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鑫宇

对于一个只有1/4左右人口被央行征信局所覆盖的国家，大数据征信体系的每一点进步都要显得弥足珍贵。

“停车逃费将与个人征信挂钩”、“2017年房产中介、导游等14类重点职业人员要建信用记录”，这是年前中国征信业内的两则重要讯息。

无论是“芝麻信用700分以上可以进入贵宾室的上海机场”，还是“芝麻信用600分及以上可免费借雨伞、充电宝的北京杭州商场、景区”，你都可以相当清晰地感受到从庙堂到江湖那股“信用原动力”。

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上，CNBC主持人安德鲁·罗斯·索尔金抛给马云一个芝麻信用基于大数据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马云说，芝麻信用评分可以作为租车、租房的资本，更可以作为谈恋爱的资本，丈母娘会对未来女婿说“你要跟我女儿谈恋爱，给我看看你的芝麻评分”。

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勾画，特别是对于缺乏征信土壤的中国。但现实中，基于大数据分析而得到的个人信用评分，却步履蹒跚、充满疑惑。

“我女儿的芝麻分会比我要高，要知道读书的她现在还是要靠我来支援。”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借《普惠金融的中国实践：技术驱动变革》2016年白皮书的发布现场低调地“抱怨”了一番。

“我只给支付宝打了个电话，然后我就收到开头为‘焦局您好的短信。”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央行前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在2016中国互金外滩峰会上，引用自己信息“失守”的段子博得了在场观众的会意笑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信用评分不准确、个人信息泄露的批评，绝不能简单等同于阿里一家的问题，这是以社交行为与足迹为依据之下的征信体系集体的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