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兰(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00)

从唐女子择偶观看女性思维变革

刘 兰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00)

从古至今，男婚女嫁皆为人生大事。中国古代女性在择偶观上大多尊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缺乏自主权。随着历史推进，发展至唐，除南北朝就已根深蒂固的门第婚姻外，女性在择偶观上开始有了一定自主权，以财富多寡、才学高低、相貌美丑等作为其审美标准，也不乏执着追求爱情的爽性女子。以财富为媒，殷实的家庭给女方家带来诸多便利，不失为一种理性倾向；以门第为媒，攀附高门，为女子求得安居之所，抬高社会声望，妻随夫贵；以才学为媒，获取功名，成为女子青睐的选择；随着唐社会开放风气的蔓延，相貌、缘分等都成为选择夫婿的衡量标准，甚至还有逼婚现象存在，其择偶观与唐社会时代特征密不可分，激发唐女子思维革命。

唐代； 女性； 择偶观； 婚姻

20世纪以来，唐代妇女史研究热度居高不下，或以男性视角进行探讨,或通过唐律展现唐代婚姻形态，或着重婚姻形式与生活内容，又或概述唐代婚姻观，从择偶到离婚再嫁都进行分章描述。贾淑荣在《试析唐宋官宦阶层的择偶观》中通过对激烈变革的唐宋时代官宦阶层择偶标准阐述,进而阐明唐宋社会特征与时代择偶观的紧密联系，文章内容充实，考证详实，但多从男性视角出发，局限在统治阶层；牛志平在《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中以唐代婚姻开放风气为突破点，通过男女自由恋爱、寡妇再嫁及惧内三部分，旨在说明唐代女性地位上升的倾向，更倾向描述唐女子的婚姻观，在择偶标准一章中只做了简要概述，并未列专文详述女子主动性引发的思维变革；李树桐《唐代妇女的婚姻》一书中，较为详细地论述女性择偶标准，但些许现象仍有所忽略;陈鹏的《中国婚姻史稿》涉及内容广泛，对婚姻与政治的联系论述尤为突出，女性自主性涉猎未深；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一书中，对各类婚姻形式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如公主婚姻、藩汉婚姻等；李斌城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描述了丰富多彩的婚姻礼俗与生活。然而上述研究仅选取女性视角列专文探讨唐代女性择偶观,探讨唐代女性自发性变革的文章并未多见。

首先，近年来关于唐代女性论著中，阐述女性婚姻观、离婚、再婚问题，大多不外是通过改嫁之风等探讨贞节观变革，谈及女性自主择偶权问题的学者并不多见，即使涉及择偶观也仅是作为其论著很小一部分，罗列史料印证自主择偶存在性，并未做专文探讨此变革发生的根本原因及所揭示的女性思想解放乃至思维变革；其次，前代学者对女性繁琐婚礼习俗描述占据较大篇幅，大多从为人妇的社会角色进行探讨，即使涉及自主择偶也是描写女子离婚再嫁现象，本文只针对未有过婚姻的青春韶华女子，也仅围绕其择偶观论证唐女子思维变迁特征及原因。

“盖男女婚姻，承天地阴阳之性而为配合也。”[1]爱情是婚姻的立交桥，婚姻是家庭的细胞。在政治关系上，魏晋南北朝时，门阀氏族蓬勃兴起并确立其不凡的地位与声望，发展至唐，即便唐太宗一再下令修改氏族志，氏族仍顽固生根发芽，与此同时唐科举制度逐步完善，一定程度上给真正有才学却出身贫寒的男性进入仕途大展宏图的机会；经济上，新兴地主、军功地主等不断出现，社会财富迅速集聚，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文化方面，在开放的民族政策下，文化交融、民族杂居、风俗圈杂糅，造就了唐代开放的社会风俗，女性不再一味地接受父母指定的婚姻，有了一定的主动权，那么唐代女性具体从哪些方面对男性进行衡量呢？反映了女性思维变化的哪些特征？本文将以女性为出发点，探讨唐女子择夫标准与唐代女性思维变革及其反映的时代特征。

1 以门第为媒

南朝为开端，门第观念已见雏形，侯景求婚王谢，梁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2]出身贫寒却受盛宠的达官贵人都急于向门阀攀附。

至唐一世，门阀声望也未消磨殆尽。“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凌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3]四大门阀仰仗声望妄自尊大，太宗自然心怀芥蒂，为彰显李唐王室权威，多次下令重新编定氏族等级次序,效果依旧甚微，可知唐门第观动摇甚难。由此唐女子选择配偶时，许多家境普通的百姓，都渴求攀附一位有权势的名门，即便是妾也心甘情愿。有些女子家道中落或自幼锦衣玉食不善女红选择一位氏族子弟也很容易理解了。

《玄怪录》张老篇，同样凸显门第为媒对唐女子择夫的重要性。高门韦恕之女已到婚配之龄，菜农张老多次请媒人说媒，媒即说我怎能凭一杯酒去辱没韦氏高门，韦氏大怒：“以我贫，轻我乃如是，居家诚贫，乡里岂无贫子弟，奈何以女妻园叟？”[4]348韦氏宁愿让家女嫁给平凡氏族子弟也不允嫁给菜农为妻，自南朝时就不断侵入唐人主流意识的门第为媒思想依旧存留在其潜意识中，影响颇大。

综上所述，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生产力水平飞速上升，社会分工日渐细化，财富分布严重不均，等级观念便开始在日常生活里不断渗透强化，从先秦金字塔阶级，到汉代内外朝权力倾斜，以至南朝发芽、唐代蔓延的门阀政治，无一例外地体现统治者、实权者的话语权，与名门结亲，获得既得利益，通过有效途径扩大自身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势，联姻带动双方家庭互利共赢，门第为媒确是个不错的选择。可见唐女子开始感知世界，对其自身所处环境进行全面分析，权衡利弊，从而更真实地感受到门第对其未来婚姻生活质量影响的重要性，女性概括性思维尤为突出。

2 以才学为媒

“戎昱，美风度，能谈。虽贫士而轩昂，气不消沮。”[5]152崔中丞欣赏其器宇轩昂，文采卓越，欲将家女许配给昱。一首“姑苏太守青娥女，流落长沙舞《柘枝》。满座绣衣皆不识，可怜红粉泪双垂。”[6]殷尧藩抱得佳人归。韦岫独赏来鹏之才，欲招其为婿。许浑才思敏捷，竟成女子梦中情人，甚至连仙子都爱慕于他，描述略有夸张成分，也足以说明唐代才高八斗的俊才更受欢迎。在描述唐代才子的史籍中，不难看出：笔墨着重其聪慧、悟性极高、文墨卓然、谈吐不凡、才气过人等，并未突出男子出身及其身高。

进士卢储献文李翱，恰逢李翱之女已到婚配年纪，偶见卢储文笔即赞“此人必为状头”，李翱“深异其语，选以为婿”[7]1346。卢储在科举考试中果不出所料，博得头筹，娶得美娇娘，作《催妆诗》表达对妻伯乐之举的谢意。唐女子择偶逐渐有了自身对另一半的衡量，即便选择权并不全为女子所有，但能参与自己婚姻大事并向父母表达心意已属不易，其择偶的主动性较上古已有所改变，唐女子思维活跃跃然纸上，可见她们开始尝试用发展性思维去衡量男性，不再被门第观念所束缚，而学会用发展的眼光去展望男性未来的仕途。

李光颜身居太师高位，功勋卓著，军功累累，然其女未嫁，幕佐推荐一位高门郑秀才为其婿，太师谢幕僚曰：“李光颜一健儿也，遭遇多难，偶立微功，而欲结援名家，非其志也。”[4]1817仅把女儿许配给一位寻常武将，不与攀附权贵高门之人为伍，而是选择了适合自家女儿的夫婿。打破南朝开始盛行的门第婚姻，另辟蹊径，择最佳夫婿。

这说明并非出身显贵便可促就一桩婚事，即便是唐代婚姻也有千差万别，婚姻观不同自然形成迥异的价值观。看中高门出身的家族有走捷径的心理，而他们自身的能力有待考量；相反，像这样通过自身才能与军功逐步拥有社会地位的家族，并不急于与高门联姻同样可以平步青云，除了唐统治者众多求贤政策外，不排除他们自身能力的优势。

初唐郭元振才思敏捷、笔墨卓群，宰相张嘉贞欲成就元振与其女百年之好，“令五女各持一丝，幔前使子取便牵之，”[4]1720通过千里姻缘一线牵与宰相第三女结成美满姻缘，随夫显贵，平步青云。

“仁亶与庚行六七日，至村，遇大雨，乃至村西，求王氏舍焉。仁亶等相顾微哂，留数日。主人极欢，仁亶乃云：‘阎侯是己外弟，盛年志学，未结婚姻。’仁亶固求，方许焉。”[7]2604果然数年后，阎庚身至高位。博学多闻、才思敏捷之人科举及第或遇贵人相助获得高位，自然吸引女子的目光。

即使门阀凭借其社会声望与庞大家族集团雄踞唐社会重要角色，却不是唯一衡量标准。首先，科举制度的建立，为有才学之人开路。由于庶族地主发展迅速，统治者为维护统治，不断招才纳贤，唐太宗知人善任，武则天开设殿试武举等，都为提高唐官员质量做出极大努力，也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阶级平衡。其次，教育在唐代愈发大众化，范围不断普及化。女性教育这一话题在唐代被提上日程，唐女子不再无条件接受各种贞节观与妇德教育，对知识的向往与学习也愈发急切，陆续出现各种涉及女性生活日常、待人接物等具有很强实践性与针对性的女教书、民间女子的诗作散见于全唐诗及各种唐人小说之中，唐女子不再被束缚在闺阁之中，开始真正参与社会实践，间接地通过学习实践文化知识。参与社会文娱活动，达到择偶目的，唐女子由此有了更宽泛与理性的抉择标准，唐女子逻辑性与间接性思维特征逐步发展开来。

3 以财富为媒

对古代女子来说，嫁得越好就越会给自家带来更多荣耀。上述张老的故事还有一段后续的结局，韦恕要求菜农在一天内一次性拿出五百缗便同意这门亲事，本是想以此为难张老，知难而退，却不曾想到菜农张老竟真的纳钱迎娶，迫不得已之下，韦恕只得遵守诺言，成就姻缘。张老是位颇具神仙色彩的人物，在之后的生活中多次给予韦家钱财，更是在韦家遇到磨难时雪中送炭，为韦家带来了许多益处。显而易见，财富的多寡影响了韦氏女的婚姻大事，在随后的婚姻生活中，张老的财力更是帮助韦家度过许多困难。

在《霍小玉传》中，“卢亦甲族也，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7]4008“百万”即千缗，李益为与卢氏结亲，娉财甚广，数目庞大。唐女子对男方财富的考量看来是不可小觑的。

某村有位能祸福的乌将军，“每岁求偶于乡人，乡人必择处女之美者而嫁焉”,某少女之父“利乡人五百缗”，便答应嫁女。后来该少女被郭元振所救，教育数落其父说：“今日贪钱五十万，以嫁妖兽。”[4]356即使不顾对方身份，收到足够利益钱财，便可出卖亲生女儿婚姻；在前述与阎庚成就姻缘的故事中，村西王氏女在婚配给庚之前，“先许适西村张家，”因给的聘礼不够而罢婚，亦可证明，此不赘述。

南朝起门阀氏族便开始生根发芽，魏晋南北朝一代，门阀士族娇宠日盛，攀附名门之风弥漫社会，至唐代皇室依旧对高门有所礼让。随着社会进步，经历战乱的唐朝在初期休养生息之后，迎来盛世，民族沟通，中外交流促进经营方式多样化。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财富迅速累积，崛起一大批新兴地主阶级，或通过土地买卖，或通过经济贸易成为商人，或通过科举及第,等等。家境殷实，不论是固有门阀，还是后起地主，足够的财富为他们造就良好的被选择条件，自然离不开唐代这片肥沃土壤所提供的优质养分。

新贵族、新地主的崛起使经济因素在唐女子择偶标准的衡量中逐渐占据不可小觑的地位。思维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升华，随着时局变迁，新兴地主崭露头角，士族之家不得不顺应时局变化，通过与新势力联姻重获地位与权位,平民女子即使以妾入府亦喜出望外，唐女子为自身的幸福做出现实而功利性强的选择无可厚非。

4 其他标准

4.1 相貌

古语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今有“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诗经时代，生产力极其低下，狩猎种植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此时对男性的体力要求显得尤为突出，这个时代的女性自然以男性高大为美，“昔日贾大夫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8]，而在之后一次涉猎中，丈夫的强壮英勇打动妻子的芳心。从古至今，男子选择配偶对外貌都有所要求，女性自然有其审美标准。罗隐以诗明志投于郑略，畋有一女，容貌清丽温婉，对吟诗甚是钟爱， 偶读罗隐诗作“张华谩出如丹语，不及刘侯一纸书”[5]389。未见倾心，莫知所从。最诙谐的是此女见隐真容，丑陋迂腐，便再不惦念。

唐女子对长相有明确态度。并不像前朝所载，女子无才便是德，唐女子受到文学熏陶，自我意识觉醒，或多或少地受到文化洗礼，思维开始活跃，有了明确的自我认识，对另一半的追求也有了明确的观点，大大改变之前那种被选择的地位，也不再轻易地对另一半做判断，更加凸显思维的逻辑性与批判性特征，更为突出的是思维的独创性特征，由于思维个体存在差异，唐女子受到不同家庭氛围及社会实践的影响，开始有自身对配偶的考量，相貌成为唐女子较为看重的考核标准，是女性革命迈出的一大步的标志。

4.2 逼婚

吉懋欲为男顼娶南宫县丞崔敬女，敬不许。因有故胁以求亲，敬惧而许之。择日下函，并花车卒至门首。敬妻郑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门户低，不曾有吉郎。”[4]33可见，有时女子婚姻的选择连父母都无可奈何。

4.3 封妻荫子

唐律有“凡妇人，从其夫之爵位”“妇人品命既因夫、子而授，”[9]即丈夫阶位上升，妻子也随其承恩。“弘农旧县授新封，钿轴金泥诰一通。我转官阶常自愧，君加邑号有何功？花笺印了排窠湿，锦卷装来耀手红。倚得身名便慵坠，日高犹睡绿窗中。”[10]长庆元年，白居易官至中书舍人，妻子杨氏因此授封。

即使唐代民风相对开明，但女性荣誉更多奠基在男性成就之上，女子任官现象总的来说是屈指可数的，固女子选择配偶的能力尤其重要，选得正确，妇凭夫贵；选得错误，可能终其一生碌碌无为。由此可见，唐女子开始批判性地看待自身所处环境，全面去分析男性能带给自身及娘家的利益，选择最有发展前途的伴侣，使得自身有所保障。

4.4 自主择婿

古代社会子女婚姻自主权大多掌握在父母手中。但在唐代，遇到深明大义的父母，婚姻自主权会交还给子女。李林甫有六女，为让女儿选择两情相悦而有才能的夫婿，在街道窗边设以屏障珠帘，“每有贵族子弟入谒，使女于窗中自选。”[4]1727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12]崔护春游至郊外，与绛娘以诗结情，互诉衷肠，随后崔护便归家投入繁忙的课业中去，来年重返故地才知绛娘心心念念等待他郁郁而终，崔护以泪唤醒绛娘，成就美好姻缘，崔护亦高中科举。故事略有神话色彩，却反映实际问题，唐人小说中众多类似神幻故事，说明那个时代女性精神和心灵对社会约束的释放，对自主权的索求，是唐代女性心灵的革命。

在唐代开明的社会氛围之中，在女性教育及文娱活动的日渐普及与丰富之下，子女有了一定权力去考量自己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女性思想，思考自身内心诉求。不论是皇室公主的离婚再嫁，还是平民女子自主择婿权力的扩大，都表明唐代女子受礼俗约束较前朝有明显松懈，这可以说是一场对唐代女性的婚姻变革，女性思维变革所展现出的具体特征在唐代女子的身上就显得更具代表性了。

唐代女性择偶观是比较清晰的。出身贵贱、才学高低、能力强弱、家境殷实与相貌俊逸与否等都是唐代女性衡量配偶的标准。多样的择偶观产生于其自身参与的社会实践与时代所给予的各种便利，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唐女子思维变革的各项特征。

思维能力强弱奠基于社会实践之上，其本身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高级技能之一，思维变革更离不开实践的土壤；相反，实践激发人自身创造性。唐女子生活在士族逐渐失势却保持其社会声望、科举制蓬勃发展而受传统观念羁绊的社会实践之中；生活在胡风弥漫、经贸往来络绎不绝、民族交融的盛世之中，由此对其思维产生激烈冲击。

(1) 概括性。思维的形成依赖于对事物的了解与认识，只有对周围环境与自身有相对准确的考量，才能做出较为合理的判断。唐代，无论是统治者对自主婚姻的相对放松，还是财富积累的迁移，加之民族化一的平等观等时代给予的特征都为唐女子择偶提供了多种标尺。对社会现实的分析及其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更能够对男性进行概括性的评价，从而产生如此丰富多样的择偶标准，正是女性思维概括性的表现。

(2) 间接性。顾名思义，思维的间接性是通过一种或多种媒介达到对某种事物的间接印象。至唐，社会一定程度上脱离门阀束缚，庶族男性通过带有功利性质的考试获取功名，与此同时，女性文化教育也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教育内容也创见性地突出女性日常生活知识的教授。唐女子通过自身修养与对科举制的推崇，自然倾心才子与功名，为自己未来的幸福做最合理的抉择。

(3) 逻辑性与灵活性。思维是文化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人类活动之一，唐女子择偶标准的具体化是唐代社会所赋予的印记。以财富为媒，殷实的家庭给女方家带来诸多便利，不失为一种理性倾向；门第为媒，攀附高门，为女子求得安居之所，抬高社会声望，妻随夫贵；才学为媒，获取功名，成为女子青睐的选择；另外，随着唐社会开放风气的蔓延，相貌、缘分等都成为选择夫婿的衡量标准，甚至还有逼婚现象存在，其择偶观与唐社会的时代特征密不可分，女性选择的多样化更突显其逻辑的系统性与顺应时代的灵活性。

(4) 独创性。人类思维的转变是实践与自身潜力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自身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唐女子自身的完善与个体差异性，导致出现“相貌”“逼婚”“封妻荫子”等择偶标准。

(5) 批判性。唐代是社会风俗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政治上出现了贞观盛世、开元盛世、武周中兴等盛世局面，科举制的完善为俊才提供入仕的机会，大大提高了官员素质，各项政令有条不紊地推行；经济上唐初经过“休养生息”后，国库富裕，百姓赋役负担有一定程度的减轻，中外以及民族间经济贸易往来频繁，社会财富来源广泛；文化上出现李白，杜甫等诗人；军事上唐朝国力强盛，版图广阔；民族关系融洽；社会上大体平静祥和，民风开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唐代女性在婚姻择偶观上也自然有了新的变化，不论是家境富足的大家闺秀还是出身卑微的贫家女在唐代都有着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他们都向往爱情，对自己的爱情有着美好的愿望并为之努力，她们的择偶观有着浪漫的情怀。

综上所述，不得不说，唐女子较前朝享有较大自主权，集现实与浪漫于一身。考虑到家族荣誉，以门第为媒或以财富为媒，现实又充满自我观念的强化，嫁给高门权贵不再出于家庭逼迫，更多来源于自身一种物质保障的需求，是唐女子理性思维发展的萌芽，是自发的变革，是自我的发展；看重相貌文采。

唐女子在择偶标准变迁中，理性思维不断深化，批判精神开始萌芽，不再拘泥于父母泥潭中，开始学会综合考量男性，迈出寻找心灵真正归属的历史性一步，是女性心灵、精神的解放。

[1] 李鹏.中国婚姻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0:13.

[2] 司马光.资治通鉴·梁本纪:卷一六一[M].北京：中华书局，1956：4979.

[3] 吴兢.贞观政要[M].济南:齐鲁书社,2010：239.

[4] 丁如明,李宗明，李学疑，等.点校.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48，1817，1720，356，33，1727.

[5] 辛文房.唐才子传[M].北京: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152，389.

[6]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0：5577.

[7] 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1346，2604，4008.

[8] 王强.《诗经》时代的男女择偶观[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99-102.

[9]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38.

[10] 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258.

[11] 孟棨.本事诗：情感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4:69.

DiscussiononWomen’sIdeologyRevolutionBasedonWomen’sViewonMate-SelectioninTangDynasty

LIULan
(College of Torism and History Culture, Liaoning Normo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00, China)

Throughout history, marriage is an important event of one’s life. Most of women in ancient China revered their parents on their marriages. Women begin to have their own autonomy in mate-selection till the Tang dynasty. They begin to consider wealth, intellect and appearance etc. when selecting their mat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women who care only for love. Wealth can help women lead more comfortable life, intellect means gaining scholarly honor and further official ranks, appearance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pen Tang dynasty. The phenomenon of forced marriage also exists in Tang dynasty. Women’s views on mate-selection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which motivates the revolution of women’s ideology.

Tang dynasty; women; view on mate-selection; marriage

2017-05-13

刘兰(1993— )，女，山西长治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唐代社会生活史。

10.13750/j.cnki.issn.1671-7880.2017.05.018

K 242

A

1671-7880(2017)05-0074-05

责任编辑闵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