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慧青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它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孕育这种文化的土壤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雄县亚古城是雄安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古村落之一，村中的民间音乐会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白洋淀古乐文化的重要构成。

一、雄安地区古乐文化概况

古乐是雄安地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雄安的5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古乐类就占有3项，分别为雄县亚古城古乐、安新县圈头村音乐会、冀中古笙乐等；在近2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雄县十里铺音乐会、安新县同口音乐会、安新县圈头村音乐会等古乐类占到6项。因此，古乐文化是雄安地区当之无愧的第一民间文化。

据当地县志记载，雄安地区的古乐起源于宋元，兴盛于明清，属于民间鼓吹乐之北乐支系，是宫廷鼓吹乐在华北民间的变种。古乐曾经遍布于白洋淀流域的各村，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多有消亡，现在还保持活跃度、演出常规化的有雄县亚古城、开口、赵岗、杜庄村和安新县的十里铺村、同口村、圈头村、端村等。古乐演奏的主要乐器包括笙、管、笛、云锣、鼓、镲、铙、钣、铛子等，演奏方式既有坐棚吹奏，亦可在行进中演奏。演奏的曲目多为古曲，包括套曲、散曲和开堂曲等。

雄安地区流行的古乐来源复杂，有些古乐可能是宫廷曲流传民间的产物，如广泛流传于安新县各村的《感皇恩》，当源于宋朝宫廷古乐。依《宋史》所载，《感皇恩》系《苏幕遮》改编而成，本为沙陀曲，宋代每逢“春秋圣节”的宫廷宴飨，均有“龟兹部”为代表的异族乐舞的演奏。“龟兹部，其曲二，皆双调，一曰《宇宙清》，二曰《感皇恩》。”①脱脱：《宋史》卷142《乐志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50页。当时的《感皇恩》在宫廷中是颇为时髦的异族情调。至明代，《感皇恩》成为宫廷乐的固定内容，永乐十八年（1420）定宴飨乐舞，演奏曲目就包含《感皇恩》之曲。①张廷玉：《明史》卷63《乐志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 1508、1508 页。宋明两朝这种少数民族音乐中原化的发展趋势，是民族融合的重要例证。而《感皇恩》到明代能够成为雅乐的固定曲目，也反映了明代的宫廷正乐通俗化、民间化的倾向。明代宫廷乐在演奏中掺杂了不少民间流行小调的内容，所谓“殿中韶乐，其辞出于教坊俳优”②张廷玉：《明史》卷63《乐志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 1508、1508 页。。明末北京城动乱，乐师流散，很多古乐也随之扩散到了北京周边的村落，并流传至今，除《感皇恩》之外，《朝天子》《太平令》等，均是明代宫廷乐曲，这些曲目名称古雅，曲调肃穆，既有宫廷雅乐的端正肃整，又颇富民间曲调大悲大喜感情浓郁的特色，应当是宫廷雅乐民俗化的结果。

除明代宫廷乐之外，本地流行古乐的来源还包括《寄生草》《一枝花》等曲目，它们都是元曲中的常见曲调，当是长期流传于本地的地方散曲，有些在发展过程中又被地方戏曲吸纳。还有一部分曲目与地方宗教和民间习俗有密切关系，如 《普庵咒》《大悲咒》《混元弘阳大法祖明经》等，是佛教或道教仪式上的固定演奏曲目，本地祭祀和丧葬活动中，也经常选用。此外，还有民歌小调类的《红绣鞋》《上山虎》《茉莉花》，以及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毛泽东语录歌》等。

雄安地区的古乐类型丰富、历史悠久，是中国礼乐文化的活化石，它们的保存和传播与本地形态多样的自然村落有重要的关系。白洋淀周边遍布自然村，这些古村落大部分形成于明代以前，具有悠久的历史。相对闭塞的环境无形之中也对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保护作用，保留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古乐遗产以古村落为分布单位，在家族间传承，为后人展示了白洋淀文化丰厚的内蕴。但是，白洋淀一带的古村落因其地域分布和历史发展状况的差异，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力度也有较大不同。因此，以古村落为单位研究其文化遗产发展的现状，对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情况、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自然与人文的因素并设立长效的遗产保护机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亚古城村的历史与文化生态

亚古城村位于雄县县东，临近白沟河口，又名亚谷城。村史最早可上溯至西汉，史载，“泥同口有浑泥城，汉景改为亚谷城，封东胡降王卢它之为亚谷侯，即此也”③乐史：《太平寰宇记》卷67，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03页。。东胡是西汉时生活于东北一带的少数民族，后归附匈奴政权，但卢他之（即“卢它之”，《史记》称“卢他之”，本文从《史记》）实为汉人，是西汉初年名将卢绾之孙。卢绾与刘邦是同乡故交，在楚汉战争中，出力尤多，深受刘邦宠信，“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④司马迁：《史记》卷97《卢绾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37页。。西汉建立后，他被封为“燕王”，“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但政权稳定之后，汉高祖刘邦对异姓王诸多猜忌，又有吕后的不断进言，刘邦与异姓王侯们的关系渐趋紧张。其后，陈豨、黥布相继被逼谋反，卢绾也岌岌可危。公元前195年，刘邦驾崩，吕后专权。卢绾得知消息后，仓皇率部逃亡匈奴，被匈奴王冒顿封为东胡王。但卢绾因为身份问题，经常受到其他匈奴部众的欺凌抢劫，在世之日也一直想重返汉朝，但最终未能实现愿望，郁郁而终。直至汉景帝时期（公元前188—公元前141年），卢他之终于实现了先祖的愿望，率部归汉，被景帝封为 “亚谷侯”。经郦道元考证，封地就在此处。但据《雄县县志》，“西汉景帝四年，匈奴王卢他之降汉，受封亚谷侯于此，取名亚谷村。北宋景德初年，展筑雄州城池，复筑外罗城，城东南靠近亚谷村，即改称亚谷城，后因同音字演化，称亚古城”⑤雄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雄县县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此一说法，正史未见记载，当出于本地方志。莫衷一是的村落起源，也从侧面反映了本地历史的悠久深远。

清代立都北京，粮食物产主要由华北平原供应。这些物资多是经由天津海河运至白沟河，但“雇剥费繁，叠次起卸不便”⑥《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15，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53页。，给百姓增加了很多负担。故而乾隆年间，就有大臣提议，自天津直抵雄县亚谷城转运。亚古城因其位于白沟河河口与白洋淀衔接处，故而自此成为漕运重地。但运输业的发展并未改变亚古城传统的生活方式，据《雄县乡土志》记载，“（亚古城村）居民多以熬硝或以硫黄蘸促灯为业，自火柴行，而此业渐歇矣”⑦《雄县乡土志》卷6，《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11页。。传统的农业与手工业发展迟缓，限制了亚古城经济的崛起，但也使得它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北方乡村特征，“（村）中有先农坛，每年仲春致祭，祭毕，县令亲耕，典史播种。又有三义庙，庙碑石有文如画山水，雨濯更鲜明可见。东南有关帝庙，庙前有亚古桥遗址。”①《雄县乡土志》卷6，《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11页。分布在村落间的宗祠、家庙、学堂等建筑现在虽已不可多见，但尚有遗址存在，这些都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古村落文化的活样板。除了这些古代建筑之外，传统文化的熏陶也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方面，亚古城的古乐演奏是珍贵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历史研究素材和中华文明的韵味。

三、亚古城古乐源流考证

作为雄安地区古乐文化的重要构成，亚古城古乐演奏的曲目也具有悠久的历史。依据目前资料所见，整理出来的亚古城古乐计有套曲五套，散曲八十余首②雄县古乐相关曲目部分，系参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土地与歌——亚古城音乐会考察手记》（见齐易、周扬撰：《河北高碑店市及雄县民间音乐遗产分享计划》）、“雄县古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名录”（河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http://www.hebfwzwhyc.cn/MuLu_Content.asp?id=57）等文献。，曲目来源非常复杂。如前所述，亚古城的民间音乐和雄安地区其他古乐一样，源头颇多，历史悠久。例如散曲中的《醉太平》，本是元曲的曲牌名，又名《凌波曲》，可入“正宫”，亦可作散曲，其中以元末无名氏的《醉太平·堂堂大元》最为著名。其辞曰：“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此曲极具批判意识，与《醉太平》的曲牌名相对应，讽刺意识尤其明显。但入明之后，明太祖不满于传统的宫廷乐，便将民间乐调引入宫廷，诏令儒臣改造民间乐曲的曲调和辞章，使之符合宫廷礼乐文化的需要，故而“殿中韶乐，其词出于教坊俳优，多乖雅道，十二月乐歌按月律以奏，及进膳迎膳等曲，皆用乐府小令、杂剧为娱”③张廷玉：《明史》卷 63《乐三》，第 1507、1575 页。。在皇帝的亲自参与之下，包括《醉太平》在内的元代宫调、散曲纷纷进入宫廷演奏乐的行列。据《明史》记载，明代宫廷乐中的 《缨鞭得胜蛮夷队舞承应曲》《品物亨之曲》《表正万邦舞曲》等组曲都包含 《醉太平》唱曲，且歌词也是诸如“礼乐万年规，讴歌四海熙”“望圣人出世整江山，主万民得安”之类“颂圣”的内容④张廷玉：《明史》卷 63《乐三》，第 1507、1575 页。，突出了教化的意义。亚古城现存的《醉太平》仅存工尺谱⑤工尺谱是中国民间记谱方法之一，因常用 “工”“尺”“车”“地”等字记唱名，故名。工尺谱与民乐中的“宫调”以及民乐乐器演奏指法都有联系，在曲艺、戏曲等行当中应用广泛。，歌词已经亡佚，因此不能推断它究竟是民间散曲还是宫廷正乐流散民间，但其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15世纪。

同属于工尺谱韵唱的散曲《浪淘沙》，源自唐代教坊曲，本为七言绝句体，有学者认为或出自刘禹锡《浪淘沙》一诗：“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五代十国时期，发展为长短句形式，如南唐后主李煜所作《浪淘沙·窗外雨潺潺》，后经南宋周邦彦就本宫调演为长调慢曲，三段，134字，入声韵。今存亚古城之《浪淘沙》工尺谱共106个表唱名的字符，其曲调韵律基本符合周邦彦所创《浪淘沙》长调，但略有欠缺，应当是在长期传唱过程中有所佚失。传统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近年来，层出不穷的诗词热也昭示着人民群众对诗词文化的热爱。然而，诗词本都是吟唱的作品，但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大量诗词都仅存辞章而曲调亡佚，这是历史文化的一大损失。幸而，有诸如亚古城《浪淘沙》等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这对研究古词曲调、再现传统诗词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除宫廷乐和民间词曲之外，宗教题材音乐也是亚古城古乐的重要构成，其中传唱程度最高的就是套曲 《普庵咒》，演奏乐和韵唱乐都有传世。《普庵咒》当地又称《普坛咒》，是佛教音乐中的常见题材，相传出自于南宋的普庵禅师。佛咒也叫佛祝，佛教认为，反复诵读咒语，可以断摄当前的不良意识，通过念咒获取佛和菩萨的加持力，从而开化清净之心。普庵禅师是江西袁州人，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出生，27岁出家，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跏趺而逝，时年55岁。此咒本为普庵的日常诵念，因普庵是华严大宗，慕名者众，此咒也随之流行。据说每日诵念，“可普安十方、驱除虫蚁、蚊蚋不生、消灾解厄、镇煞安胎、驱邪除秽、逢凶化吉。常予持诵可令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繁殖、万事如意”⑥此为《普庵咒》起首语,《普庵咒》的咒语是单音节组合而成的自然旋律，并无实在的意义，但咒前有若干句陈述语，表述咒文的意义。。当前流行的《普庵咒》有几个版本，祝词和吟唱曲调基本相同，整段时长在5—8分钟。但亚古城版本的《普庵咒》有笙管演奏乐和工尺韵唱乐两种，演奏乐时长30分钟，韵唱乐14分钟，与流行的版本无论长度、曲调、旋律都有很大不同。明代万历年间，音乐家杨纶曾编写《太古遗音》一书，记载前代古曲，其中就包含《普庵咒》。此书已经佚失，但据清代《钦定八旗通志》所载，“杨纶所载《普庵咒》，即据其音声，谱以指法。和素因即所载诸曲，一一谱以音声，或对以单字，或切以两合，分寸微茫，不失毫发，抑扬轻重，宫羽均调，使明人旧笈转赖此帙以永传，是亦操缦家特创之制，为古所未有者矣”。从此段材料可知，明代《普庵咒》就是通过工尺谱传世的。亚古城《普庵咒》的演奏曲和韵唱曲，很有可能保留了明代古曲的原貌。

四、亚古城古乐的传承现状

民间音乐的起源多样，但能够流传几百年而不消亡，一般都由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音乐是民间信仰或者宗族活动的载体，具有超越于休闲娱乐的文化价值，在本地具有稳定的文化基础；二是音乐的技法较易入门，乐器不甚贵重，演奏者无需投入过多精力和财力；三是曲谱、歌词等材料文字化，在继承传统曲词的基础上还能不断补充时新的曲目；四是传承者的艺术天分和艺术热情。亚古城古乐的传承发展，与以上诸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

亚古城村民间信仰丰富，《雄县乡土志》记载雄县宗教崇拜情况，说“本境宗教，向只释道”①《雄县乡土志》卷5，第98页。，清代后期陆续又有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传入。根据县志所载宗教建筑的情况，本地最盛行关羽崇拜，关帝庙建造甚多。关羽崇拜起于唐代，至清代达到全盛，成为民间信仰中最重要的一种。亚古城村建有“三义庙”，纪念刘关张结义之情，实则是关羽崇拜的产物。亚古城古乐中的韵唱《挡曹》和《挑袍》等，系出于三国故事《关公挡曹》和《灞桥挑袍》，是关公戏的重要段落，这些唱段的流传，与本地关羽崇拜有重要关系。此外，现存亚古城音乐会主要是为纪念药王孙思邈，故而每年4月18日药王诞辰日，都要举办音乐会纪念。药王崇拜主要在安新一带盛行，安新县圈头村古乐就源于明清时期乘船至鄚州药王庙祭奠孙思邈的仪式。经考察，亚古城及其邻近村落过去并无药王庙，但中国古代的农村社会医药建设薄弱，出于对健康的追求，民众对医圣、药王的崇拜非常普遍。亚古城又临近安新县，安新县是中国著名的药都，受其影响，药王崇拜盛行也是理所当然的。亚古城古乐中的套曲《普庵咒》虽是佛教祝语，但其祷念目的主要是“消灾解厄、镇煞安胎、驱邪除秽”，具有很明确的对身体健康、除病祛灾的期望。它之所能盛行于雄安地区，既与佛教有关，也是受到了本地药王崇拜的影响。除了对关羽、孙思邈等神化的历史人物崇拜之外，亚古城村及周边村落的宗族祭祀活动和雄县本地的佛、道仪式，也都离不开民间音乐，这些都成为促进亚古城古乐生息发展的沃土。

就演奏乐器和演奏技法而言，亚古城音乐会使用的主要乐器有笙、管、笛等吹奏乐器和锣、鼓、镲等打击乐器。这些乐器制作工艺和使用技法都较简单，容易上手，如亚古城古乐的技艺传承人史军平，他的吹管技术主要是博采众长，自学而成。这固然在于演奏者自身的天赋和勤奋，但与乐器本身的易操作性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曲目而言，亚古城音乐会演奏和咏唱的乐曲都很富有时代特性和文化特征，除上述宫廷乐、词乐、佛咒之外，还有大量流传于各个时期的民间小调和套曲。这些乐曲在亚古城附近的同口、十里铺等村落的民间音乐会都有演奏，与本地民歌和地方戏曲同出一脉。以上种种，都是亚古城古乐得以传承发展的重要因素。

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而言，最重要的因素还在于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它并非保存于故纸堆中，而是由人民代代相传的鲜活的文化活动和文化载体。是否拥有传承者以及传承者对于此项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能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得到保护和繁荣的关键因素。由河北大学、中央音乐学院、河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艺术院系联合发起的“河北高碑店市及雄县民间音乐遗产分享计划”，采访了亚古城音乐会的传承人史军平，留下了关于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历史的珍贵记录。②采访实录见腾讯视频《土地与歌——雄县亚古城音乐会会长史军平访谈》。据史军平所言，亚古城音乐会早期的传承者王小篆（音），就是古乐演习的世家，他本人善于吹笙，还保留了大量曲谱，对古乐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史军平自己，则更符合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的条件。他高中毕业，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和文化素养，早年经商，经济条件较好，从小跟随民间老艺人学习古乐演奏和吟唱技法，后拜老艺人王至信为师学习吹笙，有一定的乐理基础。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古乐既有天分也有兴趣。在采访中，史军平说，他的吹管技艺主要是自学而成，同时他还很用心地到周边乡村学习，注意博采众长，这才成长为雄县古乐的代表性传承人。近年来，“史军平还特意向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胡志厚学习管乐传承与创新。为了储备后备人才，史军平与雄县第二小学达成了古乐进校园的意向”①《雄安新区纪行：传承雄县“三古”，擦亮文化名片》，《河北日报》2017年4月22日。。正是因为有了积极进取的传承人和与时俱进的文化传播心态，亚古城古乐才得以生生不息地响彻燕赵大地。

五、亚古城古乐今后的传承与保护

虽然亚古城古乐已经受到了一定重视，也有了一定规模的传承发展，但是在当代，民间音乐依然面临很多困难。中国传统音乐协会理事、山西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亮教授曾做过山西民间音乐的调查，“存在于山西的50余种民间音乐，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渐消亡，如今只剩下了27种，差不多平均每年都有一种民间音乐在消失”，河北省的情况也非常接近。当前，流行文化统辖着大众消费圈，民间音乐的式微不可避免。然而，如果任其消亡，不仅是地方特色文化的一大损失，也是艺术史、文化史的缺憾。虽然当代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设备和手段保存民间音乐的原貌，但是音乐不应该是无人演奏的故纸堆上的谱子，也不应该是尘封的影音资料。它应该是鲜活的，是可以激发人的情感、影响人的情绪的，是可以随着社会形态、社会思维的变动而发展的。保护民间音乐，必须保护民间音乐的土壤，它生于乡间，成长于村社，只有做好古村落的保护工作，才能留住原生态的民间音乐。

亚古城村古乐的独特风貌和发展繁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亚古城村悠久的历史人文传统。得名于汉代，成长于唐宋，历元明清而成长至今，亚古城村的历史与文化就是民间音乐生存的最适宜的土壤。这并不是个例，亚古城之外，还有安新县圈头村。到去年为止，圈头村有多项乡村文艺和民俗活动获批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间音乐会、八趟掩手、少林会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构成，已经成为圈头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圈头村的婚丧嫁娶、宗教社火、庆典祭祀等活动，都离不开这些文化活动，这对于保存原生态的文化遗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传统型村落以宗族为构成单位，各项技艺的传承往往也有家族化和单向化的趋势。在农业社会之下，这是保护乡土文化的必要手段，但在商业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传统技艺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其实是需要多样化和多手段的。随着雄安新区的设立，传统文化必须经历向新型文化产业转型的过程，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经之路。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深圳的经验值得借鉴。设为特区前，深圳是南海边不起眼的小渔村，拥有丰富的客家文化，客家话、客家建筑、客家生活方式都是颇富地方特色的文化遗产。深圳特区设立后，在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建造现代化大都市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对地方文化的保护。为保住客家文化的根源，深圳将客家人集中的龙岗、龙华、坪山等自然村设为重点保护对象，设立客家博物馆、客家民俗村、客家小镇等，并联合学术机构，将客家文化的建筑、语言、民俗、社会团体作为重点保护对象，还结合市民情趣和城市风貌，做了井然有序的开发，如甘坑客家小镇、观澜版画村、大万世居等，都成为重要的休闲旅游场所。相比于深圳，雄安同样具有地域文化的优势。雄安新区的核心，是有“华北明珠”之称的白洋淀，而白洋淀是雄安最具特色也最有开发价值的旅游资源，也是诸多古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息繁衍的土壤。白洋淀周边的这些古村落，或是鱼米之乡，或有名人旧迹，它们都是雄安文化的活化石，具有巨大的文化开发潜质。在发展雄安经济建设的同时，这些古村落也理应得到更合理的保护。这样才能让成长于其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系统、更原汁原味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