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

李巧慧



《尤利西斯》中博伊兰的表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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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巧慧

根据现代心理学和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人格和性别这两个层面的表演性分别源自个体的心理诉求和社会规范的重复。《尤利西斯》中博伊兰的表演性体现在他对服饰的过度关注和对他人的征服欲，扎根于20世纪初的男性性别规范。虽然博伊兰身上潜藏的恶魔特性揭示了其伦理的缺失，但都柏林人对他的关注和认可证明了当时男性性别规范的细微转变。

尤利西斯；博伊兰；表演性

人格和性别这两个层面的表演性源自个体心理和社会规范。现代心理学和朱迪斯·巴特勒的表演性理论分别揭示了这两个方面。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些人的人格具有强烈的表演性。这种人格有以下特点：对自身外表持续不断的关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经常表现出性引诱的趋势、有成为关注焦点的强烈欲望、情绪多变等。(翁永振 2003: 272-273)既然他想要通过服饰、性魅力等赢得他人的关注，其表演性就体现在自身的夸示意图和对他人反应的期待。其根源是个体内心的欲望，比如成为焦点、征服他人。与关注表演性的个体特征的心理学不同，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强调表演性背后的社会行为规范。巴特勒认为社会化主体的性别是一种表演性行为。其表演性在于它是“对性别身份准则的一种强制性重复”(Butler 1990: 175)。尽管性别身份准则有其长期性和稳定性，巴特勒认为表演性所包含的重复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变迁，它可能会偏离这些准则。本文以现代心理学和巴特勒的表演性概念为基础，研究博伊兰的表演性的复杂性，探讨其个体心理特征和社会性别身份，分析其伦理的缺陷，揭示20世纪初男性性别规范的细微转变。

一、博伊兰对外在服饰的关注背后的表演性

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采用了两种方式来描绘博伊兰的服饰，展示其表演性。它们分别是直接描述和通过其他人物的视觉和听觉进行间接描述。前者揭示了博伊兰向他人夸示自己的意图，而后者进一步从其他人对这种夸示的反应验证其效果。博伊兰对外表非常关注。他白色圆盘状的“宽檐草帽”(乔伊斯 1995：603)*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仅标明页码。由“大布伦斯维克街一号的帽商约翰·普拉斯托”制作(664)；款式新颖的靛蓝色哔叽衣服出自“住在伊登码头区五号的缝纫兼剪裁师乔治·罗伯特·梅西雅斯”之手(663)。他脖子上系着天蓝色领带，腿上穿着卷边长裤,脚蹬一双“款式新颖的棕黄色皮鞋”(638)，短袜跟上还“绣着天蓝色的花纹”(603)。每当遇上漂亮姑娘，博伊兰都会向她们展示他表兜里揣着的“金怀表”(563)，以此显示他的财力。此外，他唇间还衔着一朵“红花”(603)。帽子和衣服的私人定制展示了博伊兰以财力为基础的时尚感；白色、靛蓝色、棕黄色、天蓝色和红色等几种亮丽色彩的组合不但时尚，更证明了博伊兰张扬的个性。走在大街上的博伊兰嘴里叼红花的举动显然有些出格，证实了他对爱情的随意、浅薄、不谨慎的态度。虽然这朵花并非玫瑰，而是石竹，但它同样表示了博伊兰对女性示爱的心意，同时也证明了他对自身男性魅力的自信。除了服饰，博伊兰还特别注意他出行时的交通工具。他乘坐的轻快二轮马车是一辆由“家住多尼布鲁克一哈莫尼大街一号的车夫詹姆斯·巴顿所赶的第三百二十四号出租马车”(663)。就他人对博伊兰服饰的反应而言，乔伊斯不但细致地描述了布鲁姆等都柏林男性对他的关注和艳羡，还精心再现了花店的售货员、酒吧的招待和莫莉等女性对他的倾慕。*本文第二部分将详细分析他人对博伊兰服饰的关注，此处暂不赘述。

博伊兰对外在服饰的关注所展现的表演性与他的歌唱家身份密不可分。歌唱家本身就是以舞台表演为职业。虽然舞台表演不同于心理学或者性别理论层面的表演性，但博伊兰丰富的表演经验显然可以加强他的表演欲。歌唱家身份还带给博伊兰更为重要的社会身份和个人魅力。这是他穿戴讲究的服饰和赢得许多女性青睐的基础。在小说中，男人们碰头或者见面的时候经常提起博伊兰，甚至连布鲁姆的女儿也曾在给他的信中提及这个歌唱家。因此，作为歌唱家的博伊兰应该在都柏林有一定的名声。

尽管乔伊斯并没有直接描述歌唱家的身份对博伊兰社会地位的影响，但布鲁姆听完斯蒂芬的歌唱后对他的未来的设想可能源自他对博伊兰等歌唱家经历的了解。首先，按照布鲁姆的设想，“……歌唱家有机会出入于经营大企业的财界巨头和有头衔者那坐落在最高级住宅区的时髦府邸”(1332)。这揭示了爱尔兰上层社会对歌唱家的尊敬。另外，“那绅士派头，都足以为本来就美好的印象更加锦上添花……倘若他再注意一下服装的考究，那就更能慢慢博得高雅人士的垂顾”(1332)。绅士派头和服装剪裁显然是被高雅人士接纳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也解释了博伊兰对服饰过度关注的原因。此外，歌唱家可以“有所选择地参加他们所举行的有关音乐艺术的恳谈会了，从而在淑女们的鸽棚里掀起轻微的波澜，在寻求刺激的太太小姐们当中引起一番轰动”(1332-1333)。这指出了女性对歌唱家等艺术家的喜爱和青睐。布鲁姆用颇为光明的未来总结了他对斯蒂芬的设想，“ (他的)演唱无疑地会给都柏林的音乐界带来一股新风。……这是博取名声、赢得全市尊敬的大好机会。他会成为台柱子，会有人同他签订演出合同，也会为国王街剧场那些捧他的听众举行一场大规模演奏会的”(1333)。由此可见爱尔兰社会对歌唱家的重视和尊敬,也暗示了成为歌唱家后名利双收的前景。

对外在服饰的关注以博伊兰极强的挣钱能力和由此而来的雄厚财力为基础。博伊兰组织的北方巡演是许多人的谈资。按照布鲁姆的描述，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巡回演出”(401)。博伊兰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按照股份分红”(191)。也就是说，“资金大家摊，赚了钱大家分”(402)。这个计划是“把几座主要城镇都转上一圈。这儿闹了亏空，可以上那儿去弥补”(229)。从这一点来说，博伊兰的确有商业头脑。尽管布鲁姆憎恶博伊兰与妻子的私情，但却明确表达了他对博伊兰组织和挣钱能力的认可，甚至向一些人宣传这次巡演。布鲁姆告诉乔，“他(博伊兰)是一位很好的组织者。挺有本事” (746)。布鲁姆还用“好极啦”(229)、“颇受重视”(229)、“好主意”(229)来描述博伊兰组织的巡演。除了巡演，都柏林人还提到博伊兰另外两个赚钱的门路：赛马和拳赛。按照阿尔夫的描述，博伊兰在“基奥和贝内特之间的那场拳赛”中“足足赚了一百金镑”(743-744)。按照利内翰的说法，博伊兰在一匹名为“权杖”的马身上为他自己和女友下了两镑赌注(755)。莫莉在后面的叙述验证了这一点。

二、博伊兰的表演性背后的性别规范:对女性的征服

博伊兰时尚的外表下面潜藏着极强的征服他人的欲望。这是他的朋友利内翰称他为“英雄的征服者”的重要原因。这不仅是博伊兰一人的欲望,也是许多男性的共同诉求，有明显的社会性。在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社会竞争日益强烈。征服欲也由此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男性性别规范的重要内容。(Butler 1990：180)博伊兰对他人的征服有赖于他以财力为基础的魅力、实力和身份。

凭借男性魅力去吸引女性是这种性别规范的重要方面。对女性的征服一直以来都是男性欲望的一部分，并不是20世纪初爱尔兰男性的独有要求，但博伊兰却以其极强的被暗示性和暗示性、性引诱的趋势和滥性的可能性展现了当时两性关系的新特点。他经常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被女性吸引也会试图去引诱女性，以此显示他的男性魅力。小说先后三次描述了他与女性的接触。桑顿鲜花水果店里漂亮的金发售货员是纯真、单纯的女性的代表。博伊兰被她的性感吸引，不停地往她“衬衫敞口处”看(564)。为了吸引这个姑娘，博伊兰故意与她搭讪，并趁机拿了水果店里的一只“摩香石竹”(564)，借用了那里的“电话”(564)。他还“拽出他的金怀表”(563)，“摆弄裤兜里的钱”(563)，展示他的财力和身份。金发姑娘“见他不惜花费地打扮，领带稍微歪斜的那副样子”(564)，知道博伊兰在和她调情，不觉飞红了脸。博伊兰的这种吸引和被吸引并不是发自他内心真诚、深厚的爱慕，而是以感官刺激和即时愉悦为基础的、转瞬即逝的“调情”(564)。博伊兰在心里以“小雏”一词来称呼这位姑娘。这个词有极强的性色彩，同时暗示了博伊兰丰富的两性体验。

博伊兰与酒吧的两位女侍之间的调情揭示了其滥情、甚至滥性的可能性。两位女侍是粗俗、放荡的女性的代表。她们有“湿润的嘴唇”(626)“蜜糖般的嗓音”(639)和亢奋的“性欲”(624)，讥讽布鲁姆的时候在酒吧里“开怀大笑”(630)，“尖声大叫”(630)，笑得“嘴里喷溅出茶水”(630)。褐发的杜丝小姐渴求博伊兰“天蓝色的蝴蝶领结”“天蓝色的眼睛”和胸前的“鲜花”(630)。这一方面展现了博伊兰的个人魅力，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其背后的财力。有着“厚厚的嘴唇”(642)的博伊兰“以目传神”，用“着迷的眼睛追随着她”(642)。杜丝小姐甚至用酒吧女侍常用的方法——“敲响那口钟”(641)，即在大腿上弹袜带，*“敲响那口钟”是颇有性暗示的动作。在小说中，乔伊斯详细描述了这个动作：“两者(即博伊兰和利内翰)兴奋起来的面庞正凝视着她弯腰：杜丝小姐弯下身，捏着裙子下摆一直撩到膝盖以上。……以胸有成竹的眼神继续挑逗着他们。……啪！她突然撒开捏着松紧袜带的手,让它啪的一声缓缓地碰回到她那包在暖和的长袜里、能够发出声响的女人大腿上”(641)。向博伊兰和利内翰二人献殷勤。这种挑逗并无真情实感，而是博伊兰的生活中和女侍工作中很普通的一部分。

博伊兰与布鲁姆的妻子莫莉的通奸揭示了博伊兰在性方面的极端征服欲和不道德。博伊兰来到布鲁姆的家里，与他的妻子商量演唱会的事宜。这揭示了二人性关系背后的经济利益。既然莫莉是人妻，二人之间的私情显然是有违常伦的，但博伊兰心里没有丝毫的罪恶感和羞耻感。乔伊斯用“急不可耐”(647)、“热切而大胆”(647)、“情绪亢奋”(647)、“急不可待”(647)来描述他强烈的情欲和性欲。博伊兰甚至因这种通奸而增强了男性魅力的自信。在博伊兰乘车前往布鲁姆家的路上，乔伊斯多次通过博伊兰和其他人之口提到他的“犄角”(642、647)。这个词有两重意思。首先，西方认为如果妻子与人通奸，丈夫头上长犄角。“犄角”在小说的出现暗示了博伊兰与莫莉的通奸。另外，“犄角”又暗示男性阴茎的勃起，象征博伊兰的男性魅力。

就博伊兰对女性的吸引力而言，小说中布鲁姆等几个都柏林的男士都认为博伊兰对女人并不真诚，只凭借手段和花招来征服女人。布鲁姆认为男高音歌手可以把“女人弄到手”(666)。既然当天博伊兰的名字一直在布鲁姆的脑子里盘旋，前者还是一个知名音乐家，擅长演唱歌曲《海滨的姑娘们》，那么此处的“歌手”一词显然包括博伊兰。“弄”显然指明了博伊兰对女性的轻浮态度。布鲁姆认为这些歌手甚至可以把“几十个女人弄到手” (654)。这个数字未必有确凿的证据，但它至少可以证明博伊兰的随意态度和女性对他的青睐。布鲁姆从这两个方面总结了博伊兰，“除了魅力而外，妇女们，她，在他身上还能看得到旁的什么呢？魅力。他是都柏林最坏的家伙，却凭着这一点活得欢欢势势”(228)。一方面，博伊兰赢得了许多女性的欢心，并为此而不可一世。“魅力”和“欢欢势势”两个词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他的道德却不值一提。“最坏”显然证明了他的道德败坏。布鲁姆此处所用的“坏”的意思有点模糊，但它可能指向博伊兰对女性的轻浮和浅薄。此外，小说人物“市民”认为博伊兰所组织的巡回演出正是他要引诱莫莉的手段，“那个花花公子早晚会把那个娘儿们组织到手的”(746)。乔伊斯并没有交代“市民”的姓名、地位等具体的个人信息，但从这一章的具体内容来看，“市民”了解许多都柏林人的历史和现况。既然“市民”如此评价博伊兰，那么他的“花花公子”的名声显然是当地人人皆知的事实。

三、博伊兰对其他男性的征服

除了与女性的关系，在社会竞争中征服其他男性也是男性性别规范的重要内容。这种竞争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并非20世纪初爱尔兰男性独有的要求，但作为歌唱家的博伊兰在地位高低不等的其他男性面前异乎寻常的优越感揭示了当时男性性别规范的特殊之处。博伊兰的朋友利内翰称他是“英雄的征服者”(638)。这更多地暗示了他与其他男性的关系。这种现代征服并不见于刀光剑影的打斗。它更多地表现在人的社会地位的变迁及其在人前的尊严的高低。乔伊斯并没有以浓墨重彩直接描写博伊兰在文艺界、赌马场等领域与他人的残酷竞争，而是轻描淡写地描绘了博伊兰在都柏林大街上与其他男性的相遇，通过再现他们对彼此的反应和回应暗示男性征服的后果和效果。乔伊斯在小说中大致描述了都柏林的三类男性：以总督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博伊兰等处于上升状态的中产阶层，以及布鲁姆等下层人士。

博伊兰与总督一行的相遇从一定程度上暗示了他的优越感，也证实了20世纪初歌唱家的特殊地位。达德利伯爵威廉·亨勃尔是1866～1932年爱尔兰的总督。当天，他与夫人、赫塞尔廷中校、侍从副官杰拉尔德·沃德等从总督府乘车外出，前往默塞尔医院募款的迈勒斯义卖会，主持开幕式，途经凤凰公园、国王桥、血泊桥、王后桥、里奇蒙桥、奥蒙德码头、彭布罗克区等(600-605)。出于礼貌，总督频繁地向人们回礼致敬，似乎对都柏林人颇为仁爱。但在乔伊斯的笔下，总督“神气十足”的侍从们(602)、“趾高气扬”(603)又“皮毛光润”的马(604)无不暗示了总督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身份以及他与普通人的距离。

乔伊斯详细描述了一路上几乎所有的都柏林人对这一行人的敬意，如“卑躬屈膝的警察的敬礼”(600)，“极其热烈的欢迎”(600)，“轻信的微笑”(601)，“脱帽深打一躬”(601)，“淡然一笑”(602)，“举起黑色新便帽”(604)等，但在都柏林的大街上，有几个人却与众不同，没有对总督敬礼。其中就包括博伊兰。他并不像其他都柏林人一样对总督卑躬屈膝。既然博伊兰仅仅是一位音乐家，增加博伊兰在总督面前的自信和自尊的元素并不是政治地位，而是他歌唱家的地位、雄厚的财力和男性魅力。在乔伊斯的笔下，总督所乘坐的马车的“先导马缀着天蓝色额饰，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603)。马的这种气度显然源自总督的权力和地位。博伊兰却有胆量“向它们夸示自己这条天蓝色领带、这顶放荡地歪戴着的宽檐草帽和身上穿的这套靛青色哔叽衣服”(603)。这些服饰显然是财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品位的象征。也许在博伊兰看来，他并不输给高高在上的总督。“他双手揣在上衣兜里，忘记行礼了”(603)。按照乔伊斯的描述，这种疏忽可能源自他对总督身边三位淑女的倾慕。因为他向她们“大胆献出赞美的目光和他唇间所衔的那朵红花”(603)。事实上，这种忽视扎根于博伊兰对他自己财力、地位和魅力的自信。

就博伊兰与布鲁姆的关系而言，前者显然是征服者。乔伊斯主要通过描述布鲁姆对博伊兰的反应来凸显博伊兰的征服者的身份。布鲁姆当天分别在普拉斯托帽店附近、基尔戴尔大街和奥蒙德码头附近远远看到乘着马车的博伊兰。事实上，当天博伊兰乘坐的马车的辚辚声多次通过布鲁姆的听觉出现在小说里。这暗示了后者对前者的极度关注。由于博伊兰下午四点要去布鲁姆家里与其妻子商量演出事宜，二人又有私情，这件事一直在布鲁姆的心中盘旋。他的心理非常复杂，一方面格外留心博伊兰的出现，另一方面却因妻子的不忠和博伊兰的无耻而不敢面对这个男人。在普拉斯托帽店附近，博伊兰出现的时候，布鲁姆声称“此刻我刚好想到了他”(228)，但故意端详他自己的手指以避开面对博伊兰的尴尬：“布卢姆先生端详了一下自己左手的指甲，接着又看右手的。是呀，指甲。……指甲。我正瞅着指甲呢。修剪得整整齐齐。” (228-229)“指甲”一词的多次重复暗示了布鲁姆内心的不安。在基尔戴尔大街，布鲁姆看到博伊兰后“心轻轻悸跳着”(419)，但却有意“向右拐了个弯”(419)，以此避免与博伊兰见面。“是他吗?多半是。别看他了。……对，就是他。走路的那个姿势。别看他啦。别看他啦。往前走吧”(419)。“别看”一词的多次重复揭示了在博伊兰面前布鲁姆尊严的丧失。

但他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心理活动：由于缺少足够的自信和尊严，他希望自己在博伊兰眼中消失。在基尔戴尔大街，布鲁姆猜测“也许他没瞧见我。阳光正晃着他的眼睛”(419)。与其说是博伊兰可能没有看到布鲁姆，不如说是布鲁姆情愿博伊兰没有看到自己。在奥蒙德码头的一家餐厅里，布鲁姆专门选了一个离门较近的地方；这样他“能够看见”博伊兰(639)，但后者却看不见他。除了自我本身，人对自我的认识和意识还源自人与他人的互动。有意识地从他人眼中消失或者让他人看不到自己揭示了布鲁姆的自我危机感。由于强烈的羞耻感，他似乎试图抹杀作为莫莉丈夫的布鲁姆的存在。布鲁姆知晓博伊兰和莫莉之间的私情，但由于复杂的家庭关系却并没有干涉，任其继续。换句话说，布鲁姆几乎成全了二人在当天下午四点的会面。与被出轨的妻子蒙在鼓里的丈夫相比，布鲁姆的知情让他承受了更强烈的道德罪恶感和羞耻感。因此，布鲁姆回避的对象并不是博伊兰，而是博伊兰和莫莉之间的会面所呈现给布鲁姆的他自己低下的形象。

四、伦理的消退：博伊兰身上隐蔽的恶魔特性

都柏林人对博伊兰的态度颇为复杂。他们一方面把博伊兰当作热门的讨论对象，表示了对他的关注和认可。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依然遵循传统道德，崇尚真诚、善良、利他等规范，他们并没有忽视博伊兰身上的某种恶魔品质,特别是他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的做法。

就博伊兰赚钱的手段而言，莫莉和阿尔夫分别指出了他的恶魔的本性。按照莫莉的描述，博伊兰来到她家后出去买回一份报纸。上面应该刊登了他支持的赛马失利的信息。“后有几分钟光景变得像个地地道道的恶魔啦他撕碎了赛马券怒火冲天地咒骂着因为他输掉了二十金镑他说是那匹跑赢了的黑马让他丢的这笔钱半数是为我下的赌注”(1526)。“恶魔”“撕碎”“怒火冲天”等词展示了博伊兰时尚衣着背后潜藏的火爆脾气，揭示了他对金钱的重视。由于输了钱，博伊兰开始咒骂他的朋友利内翰，“都怪利内翰为他出了这么个点子他诅咒说这个寄生虫该下十八层地狱”(1526)。此时的博伊兰完全不是一个文雅的绅士，而是对钱极为重视、赔了钱就要发飙的恶魔。至于博伊兰在拳赛中赢钱，阿尔夫认为博伊兰的谎言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增加迈勒获胜的机会，他到处散布说，迈勒成天酗啤酒。其实迈勒总在埋头练着拳”(744)。尽管这种策略在商界并不少见，但在许多都柏林人看来，它证实了博伊兰为挣钱而不择手段的作风。

乔伊斯还通过一位名叫“市民”的都柏林人之口，明确指责了博伊兰及其父亲为了私利不择手段的特性。“我们了解他……叛徒的儿子。我们晓得他是怎样把英国金币捞到自己兜里去的。” “市民”此处以“叛徒”一词来称谓博伊兰的父亲，并追溯了作为叛徒的博伊兰父亲的不堪历史，“跟布尔人打仗的时候，住在岛桥那一边的骗子手、贪心鬼丹，把同一群马卖给政府两次。布莱泽斯就是丹的儿子”(745)。在战争时期，马可以说是重要的战争物资。博伊兰的父亲本应义无反顾地资助他的祖国爱尔兰去战胜布尔人，但是他却为了一己私利而欺骗政府。因此，“市民”所说的“叛徒”并非真正军事或者政治层面，而是指代博伊兰父亲对国家利益的冷漠和冷淡。另外，小说中的“我”还提及博伊兰父亲不愿缴纳济贫费和水费的情况，“那老爷子成天把‘什么’挂在嘴上。我登门拜访，并且说: ‘博伊兰先生，我讨济贫费和水费来啦。’‘你什么?’‘水费，博伊兰先生。’‘你什么，什么呀?’”(745)。博伊兰的父亲显然以装聋作哑来拒绝缴纳这两项费用。济贫费源自人们对贫苦人群的同情和关爱。不交济贫费显示了家境富裕的博伊兰的父亲对穷人的冷漠和无情。既然水费是日常生活中需要缴纳的基本费用，不交水费证明博伊兰父亲是一个没有基本诚信、缺乏道德感、甚至尖酸刻薄的人。“我”对博伊兰父亲的追溯显然表达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意思，暗示了对整个博伊兰家族，特别是博伊兰本人的不信任和厌恶。

博伊兰为钱而不择手段、忽视他人尊严和情感的恶魔特性与传统的利他主义背道而驰。(内格尔 2005: 69)乔伊斯对博伊兰的批判间接地表现在他对英雄的描述和肯定。首先，乔伊斯借用利内翰的嘴把救人的汤姆·罗赤福特称为“英雄”(571)，表达了他对利他主义的道德观的拥护和对博伊兰以征服为核心、以成为胜利者为目标、利己主义的人格的批判。利内翰向麦科伊讲述罗赤福特救人的事情：有个人不小心滑进阴沟口，被卡住。“阴沟里的臭气已把他熏个半死。汤姆·罗赤福特连那件经纪人背心也来不及脱，身上系了根绳子，就不顾一切地下去了。还真行，他用绳子套住那可怜的家伙，两个人就都给拽了上来”(571)。罗赤福特的举动与博伊兰的利己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乔伊斯通过利内翰之口把博伊兰称为“英雄的征服者”，但又在小说里把被博伊兰羞辱的布鲁姆称为“不可征服的英雄”。乔伊斯显然以此肯定了作为普通人的布鲁姆身上的坚韧、宽容、善良等品质。这些正是表面上不可一世的博伊兰不具备的。这两个称呼显然暗示了乔伊斯对博伊兰之类的花花公子的复杂态度。尽管他们可以赢得女性的青睐，羞辱与他们通奸的女性的丈夫，但他们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征服者。

尽管乔伊斯表达了他对以布鲁姆和罗赤福特为代表的、以利他主义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观的守护，但综合了英雄的征服者和可怕的恶魔两种特性的博伊兰洋洋自得、不可一世、成为众人焦点的形象还是指出了20世纪初一个不可忽视的残酷事实：尽管博伊兰并没有令人称赞的美德，但他凭借其歌唱家身份、男性魅力和挣钱能力已经成为众人基本认可的一种男性形象。这一方面暗示了残酷的社会竞争所导致的伦理的消退，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社会观念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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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屈璟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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