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健男

(辽东学院 师范学院，辽宁 丹东 118003)

【文学研究】

因果报应观念向中国古代小说的渗透与深化

史健男

(辽东学院 师范学院，辽宁 丹东 118003)

因果报应观念在小说形成独立文体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并为儒道佛三家所共同张扬。无论是在中国人的心理层面还是在小说的叙述层面，因果报应观念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都是毋庸置疑的。魏晋时期，因果报应观念向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内容不断渗透，在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建构叙事结构等方面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与成熟。隋唐以来，因果报应观念不断深化，通过不同叙述视角的分裂与转移，在小说叙述话语方面取得了有效的突破。宋元之后，因果报应观念继续在小说叙述动作中不断深化，并努力尝试打破自身原有的封闭自足的结构体系，以实现作者、作品、读者的有机连接。

因果报应；古代小说；叙述内容；叙述话语

什么是因果报应？《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中，月明回答柳翠问因果时有这样一段话：

前为因，后为果；作者是因，受者为果。假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是因，得是果。不因种下，怎得收成？好因得好果，恶因得恶果。所以说，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1]456

我们也可以通俗地将因果报应观念概括为如下偈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或“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等等。

因果报应观念在小说形成独立文体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并为儒道佛三家所共同张扬。儒家典籍《尚书·汤诰》中有“天道福善祸淫”一说；《易·坤卦·文言》也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教早期经书《太平经》对因果报应进行了具体解释，不仅将因果报应概括为“善自命长，恶自命短”，而且提出“承负”说，即：善恶报应不仅会应在自身，而且会流及后世子孙，其本人也要承负先人善恶带来的报应。佛教认为，生死福祸、富贵贫贱都是报应，六朝僧人慧远作《三报论》《明报应论》等文章，详尽阐发了“现报”“生报”“后报”理论，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给世代中国人以巨大而沉重的精神压力。当然，中国的史学家们(如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也曾对“天道循环，必佑善人”的观念表示出明确的警惕与怀疑，但从祥林嫂询问有无地狱的情景不难看出，无论是在中国人的心理层面还是在小说的叙述层面，因果报应观念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都是毋庸置疑的。

一、因果报应观念向中国古代小说叙述内容的渗透

传统叙事理论最关心的就是叙述内容，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叙述者总是有意无意地试图与接受者达成某种默契，让其相信自己所讲述的故事包括事件、人物、场景等是真实的。如在唐传奇篇末，叙述者往往刻意说明这个故事从何得知，有时甚至还要介绍作品中人物的近况如何，这显然是希望读者把这些神奇荒诞的故事当作真实的事件来接受。魏晋志人志怪小说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发端更是如此。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开篇便提到：“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2]24

想要打破生死界限，连接天上人间，向读者展示一个荒诞离奇且“真实可信”的生动故事，再没有比因果报应观念更合适的桥梁和纽带了。以《宣验记》中的一个故事为例：

沛国周氏有三子，并喑不能言。一日，有人来乞饮，闻其儿声，问之；具以实对。 客曰：“君有罪过。 可还内思之。”周异其言，知非常人。良久乃云：“都不忆有罪过。”客曰：“试更思幼时事。”入内，食顷，出曰：“记小儿时，当床有燕窠，中有三子，母还哺之，辄出取食。屋下举手得及；指内窠中，燕子亦出口承受。乃取三蒺藜，各与之吞，既皆死。母还，不见子，悲鸣而去。恒自悔责。”客变为道人之容曰：“君即自知悔， 罪今除矣！”便闻其儿言语周正，即不见道人。[3]4090

首先，因果报应观念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并塑造了人物形象。这篇简短的小说主要叙述了三个事件，周氏三子不能言，周氏幼时害燕，道人指点迷津。本来前两个事件风马牛不相及，是偶然事件，但由于第三个事件的介入，二者之间构成了因果逻辑而得以连接，故事才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情节发展。而道人指点的迷津关键所在正是因果报应观念。从人物性格方面来说，周氏“异其言，知非常人”显出明智，两次回忆显出爱子心切和从善如流，“恒自悔责”显出本性善良、知错能改，而贯穿周氏全部行为，能够统摄其生命的总体性格特征的恰恰也是因果报应观念。周氏正因为相信因果报应观念，所以才相信道人的话，才思及幼时之事，才获得悔责的机会。

其次，因果报应观念建构了相对稳定的叙事结构。从故事的结构序列来看：“周氏有三子”是平衡的，三子不能言是潜在的不平衡，客曰“君有罪过”使得既有的平衡彻底遭到了破坏而达到显现的不平衡，周氏回忆幼时经历是为恢复平衡做出的努力，最后由于“恒自悔责”而使“罪除”，三子能言，故事的结构重新恢复平衡，周氏的努力获得了积极的结果，故事的结局出现了肯定性平衡。由此可以看出，打破平衡的原因是周氏幼时过错的果报，恢复平衡的原因是周氏当下悔责的果报，道人的指点是对于因果报应观念的启悟，周氏的回忆是对于因果报应观念的洞察。如果打破叙述序列重新组合，周氏害燕——三子不能言，周氏自知悔——三子能言，就更明确地反映出因果报应观念在作品的深层结构中潜含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心理。

魏晋以降，因果报应观念向中国古代小说叙事内容渗透的例证不胜枚举，仅就《太平广记》而论，编者列出的“因果报应”类小说从一百零二卷至一百三十四卷，共计三十三卷五百余篇之多。尽管体现因果报应观念的具体表现手法不同，但以因果报应的故事作为小说的基本题材和叙事内容这一点是十分易于了解和把握的。每个故事都必得善恶果报而后已，有的甚至直接来源于宗教果报故事，无论贵贱，无论男女，颇有报应面前人人平等之意。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尽管在叙事结构上出现了模式化的倾向，但却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的题材，为后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土壤和养分。

二、因果报应观念在中国古代小说叙述话语中的深化

同一事件是这样“说”，还是那样“说”，其效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就体现出叙述话语对叙述内容和叙述接受的重要影响。隋唐以后，小说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发展，“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2]44如《宣室志·李生(一)》[4]20中强调视角的转移与分裂，叙述话语的作用和意义得以突显。

李生二十七年前谋财害命，二十七年后被王士真杀害。从叙述内容上看，王士真与李生杀害的少年年岁相合、容貌相似，这两个细节足以暗示小说的果报主题。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信息却并不为当事人所全部知晓。作者没安排一个具体的启悟式情节或人物来沟通所有当事人的知觉信息以及他们的心理感受，作者更没有将当事人和局外人的全部知觉提升到一个无所不知、全知全能的角度，而是通过人物的各自感受，以及他们对遭遇到的事情的各自理解，渐渐勾画出事件的丰富全景。篇中每个人物自身都是相对独立、相对封闭的，其构成的一个完整自足的世界只是在旁观者太守那里得到了重新粘合，以形成一个多侧面的，更具有立体感的世界。只有在太守那里，从他的视角来进行观照，我们才了解李生和他那位跋扈的上司自我世界的各自缺残。

至此，将因果报应观念引入小说创作，就不仅只为在叙述内容上确立教化性主题，而是作者塑造性格各异的人物群像、展现丰富复杂的艺术世界的自觉追求。小说刻意使用两种视角，即：肉眼凡胎、冥顽不化的普通视角和洞穿因果、置身事外的特殊视角，既深化了小说思想的复杂性，也提升了小说艺术的多元价值。

三、因果报用观念在中国古代小说叙述动作中的深化

宋元明清，通俗文学蓬勃发展，白话小说创作已不再仅仅是宣扬宗教思想、伦理道德的工具，转而开始自觉追求鲜明形象的塑造和审美思维的表达。随着因果报应观念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不断内化，其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思维机制的渗透和冲击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因果报应观念强化了小说家缀连形象因素的思维聚合力。正是因为强调因与果的相互转化和相互制约，才使得诸多生活具象趋于某种组合的秩序性和运动的序列化。由此，小说的逻辑理性才能在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美学中获得应有的位置。另一方面，因果报应观念诱导着小说家对艺术虚构性与叙述自律性的自觉认识。白话小说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较长的篇幅从广度和深度上概括了社会历史生活，从生动入微的生活细节中虚拟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并以人物命运为纲谋篇布局，这确实是因果报应观念渗入中国古代小说创造思维并得以深化的结果。

在许多白话小说中固然也有神道施报的情节，但多数已经淡化。作者浓涂重抹的因果报应不再是某种神意支配的结果，而是人的自身行为和人际关系在小说情节发展中的自然展开。如《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一文中，叙述者有这样一段议论：

看官们，你道三巧儿被蒋兴哥休了，恩断义绝，如何恁地用情？他夫妇原是十分恩爱的，因三巧儿做下不是，兴哥不得已而休之，心中兀自不忍，所以改嫁之夜，把十六只箱笼，完完全全的赠他。只这一件，三巧儿的心肠，也不容不软了。今日他身处富贵，见兴哥落难，如何不救？这叫做知恩报恩。[1]28

蒋兴哥落难，被已经别嫁他人的前妻王氏竭力搭救，这种善报不是上天的干预，而是蒋兴哥自己的仗义和三巧儿对他的感恩，是处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人物的行为及其后果推动着情节向前发展。

从上述例证中我们不难发现，因果报应观念作用于小说的创作思维是通过叙述动作来实现的。以什么样的方式讲述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它影响着读者的态度和评价。作者为追求叙述效果的表达开始关注叙述动作，叙述者的声音凸显出来，脱离叙述的故事内容，成为被关注的对象。还以《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为例，开篇曾有这样一段话：“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看官，则今日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弟子做个榜样。”[1]1这里明确地指出了叙述接受者——“看官”，故事的语境和道德意义只有对这个合乎作者要求的“看官”来说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正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在的序言中叙述者要求的那样，“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若读到古人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叙述者讲述故事时，心中有一个潜在的叙述接受者，这显然是抽象思维在小说创作中的直接参与。大家更为熟知的是《红楼梦》中叙述者的感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些都是在召唤特定的接受者。至此，因果报应观念便打破了原有的封闭自足的结构体系，做出了连接读者与作者、读者与作品的努力与尝试。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因果报应观念是以唯心主义哲学本体论为其思维前提的，它在根本上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因此有着不可逾越的文化缺损和思维局限，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受因果报应观念影响甚深的中国古代小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叙事思维上呈现出一种超稳态的定向，如情节的单向叙述，因果轮回的大团圆结局等。正如李渔所说，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情节叙述均以“一人一事”作主脑，“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贯穿只一人也”[5]19。尽管因果报应观念把小说叙事思维逐步引向了审美化，但同时又束缚了小说家在情节叙述上的思维创造力。因果报应观念对中国小说传统叙事思维的负面效应在明清园林美学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意识获得社会认同之际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叙述序列主体逐步以多元空间的情节因果链代之。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因果报应观念经过了十几个世纪的变迁，其对于中国小说创作和接受心理的影响仍然是广泛而深刻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新世纪以新的眼光和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古老的文学问题。

[1][明]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宋]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4][唐]张读.宣室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

[5][清]李渔.闲情偶寄[M].北京：中华书局，2007.

(责任编辑：孙希国)

Infiltration and Deepening of Karma Idea in Ancient Chinese Fictions

SHI Jian-nan

(Teacher’s School,Eastern Liaoning University, Dandong 118003, China)

The idea of karma had been existed in the moral values of the Chinese before the friction became an independent literary form and had been publicized by Confucianism，Taoism and Buddhism. The powerful pervas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idea of karma in both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narration of ancient frictions are undisputed.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karma idea constantly infiltrated into the narrative content of ancient Chinese fictions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the fictions in plots, characters and structures.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idea of karma made breakthrough in the narrative discourse of frictions through the fission and metastasis of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s. After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idea of karma was deepened in the narrative action and made great efforts to break its closed and self-sufficient structure so as organically connect the author, works and readers.

karma; ancient friction; narrative content; narrative discourse

10.14168/j.issn.1672-8572.2017.02.18

2017-02-18

史健男(1981—)，女，辽宁沈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I207.41

A

1672-8572(2017)02-01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