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士杰(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向往远方的少年
——郭小东小说《1966的獒》中的郭亚雷

吴士杰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郭小东《1966的獒》以追忆的笔法再现了少年郭亚雷在“文革”时期的经历。郭亚雷在现实生活中家庭分离，交际孤立，最终选择与獒犬“远方”为伴，安抚内心世界的痛苦与矛盾。面对“看不见的伤口”这一高度凝聚的意象，郭小东以拒绝遗忘的态度表达了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小说中的“远方”具有追求自由和美好、肯定希望与未来的寓意。

1966的獒； 郭亚雷； 创伤性经历； 远方

“文革”十年动乱浩劫，给全国人民造成内伤和外伤，有些“看不见的伤口”伴随岁月的流逝仍然隐隐作痛。郭小东先生的长篇小说《1966的獒》，以郭亚雷独特的“少年视角”讲述了自身在“文革”岁月的创伤性成长经历，在拒绝遗忘历史疼痛的姿态中审视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心路历程。

“作为对一种过往经历的叙事，创伤故事远非对现实的逃离——逃离死亡或者相关力量，而是对生活无尽影响的明证”，所有创伤故事，“核心在于死亡危机与相关的生存危机之间的震荡：创伤事件的不堪忍受性与创伤之后幸存的不堪忍受性之间的一种双重叙事。”[1]作者在《1966的獒》中采用追忆的笔调，以少年郭亚雷的视角追溯过往的经历。少年郭亚雷的现实境遇和内心世界均受到“文革”浩劫的无情打击和摧残，现实遭遇和不堪忍受的内心屈辱不断纠缠交织，对郭亚雷余下的岁月造成难以磨灭性的影响。郭小东以拒绝遗忘的态度表达了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美好的信仰的追求。

1 少年郭亚雷的现实遭遇

自伤痕文学以来，大量文学作品深刻地描绘了“文革”灾难给社会和人民所带来的毁灭性伤害，其中的表现手法之一就是产生“通过描写人物的悲惨遭遇来反映‘文化大革命’对人的摧残迫害。”[2]《1966的獒》展现了封建“血统论”和法西斯“株连法”在人性裂变和道德沦丧的社会环境下横行霸道的真实景象，艺术地呈现了“文革”暴力下家破人亡的残酷现实。

1.1 郭亚雷的家庭遭遇

郭亚雷的父亲，原本是当地人人敬仰的教师，最终却被打成“黑五类”。小说中写到父亲郭大风是被城里人认为最权威、最有学问的先生，而且“有学问又有革命经历，这在小城里的伟大光明如同灯塔。”[3]20文革肆虐，父亲郭大风成为批斗对象，但理由却很荒谬：一是郭大风曾经抱着革命理想奔赴抗日前线，却在中途遭遇战火阻击意外退回上海，是反革命的行径；二是郭大风出身大地主家庭，即使主动登报与祖父脱离关系，仍难逃血统论的魔咒，乃十恶不赦的地主阶级。郭大风作为城里的高级知识分子，“文革”对他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父亲是少年心目中的偶像，但是政治伦理替代了亲情伦理，集体的扭曲价值观影响了郭亚雷心目中的父亲形象。郭亚雷不再崇拜父亲，而是崇拜船老大、无脚蟹这些纯正的无产阶级出身的人物。郭亚雷的母亲是上海的名门闺秀，她身上所有的教养和优雅却是“文革”时期人们所唾弃的，就连他这个儿子也厌恶母亲身上那种“过于漂亮也特别摩登”的感觉，郭亚雷喜欢肥婶和凤卿这种来自农村的朴素女子。母亲最终被迫与丈夫分开，住进了学习班，参加劳动、学习、检讨罪行。组织以政治名义逼迫父母亲离婚，最终整个家庭分崩离析。

大难临头，不可逆转。郭亚雷的家支离破碎，他无法再走近父母一步，更没有机会与他们站在一起，即使有可能，时代也不允许他们再站在一起。郭亚雷的父母成为人们共同的敌人、反动派，而郭亚雷成为一个可以选择自己革命道路的革命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革命教会郭亚雷的不是为家庭美满而奋斗，而是在现实中与父母彻底划清界限，从内心深处抗拒被划为“黑五类”的父母。

1.2 郭亚雷的交际遭遇

郭亚雷周围的小伙伴，曾经最好的同学，如今却是抄家和批斗父亲郭大风最卖命的主力军。他们当着郭亚雷的面将原本美好和完整的事物撕裂。郭亚雷从此不被集体所承认，因为血统论判定郭亚雷无法融入红卫兵的群体之中，红卫兵甚至希望郭亚雷在批斗会上狠狠地扇自己的父亲一巴掌。

郭亚雷正处于15岁的少年时代，这个阶段的心理指向尚未成型，渴望得到群体的认可和接纳。这意味着，一个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同，接受社会群体的思想文化。“社会化要求儿童逐渐去适应某种社会角色，扮演某种社会角色，遵从社会规范……社会化是以求同为标志的，是人的合群性表现。”[4]然而，这个时代的群体要求郭亚雷扮演的却是批斗自己家庭和父母的红卫兵角色。如果郭亚雷拒绝扮演这个角色，意味着郭亚雷将不被这个群体所接受，他将被孤立，甚至受到打击和迫害。这是因为，在革命话语体系中，理想是作为共名状态出现的，在共名之下必须放弃、牺牲任何个人的自由选择，“于是，以革命的名义，理想高于人性，主义重于生命，共名之下无无名。”[5]群体凭借人多势众的蛮横强力，获得随意处置个体的霸权。个体必须无条件服从群体自发形成的内部规则，一旦违反，个人就会被施以严厉的处罚。“被集体遗弃是最为可怕的惩罚和最不幸的命运，”[6]242孤立，是集团主义者惩罚个体最惯用的伎俩和有效的武器。

文革造成了郭亚雷的“创伤性成长经历”。“文革”时期的现实遭遇对于15岁少年的郭亚雷来说，是一份痛彻心扉的回忆，一个人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却被告知罪人的身份，不是没有爱而是被告知没有爱的权利，一切皆源于郭亚雷出生于知识分子和地主家庭的荒谬血统论。

2 少年郭亚雷的内心世界

人是肉体和精神的统一结合体，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认知功能。伴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人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实践不断认识自己，反之，现实生活的条件和环境也会迫使人审视自己、调整自己以适应生存和发展。少年郭亚雷在“文革”生活中，备受现实的折磨和集体的压迫，当面对心灵的拷问时，他选择与獒犬远方为伴，以灯塔为生命的指引，将饮马滩作为心灵栖息地，而不是选择成为红卫兵集体中的一员。可见，作家在此通过人物的抉择来体现思想认识，从而明确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

一个15岁的少年宁愿做一只1966年的獒，一只有尊严的天狗，也不愿做一个直立行走着的屈辱的人，可见现实世界的遭遇已将这个少年的希望抹灭。在乱世之中将情愫转移寄托在一只獒犬身上，是少年郭亚雷唯一的精神慰藉。在阳光明媚的年纪，不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而是跟着红卫兵闹革命；在同学伙伴之间，本应亲密无间的同窗情谊，却只能和一只獒犬相依为命。特殊年代里，人的自由和尊严甚至不如一只獒犬。“我总以为远方和红嘴巨鸥一样，都是生物中的圣者，都共同地互通着一种圣者的交流与自尊。……人类以等级形式制造着人的差距，身份的差距，新的差距，以至于互相践踏，互相残杀，互相掳获，以制伏对方为后快。人们对于生命与生存的认知，远不如远方与鸟的互相尊敬和互爱。”[3]58相比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和冷血，动物的纯良心性显得更加珍贵温暖。

现实中长期的悲惨遭遇必然导致思想性格和精神心理的扭曲与变异，人物心灵的巨大创伤也是文学作品反映文革伤害的重点。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是整个生活经历在个性心理长期雕琢的结果，因此它是根深蒂固的，不容易改变的。但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极“左”政治对社会生活严重危害，迫使人的思想性格、精神心理扭曲变异。“文革”摧毁了一个少年的家庭，也摧毁了他正在成长的脆弱心灵：“我胆战心惊地活着，对任何人都无话可说。全世界的卑微，我所知道的卑微和低贱都集中在我身上。我连昂头起来走路的资格与勇气都没有。”[3]50同龄人的疯狂，革命的荒唐，激发了青少年内心的邪恶，由于个体的势单力薄决定了他倾向于服从集体的决策，哪怕他知道这些邪恶是违背良知，并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但个人的怯懦和无助仍无法阻止这种邪恶的蔓长。“1966的岁月，加附在我身上太多的黑暗，而这黑暗却又以光明的、热烈的、以革命的名义和恐吓的形式强加给我，它把我内心曾经的善良涤荡得无影无踪。我盼望有更多的人被拉去游街，有更多的人被推上批判台，只有更多的人去受罪，才能藉此冲淡我的孤单。……如果人人都成了罪犯，这个世界就不会对有罪的人歧视。”[3]50活着，对于郭亚雷而言，只是在绝望中拉长毫无意义的生命而已，每天都在难堪中煎熬着漫长的时间。“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只要这个选择具备集体主义的理由，那么个人完全没有责任。”[6]249郭亚雷的内心产生“希望每个人都与自己有同样悲惨遭遇”的想法，因为他并非始作俑者，他只是这个疯狂群体中的一员，即使个体需要承担责任，群体可以平摊每个人的共同罪责，而最终分摊到每个无名的人身上将罪恶变得微乎其微，这样个体大可不必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产生负罪感。

“天真幼稚的年轻人总有一天会发现某些罪恶，但一个人成长的标志不是发现罪恶，而是如何面对他发现的现实。”[7]心理尚未成长完善的年纪目睹了太多的罪恶和荒唐行径，然而，发现现实生活中的残酷和罪恶是个人成长的必经阶段，它取决于发现时间迟或早的问题，如何面对一个人所发现的残酷和罪恶才是反映一个人对善恶判断、道德选择甚至是人生理念的重要体现。小说中，郭亚雷与獒犬远方为伴，以灯塔为生命的指引，将饮马滩为心灵栖息地。这是郭亚雷获得内心宁静、躲避尔虞我诈的方式。15岁的郭亚雷与獒犬远方在灯塔相遇，并且在大多数人都不能怀有善良的年代，彼此表达了善意和温暖。以灯塔的光明为指引，以饮马滩的宁静为自己千疮百孔的心灵寻得一份慰藉，亦是对扭曲的精神和内心一种微乎其微的矫正。

3 远方，是永恒的向往

格林说，作家的检验在他的前二十年的生活中已经完成，他剩下的岁月不过是观察而已。“作家在童年和青少年时观察世界，一辈子只有一次。而他整个写作生涯，就是努力用大家共有的庞大公共世界，来解说他的私人世界。”[8]209小说《1966的獒》主人公郭亚雷的生平与作者郭小东相似，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言，这是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文革”题材在亲身经历过“文革”十年的作者笔下更具有阐释力，因为作者拥有“文革”和成长两种叙事资源：一是将“文革”作为叙事空间，讲述作者在“文革”慌乱年代的亲身经历，成长经历和政治反思交织，具有其他小说作家难以比拟的真实感；二是通过描写“文革”所造成的创伤性伤害，呈现人成长的心路历程，并且由一个郭亚雷延展至千千万万个与郭亚雷相似的青少年，写出了这一群体的共同悲惨遭遇。郭小东创作《1966的獒》无疑是在对这段经历的追忆和反思，这段经历潜藏在他记忆的根须上，而写作是他朝向庞大的世界，解说他“私人世界”的一次精神之旅。

革命的对象应该是上层建筑、政策制度，或深埋传统中腐朽落后的部分，而不是日常的生活和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作为青少年，他们在一生最美好的年纪里，被一场“政治”浩劫猛然拉离自己正常的生命轨道。尽管十年之后，他们仍然寻找自己的出路，试图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他们却比其他时代的人更敏感于政治和历史，因为是非颠倒的年代让他们承受了超出生命阶段重量的重压。

鲁迅说：“革命是救人活而非教人死的。”[9]它原本以摧毁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为目的，却成为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残暴方式。正如小说中的八相，为了混一口饭吃，成为愚昧的革命者，最终成为革命的阶下囚，正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里阿Q不明缘由跟风闹革命，最终却是“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通过小说《1966的獒》，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于这段历史的感受是伤痛的，并且找不到伤口，可见痛之入骨。对历史拒绝遗忘，是为了正视历史，更是为了捍卫尊严；对于伤口，作者的态度与其说是无法恢复，不如说是拒绝恢复，拒绝对罪恶的遗忘，拒绝对自由信仰的背弃。文字所记录的是这段历史个体创伤的印记，也是一次集体受难的见证。

然而，我们也从小说中读出了作者的情绪所在，对于过去历史的痛恨和怨愤。德国哲学家舍勒在《道德构建中的怨恨》一书中考证，“怨恨是一种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8]172文学作品中情绪的宣泄，是作者情感抒发的方式，然而作为新时代的读者，我们应该透过文字看到历史的真实的背后，在拒绝遗忘历史的同时，放下对历史的怨恨。因为我们不应在历史沉沦中难以自拔，现实世界和当下生活更值得我们去付出回应。这不是对历史的遗忘，而正是小说中“远方”的寓意，追求自由和美好，肯定希望与未来。

生活是不断延续和书写的历史，它比历史更具生命力，是正在进行的历史。相信未来，热爱生命，时间的长河不停息，人就不该停下前行的步伐。郭亚雷的悲痛遭遇，足以引起我们对过往历史中的错误与荒诞进行反思，这也是作者创作《1966的獒》的寓意所在，我们不该遗忘历史、放弃对罪恶的鞭挞和背弃对美好与信仰的追求。我们在坚持拒绝遗忘历史的前提下，应该放下对历史和过去的怨恨情绪，从而关注当下的生活，真正做到像作者的创作意图所期许的：国家和人民不再迷失，家庭和个人的心灵不再伤痛，每个人都可以像獒犬“远方”一样拥有简单而深邃的快乐、追求无畏的决心和蔑视一切的高贵。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来，风吹过田野，天空云卷云舒，大自然花开花落，生活不止远方，还有远方的向往和希望。

[1] 刘玉杰. 回忆叙事中的迷失与无家可归：《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与《德语课》中的西吉·耶普森比较研究[J]. 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2014(4)：126-132.

[2] 邝邦洪. 新时期小说中的悲剧成因探索[J]. 广东社会科学，2004(6)：127-132.

[3] 郭小东.1966的獒[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20,58，50.

[4] 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35.

[5] 刘茉莉.拒绝遗忘的疼痛，永不愈合的伤口：读郭小东《1966的獒》[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42-48.

[6] 祝勇.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242,249.

[7] 丙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92.

[8] 谢有顺.散文的常道[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7):209,172.

[9] 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97.

PursuitofHope—TheJuvenileGUOYaleiintheMASTIFFof1966byGuoXiaodong

WUShiji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65， China)

TheMASTIFFof1966 recalls the life experience of the teenager Guo Yale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suffered from family seperation, so he chose to live with the mastiff named “YUAN Fang” to comfort his painful and contradictory inner world. GUO Xiaodong shows his personal profound introspection of history in an unforgetful manner to the greatly condensed image—‘the invisible wound’. The implication of ‘YUAN Fang’ is the pursuit of freedom and beauty, believing in the future and the hope.

TheMASTIFFof1966； Guo Yalei； traumatic experience； YUAN Fang

2017-05-19

吴士杰(1989— )，男，广东陆丰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10.13750/j.cnki.issn.1671-7880.2017.05.019

I 207.42

A

1671-7880(2017)05-0079-04

责任编辑闵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