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海燕, 于东新

(天津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天津 300191；内蒙古民族大学 文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00)

20世纪以来元代少数民族杂剧研究综述

罗海燕, 于东新

(天津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天津 300191；内蒙古民族大学 文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00)

元杂剧是中国古典戏剧史的高峰，作家队伍庞大，尤其是少数民族剧作家的创作，成为元杂剧的一大亮点。其中，石君宝、李直夫、杨景贤、丁野夫等人的创作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20世纪以来，有关他们的研究，在文献整理、文本解读以及文学史意义估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割裂舞台演出与剧本文学的案头化研究倾向较为严重。

20世纪；元杂剧；少数民族

元杂剧是我国古典戏剧史的一个高峰，其集金、宋以来杂剧、院本、鼓子词、诸宫调、傀儡、影戏之大成，发展成为了有曲、白、科体等体制全备的真正戏曲。元杂剧作家队伍庞大，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其中，少数民族杂剧作家的创作，一方面与元杂剧创作的主流融合在一起，体现着元杂剧共有的时代特征和艺术风貌；另一方面则又表现出其独特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据现存文献记载，元代少数民族杂剧作家至少有石君宝、李直夫、杨景贤、丁野夫四人，而除丁野夫外，其他三人均有作品传世。他们的创作，在元代纷繁奇丽的杂剧创作中，呈现出了别具的特征。元代少数民族杂剧创作研究的开展，离不开对作家生平、思想、心态等方面的研究。但是，由于文献记载的阙如与混乱，相关研究做起来并不容易。元杂剧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兴起，但是有关少数民族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仅局限于生平考证方面。这种局面直到80年代才实现多方位的突破，并在作家与作品研究方面获得了较大进展。截至到目前，元少数民族剧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依然处在不断地开拓之中。

一、石君宝及其剧作研究

石君宝是元代重要的女真族戏剧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也较大。据《录鬼簿》与《太和正音谱》所载，石君宝前后撰有10种剧作，但留存至今者只有《秋胡戏妻》《曲江池》和《紫云亭》。20世纪30年代，卢冀野先行编辑出版了《石君宝杂剧》(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版)。到90年代，黄竹三又校注出版《石君宝戏曲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均收入了这三部剧作，并对原文进行了校注。这些文献的整理，对石君宝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石君宝所留存的剧作，在当时颇有声望，在后世也较受关注。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石君宝研究较少，进入21世纪以来,石君宝研究逐渐增多，仅以数量论，近15年来的论著成果数量达到20世纪成果总数量的4倍多。现即拟以时间为主轴，对半个多世纪来学者对石君宝的生平传记、代表剧作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情况具体加以评述。

(一)生平传记研究

一般而言，作家的籍贯对其创作会产生重要影响，对作家的籍贯加以考察，于解读作品具有重要意义。也正是认识到了这种重要性，研究者对于石君宝的生平传记考证一直非常谨慎。石君宝的生平事迹不详。贾仲明《录鬼簿》将其列为“前辈才人”，仅注“平阳人”。治文史者一般将其视作生活于元代初年的平阳籍剧作家。20世纪50年代，孙楷第在《元曲家考略》中考证称，石君宝当为与王恽友善的石琖君宝，并解释说，金灭北宋后，石君宝先祖由盖州迁移到平阳，实际上，盖州是其本贯。孙楷第先生的观点影响很大，大多数著作都认同并采用之，如颇具权威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与李修生《元杂剧史》等，都把石君宝为盖州女真人列为一说。孙氏之论堪为目前最为流行的说法。

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黄竹三《石君宝研究三题》等，就提出：石盏德玉不是石君宝，也不是盖州女真人*黄竹三.戏曲文物研究散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388.。针对孙黄二人的争议，马艳与田同旭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石君宝本辽东盖州女真人，归葬第二故乡汲县，或为汲县乡贤受到祭祀。并且，在孙楷第所列证据的基础上进行考察后，两人认为，石君宝是一个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但是仍保留了女真民族的社会习俗与草原文化的道德观念的剧作家。他的杂剧表现出较多女真民族社会生活习俗及草原文化道德观念，这也恰好可以作为旁证，进一步说明“石君宝确实是一位从盖州进入中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而被汉化的女真民族元曲家”*马艳，田同旭.元曲家石君宝籍贯考论[J].晋阳学刊，2008(6)：111-114.。而对马艳与田同旭的说法，范春义则提议：“在石君宝的籍贯问题上，现有材料不能证明孙楷第等人之说，遵从《录鬼簿》之说还是比较稳妥的做法。”*范春义.石盏君宝非杂剧家石君宝申证[J].中华戏曲，2010(2)：264-270.

以上争议出现之后，近几年来出版的较为流行的有关石君宝的著作中，对于石君宝的生平传记论述往往采取以下两种态度：一是坚持《录鬼簿》之说，仅言其为平阳人，以张炯等主编《中国文学通史·元代文学》(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与张晶主编《艺术概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为代表；二是，认同孙楷第之论，视其为女真人，以云峰著《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与赵志辉主编《满族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为典型。

在古代社会，较之诗文，戏曲地位较低，因此，记录戏曲家活动的资料较为匮乏。若有新的相关材料问世，往往会引起极大关注，争议也由之而生。研究者对于戏曲家石君宝生平传记的不断探讨，就属于此种情况。

(二)《秋胡戏妻》等剧作研究

在现有的各种文学史、戏剧史中，对石君宝的杂剧创作往往有着较为一致的评论。不过，在论及不同作品时，各家观点又不尽相同。在现存剧作中，石君宝《秋胡戏妻》一剧，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尤为突出，故也最受学者关注。

秋胡戏妻故事在汉代就已盛行，最早见于刘向《列女传》，之后历代各种文体都曾演绎过它。石君宝根据秋胡戏妻故事创作成杂剧，这是现存最早关于秋胡戏妻的戏剧文学体式。对秋胡戏妻主题进行历史性考察，然后对石君宝杂剧展开评论，是目前《秋胡戏妻》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20世纪末期，骆玉明等人曾结合其他作品对《秋胡戏妻》作比较性研究。其《〈陌上桑〉与“秋胡戏妻”的故事》(《古典文学知识》1996年第1期)，从故事发生的地点、人物、情节等方面，对诗歌《陌上桑》与杂剧《秋胡戏妻》加以比照。进入21世纪以来，刘玉红《“秋胡戏妻”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背景》(《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结合社会文化生态的变迁，对汉代《烈女传》、魏晋《秋胡行》、唐代《秋胡变文》以及元杂剧《秋胡戏妻》等，展开纵向研究，并揭示出文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相对而言，谷曙光与傅怡静的研究更为深入和具体，他们从结构情节、人物塑造、曲白文辞等三方面，考察了石君宝对前代同题各文体的承袭、改造与创新，认为：“石君宝的《秋胡戏妻》无疑是两千年来演绎秋胡故事的一个关捩点，它敷演秋胡故事最为成功、最受欢迎、最有影响，具有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谷曙光,傅怡静.论石君宝杂剧《秋胡戏妻》对前代相同题材各文体的承传创变[J].民族文学研究，2005(2)：106-111.

《秋胡戏妻》塑造了个性鲜明而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罗梅英形象，不少学者对这一形象展开研究。在20世纪研究者眼中，罗梅英是虽被“三座大山”压迫却敢于挣脱封建势力的压迫并主动追求自主地位的底层劳动妇女。如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等，都认为罗梅英敢于反抗，体现了中国女性勤劳奉孝、忠贞守节的美好品质。近年来，也有不少人从女性主义出发，给予罗梅英以高度评价。张大新《石君宝杂剧对爱情婚姻题材的拓展与深化》(《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就指出，《秋胡戏妻》诸剧代表挣扎在夫权制度底层的妇女大众喊出要求人格独立的心理呼声，并力图将带有谋求人格独立、倡导男女互敬互爱等鲜明指向性的民主意识引入家庭生活领域，呼吁重构通情达理的婚姻道德观。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广义的文化角度出发，对《秋胡戏妻》加以观照。翁敏华《〈秋胡戏妻〉杂剧与“桑林淫奔”古俗》(《中华戏曲 第26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可谓其中代表，其认为《秋胡戏妻》杂剧所蕴含的文化意象具有两重性，它是远古“桑林淫奔”习俗(生殖崇拜)与中古“陌上桑”拒婚传说的双重叠合。也有人认为，《秋胡戏妻》一剧，既折射出当时社会生活之一角，同时亦反映了中原儒学及草原文化在作者身上的矛盾统一*李芊.二元文化下的矛盾统一——石君宝《鲁大夫秋胡戏妻》解读[J].语文学刊，2010(23)：71-72.。

相比而言，人们论及石君宝剧作时，往往只谈《秋胡戏妻》，鲜有人注意《曲江池》。《曲江池》全剧四折一楔子，演绎了官宦子弟郑元和与名妓李亚仙相爱及郑落魄后唱出殡挽歌等故事。其实，《曲江池》在文学史上地位也很高，对后世戏曲有着极大的启迪作用，其直接影响了明朱有燉的同名杂剧《曲江池》以及徐霖(一说薛近衮)传奇《熽襦记》等。清人所辑《缀白裘》，也曾收入这一题材戏11折。甚至直到现在，京戏、川戏、郿鄠戏、越剧、粤剧、秦腔、昆曲、滇剧、梨园戏、河北梆子等多种地方戏，都保留了这个传统剧目。20世纪80年代，周晓痴的硕士学位论文《试论石君宝的〈曲江池〉》作了专门性研究，并且列举了《曲江池》剧的四大创新之处：一是，创造出具有自己时代历史真实感的妓女形象；二是，创造出元代妓女形象中的“这一个”；三是创造了一个值得重视的男性配角形象；四是，在艺术表现上颇具特色*周晓痴.石君宝《曲江池》初探[J].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6)：47-52.。

除此外，也有不少学者从其他视角切入，对石君宝及其剧作展开研究。具有代表性者，一是，王桂清《试论石君宝笔下的三位妇女形象》(《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通过对石君宝剧作的女性人物加以考察，认为主人公处在社会底层，但她们美丽、善良，追求爱情幸福。这些人物的塑造，从一个方面折射出元代真实的社会生活，从中也可窥见作者的进步思想。二是，张大新《20世纪元代戏剧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将石君宝纳入元代平阳剧作家群中加以研究，认为石君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杂剧家，他的创作一方面丰富了元杂剧花苑，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元代的多民族文化交融，值得赞扬和肯定。

对50多年来的石君宝研究加以重新审视后，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即石君宝研究自20世纪末以来,一直处于停滞期而未能实现突破。其具体表现为，无论何种类型的专著，但凡言及元代戏剧，几乎都会提到石君宝及其创作。这类著作数量颇丰，可达200余种。现以各种通史、断代史、分体史、区域史、民族史等著作为例，其中以石君宝及其剧作为章节者，至少有30种。但是，除了少数几部著作外，各种有关石君宝及其剧作的一是论述大体上大同小异，不同著作之间论点辗转相袭；二是专著中相关的论点多落后于单篇期刊的研究。就整体来说，其中真正的属于开拓性的论著则相对较少。这是今后石君宝研究应该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

二、李直夫及其剧作研究

李直夫是元代另一位比较有成就的女真族杂剧作家。据著录，其共创作有12种杂剧，但是仅有1部《便宜行事虎头牌》(简称《虎头牌》)得以完整留存。关于李直夫及其剧作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一是属于考证类的生平传记与文献整理研究；二是自不同视角切入的《虎头牌》作品研究。元人钟嗣成《录鬼簿》与明人朱权《太和正音谱》等曲学著作中，对其生平及所创作的剧目均有简要记载。当代学者邓绍基《元代文学史》和郎璎《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等著作，亦对李直夫及其创作给予了评述。但总体观之，对李直夫及其创作的评介还不是很多，与其创作实际还不是很相符。

(一)生平著述研究

关于李直夫的生平传记情况，最早见于元人钟嗣成《录鬼簿》与明人朱权《太和正音谱》等著述。《录鬼簿》卷上“李直夫”条注云：“李直夫，德兴人。女真郎蒲察李五。”正文云：“蒲察李五大金族，邓伯道，夕阳楼，劝丈夫。虎头牌，错立身，怕媳妇。谏庄公，颍考叔。俏郎君，谎郎君，各自乘除。渰蓝桥，尾生子，教天乐，黄念奴，是德兴秀气直夫。”著录了其所做的11种剧。此外，《太和正音谱》将李直夫列入“古今群英乐府格势”的“元一百八十七人”中，并评其“李直夫之词如梅边月影”。这两种文献，构成了后代学者李直夫生平与创作考证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孙楷第《元曲家考略》针对《录鬼簿》中的记载加以考补。其依据史志以及元明善《清河集》等，考证称：一是李直夫为保安州人；二是李直夫尝官湖南宪使；三是李直夫为元代延祐间人*孙楷第.元曲家考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8.。孙氏之说，影响甚大，目前最为流行。但是，也有学者提出质疑。刘荫柏《李直夫及其戏剧初探》(《民族文学研究》1991年第1期)与徐朔方《曲牌联套体戏曲的兴衰概述》*徐朔方.徐朔方说戏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0.等，则提出湖南宪使李直夫与剧作家李直夫是否为同一个人，尚待更有说服力的证实。对于李直夫的活动年代，徐朔方也不同意孙楷第的说法，但是却没有作进一步考证。现在学界，则多认同李直夫为金元之间人。

关于李直夫的剧作，不同著录略有差异，大体上则无差。赵志辉《满族文学史》曾对这些剧作略加介绍。一直以来，学者都较为重视李直夫剧作的文献整理，不少相关选本均对其剧作有选录与介绍。较为流行者如有王季思等选注《元杂剧选注》(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等。尤其是随着文献获取手段的发达与社会对国学的重视，现在李直夫剧作文献在真伪考辨、残本辑补、佚作收集以及注释评议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提升，并且越来越由学术类研究转向一般性普及。

(二)《虎头牌》研究

李直夫的剧作仅有《便宜行事虎头牌》以全剧见存，故学者对它的关注也最为集中。不过，就期刊论文而言，截至目前仅有数篇相关研究成果，分别为：车锡伦与袁爱国《浅论女真族剧作家李直夫的杂剧〈虎头牌〉》(《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卞兆明《李直夫的〈虎头牌〉谈片》(《苏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刘荫柏《李直夫及其戏剧初探》(《民族文学研究》1991年第1期)与曹丽静《李直夫杂剧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与单篇论文的情况相反，李直夫在不同的文学史书写中，却是一个绕不过的节点。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等，均对李直夫设有专节加以介绍。尽管，其中有关虎头牌的论述大多相同，往往以一般性介绍为主，但是，却也可以于此看出《虎头牌》一剧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关于《虎头牌》本事，历来存有争议。明人何良俊《曲论》称：“《虎头牌》是武元皇帝事。金武元皇帝未正位时，其叔饯之出镇。”*何良俊.四友斋丛说[M].北京：中华书局，1959：340.其所谓武元皇帝，即金太祖阿骨打。不过，学界亦有不认同此说者。严敦易在其《元剧斟疑》中，曾详细辨析其剧情后，提出“将本剧故事，说成阿骨打事，自属缠误。”*严敦易.元剧斟疑[M].北京：中华书局，1960：710.徐朔方也反驳道：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七将武元皇帝看作是剧中主角山寿马，“这是明朝名士因读书不求甚解而造成的一大误会”。山寿马只是佩带创自武元皇帝的虎头牌的一个千户*徐朔方.古代戏曲小说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98.。

反映女真民族的历史生活，是女真民族文学的重要特征。相对而言，李直夫的《虎头牌》，“民族特色较为明显集中，很有典型意义”*田同旭.元杂剧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381.。正因为此，不少学者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层次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中国文学史》较早地在通史中对李直夫给予评论，尤其指出了所带有的女真民族文化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774.。赵志辉所主编的《满族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就是在满族文学的视阈下评论道：在金元戏剧发展史上，女真人李直夫的作品，不仅反映了女真民族的生活，而且，在艺术形式上采取了女真乐曲。车锡伦与袁爱国认为，李直夫作品中，是出于一定的民族意识，并表现出对本民族的热爱*车锡伦,袁爱国.浅论女真族剧作家李直夫的杂剧《虎头牌》[J].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4)：91-118 .。田同旭《元杂剧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也认为李直夫：“带着一种深厚真挚的民族感情写成《虎头牌》，借以张扬女真民族的民族精神。”*田同旭.元杂剧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78.不过，有学者指出，“李直夫虽为女真人，在元杂剧作家群中，也并无特予提出的意义。蒲察李五，与后此之蒙古人杨景贤，他们的作品和身上，都不见蒜酪水草、平沙大漠的遗风了。”*严敦易.元剧斟疑[M].北京：中华书局，1960：714.

三、杨景贤及其剧作研究

杨景贤是元明之际杰出的剧作家。经检览相关学术文献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杨景贤及其剧作研究的热度虽不及元代一些知名的汉族剧作家，但是，其在整体上始终处于不断上升趋势，而且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自1949年到1980年间，基本属于空白期；20世纪最后20年，研究逐渐增多；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均获得了新的拓展。现对有关杨景贤生平传记、思想观念、重要剧作以及文学史意义等分别展开评述，以期见出半个多世纪以来杨景贤研究的学术谱系及脉络走向。

(一)生平考证

关于杨景贤，《元史》与《明史》均不见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录他生平事迹的是明初无名氏(或曰贾仲明)《录鬼簿续编》。除《录鬼簿续编》外，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也曾提及杨景贤，但是，这些记载都惜乎过简，而且说法不一，因此，对杨景贤的姓名、字号、籍贯、交游、生平事迹等情况进行考镜辨析，成了20世纪学者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20世纪50年代，孙楷第、徐调孚与隋树森等人对元明人的记载进行了重新考证，杨景贤研究也由之被纳入了现代学术研究的体系之中。孙楷第针对天一阁本《录鬼簿续编》与《太和正音谱》等书中相关记载的龃龉之处加以考补。在他看来，一是“景贤与景言，乃一人二字。”二是杨讷为钱塘人。三是杨讷受宠于明成祖朱棣，原因之一在于其善隐语，“其受宠以猜谜”。四是杨景贤“大概生于元至正中，也许生于至正初”。五是杨景贤在永乐初于南京做过官，与汤舜民是同僚*孙楷第.元曲家考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3：57.。孙楷第的诸多观点对后来学者的研究影响非常大，之后的许多研究都基本沿用孙氏之说。

一直到21世纪才有学者对杨景贤的生平情况加以新的补正。其中，在孙楷第等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马冀依据史料作专门性文章，对杨景贤的姓字、生卒年、交游以及他与朱棣的关系等，进行了详尽地考索。其《杨景贤生平考索》(《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年第6期)认为：一是杨景贤、杨景言以及杨景夏等同为一人。二是杨景贤改姓杨，是由于明初统治阶级对蒙古人施加高压所致。三是杨景贤约生于元至正五年(1345)，约卒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卒年75岁左右。四是杨景贤曾久居杭州。五是杨景贤与贾仲明、汤舜民等较好，而且可能还与王彦中、徐景祥、丁仲明等文人才子，过从甚密。六是杨景贤虽得朱棣赏识，但是没有出任正式官职。此外，马氏还对孙楷第与邵增琪的杨景贤为“文化特务说”予以反驳。马冀认为“特务”一说“太过分了”，原因有四：一是《西湖游览志余》所言杨景贤入值的原因属于孤证。二是从杨景贤的作品和友人的评价来看，其对政治不感兴趣。三是制谜猜谜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四是从《西游记》杂剧来看，杨景贤担任“戏曲顾问”工作相当繁重，因而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做朱棣的“政治隐语”顾问。

除了《刘行首》与《西游记》外，杨景贤其他的杂剧著述或仅以目存，或留以片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关杨景贤杂剧著作的归属问题，在学界一度曾产生争议。20世纪50年代，徐调孚指出现存版本称《西游记》为元吴昌龄撰不确，应为杨景贤，同时，又指出《马丹阳度脱刘行首》恐非杨景贤所撰，而主张将此剧著作权归于无名氏*徐调孚.现存元人杂剧书录[M].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84.。隋树森《元曲选外编》收录《西游记》，并在题记中认同孙楷第的说法，即作者为杨景贤而非吴昌龄*隋树森.元曲选外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633.。到80年代，周双利与阿实干合撰《杨景贤戏曲著作考辨》(《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进一步就杨景贤的戏曲著作加以考辨与注释。有关杨景贤杂剧著作的归属以及篇目诸问题，由之基本得以解决。

(二)思想研究

作家的思想观念与其作品所体现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研究者往往从作品去归纳作家的思想，也从作家的思想去研究其作品，但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杨景贤的思想与其作品的思想存有一致之处，但也存在着差异。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研究者往往将杨景贤的某一的剧作体现出来的思想与其本人的思想混在一谈，多数以某一剧作的思想代替其本人的思想观念。如顾岱祖《〈西游记〉评介》(《北京大学学报》1973年第1期)通过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与吴承恩的小说作比较，认为后者具有进步的反封建思想。其言下之意就是杨景贤思想带有落后的封建性。

一直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研究者开始重视起杨景贤本人的思想观念研究，周双利《论杨景贤的哲学思想》与白乙拉《论杨景贤的女性观》可谓其中代表。前者认为杨景贤在政治思想上，反映出一些民主主义的要求，而其哲学思想更多地代表了市民阶层的利益。文章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唯辩证法的认识论,去评判杨景贤的哲学思想，既肯定了其民主性的精华，同时也指出了其带有封建性的消极的一面*周双利,王坤.论杨景贤的哲学思想[J].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82(1)：1-8.。后者认为杨景贤“深刻了解封建社会妇女的悲惨境遇，形成了带有平等意识的迥异于封建礼教的女性观”*白乙拉.论杨景贤的女性观[J].内蒙古师大学报,1991(2)：74-138.。两人的研究研究思路，明显受到了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生态的影响。

21世纪以来，对于杨景贤的思想又有了新的认识。其中具有代表性者，一是谢柏梁《元杂剧中的佛法救世精神》(《东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认为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对应了佛法杂剧的逻辑秩序，因此具有佛法救世精神。二是丽琴的《蒙元文化视野下的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研究》(内蒙古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出：《西游记》等，折射出杨景贤具有“蒙古族特有的好奇、天真的天性和敢于冒险的精神”。

(三)作品研究

受小说《西游记》研究的影响，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在整个20世纪也颇受人关注。胡适是将小说《西游记》纳入现代学术研究之中的重要人物，在其《西游记考证》中，就曾论及杨景贤的《西游记》，也使得之后的研究者将其作为了重要的研究对象。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20年间，关于《西游记》杂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隋树森《元曲选外编》为代表的各种元杂剧选本几乎都会辑录这一杂剧。二是将其与《西游记》小说进行比较研究者较多。其中，李祜《论“西游记”》就情节而论，认为杨景贤在剧作中写到了后来《西游记》小说中的众多情节，包括闹天宫、收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女人国逼配、火焰山借扇等。其意义在于，在内容和人物方面对之前的“取经诗话”更加复杂化*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203.。兆明编写《吴承恩和西游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则以更大的篇幅论述《西游记》杂剧的文学史意义：确定了孙行者的主角地位，并且赋予孙悟空在小说中所体现的主要特征；出现了猪八戒形象，将其确定为重要角色。完成了西游记的取经队伍；增加了“女人国”等清洁，使西游故事不断丰富起来。在80年代之前，不同的学者多采用比较学的方法，一方面指出了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在西游故事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同时，又详细地指出了杂剧与小说之间在人物构成、故事情节设计等方面的不同之处以及承接之处。而这些论断在被纳入高校文学史教材中之后，几乎成了定论。

进入20世纪末期，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被给予了更高评价。对此，赵相璧《杨景贤及其杂剧〈西游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就论道：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集中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有强烈的感染力，是一部较好的作品。此外，周双利与王坤《杨景贤的生平、思想与创作》(《文学评论》1982年第1期)也认为，杨景贤杂剧《西游记》出现在吴承恩小说《西游记》之前，对小说的创作也起过推动作用，应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熊发恕《〈西游记杂剧〉作者及时代考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也评论道，《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是现存时代最早的唯一整剧传世写唐僧取经故事的戏曲，在明代神魔小说百回本《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荣苏赫等主编《蒙古族文学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论述杂剧创作时，将《西游记》杂剧列为专节而论，具有集之前研究之大成的意义。

21世纪以来，关于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的研究主要有：云峰《论蒙古族戏剧家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对吴承恩〈西游记〉小说成书之影响》(《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张大新《〈西游记〉》创作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之再认识》(《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1期)、陈霞《西游戏的传承与发展：从单篇小戏到连台本杂剧》(《戏曲研究》2009年第2期)、张红旺《杨景贤及杂剧〈西游记〉》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等。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小说《西游记》与杂剧《西游记》之间的关联。截止到现在，学界基本形成共识：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确实对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产生了较大影响，其既是优秀戏剧之作，也是研究元明戏曲创作和西游故事的发展演变直至百回本《西游记》小说的珍贵资料。

此外，也有学者就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展开研究。如马冀《论杂剧〈西游记〉的人物形象》(《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指出，杨景贤杂剧《西游记》在人物塑造方面，不仅以取经四众为核心，刻画了众多人物形象，而且努力追求性格化，更难能可贵的是，深入人物内心世界，以善意的、揶揄的眼光去描写人们对欲的追求。此外，杨景贤还善于以富于生活情趣的情节强化人物性格。温斌则重在论剧中的猪八戒形象以及女性形象，其《杨景贤与猪八戒形象塑造》认为，杨景贤开创性地展示了猪八戒卓有文化内涵的艺术形象，其佛道魔一体的世俗宗教文化特征体现了世俗化审美与草原文化的有机融合*温斌.杨景贤与猪八戒形象塑造[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4)：238-239.。其《杨景贤〈西游记〉中独特的女性形象》则对剧作《西游记》所塑造的众多鲜活灵动又富有个性解放色彩的女性形象展开研究，并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其“凝聚了不断进步的时代精神和鲜活跃动的民族文化，进一步丰富了古代文学创作的女性世界”*温斌.杨景贤《西游记》中独特的女性形象[J].阴山学刊,2012(6)：36-38.。

(四)文学史意义

伴随着杨景贤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他的认识越来越趋向客观与全面，对其文学史意义进行重新评定，成了题中之意。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曾评论道：“蒙古色目人中，亦有作小令套数者，而作杂剧，则唯汉人。”对此，赵相璧《杨景贤及其杂剧〈西游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予以反驳，称杨景贤是蒙古族第一个剧作家，其杂剧《西游记》比吴承恩所著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早200多年。21世纪以来，杨景贤的文学史意义研究从传统元杂剧拓展到蒙汉文化关系、蒙古族文学史上的地位研究，甚至被提升到中国文学史地位的高度，显然，这是对杨景贤文学史地位和意义的重新考量与发现。这种新的考量和发现，得益于杨景贤研究取得的新成果。金小平《论杨景贤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提出：理应提高杨景贤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确实，据赵相璧《历代蒙古族著作家述略》考证，元明两代的蒙古族汉文作家里，戏曲创作中杨景贤作品最多、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可谓是“杂剧衰微时期独自闪耀的明星”。

杨景贤作为一个蒙古族戏剧家，他的杂剧创作具有多方面的贡献。当代学者中，云峰先生一直致力于元代民族文化与文学研究，创获颇丰，出版《民族文化交融与文学研究论稿》《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对杨景贤及其剧作给予了重点关注。他曾评论道：杨景贤“为蒙汉文学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蒙古族文学史和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定地位。”*云峰.元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245.从杨景贤的创作实绩来看，此论堪为公允。

四、结 语

就整体而言，元代少数民族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在20世纪完成了作家生平与著作考证后，似乎一直处在了瓶颈期，其主要表现为研究者在研究中，尚未脱离作家思想、作品主题研究的老套路。此外，杂剧的案头化研究越来越趋向极端，几乎没有人会把剧本文学和舞台演出结合起来考察。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因为21世纪以来学者关注点逐渐由元曲转向了元代诗文；二是因为在学术观念上并未有出现较大的更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元杂剧研究能寻找到新的学术“增长点”，并能与诗文一起获得均衡发展。

〔责任编辑：都媛〕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the minority dramas in Yuan dynasty since the 20th century

Luo Haiyan, Yu Dongxin

(1.Institute of Literature,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ianjin 300191, China； 2.College of Literatur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the Nationalities, Tongliao 028000, China)

The Yuan Opera is the peak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al drama, and the writers’ team is huge. The creation of minority dramatists has become a highlight of the Yuan drama. Among them, Shi Junbao, Li Zhifu, Yang Jingxian, Ding Yefu and others have the highest achievements and the greatest impac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he research on literature arrangement, text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shortcomings, especially the writing tendency of separating stage performance and manuscripts study became very serious.

the 20th Century；Yuan Dynasty dramas；minority nationalities

10.16216/j.cnki.lsxbwk.201705071

2017-05-0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史”(1949-2009)(13&ZD121)

罗海燕(1982-)，男，河北平山人，天津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于东新(1968-)，男，内蒙古通辽人，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辽金元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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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0-1751(2017)05-007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