炮声、欢呼声震耳欲聋。“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大家对人民公社充满了美好的期待和向往。同年7月初，嵖岈山农业大社正式更名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大社成立后，广大干部群众精神焕发，一心想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急躁的情绪催生了浮夸风。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通讯稿《二亩九分小麦亩产3530斤》。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放了一颗震惊中外的“卫星”，嵖岈山人出名了。全国各地的贺信像雪片般飞来，前来参观取经的人络绎不绝。据粗略统计，仅1958年7、8、9三个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就达30多万人次。风光一时的同时，嵖岈山人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因为粮食产量“猛增”，国家下达的征购任务也相应增加，留给农民的粮食就不多了。

后来，兴办集体食堂、大炼钢铁这些事公社一一经历。集体食堂浪费严重，大炼钢铁又严重耽误了粮食生产，第二年公社就陷入大饥荒。在那个食物极度匮乏的年代里，全身浮肿乃至饿死人的现象在嵖岈山屡见不鲜。第一个人民公社的闹剧，成为警示后人的“反面典型”。

1961年，集体大食堂撤销；1983年，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撤社改乡，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现在，公社的旧址已经被保护起来，被河南省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历史，不是我们的负担，它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

“大包干”第一村——小岗村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这段著名的唱词来自凤阳花鼓。凤阳花鼓戏原是一种乞丐歌舞，明清时期，凤阳府一带“三年恶水三年旱、三年蝗虫灾不断”，每年都有食不果腹的穷苦百姓身背花鼓流落各地，卖唱乞讨。凤阳是花鼓之乡，也是帝王之乡，这里出了个朱皇帝——朱元璋，正是他赐名家乡“凤阳”。凤阳还是改革之乡，小岗村的18位农民发起的“大包干”再次让凤阳名扬天下。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也是在这一时刻，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冒着坐牢的风险决定分田包产到户。分田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家家户户吃糠咽菜，一年到头没一顿饱饭，一个“穷”字把人逼上“梁山”。“穷根”就是人民公社“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出工排成一条龙，到了地头磨洋工，收工吃饭一窝蜂。”人民公社“大锅饭”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效率很低，打不了多少粮食。“大锅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但是，打破这一体制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当时“文革”刚结束，“左”的思想还有很大影响，不少人认为“大包干”的做法是在搞资本主义道路，走回头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包干”的第二年，小岗村喜获大丰收，不仅自己解决了吃饭问题，还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大包干”的名声迅速传开，安徽许多地方的农民开始效仿小岗村，搞起了“大包干”。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到小岗村视察时对此表示支持：“只要能对国家多作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邓小平了解此事后，给小岗村投了关键一票。1980年5月31日，小平同志在一次重要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开后，一些适应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终于，1982年1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1号文件形式发出的农村工作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出台，中央以文件形式肯定了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到1987年，全国有1.8亿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小岗村首创的“大包干”唤起了亿万农民的劳动热情，农业生产年年大丰收，农民温饱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农村改革大获成功。

在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从1985年起，城市改革全面展开。城市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小岗村实行“大包干”，落实责任制的做法对当时的国有企业改革有直接借鉴意义。1986年12月，国务院决定国企改革中大力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接下来的1987年成为国有企业的“承包年”，有人把这一现象形象地称为“把‘包字请进城”。

小岗村为中国改革作出重大贡献，但小岗村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改革开放后，农村变化日新月异，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很多地方的农民在解决温饱后又迅速走向了富裕。在农村的大发展中，小岗村落伍了。“一年超越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这句话道出了小岗村的尴尬窘境。据2005年的统计，当年小岗村的人均收入仅3255元，只是“中国第一村”江苏华西村的3%，这一连串的数字刺痛了小岗人的心，小岗村开始了艰难二次创業：合并土地发展现代农业，招商引资兴办工厂，还依托“改革第一村”的品牌开发旅游，与时俱进的小岗村正在重新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