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舒雅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5)

【文学研究】

“以志统情”与“以情慰志”
——试论《文心雕龙》与《诗品》的“情”“志”关系及其意义

方舒雅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5)

《文心雕龙》《诗品》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双璧”，刘勰与钟嵘的“情”“志”观存在着明显的共性：重“情”兼重“志”。但在“情”与“志”的内涵上又有所区别：刘勰的“志”更具有浓厚的儒家传统诗教色彩，钟嵘的“情”更尊重生命的本性。由此，在“情”与“志”的关系处理上，呈现出“以志统情”与“以情慰志”的两种方式：刘勰将“志”作为诗的灵魂，是统一“情”的向度；钟嵘将“情”置于本原，是慰藉“志”的途径。两者的诗学观从不同角度彰显出抒情艺术在理论高度与文学批评上的自觉与发展，推动了中国抒情诗学的进程。

志；情；抒情诗学

“志”与“情”是中国诗学上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梳理出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志”与“情”的复杂关系：或情、志一也，或将“诗言志”跟“吟咏情性”相调和，或“言志”跟“缘情”不能混为一谈[1]。王元化先生曾对中国诗学的“志”与“情”作出过分析：“‘志’渊源于《尧典》的‘诗言志’，偏重在国家礼俗政教的美刺方面，是《诗》的创作路线的理论概括。‘情’脱胎于《文赋》的‘诗缘情’，偏重在一己穷通出处的抒发方面，是《骚》的创作路线的理论概括。”[2]184吴承学先生同样认为：“志，主要指符合理性规范的思想志尚；情，主要指人发自本性的情感，是由外物所激发的心理波动。”[3]163笔者认同上述学者所作的辨析，“情”与“志”偏重之处的不同也正是本文的论证前提。

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两部重要的文论著作。尽管前者论文，“体大而虑周”，但刘勰十分重视诗赋，“除《明诗》《乐府》两篇专论诗歌外，其《时序》《物色》《才略》以至《体性》等篇也均以诗赋作家作品为主要评论对象”[4]115。因而两人的诗学观具有可比性。其中，“志”与“情”也较多地渗透在两人的诗学观中。汉末以降，社会动荡、政治黑暗、自然灾害频发、玄儒道佛多元并存，僵化的思维与价值模式也在这样的背景中逐步消解，人们的内心世界逐步让位于一个感情丰富细腻的世界。汉儒影响下的重视教化的思想层的“志”、自我生命醒悟下的关注感性的“情”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互动，体现在诗学观上即是“志”与“情”的交织。对此，前人已有丰富而深入的研究，既注意到刘勰更侧重于诗教，钟嵘更侧重抒情的不同之处*例如：王运熙的《钟嵘诗论与刘勰诗论的比较》，《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萧华荣的《刘勰与钟嵘文学思想的差异》，《中州学刊》1983年第6期。卢佑诚的《“持人情性”与“吟咏性情”——刘勰、钟嵘诗学观比较》，《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也看到刘勰、钟嵘重情或重志的相同之处*例如：王承斌的《钟嵘与刘勰诗学观之比较》，扬州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石家宜的《〈文心雕龙〉与〈诗品〉比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这些论断从各个角度丰富、加深了学术界对两部著作的理解，但尚未从“情”“志”本身的角度讨论二者之间的联系。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从“情”“志”关系上对刘勰、钟嵘的诗学观加以分析。

一、 刘勰“以志统情”的诗学观

《文心雕龙》体现出鲜明的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序志》作为《文心雕龙》全书的自序，介绍了刘勰写作的意旨。其中所言“君子处世，树德建言”[5]341，“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5]343，体现出刘勰写作本书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正是其重“志”的表征。此外，《原道》《征圣》《宗经》作为“文之枢纽”，更具体地诠释了“志”的内涵。《原道》将“自然之道”与圣人的经典相联系，只有圣人能够“则天法道”、依“道”作“文”。《征圣》通过考证圣人论“文”之言，认为“陶铸性情，功在上哲”[5]6，彰显出圣人立言对后人的垂范意义。《宗经》着重讲圣人经典是后世各体文章的来源，表现出刘勰对于儒学经典的极力推崇：“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5]12。推崇的背后正是刘勰对于五经教化功用的看重——“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5]9，这也正是其重“志”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儒家诗教色彩。

但是，刘勰在重“志”的同时也肯定“情”。魏晋南北朝时局动荡，伴随着文人的忧生心态，他看到任自然的文学思想的发展潮流，重感情、才性、自我在文学创作中的价值[6]209。据统计，《文心雕龙》共出现“情”字一百多次。从定性的角度来看：在《宗经》中，刘勰将“情深而不诡”[5]14列为“六义”之首；《乐府》篇从“情”的视角强调音乐的作用——“情感七始，化动八风”[5]37；在《情采》中，更是从“情”这一核心范畴出发，分析“情”与“采”的关系——“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5]213“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5]212。在其他的篇目中，刘勰从各个角度阐释并肯定了“情”，例如：“情与气偕”[5]197(《风骨》)，“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5]203(《通变》)，“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5]303(《时序》)，“情以物迁，辞以情发”[5]309(《物色》)，“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5]330(《知音》)。此外，作家的个性是文学情感必不可少的来源，对于个人情感的关注是刘勰重视“情”的更为鲜活的诠释。尤以《才略》和《体性》两篇为代表：“刘桢情高以会采”[5]321(《才略》)，“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5]190(《体性》)，“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5]190(《体性》)，“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5]190(《体性》)。综上所述，刘勰在主张“征圣宗经”和重视文学教化功用的同时，也重视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抒情特征。

王元化先生认为“刘勰的理论核心是一个文的理想模式。这个理想模式，自文之功用言之，是抒情写意与教化的统一。”在大多数语境下，“属于感性范畴的‘情’和属于理性范畴的‘志’是互相补充、彼此渗透的。”[2]186但“情”与“志”又并非相对平衡式地融合，而是呈现出明显的“以志统情”的倾向。《征圣》篇中所说的“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5]6是刘勰评价文学的最高准则。我们当然不能轻易否定，刘勰是为了骈文的需要而将“情”“志”对举，志中含情，情中有志。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次序上“志”置于“情”之前，并非随意偶然的做法，实际上是其“志”优先于“情”的一种表现。同样，在《宗经》篇中，“《诗》主言志，训诂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5]13，刘勰认为《诗经》之所以最切合内心的情感，是因为诵读起来能够让人体会到温柔敦厚的风格，亦即儒家传统诗教的价值判断成了情感共鸣的纽带。此外，《明诗》作为刘勰专门论述诗的篇章，在对“诗”的阐释中也体现出作者“以志统情”的诗学观：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5]30

这一段是刘勰对诗“释名以章义”的重要阐述，前人对此有所论证：有的认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一说“提出了诗对接受者的情性的影响，突出了诗的社会功能和作用”[7]77；有的则把刘勰“持人情性”理解为“诗是人的情性的自然舒发”，“持”即“承负”之义，亦即诗承载着人的情性[8]69。笔者倾向于前一种论断，因为刘勰之后所云“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正是“持”的内涵所指。《诗》属于经，刘勰借用孔子的话来说诗，也是他宗经思想的体现，祖保泉先生说“他岂敢离‘经’而多话！”[9]93从“持之为训”的“训”字来看，理性的思想意味的确远胜于感性的情感感发。当然，仅以此言还不够透彻，我们结合其后所言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5]30来作进一步分析。童庆炳先生认为刘勰以“感物吟志”这样简明的语言概括了中国诗歌生成论，把诗歌生成过程看成密切相关的多环节的完整系统。主体的“情”，客体的“物”，通过“感”这种心理的第一中介和“吟”这个艺术加工的第二中介，最后生成作为诗歌本体的“志”[10]19-27。依据此说，在诗的生成过程中，“情”“物”“感”“吟”都是极为重要的，并且都指向“志”的生成。对创作者来说，“志”是其创作的最终呈现，对读者而言，“志”是其直接接触的对象。因而，刘勰在篇末的“赞曰”中总结出“民生而志，咏歌所含”[5]35，他并没有说“民生而情”。又如，在对具有情感感染力量的乐府的阐述中，刘勰说：“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5]38“正其文”是“乐心在诗”的关键，也正是“志”的表达。

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例证，《风骨》篇云：“《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5]194“化感之本源”即指风起感化作用。“志气之符契”盖指此种感化作用来自志气，风是志气的表现[6]247。故而，作者内心的志气正是情感感化的来源。《情采》虽言及“情文”并详细论述“情”与“采”的关系，但却毫不脱离“志”。他所提倡的创作即以《风》《雅》为标准——“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5]214。所以，文学创作要体现“志”——“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5]214这里的“志”尽管包含了“情”的因子，但更有对所崇尚的思想、意向的侧重。“志”既与“情”相互融合，也统摄了“情”，在刘勰的诗学观中处于更为本原的位置。所以即便是重视作者才性的《体性》篇，在论述“情”的时候也要事先强调“志”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5]190。再如《比兴》篇云“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5]240，刘勰在对“起情”的“兴”下定义时并不纯粹从情感的角度出发，而是结合了寄托讽意的“志”，并将其视为兴发情感的旨归。

由此可见，刘勰在重视“志”、肯定“情”的前提下，通过“以志统情”的方式对两者进行权衡，一方面“志”与“情”相互渗透，另一方面又将“志”置于本原地位，统摄“情”。需要补充的是，《文心雕龙》是一个宏大、缜密而又灵活的理论体系，“以志统情”尚不足以对刘勰诗学观中“情”与“志”的关系作出全面、充分的归纳，但可以肯定它是《文心雕龙》中“情”“志”关系的主要方式。

二、 钟嵘“以情慰志”的诗学观

《诗品序》中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11]220这是钟嵘重视情感的诗学观最为直接、有力的证据，也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曹旭先生在《〈诗品〉研究》中就认为“‘吟咏情性’，作为钟嵘对诗歌本质的认识，贯穿了《诗品》发生论、创作论和诗学理想的始终。”[12]130张少康先生在《〈诗品〉与钟嵘的文学思想》一文中将“诗歌的本质是表现人的感情”视为钟嵘的诗学观[13]19。笔者十分同意这一观点，并在后文中通过与刘勰的比较论证钟嵘对“情”的重视，此处不予赘述。

钟嵘在重视“情”的同时，也肯定传统儒家诗学观的“志”。 这一方面与梁代崇儒重道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梁武帝尽管笃信佛教，但在思想统治上更多的是以儒学为宗，教育子弟则以儒学为本。在《隋书·经籍志》“经”部著录的魏晋南朝学术著作中，就以梁代为多[14]41-42。另一方面，这也与钟嵘的个人学养有关，其老师王俭是南齐儒家的一个重要人物，《南史·王俭传》说其“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由是衣冠翁然，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15]595。故而，在《诗品》中，我们可以发现钟嵘关注儒家之“志”的不少例证：评古诗“文温以丽”[11]91的“温”字与“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观十分契合；评嵇康诗时说其“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谕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11]266，此处的“渊雅”与“托谕”相对于“情”而言更关乎“志”；此外，评应璩诗“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11]296，评颜延之诗“虽乖秀逸，固是经纶文雅”[11]351都体现出钟嵘对儒家所提倡的雅正诗风的崇尚，而“雅”本身即是《诗经》传统的体现，与社会教化关联密切，这也成为钟嵘肯定“志”的表征。

在老年人决定加入该养老机构之前，应当充分了解老年人的诉求，对于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入住有不同的方案，一般情况下高龄老年人都是在养老机构照料中过世的，应此在医养结合养老建筑社区中应当加强对养老设施软件配置。针对高龄老年人不仅要配备护士、医生还应当配备相对应的护工，每50位老人之间应当配备20名护工，10名护士、5名医生，这样才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优质的服务。部分老年人可能伴有突发疾病，为了避免老年人突发疾病而医生护士却不能及时获知的情况，养老机构应当接有通讯设备，通讯设备应当涵盖到每个进入养老社区的通道，当老年人有紧急需求时，可以通过通讯设备呼叫医生或护士。

但与刘勰“志”胜于“情”的价值判断恰恰相反，在钟嵘的诗学思想中“情”胜于“志”。首先，《诗品序》的开篇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11]1钟嵘并没有提及“诗言志”，与刘勰将《诗大序》作为《明诗》篇的主要依据不同的是，钟嵘的诗歌发生论更加注重人心情感的自然感发，与《礼记·乐记》更具渊源。这在其后钟嵘评价诗的作用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11]1他有意省去《诗大序》中“正得失”“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类指向社会功用的表述，而只拈取其关乎情感的作用，在一“动”一“感”中突出诗巨大的情感感染力量。其次，钟嵘从六义说中提取出侧重于艺术表现的三义说，省去了风、雅、颂这类与思想内容紧密相关的三义，并改变了《诗大序》中“比”与“兴”的排列顺序，将“兴”置于“比”之前，这本身是一个“有意味的形式”。与“因物喻志”的“比”不同，“兴”更具抒情性特征：“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11]47，这是从艺术的角度而言，其根本意义也正在于情感的抒发表现。张伯伟先生将“兴”阐释为一种决定一首诗意味、情调的诗意的动情力[16]110。确然，在钟嵘的诗学观里，“兴”没有类似于刘勰的“依微以拟议”的“志”的色彩，是一个抒情性极强的空间，读者一边品味着诗的意味，一边让自己的情感与之产生共鸣。再次，虽然刘勰也关注到作家的个性、情感，但多数情况下不如钟嵘更为直率地标举出“情”，这从他们对曹植、王粲、阮籍、左思的评价中可以感受得到：

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5]301(《文心雕龙·时序》)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11]117-118(《诗品·魏陈思王植诗》)

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5]321(《文心雕龙·才略》)

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11]142(《诗品·魏侍中王粲诗》)

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5]31(《文心雕龙·明诗》)

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11]150-151(《诗品·晋步兵阮籍诗》)

文典以怨，颇为清切，得讽喻之致。[11]193(《诗品·晋记室左思诗》)

通过以上三点的论述，我们可见与刘勰相比，在钟嵘的诗学观中，“情”更接近于生命的本性并胜于“志”。故而，在对“情”“志”关系的具体处理上，他通过“以情慰志”的方式兼顾了“情”与“志”的表达，这一方式最为典型而集中的表现即是“怨”的抒发：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释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11]56

钟嵘关注怨情不仅是重视个人情性，也同时与社会价值相联系，即怨情本身包孕着充实的社会内容与深邃的社会思想。“《诗》可以群，可以怨”，正是借情感的表达实现对内心之志的关怀。“穷贱易安，幽居靡闷”不仅仅是情感的慰藉，也是对“志”的疏导、告慰。这在许多的诗人品评中都有具体的例证：评李陵诗“文多凄怆，怨者之流”，“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11]106，钟嵘如此之言是对李陵遭遇的宽慰，李陵诗歌所蕴含的情感正是其饱受压抑的志向的伸张。评曹植诗“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11]117-118，这里的“骨气奇高”“情兼雅怨”即是“情”与“志”的融合，曹植的诗既表现出他为实现理想而与命运抗争的奋斗精神及坚毅性格，也充盈着动人的“怨”。此外，“情兼雅怨”的“雅”是从情感的审美格调而言，即对雅正之美的强调，将儒家诗教之“志”含于“情”之中，但与“发乎情，止乎礼”不同的是，“怨”的发泄所受的限制更少，具有更广的抒发空间。再如，评阮籍诗时说其“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11]150-151这是情感与志向融合后的形态，之所以能让人产生“发幽思”的情感感应，是因为阮籍的诗将志以情的方式吐露，抹上了具有感染力的情感色彩。评左思诗“文典以怨，颇为清切，得讽谕之致”[11]193，此处“怨”与讽喻的结合也正是“以情慰志”的表征。

需要说明的是，“以情慰志”没有在《诗品》全书中有着大量的表现，这与钟嵘主要侧重诗的抒情特征与艺术表现方式，较少谈及“志”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就《诗品》一书中包含“志”的表述来看，“以情慰志”可以看作钟嵘在处理“情”与“志”关系时的主要方式。

三、 “以志统情”与“以情慰志”的诗学意义

“志”与“情”是中国诗学上的一对主要范畴之一，二者相互渗透、不断互动，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各自的形态。由此，评价刘勰“以志统情”、钟嵘“以情慰志”诗学观的意义必须以梳理“志”与“情”的诗学发展历程为前提。

在先秦诗学观中，“情”与“志”呈现出相溶的状态， 没有明晰的区分，“情”的抒发与“志”的表达相对平衡：“志”不压抑“情”，“情”不疏离“志”。《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即是思想与情感的融合；《诗经》作为中国最具原生态性的诗歌，既包含了情感的自然抒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17]244，“君子作歌，维以告哀”[17]422；也包含了理性的思想因素：“犹之未远，是用大谏”[17]527，“维是褊心，是以为刺”[17]242。同样，《论语》中孔子的诗学观，在注意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18]211的“志”的功用时，也体现出对“情”的尊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8]27即立足于“乐”与“哀”的情感视角评价《关雎》。

汉代之际，“志”的因素在君主集权之下被极大强化，诗歌的情感趋向政治意志的表达。汉儒将《诗》置于经的地位，正是看中其“动天地，感鬼神”的情感力量，但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之下， 汉代的主流诗学观不得不使个人情感的抒发空间走向萎缩，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志的空间则大大拓展。故而，司马迁在评价屈原时，以“好色而不淫”的《国风》与“怨诽而不乱”的《小雅》来肯定《离骚》的价值。班固在《离骚序》中批评屈原时也以“法度之政、经义所载”为判断标准。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生死问题的怆痛带给人自我生命的醒悟，忧生心态之下人们更加珍重情感，这是“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9]126。不仅体现于诗歌创作中抒情性的增强，也印记于诗学思想的总结之中。陆机率先提出“诗缘情而绮靡”[20]71，这一主张既有对两汉时期儒家功利主义诗学的反叛，也有对诗歌本身真情与审美的呼唤。然而，“诗缘情”的提出并不等于“志”的消解，“情”与“志”自先秦以来便相互渗透，呈现出一种动态式的交织。在文学走向自觉的氛围中，“诗言志”与“诗缘情”共同存在，两者的碰撞更为充分，刘勰“以志统情”与钟嵘“以情慰志”的诗学观即是其互动下的两种形式。由于二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基本相似，因而其对“情”与“志”的诗学观亦存在着明显的共性：重情兼重志。但在“情”与“志”的内涵上又有所区别：刘勰的“志”更具有浓厚的儒家传统诗教色彩，规范了“情”的吐露，钟嵘则大大弱化，为“情”的抒发让渡了空间；钟嵘的“情”更尊重生命的本性，关怀怨情以慰藉心中之志，刘勰则相对保守，抒情需以征圣宗经为原则。进而，在“情”与“志”的统一方式上刘勰、钟嵘演绎出不同的模式：刘勰“以志统情”，将“志”作为诗的灵魂，是统一“情”的向度；钟嵘“以情慰志”，将“情”置于本原，是抒发“志”的途径。前者更具传统性、思辨性，后者更具时代性、审美性。二人虽以不同的方式观照“情”与“志”，但都或多或少体现出对先秦诗学中尊重人性情感及两汉诗学中强调思想意志的继承，同时都体现出新阶段下的特色与超越：着眼自建安以来的文学创作实践，刘勰、钟嵘对“志”“情”这类诗歌内涵的强调也正是对当时趋于形式主义的浮艳绮靡文风的矫正。从这个层面来看，尽管在“情”的内涵上有所不同，但刘勰与钟嵘都不约而同地抓住了诗歌创作“吟咏情性”*分别参见刘勰《情采》：“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钟嵘《诗品序》：“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乎用事？”的核心。他们都关注到缘情逐渐成为诗歌发展的趋势，丰富了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诗学主张，又为初唐时期追求情思浓郁、风骨兴寄的诗学思想奠定了基础。因而，《文心雕龙》与《诗品》从不同的角度上彰显出抒情艺术在理论高度与文学批评上的自觉与发展，推动了中国抒情诗学的进程。

最后，回到“情”“志”本身来看，两者虽各有侧重、有所区别，但在本质上并不对立，更不可割裂：一方面，“志”的价值渗透于“情”的流露；另一方面，“情”的感发融合为“志”的内涵。“以志统情”从理性的思想角度规范“志”与“情”的表达，“以情慰志”从感性的情感出发寻找“情”与“志”的融合。本文尝试梳理出的这一组“情”“志”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同一时期诗学演进的丰富性、复杂性，它们既是时代环境与个人探索共同孕育出的思想结晶，也为后世的诗学探索提供了借鉴。

[1]朱自清.诗言志辨[M]∥经典常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王运熙.钟嵘诗论与刘勰诗论的比较[J].文学评论，1988(4).

[5]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6]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7]胡川英.从“诗者,持也”论刘勰的诗学观[J].文教资料，2015(35).

[8]唐红.刘勰”诗持人情性”论辨析[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9]祖保泉.祖保泉选集——《文心雕龙》解说[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

[10]童庆炳.《文心雕龙》“感物吟志”说[J].文艺研究，1998(5).

[11][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2]曹旭.《诗品》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3]张少康.《诗品》与钟嵘的文学思想[J].中华活页文选(教师版)，2007(12).

[14]王承斌.钟嵘与刘勰诗学观之比较[D].扬州：扬州大学，2005.

[15][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6]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7][清]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8]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9]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0]张少康.文赋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孙希国)

Relationships between “Emotion” and “Aspiration” inWenXinDiaoLong(文心雕龙) andShiPin(诗品) and Its Significance

FANG Shu-ya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5，China)

As the writers ofWenXinDiaoLong(文心雕龙) andShiPin(诗品) in the period of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Liu Xie and Zhong Rong held similar views on “emotion” and “aspiration”. Though they attached balanced importance to “emotion” and “aspiration”, their opinions were different in the connotation of “emotion” and “aspiration”, while Liu Xie’s opinion of “ambition” embodied obvious feature of traditional poetic education of Confucian and Zhong Rong’s opinion of “emotion” paid more attention to respecting the nature of lives. As a result, Liu Xie regarded “aspiration” as the soul of poetry which governed “emotion” and Zhong Rong regarded “emotion” as the essence of poetry which made “aspiration” to be relieved. These two forms of poetic view collectively embody the awareness and development of lyrical art in literature theor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promote the process of Chinese lyric poetics.

aspiration; emotion; lyric poetics

10.14168/j.issn.1672-8572.2017.02.17

2017-02-20

方舒雅(1992—)，女，安徽巢湖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诗学。

I206.2

A

1672-8572(2017)02-009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