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德

(中共大连市中山区委 宣传部，辽宁 大连 116017)

【文史新证】

对当年“两个小人物”文章的再认识和再评价

张兴德

(中共大连市中山区委 宣传部，辽宁 大连 116017)

对当年的“两个小人物”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那篇文章的再认识、再评价是研究《李希凡与当代红学》不能回避的话题。毛泽东用“很有生气”这个概念来评价“两个小人物 ”文章，实际是提出了一个评价好文章的标准和视角，是对当时文章提出的一个重要要求。“两个小人物”的文章鲜明地回答了当时人们的“社会关切”；提出了研究、解读《红楼梦》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要把《红楼梦》作为小说去阅读和研究。这些思想有划时代意义，是永垂史册的。

“两个小人物”；很有生气；毛泽东

作为“李希凡与当代红学”学术座谈会，有两个话题不能回避。一是六十多年前的那场《批俞评红》大讨论到底应该如何看；二是李希凡先生作为当年的“两个小人物”之一的那篇开局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学价值。那篇文章是李先生学术的奠基之作。这两个问题均属当前红学的敏感话题和热门话题。六十多年来，人们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分歧。凡是熟悉红学那段历史的人几乎都有自己的观点。红学和社会科学有两重性，有纯学术一面，也有非学术的一面。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分歧有些是纯学术的，有些则有更深刻的政治思想内涵。作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历史事件，它将始终同人们对毛泽东的评价联系在一起。对毛泽东的不同认识和评价将会成为中国以后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的重要特征和内容而长期存在，对这两件事的评价分歧也将同对毛泽东的不同认识和评价而长期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第一个问题，笔者借“批俞评红”60周年的节点，于 2014 年分别在上海的《红楼梦研究辑刊》《文学报》、丹东的《辽东学院学报》、 贵州的《红楼》发了四篇文章(这些文章均收到我的《红学热点话题透视》一书中)[1]181-211。文章从多个视角谈应该客观、全面、科学、辨证地看那场大讨论，其核心观点是对其不能全盘否定。应该按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其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那场讨论是建国初期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里的领导地位的需要。实践已经证明全盘否定那场大讨论，产生的社会效果负面的东西太多。六十年后的今天，《红楼梦》研究中的乱象不少，例如，《红楼梦》研究和解读中的泛娱乐化、非文学作品化、非学术化及神秘化，特别是不把《红楼梦》作为小说来读，甚至成了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严重地影响了《红楼梦》的正确传承。

关于对当年的“两个小人物”的那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再认识问题，我今天发表一些看法，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 、“再认识”应该从对毛泽东“评语”的再认识开始

怎么样看当年“两个小人物”的那篇文章，随着对当年那场“大讨论”的认识分歧，也始终存在不同认识。且不论对当年“大讨论”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的人，轻蔑地贬低那篇文章，说什么“这样的文章谁都可以写出来”之类的话。就是一些对当年那场“大讨论”持比较公正态度、对“两个小人物 ”的文章能够客观、冷静对待的人，也普遍认为那是一篇“再普通不过的商榷文章”。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对那篇文章的认识还是《文艺报》当年的按语的水平，即：“作者的观点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不能说这些人的认识和《文艺报》当年的 “编者按”的说法完全错误。但是，我们都知道，当年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中评价“两个小人物”的那篇文章时却用了“很有生气 ”[2]46这样的评语。对毛泽东的这个评价，长期以来，人们因为过多的是关注于毛泽东在信中严词批评《文艺报》和文艺界领导人的内容，而忽略了对这个评价解读，以至于至今没有人专门研究和注意对这个评价的解析，更没有注意到这个评价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笔者认为，过了六十多年，冷静地、客观地、本质地对毛泽东的这个评语进行解读，十分重要。

首先应该认定，毛泽东的这个评价是真实和严肃的，反映了毛泽东对文章的一贯要求。不是一些人所说的不过是所谓“利用”小人物的文章而已(其言外之意是小人物的文章并不怎么样)。毛泽东是国内外公认的诗文大家，他评析古今诗文很多，均有自己的独特视角，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他的诗文功底和思想修养，也足见他的严谨学风。对那些即使可以称为“作枪使”的文章，他也不轻易给戴“优秀”之类的高帽。相反，对不好的文章照样提出批评。例如，1956年下半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收录了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旨在宣传关于合作化运动的优越性，为此他专门为其中一些文章作了按语，这些文章可以称作是他的“枪”了吧？但在称赞、推荐一些好的文章同时，对有些不好的文章文风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本书中所收的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经过几次修改，才使它们较为好读。虽然如此，还有少数作品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仅仅因为它们的内容重要，所以选录了。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 ……”[3]248

毛泽东在这期间多次在有关的场合中强调要写好文章的一些问题。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明确提出文章应该有三性：准确、鲜明、生动。可以看出，这“三性”同“很有生气”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

可见，毛泽东这里提出的“很有生气”的评语，不能认为是信笔而书。这是一个精心的措辞，提出了一个评价好文章的标准和概念。

我们现在如果把《文艺报》的编者按语同毛泽东在这里提出“很有生气”的评价二者放在一起，对比研究，就不难发现，二者的分歧实际是应该从哪个视角、用什么标准去评价“两个小人物”的那篇文章的水平和价值问题。

窃以为，毛泽东这里“很有生气”的内涵，结合“两个小人物”文章的内容解读，至少有这样四个相互关联的意思：其一，文章能够回答社会关切；其二，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和要害；其三，文章中应该有精彩的内容和论述，至少是有部分内容是这样；第四，“很有生气”不等于说文章没有毛病，对文章不能求全责备。当年毛泽东在阅读“两个小人物”文章时，对文章有关部分的表述也有批示，认为有的不妥，须要修改，并提出修改意见。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在总体上对文章“很有生气”的评价。

这四点应该是一篇好文章应有的“特质”。特别重要的是 “回答社会关切”和抓住问题的要害。习近平前几年在视察“北大”时的讲话中，2016年11月在全国文联“十大”、全国作协“九大” 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都讲到了要“回答社会关切”问题。习近平说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习近平这里是对“ 文艺工作者”讲的，对社会科学研究，对红学研究同样适用。毛泽东和习近平提出的这个原则在当前也很重要。现在无论在理论界、文艺界还是红学界，回避社会关切的情况很普遍。文章铺天盖地， 新老八股甚多，或者四平八稳，或者死气沉沉，或者不讲对象、不关痛痒、远离社会关切。 这些文章读之，可能找不出什么毛病，但是最大的毛病是人们看了引不起思考，不能激起人们的兴奋点。“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就是现在读起来，我认为也充满了生气。

二、“两个小人物”的文章鲜明地回答了当时人们的“社会关切”

当时社会处于新中国建国不久的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初步安定，人们生活走入正常、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大家对文化生活有新的和更高的需求。这时，新版《红楼梦》 出版，正被人们所关切。但当时社会受胡适派“新红学”的影响颇深，干扰人们正确地理解《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两个小人物”的文章，正是鲜明地回答了这样的一个“社会关切”。

文章开宗明义地说，“现实向《红楼梦》的研究者提出了迫切的严肃而富有战斗性的要求；正确地分析评价《红楼梦》，使它从各种缪说中解脱出来，让广大人民更好的欣赏它，让文艺工作者正确地学习它，这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当时的情况是“《红楼梦》一向是最被人曲解的作品。近二百年来，红学家不知浪费多少笔墨，不仅他们自己虚掷了时间，而且也把这部现实主义杰作推入到五里云雾中。所以，直到现在，各种各样的缪说还在影响着一部分读者对《红楼梦》的认识。”[4]35-40文章正是以此立意，高屋建瓴，提出了俞平伯红学主张是这些缪说的代表之一，同时又正面提出了正确解读《红楼梦》的几个问题。文章总揽全局，直接回应了当时的社会关切。针砭时弊，切中要害。这种社会关切，也正是毛泽东的关注点，因此，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也就是自然的了。有人用“偶然发现”来解释毛泽东对“两个小人物”的文章的关注和推荐，这是既没理解“两个小人物”的文章的精髓思想，也没有理解毛泽东对其“很有生气”评价的重大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两个小人物”的文章鲜明地回答了当时人们的“社会关切”正确指向，这在今天仍然有现实的意义。这才是这篇文章的主流，是文章的“很有生气”之所在。就“回答社会关切”这一点来说，文章有永久的魅力和生命力。今天仍然 “十分爱好党八股”，爱写“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文章的人，不是应该重新研究、学习吗？

三 、“两个小人物”的文章鲜明地提出了研究、解读《红楼梦》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社会科学包括红学在内，都有两重性。既有纯学术的一面，也有非学术、同政治有不同程度关联的一面。这是客观现实，有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往往以“纯学术 ”讨论为由拒绝对有错误研究方向、方法的学术理论做政治性的分析批评。当前，这是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表现之一。他们在所谓“探讨历史细节真实”的所谓“纯学术”的名义下，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宣传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在红学领域，否认红学研究有个正确方向问题，宣传只要“观众愿听，读者爱看”就行，以至于泛娱乐化、非文学作品化、非学术化、神秘化的所谓“学术研究”盛行，严重地干扰了红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同这种情况相反，当年“两个小人物”的文章明确提出了，对历史上的旧红学的研究应该“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正确的观点方法来对待。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击中旧红学家们的要害，作出科学的结论来，否则，不但使战斗显得软弱无力，而且会产生新的不良影响。”[4]35-40还强调对《红楼梦》必须作全面的理论分析和评价，不能以局部考证代替对全书的研究[4]35-40。(见李希凡、蓝蓝翎 ：《评“红楼梦研究”》)明确指出了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中的错误方向。

这些论述，一语击中当时《红楼梦》研究中存在问题的要害，相当明确地告诉我们红学研究有两重性：既有个纯学术问题，又有个研究方向、方法问题。这个研究方向、方法问题不能用“纯学术”问题代替。

这样的观点，就是对当下，对一些离开正确研究方向的红学理论来说，也是振聋发聩。语言铿锵，观点鲜明。不愧为“很有生气”！

坚持红学研究的正确方向，是学术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这个核心问题是如何让马克思主义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里主导地位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在现在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两个小人物，能在六十多年前的建国初期，人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提出来，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四、“两个小人物”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把《红楼梦》作为小说去阅读和研究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首。是一部值得国人骄傲的文学名著，是我们祖先给后人留下的文学瑰宝。可是从旧红学到新红学，直到新时期的当代红学，有意无意、程度不同的否定其作为小说的本质属性。特别是当代，由于各种新闻媒体和出版社的介入和推波助澜，这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可是长期以来，不仅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和批评，还有人竟以“这是学术问题”为由而放之任之，更有甚者还压制对这种文化现象的批评。以至于有人对此提出批评意见，强调应该当小说去读的时候，反被耻笑为“这是低层次的读法”。这种情况的出现和形成是当前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怪现象。窃以为，也是文化界的耻辱。

同这种对待相反，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六十多年前，在“两个小人物”的文章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红楼梦》是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一样，是部伟大的小说，不能看作是曹家的“自传”。对它的解读和研究不应离开《红楼梦》是部伟大小说的正确轨道。文中指出，《红楼梦》作为小说，继承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作者更深刻地揭示出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的生活腐朽，并进而涉及几乎封建制度的全部问题。作者真实地描写了这一阶级生活的基本特点：残酷的剥削，无情的统治，伪装的道学面孔，荒淫无耻的心灵。人们通过这些揭露和批判了解了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的本质，认清了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又说，“《红楼梦》真实地、深刻地反映了封建贵族阶级腐朽透顶的生活面貌，描绘了现实人生的悲剧，时代的、社会的、阶级的人的悲剧，深刻地揭示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征兆……”[4]35-40

总之，应该把《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去读，它是清朝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些论述不能不说是精彩的。

走笔至此，让人们想到毛泽东后来一些关于“《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2]25等有关论述，同“两个小人物”的文章思想基本吻合。为什么这么基本吻合？没有史料可证明毛泽东是接受了“两个小人物”的文章思想。但无可驳辩地证明，当年“两个小人物”的文章被毛泽东发现并推荐，绝非偶然。绝不仅仅是一篇再普通不过的学术商榷文章，被毛泽东拿来“利用”“当枪使”的问题。“很有生气”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溢美之词，它代表了一代新文风、新标准。

总之，“两个小人物”的文章，从学术层面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政治层面讲，也有标志性的意义。它的文学和文献价值是永垂史册的。

[1]张兴德.红学热点话题透视[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

[2]徐中远.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M].北京:华文出版社, 1997.

[3]毛泽东.合作社的政治工作[M]∥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4]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M]∥红楼梦问题讨论集: 第一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责任编辑：孙希国)

Reconsideration and Revaluation on Li Xifan and Lan Ling’s A Brief Comment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SomeOtherIssues

ZHANGXing-de

(DepartmentofPropagandaofZhongshanDistrict,Dalian116017,China)

It is an inevitable topic to reconsider and revaluate Li Xifan and Lan Ling’s articleABriefCommentonADreamofRedMansionsandSomeOtherIssueswhen studyingLiXifanandModernRedology. By appraising the article to be vigorous, Mao Zedong actually put forward a standard and perspective of judging an article. The authors of the article clearly answered a concern of the society. It proposed that it need a right direction to study and interpretADreamofRedMansions. Besides,ADreamofRedMansionsshould be read and learnt as a novel. These ideas will be ever remembered for its epoch-marking significance.

Li Xifan and Lan Ling; vigorousness; Mao Zedong

10.14168/j.issn.1672-8572.2017.02.05

2017-01-21

张兴德(1941—)，男，黑龙江鹤岗人，自由撰稿人，研究方向：红学、毛泽东诗词。注：本文是作者根据2016年12月8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红楼梦学会联合召开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首都、天津各大院校专家学者参加的“李希凡与当代红学”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修改补充而成。

K27

A

1672-8572(2017)02-003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