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圣 伦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苗族文学史编撰研究

何 圣 伦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自新中国成立，苗族文学史的编纂与研究持续至今。目前有了两个版本的《苗族文学史》，同时整理出版了大量苗族文学的资料和论著。苗族文学史除了对苗族文学进行历史梳理外，还实现了苗族文学观的构建，实现了对苗族传统文学作品文体功能的分类，对苗族文学作品进行了基本的价值批评。当然，现有的苗族文学史在民族性的凸显、作品批评的精细化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也为苗族文学史的进一步完善留下了空间。

苗族文学史；苗族文学观；文体功能

一、苗族文学史编纂的基本情况

在中国民族人口数量结构中，拥有近900万人口的苗族排在汉族、壮族、满族、回族之后，居第五位。主要分布于贵州、湖南、云南、四川、广西、湖北、重庆、海南等省市区。苗族与中华民族中的其他民族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数千年的迁徙赋予这个民族复杂的历史变迁和坚韧的民族性格，这是包括文学在内的苗族传统文化传承的丰厚的载体和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

对于文学的起源，人们大多认为与巫术、宗教、游戏、劳动有关。很多人类学家在对少数民族进行人类学考查时，也从这几方面入手去探讨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坎坷的历史沉淀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饱经风霜的苗族将其传统文化视为本族的精神堡垒，是分分合合的迁徙过程中族群认定的标志。所以，苗族生活中精神活动尤其丰富，传授劳动技能和耕作时节的有相关的游戏和劳动歌；年轻人表达爱情的有相关的活动和爱情歌；丧葬和祭祀也有相关的仪式和丧葬歌。这些丰富的口传文化孕育了苗族传统的文学，通过数千年的汇聚，形成了苗族厚重而绚丽的文学历史。

历史上，苗族口传文学的传承主要通过各族群内部的口耳相传，新中国成立后由政府组织对各苗族聚居区的口传文学进行抢救性发掘，用汉语记录整理了大量的苗族口传文献。同时，人们开始对苗族文学进行史的梳理。1958年召开了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会议，从政府层面关注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学的整理和收集，中共中央宣传部号召组织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收集整理，并对各民族的文学概况和文学史进行整理汇编。“当时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决定由中国作协贵州分会筹委会承担这一工作，中国作协贵州分会筹委会分工由田兵同志具体负责”*田兵，刚仁，苏晓星，等.苗族文学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430.。1958年底，贵州省委宣传部召开了苗族文学史的编撰工作协作会，与会的贵州省宣传部、贵州省民委、贵州省统战部、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省文化局、贵州省文史馆和贵州民族学院的领导及相关工作人员认为，“在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领导下，中国作协贵州分会负专责，各方力量进行协助，是能够把苗族文学史写成功的”*田兵，刚仁，苏晓星，等.苗族文学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430.。苗族文学史编写班子“除去把作协分会、省文联、省民委、省语委、贵州民族学院等有关单位的现成资料编印成册外，并将全部人力分配到有关县区，协同地方干部进行补充收集。”*田兵，刚仁，苏晓星，等.苗族文学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430.然后根据资料讨论编写出《苗族文学史》的大纲，然后分章节撰写，《苗族文学史》执笔人除了田兵外，还有“刚仁、苏晓星(彝)、施培中(苗)、唐春芳(苗)、潘定智(苗)、王维宁(苗)、柳百琪、李壁生、龙玉成(侗)、吴锦(苗)、姜开鹏(苗)等”*田兵，刚仁，苏晓星，等.苗族文学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431.。此外，还有大量工作人员参与编印文学资料的工作，整理出包括诗歌、故事等内容的苗族文献27册，一百余万字。“由于编写人员多，编写水平参差不齐，观点各异，风格体例五花八门”*苏晓星.苗族文学史[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741.，最后领导决定由田兵、刚仁、苏晓星、师培中4人执笔，后经过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组织的数次修改，于1961年完稿。“文化大革命”后，“《苗族文学史》书稿被认为是宣传封建精神的大毒草”*苏晓星.苗族文学史[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742.，直到1981年该书才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版《苗族文学史》编写的基本方法是以收集整理丰富的民间口传文献为基础，然后再对这些民间口传文献进行整合，并按照时间线索对其进行文学历史的分期。由此将苗族文学分为“远古神话传说”“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等几个部分。该版《苗族文学史》讨论的作品基本是苗族口传文献，对苗族现代创作文学讨论非常有限，“至少有80%的内容是研究民间文学”*苏晓星.苗族文学史[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741.。作者以更为宽泛的文学观对苗族文学史进行概括，对文学的分期则更多参考中国主流文学学史的分期，以社会形态的变更为文学分期的基本原则，对这些民间口传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的讨论涉及的比较少。

1986年10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确定编撰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况丛书》，其中包括了《苗族文学史》重新编撰。最初由田兵与苏晓星担任编撰工作，后由于两人存在较大的学术分歧，新编的《苗族文学史》主要由苏晓星完成。作者广泛发动苗族“各方言各地区、各支系的有关专家撰稿，特别要求在文后必须附上所述方言地区或支系各时期的民间文学作品目录”*苏晓星.苗族文学史[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743.，并根据这些资料先行编印了《苗族习俗风情与口头文学》一书。其后还召开了苗族文学史座谈会，“到会的有全国苗族各方言、各地区和大多数支系的有关人士100多人，会议的宗旨是请与会者就《苗族文学史》的编写建言”*苏晓星.苗族文学史[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743.。通过5年的调查整理，4年的编撰，于1995年完成新版《苗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于2003年正式出版发行。新版《苗族文学史》将苗族文学分为“原始社会时期文学”“封建领主制社会时期的文学”“封建地主制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文学”“社会主义社会时期文学”。新版《苗族文学史》对苗族文学的分期梳理似乎更准确一些，有了大致的年代，而且将文学发展与社会变更紧密联系在一起。作者依据调查和推断，依据作品思想内容，努力还原苗族口传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新版《苗族文学史》还仔细讨论了苗族创作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将苗族创作文学作为主要内容纳入文学史的表述。除了文学史分期外，新版《苗族文学史》所蕴含的文学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史关注的除了苗族口传文学外，对苗族作者各时期的书面创作文学也进行了全面梳理，形成了苗族文学发展口传和书面创作两条线索的文学史构架，而且对苗族文学也有了文学体裁的归类。在更详尽和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对苗族口传文学的概括也比第一版的苗族文学史更全面。新版文学史在对苗族文学进行历史梳理的同时，还明确表达了作者对各时期的文学现象、文学作品以及作家创作行为的学术观察，使新版文学史具有更为突出的学术性。

巴略、王秀盈编著的《苗族文学概论》被纳入了“21世纪中国百部苗学文库”丛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发行。《苗族文学概论》以宏阔的视角全面扫描了古往今来的苗族文学，但与前面两版《苗族文学史》有所不同的是，该书回避了苗族文学发展历程中时间较为模糊的问题，没有从史的角度梳理苗族文学，而是将文学体裁作为基本原则来整理苗族历史以来的文学。全书分为“苗族神话”“苗族民间传说”“苗族民间故事”“苗族民间诗歌”“苗族民间谚语和谜语”“苗族民间骈文体文学”“苗族民间说唱、歌手、文艺家”“苗族作家作品”等几个部分。作者没有按照历史线索来梳理苗族文学，而是按照文学体裁来对苗族文学进行分类，所以，严格意义上，这不是一部苗族文学史。

二、苗族文学史的主要成就

(一)苗族文学观的构建

贵州人民出版社和四川民族出版社两个版本的《苗族文学史》、中国文史出版社的《苗族文学概论》，以及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各时期各地区编印的苗族文学资料汇编，基本建立了苗族文学史的体系，对苗族文学的传播传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现存苗族文学史体系与中国各兄弟民族文学史一起构成了民族文化视角的中国文学阵列，其成就是不可忽视的。苗族文学史不是对苗族传统文献的简单罗列，是对苗族文学产生和发展历史的梳理，苗族文学史的成就首先表现在苗族文学观的构建。

“文学观是文学史者研究者关于文学的最基本的观点和看法”*李晓峰，刘大先.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47.，苗族文学观是构建苗族文学史的基础，它决定了苗族文化作为文学的呈现视角，决定了苗族人作为文学的创作者，决定了苗族聚居区作为文学生长的文化环境，决定了宗教、巫术、生活作为苗族传统文学伴生的呈现形态，决定了口耳相传作为苗族传统文学的传播方式。这一切，作为文学的民族性特点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学。与中国很多少数民族一样，苗族是一个有语言无成熟传统文字的民族，这为苗族的文学创作传播增添了巨大的困难，所以，苗族文学长期以来不但是以口头形式存在，而且与苗族纷繁复杂的宗教活动，生产活动纠缠在一起的。苗族是一个深受外族挤压而不断迁徙的民族，恶劣的居住环境和苗族先民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原始的多神论宗教。万物有灵的认知态度本身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在苗族丰富的节庆仪式、祭祖仪式、人生过度仪式等活动中，这种文学性通过各种祭词巫词淋漓尽致地传达出来，在众多族人参与的活动场景中得到共鸣。所以，现有苗族文学史对苗族文学的检视是基于文学性而不单单着眼于狭义的娱人的文学作品，其中大部分是娱神娱人的宗教祭词。“从巫词的文学艺术角度而言，苗族巫词，无论是数量，或者是文学质量，都可与苗族古歌有一比拟”*巴略，王秀盈.苗族文学概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394.，况且，苗族古歌大多出现于祭祀的宗教活动中。

苗族口传文学大多是应宗教、巫术、生产和人与人交流而生，苗族文学史以作品的文学性来对这些纷繁复杂的作品进行整合。新中国建立后，阶级论逐渐成为一个时代认识论的基础，对封建文化的革命是展示无产阶级力量的重要方式，而对封建文化鉴别的泛化，使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被列入革命的对象，对包括苗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打压，使这些古老的艺术及其生存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苗族文学史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构建起来的，作者没有完全被时代左右，而是努力挖掘那些被列为封建迷信的苗族传统文献的文学性，并以此为核心构建起文学史的体系。在其中，不仅包括了反应苗族人在困苦生活中起义革命的“苦歌”“反歌”；包括探求世界源起的神话传说；包括表现日常生活劳作和情感的“生产歌”“规约歌”“节日歌”“情歌”“婚姻歌”；还包括了大量的“祭祀歌”“丧歌”“巫词”。这不仅是作者文学史观的表达，也是苗族文学史的苗族文学观的表达。

随着苗族人对汉语和汉文字的熟练掌握，苗族文学的表达介质从单一的苗族语言进入了苗族语言、汉族语言、汉族文字多重介质时期，出现了苗族作家的汉语创作文学。苗族文学史对苗族作家汉语写作也有深度关注，探讨了苗族作家汉语写作的发端，梳理了苗族作家汉语写作的基本情况，并对包括沈从文在内的著名苗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度分析，全面呈现了苗族作家汉语写作的概貌。

苗族文学观是苗族文学史建构的基础，反过来，苗族文学史也从多层面反映了围绕苗族文学观的苗族文学发展历程。从苗族人用苗语口头叙述到苗语、汉语口头叙述和文字叙述；从苗族文学的作者到接受者；从文学性语言中的情感表达到文学形象的塑造；从苗族族人对苗族传统文学的一般性参与到对苗族文学的专业评价，苗族文学史都在苗族文学观视域下进行了深度阐释。

(二)对苗族文学的历史梳理

苗族是一个有语言没有传统文字的民族，其文学创作和传播传承长期只能依靠口耳相传。这样的文学生态决定了苗族文学与有成熟文字记载的文学有所不同。首先，苗族文学的创作具有开放性。因为苗族文学在口耳相传过程中没有文字符号的规约，所以世世代代所有参与传承传播的苗族人均可能参与了文学的再度创作。其次，苗族传统文学的传播传承还具有非理性特征。苗族传统文化口耳传播途径具有很多感性的因素，传播者和接受者的个人喜好，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记忆差异都会导致传统文学因族群、地区和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异。第三，苗族口传文学在传承传播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时间刻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些文学作品的历史景深的平面性。世世代代参与传承传播的族人只知道这些作品源自久远的时代，究竟哪些源自哪些时代？后来的受众是不清楚的。这几方面的特点对苗族文学的历史考查设置了极大的困难，但苗族文学史通过对苗族口传文学的内容，根据与具有明确年代标记的汉族古代文学的比对，努力还原苗族口传文学的历史发展关系，建构起文学史的构架。

对苗族文学进行历史分期是对文学史的表达，也是建构苗族文学史的重要步骤。现存较完整的苗族文学史有两个版本，虽然两个版本有些差异性，但由于两个版本编撰人员、基本思路、材料收集等方面有一定的一致性，所以两个版本的苗族文学史在结构和内容上也基本相同。1981年版本的苗族文学史将苗族文学分为远古神话传说(阶级社会产生以前时期)、古代文学(自阶级社会产生至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近代文学(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现代文学(自1919年五四运动至1958年公社化时期)。2003年版本的苗族文学史将苗族文学分为原始社会时期文学(？—公元前221年)、封建领主制社会时期文学(公元前221年—公元1703年)、封建地主制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文学(1703—1949年)、社会主义社会时期文学(1949—1993年)。1981年版本的苗族文学史是按照中国文学史的分段标准来划分的，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文学、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不单单取决于文学发展的时间线索，贯穿其中的还有文学观念、文学形态、文学思想发展的阶段性差异。例如，现代文学就充分体现了文学的现代性思想，与古代文学的差异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区别。所以，如果要将苗族文学也按照这种思路来进行文学史的分期有极大的困难。因为苗族创作文学起步比较晚，更多的是流于口传心授的口传文学，苗族口传文学从体裁到内容、从情感到思想，大多是围绕族群历史、祭祀活动、节日庆典和生产劳动展开的，改土归流前苗族族群社会形态变化非常缓慢，甚至进入现代社会后，苗族聚居区还保留了很多原始的社区规范。所以，要按照文学思想性的变迁来划分苗族文学史的分期是比较难的。2003年版的苗族文学史放弃了文学形态的一般性分期，按照中国社会形态的变迁和分期来对文学进行分期，将文学的历史表述依附到社会形态的演进之中。这种方法回避了苗族文学在历史发展内在精神变化的难题，但对苗族文学史的表述却稍显生硬。

虽然以上两版苗族文学史在历史分期上存在一定的困惑，但编撰者在对苗族文学每一阶段的归纳、分析和描述上却下了很大的功夫。作者将苗族口传文学按照产生年代推断和表现内容进行了分类，分成远古神话传说(原始社会的文学)，古代叙事文学、劳动歌谣、仪式歌、社会规约歌以及创作文学的产生(封建社会的文学)，近代时政歌、苗族起义歌(近代文学)，现代创作文学等几个部分。既对苗族文学的发生发展有了全面整理，又有对苗族创作文学发生发展的探讨。首先，苗族文学史将开天辟地、锻造日月、撑天射日等对自然环境的神话传说与人类始祖、万物起源、洪荒传说等人类源起传说归纳到苗族远古时代的文学。与其他民族一样，苗族先民对自己生活环境形成和人类历史的探求是远古传说中的主要内容，在各个版本的苗族古歌中，大多都有苗族先民对人类来源和先祖对恶劣环境生存环境改造的传说。苗族先民以其丰富的想象力，以表象链接的思维方式，创造出一系列极具文学性的形象。有苗族认为的人类始祖姜央、蝴蝶妈妈妹榜留、半人神修狃、半人神甫方、半人神养优等等，他们开天辟地、铸造日月、孕育人类。所以，苗族文学史将苗族古歌定位于上古时期产生的神话传说是恰当的。苗族文学史认为苗族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是阶级社会的出现，1981年版苗族文学史称为苗族古代文学。2003年版的苗族文学史甚至有一种明确的时间表达，认为是公元前221年到1703年，理由是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1703年清朝在苗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政策。这个阶段是人类文明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文学艺术也在这个阶段逐渐走向成熟。苗族文学史将口传的苗族迁徙歌、生产劳动歌、婚丧嫁娶歌、社会规约歌等都归纳到这一阶段也是有其合理性的。在这一历史阶段迫于战争和外族的排挤，苗族的迁徙持续了千百年，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中国到东南亚、到海外。苗族历史上主要以渔业和山地农耕为主要生存方式，劳动歌是劳动生产中生产技能、耕作时节、个人情感抒发等内容的传达。婚丧嫁娶歌是苗族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表达了这时期苗族人对生存环境、人类生命的探索欲望，也表达了苗族人对人生美好的祝愿和期待。社会规约歌大多反映了这阶段苗族各支系，各村寨维系各种族内关系、社区关系的各种规定。2003年版的苗族文学史还关注了苗族创作文学的产生，梳理了明清两代苗族诗人的诗歌创作。1981年版苗族文学史将1840年至1919年期间的苗族文学称为苗族近代文学，2003年版的苗族文学史的年代划分与1981年版有所不同，将1703年苗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称为封建地主制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文学。两版文学史归纳的文学创作和作品基本一致，有将苗族口传文学中的表达封建地主对劳动大众残酷压迫的苦歌，有表达苗民被迫起义的起义歌，以及民间流行的情歌等。在创作文学方面，两版文学史都关注了诸如嘎百福歌等苗族说唱文学，2003年版的文学史还关注了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苗族诗人的汉语写作，还将现代著名苗族作家沈从文的创作纳入苗族文学史。1981年版的苗族文学史将1919年到1958年的苗族文学称为苗族现代文学，主要罗列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民间歌谣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新民歌，由于文学史编撰的截止时间是1958年，所以这编文学史对创作文学谈得也比较少。2003年的则将1949年以后的文学归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苗族文学，主要梳理了新中国建立以后苗族作家汉语创作的情况，将苗族作家的创作称为小说、诗歌、散文、剧作以及文学批评等专题讨论，是对新中国苗族作家文学创作的综合陈述。

(三)苗族文学现代文体功能的分类

一般来说，现代社会对文学的狭义表达一般会表述为具体的文学体裁，比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性因为这几类具体的体裁而获得了一种具体的形态。中国文学现代文体的建构一般都会将目光集聚到“五四”的文学革命。认为中国文学对传统文体的解构和现代文体的建构的先决条件是西方文体理论和文学的现代白话语言的运用，“‘五四’文体解放奠定了语言本体变革的基调，使文体解构与建构活动有了赖以保障的语言——符号学的理论指向和实践依据。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符号的白话化，一是编码方式的现代化”*张光芒. 论“五四”文学现代文体意识的觉醒[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6)：83-87.。但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由于较为特殊的历史使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学仅具有口传这种存在形态。为了更便于口传表达和接受，所有口传文献都会将其形式简化，而字数排列的整齐和读音的整齐无疑是口头叙述简洁化最好的选择，也便于接受者接受、记忆和再传播。所以，很多民族传统口传文献大多是以字数整齐且韵脚整齐的、便于歌唱的歌谣形式传承。苗族现存的文献内容极其丰富，有记载历史的、有祭奠先祖的、有记载耕作技术的、有谈情说爱的、有记载乡约族规的，这些各具功能的文献只因为需要传承而归于歌谣的形式，也因为这种形式而赋予了文学性。由此看，苗族口传文学的文体分类较为简单，大多是以排列整齐、韵脚整齐的歌谣为载体，另外还有部分以散文体存在的故事传说。当然，苗族口传文学的文体形式与现代文体有很大的差异。例如，一般会认为散文、小说、戏剧主要承担叙事的功能，但苗族口传文学中，除了以散文体存在的传说故事有叙事功能外，大量口传歌谣和韵文也承担了叙事的功能，例如迁徙歌、起义歌、爱情诗等；口传歌谣还可以承担政论、社会条例公式的功能，例如苗族理词、苗族规约歌等。面对这种现象，苗族文学史只能依照现代文体的基本范式，对苗族口传文学进行文体功能的分类，将苗族口传文学分为叙事类、抒情类和表演类。这样，作者就从文学的文体功能上建构起苗族文学史，为读者对苗族传统口传文学的全方位把握提供了一种视角。

苗族文学史中的叙事类文学包括：叙事口传歌谣、口传故事传说、现代创作小说。将苗族口传歌谣叙事类的文学分为几大类：首先是集中表现苗族迁徙历史、表现苗民起义等历史事件叙事作品。迁徙歌记录了苗族迁徙过程中的主要经历，经过千百年的口耳相传这些事件虽然已经非常模糊，但迁徙的基本线路、迁徙中的战争、迁徙中的艰苦生活等内容依然在作品中还有保留，这类作品被认为是苗族史诗，不同的地区不同支系都保存了各自的史诗，但基本内容很相似。文学史列举了如《古老话》《苗族史诗》《苗族古歌》等作品中的内容。苗族起义歌记录了改土归流后苗族民众为了反抗残酷统治而爆发起义的过程，这些叙事歌谣由于发生在比较近的历史年代，所以记录也较为清晰，文学史列举了《苗族起义史诗》等作品。这类作品不但记录了起义发生发展的过程，而且塑造了大量生动起义的领袖形象，有大量充满神秘色彩和故事性的情节，极具文学性。苗族文学史整理的第二类苗族叙事歌谣是爱情叙事长诗，列举了《娘阿莎》《娥娇与金丹》《哈迈》《娥扎和召觉诗那》等，“在内容上，这些叙事诗歌的神话色彩较浓，都借助神话手法通过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和爱情斗争的描述，反抗统治阶级和社会邪恶势力的迫害，讴歌争取婚姻自由和幸福的斗争”*苏晓星.苗族文学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160.。

苗族文学史还将民间故事和传说归纳到叙事文学一类。文学史对这种口传散文文体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苗族“民间传说的特点是具有特定历史和实在因素，往往借记传人物事迹和解释具体事物的由来以表达人们的理想、愿望和感情”；而“狭义的民间故事以虚构性为突出特征，类同于书面小说根据社会现实进行艺术概括的创作，故事发生的时间一般都很笼统，故事发生地点也不太确定”*苏晓星.苗族文学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449.。苗族民间传说多以历史上苗民起义为主，包括石柳邓、吴八月等历史人物。苗族民间故事比较丰富，内容涉及苗民起义、机智人物与地主的斗争、爱情故事等等。

对苗族作家创作文学中的叙事作品的讨论是2003年版苗族文学史的主要内容。文学史首先将沈从文进行专章介绍，确立了沈从文在苗族创作文学中至高的地位。文学史整理了以伍略、石定、陈靖等作家汉语小说创作，还将唐春芳、吴德坤等作家的现代苗文文学创作罗列进文学史。

按照现代文体功能，苗族文学史将苗族口传文学中表达主体情感、表现时政观点的作品进行了归类，这就是苗族抒情文学类。虽然口传文学本身具有浓郁的主观色彩，但各聚居区的苗族同胞在对异性表达爱情时、在节日仪式上表达情感时、在接待客人表现礼节时、在规范族群中各种关系时，都会以歌谣的形式传达出来。这些作品承担的文体功能主要集中在情感表达上，接近于现代文体诗歌与散文的功能。

苗族文学史归纳的抒情文学首先是表达婚姻爱情的婚姻歌，其中包括谈情说爱的情歌，包括嫁娶仪式的媒歌、哭嫁歌和伴歌等。情歌多在男女青年社交集会上传唱，苗族青年的爱情不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限制，他们对爱情的追求是自由的，每个苗族聚居区都会为男女青年的交往开辟专门的交流场所和活动，例如“跳花”“跳月”“爬坡节”“芦笙节”“花山节”等。苗族聚居区“谈情说爱的社会活动开展较为广泛，而谈爱又必须以歌为传媒、为引导，甚至为盟誓和缔约，情歌自然就丰富众多了”*苏晓星.苗族文学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417.。苗族情歌“词句和意境优美，表现事物和情感形象、生动而深刻，极富感染力，是一首首绚丽的诗篇”*苏晓星.苗族文学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418.。苗族情歌包括“见面歌”“青春歌”“赞美歌”“求爱歌”“讨信物歌”等。婚姻歌则是嫁娶仪式上唱的歌，内容包括对婚姻起源和制度的追溯，对婚姻礼节和习俗的表达，对青年男女婚嫁时心情的表达。其次，苗族礼仪歌是苗族抒情文学的重要内容。对于一个没有自己成熟文字的民族而言，民族文化的传承的确是比较困难的。苗族没有自己成熟的文字，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除却服饰纹饰等符号外，传统文化的传承大多依靠口耳相传。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对一个民族来说不仅仅是文化本身的延续，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堡垒，文化的向心力会紧紧将族群的每一个个体黏合在一起。既是族群个体识别的标识，也是族群个体民族认同的内容。“习俗文化不但和整个民族文化凝聚而形成民族性，而且还格外能在外观上和可视方面表现为民族特色。”*苏晓星.苗族文学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253.由于受到来自外族挤压和生存环境的压力，苗族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迁徙的历史，为了能在迁徙的分分合合中保证族群不被同化侵蚀，苗族各支系都特别重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所以，苗族各支系的节日仪式、人生过渡仪式繁多，在每一种仪式上，苗族仪式歌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苗族文学史将仪式歌分为节日礼仪歌和人生过渡仪式歌。“苗族民族节日主要有岁时性节日、生产祈祝性节日、民族历史和传说人物纪念性节日、青年男女社交活动性节日、祀典和宗教节日等类，约有数十种。”*苏晓星.苗族文学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272.例如：苗族过年节、吃新节、端午节以及男女谈情说爱的花山节等。苗族文学史在文中列举赏析了《过年歌》《节气歌》《踩山调》等代表作品。人生过渡仪式歌中除了婚姻仪式歌外，丧葬仪式歌、祭奠仪式歌也非常丰富。

另外，苗族各种社会规约歌的功能相当于现代文体中的通告、公告、法律条文等公文，也兼具时政论文的功能。在苗族久远的历史过程中，各支系部落的社会关系大多数时段是一种原始公社的社会关系，各种诸如“鼓社”之类的氏族组织构成了苗族社会的基础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内部成员要遵守一定的社会公约来维系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于是产生了诸如“议榔”制度类的社会公约制度，“‘议榔’是由若干村寨联合起来集议和制定共同遵守的规约的一种会议形式，笼罩着原始农村公社民主会议的气氛”*苏晓星.苗族文学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317.。族群内部所有规约需要议定后以歌的形式记载下来，所有成员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苗族文学史归纳总结了苗族各地的各种议榔词、各种理歌理词，其中包括黔东南的《议榔词》，贵州麻江地区的大型理词《佳》等。文学史甚至认为专为苗族理老所用来讲道理的《佳》“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苏晓星.苗族文学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331.。

(四)对苗族文学的全方位评述

一部文学史不仅仅需要完成对文学史的梳理，完成文学观念的建构，对文学现象的批评和鉴赏也是其要完成的重要内容。读者通过对文学史的阅读，不仅仅要了解一个民族文学的历史概貌，还需要文学史中对作品的基本态度去想象、去思考涵盖的作品，并由此产生阅读这些作品的强烈冲动。所以，文学史中对作品的评价往往会开创这些作品批评的主流。苗族文学史中对作品的评述是恰当而全面的，具有评价个性化而不失偏颇、赏析大众化而不失深入的特点，奠定了苗族文学作品批评的基本方向。

在文学史的文学评述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对苗族历史文献基本内容的解读。苗族口传文学非常丰富，现在用汉语整理出版的还不算多数，所以普通读者能够接触到的具体作品是有限的。文学史编撰者花了大量的工作，对流传于民间的口传文学进行最大可能的收集，并将其表达于文学史的表述过程中。在文学史对作品内容的介绍过程中，对其涵盖的文化价值、思想价值进行全面分析。例如在介绍大型理词《佳》时，说《佳》既像一部苗族历史，又像一部苗族法典，还是一部精彩的文学作品。“《佳》里所列案例故事都能独立成篇，内容和情节也各不连贯相关，但都有着大致相近的主题，往往以寓言式的表现手法，通过对人世间和各种自然物间一切纠纷案件的描述，喻说是非曲直。”*苏晓星.苗族文学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330.接着对《佳》的文学价值、传播学价值、思想价值和社会历史价值进行详细分析。在讨论苗族远古神话时，苗族文学史首先阐释了其历史学价值，认为作品《运金运银》等传说“曲折地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然后阐释了其人类学价值，认为传说“反映了苗族和汉、彝等兄弟民族在古代友好和睦的关系和频繁的文化交流现象”；最后，还阐释了其艺术价值，认为这些传说“丰富的想象而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田兵，刚仁，苏晓星，等.苗族文学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47.。这些分析也奠定了后来人们对这类作品读解的基本思路。

除对苗族文学作品进行思想内容的解读外，苗族文学史还从艺术审美角度对苗族文学作品进行了恰当的解读，基本确立了进入文学史视野作品的艺术地位。苗族文学史对苗族口传文学的艺术批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者站在个体立场和时代背景下，对纳入文学史的作品进行思想内容的评价，包括作者对作品思想上的肯定，也包含了站在当时的社会立场上对作品的批评，例如对苗族神话传说的评析中，既肯定了其浪漫的、神秘的美，又指出其中迷信的成分。对苗族口传文学的第二类艺术批评，集中在对作品形态特点的总结上，作者往往通过对口传文学创作传承特点的总结、文体形式特点的总结、听众接受特点的总结来对这些作品进行评述。对苗族口传文学的第三类艺术批评是简单总结作品的艺术特色，对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作者在介绍之余总会对作品的艺术特色进行总结。这种总结是对苗族口传文学最直接的艺术评价。此外，在2003版的苗族文学史中，作者苗族创作文学也有明确的艺术判断和评价，其中不但包括了现代文学大家沈从文，也包括了明清、民国和现当代其他苗族作家的文学创作。这对广大读者在众多作家中，了解苗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方便，也为更多的苗族作家创作文学进入文学史的视野提供了机会。

三、问题与前景

(一)苗族文学史对文学的民族性呈现不够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构成了中华共同体，56种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一方面，讨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定是在中国文学的范畴内进行的，另一方面，构成中国文学的56个少数民族文学应该有本民族自己的文学创作、传播、阅读的独特方式，只有凸显出本民族文学的特点，才可能与其他民族的文学有区分度和表达的界限，如果这种界限消失了，那么56个民族文学存在的基本意义也就消失了。基于此，在对苗族文学进行史的梳理时，也应该勾勒出苗族文学个性化的外貌，表现出苗族文学个性化的特征。苗族文学史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总结了苗族口传文学创作的开放性、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以诗为主的文体的独特性等等。但这些特点与其他有口传文学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学几乎相同，对苗族文学最本质的特征挖掘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其实，苗族先民居住环境和表象链接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苗族口传文学的创作，神秘、诡异之美充斥每个时代的苗族口传文学；另外，苗族口传文学在叙述方式上也有其明显的特点。这些都是苗族文学独特的呈现方式，可以通过对这些特点的阐释，来体现苗族文学的民族性特征。

(二)作品评述的模式化、平面化

苗族文学史对纳入文学史的作品大多进行了程度不一的评述，以此来阐明入史的理由，来对作品进行文学史的定位，这种工作对文学史的构建而言是很重要的。但在整部文学史对作品的评述方面，显得过于模式化。1981年版的苗族文学史由于编撰年代是阶级斗争意识流行的时代，所以，期间对作品的分析有很多阶级论的论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这些作品的解读，也影响了文学史本身的品质。2003年版的苗族文学史有所改观，但对作品的评价也比较平淡。对口传文学的评述基本流于创作内容、文体特点和社会意义等方面。对苗族作家创作文学的分析也略显平面化，对苗族作家沈从文的分析也基本同于一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其创作沿袭了现代文学京派批评的一些观点，对作品的解读也比较简单。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要意义没有深入分析，也没有从民族性角度深入分析沈从文的创作。对其他苗族作家的创作文学分析就更简单了。

此外，苗族文学史对苗族文学的历史分期问题，对苗族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的区分度问题，都还可以进一步斟酌。当然，随着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诸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深入发展，苗族文学史上的这些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

〔责任编辑：都媛〕

A study on compiling literature history of Miao ethnic group

He Shenglu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uthwest China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Compiling of Literature History of Miao Ethnic Group and corresponding study have been carried on ever since the founding of P. R. C. Two versions ofLiteratureHistoryofMiaoEthnicGroupand a quantity of Miao literature documents have been published. This paper finds that in these publications, apart from historical outlining, there are also construction of Miao literature view, classification of their stylistics features, and some essential value criticism. Meanwhile,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in highlighting ethnicity and refining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suggests further consideration in compiling Miao literature history.

literature history of Miao ethnic group；Miao literature view；stylistics features

10.16216/j.cnki.lsxbwk.201705079

2017-05-0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史(1949-2009)”(13&ZD121)

何圣伦(1967-)，男，重庆大足人，西南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

I29

：A

：1000-1751(2017)05-007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