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乔伊斯的成名作《尤利西斯》是20世纪意识流小说的典型代表，它开创了现代主义创作的新篇章，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文学”。在我国对《尤利西斯》的译介出版中，由萧乾及其夫人文洁若二人合译、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译本一度获得畅销，这得益于名译者的选择、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宣传的推波助澜。深入探析  “萧译本”《尤利西斯》在我国畅销的原因，对外国文学在我国的译介出版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  键  词】《尤利西斯》;“萧译本”;畅销原因

【作者单位】梁萍，河南理工大学。

【中图分类号】G236【文献标识码】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12.015

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被认为是一部写法怪诞、文字难懂的“天书”小说。该作品在出版接受过程中遭遇了重重阻碍，在出版11年后才被西方读者接受，并赢得 “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文学”的极高声誉。《尤利西斯》在中国的出版也极具戏剧性，一方面，《尤利西斯》全译本的问世被长期延滞，另一方面，不同译本出版后引发了争论风波，而“萧译本”无论在口碑还是销量上都略胜一筹。有数据显示，“萧译本”《尤利西斯》在1995年连续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从1994年出版全译本以来，第一版精平装两种版本曾印刷5次，合计印数15万册，第二、三版修订版至今印刷4次，累计总印数将近20万册，单本获利超过200万元。深入探析“萧译本”《尤利西斯》在我国畅销的原因，对外国文学在我国的译介出版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译者与《尤利西斯》在我国的出版

一本译著的出版需要多方面的条件促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优秀的译者。《尤利西斯》单行本于1922年在法国问世，而我国在72年之后的1994年，才出版了由萧乾及其夫人文洁若共同翻译的全译本。从此，《尤利西斯》一直长销不衰，创造了外国文学在我国译介史上的神话。无疑，《尤利西斯》是世界文学史中的一部“奇书”，乔伊斯以颠覆传统写作方式的意识流创作开创了一种流派，让《尤利西斯》成为一部当之无愧的经典。而这样一部经典的译介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一个空白，萧乾作为当时文坛德高望重的作家，其与名著《尤利西斯》的“相遇”，便成就了《尤利西斯》在我国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

1.《尤利西斯》在我国的译介历程

1918年，《尤利西斯》开始在美国《小评论》杂志连载。由于作者乔伊斯在创作上以现代主义取代现实主义，以新奇的意识流创作取代传统的时间线性叙述，手法的反常再加上“有伤风化”的描写，致使《尤利西斯》在英国遭到打压，被列入禁书之列。而在美国，《尤利西斯》的命运更为坎坷。它曾两次被送上美国法庭，最终经过学界的争论，其现代意识流手法的开创意义才被普遍认可，至1933年美国法庭才判定“《尤利西斯》是一部出于真诚的动机，采用新的写作手法写出的作者对人类观察的书”。此后，《尤利西斯》成为国外文学界的新宠，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

1922年，《尤利西斯》单行本率先在法国出版以后，我国学界一些对文学艺术感觉敏锐的学者便撰写评论文章对其进行介绍，但尚未出现小说的翻译文本。因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尤利西斯》在我国的翻译仍处于一个空白。1941年，《西洋月刊》在喬伊斯逝世后出版的“乔伊斯特辑”刊录了青年学者吴兴华选译的《尤利西斯》三个小段，这是国内最早的《尤利西斯》节译;198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三人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册“意识流”刊登了金隄翻译的《尤利西斯》第二章;1992年，《译林》杂志刊登了萧乾、文洁若翻译的《尤利西斯》第一章，为《尤利西斯》全译本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1994年，即《尤利西斯》出版72年之后，其中文全译本才“千呼万唤始出来”，首先是萧乾和文洁若共同翻译、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即上文提到的“萧译本”。其次是由金隄翻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版本。“萧译本”上卷刚出版一个月，印数就已高达十余万册。该译本第一版印刷5次，第二、三版印刷4次，可以说是一部长销不衰的经典著作。

2.萧乾和夫人文洁若与《尤利西斯》的“天书情缘”

萧乾及其夫人文洁若与《尤利西斯》均结缘较深，他们在早年便接触了《尤利西斯》，在他们心里，这本旷世奇书一直是神圣般的存在。早在1939年，萧乾刚到剑桥时便买下了《尤利西斯》，并在其扉页上赫然写下“天书”二字。《胡适往来书信选》一书中收录了一封萧乾写给胡适的信，具体交代了萧乾何时接触《尤利西斯》，并指明了译此书的意义——“此间（指东方学院）工作已谈不到，心境尤不容易写作。近与一爱尔兰青年合读James Joyce（乔伊斯）的Ulysses（《尤利西斯》）。这本小说如有人译出，对我国创作技巧势必大有影响。惜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可见，萧乾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认为《尤利西斯》是一部值得翻译并引进国内的小说，这为他日后翻译《尤利西斯》埋下了伏笔。而文洁若在20世纪30年代曾随家人赴日接受教育，精通英语和日语的她立志要在翻译事业上做出一番成绩。某日，父亲拿着《尤利西斯》走到文洁若身边说：“要是你刻苦用功，将来能把这本奇书译出来，在这本奇书的中译本上印上自己的名字，该有多好。”从此，这愿念的种子便在文洁若心里埋了下来。从专业素养上来说，萧乾在英国曾有研究意识流的经历。在剑桥读研究生的两年，他所攻读的课题就是心理派小说研究，重点研究亨利·詹姆斯、弗吉尼亚·伍尔芙、詹姆斯·乔伊斯，因此他对意识流创作手法较为熟悉。而文洁若则对翻译工作有着极大的热情，且精通英语和日语。他们二人翻译《尤利西斯》的“情缘”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终于，译林出版社的李景端以敏锐的文学艺术眼光看到《尤利西斯》在我国翻译的空白，并多方打听联系了学界一大批重要学者，这些学者皆因著作太艰涩而摇头作罢。之后，李景端想到了萧乾和文洁若夫妇，以他们的经历和成就来翻译《尤利西斯》应是再合适不过。因此，在李景端百般“游说”之下，文洁若率先答应，而后萧乾也同意加入。当时萧老已届耄耋之年，文女士也60有余，可他们依然每天伏案工作长达15个小时，推掉了一切与翻译《尤利西斯》无关的事情，专心译介。1994年，这部“天书”的中文全译本终于得以问世，标志着我国研究《尤利西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可以说，“萧译本”《尤利西斯》在出版之后能够大卖与译者的水平和素养直接相关，再加上萧乾和文洁若夫妇对《尤利西斯》的钟爱，耗时五载翻译出的《尤利西斯》可谓他们的扛鼎之作和圆梦之作。

二、翻译策略与译著的畅销

毫无疑问，翻译活动不仅仅是一个文本生产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学传播过程。引进的著作在出版之后的接受情况如何、读者反映如何，与译者的翻译方式和翻译策略直接相关。有的著作在原出版国本来晦涩难懂，但经翻译之后，变得明白晓畅，获得读者好评;有的著作在原出版国是畅销书，但经翻译进入目标国以后却惨遭冷落。可以说，读者在译本接受上的差异主要源自译者翻译原则和策略的不同。

1994年，萧乾夫妇与金隄先后分别联合译林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尤利西斯》的全译本，而据李景端的说法，仅就出版发行量而言，萧、文译本达8万册，金隄译本则为2万册。同样是翻译一本世界著名的小说，译林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界均是有口碑和实力的大社，但两种译本的发行量却相差甚远，这不得不使我们把目光投向译著本身寻求答案。在“金译本”的前言中，金隄写道：“我的目的是尽可能忠实、尽可能全面地在中文中重现原著，要使中文读者获得尽可能接近英语读者所获得的效果”。而在“萧译本”的前言中，萧乾指出：“作为初译者，我们的目标是，尽管原作艰涩难懂，我们一定得尽最大努力把它化开，使译文尽可能流畅，口语化。”从二人翻译所遵循的原则可以看出，他们在翻译《尤利西斯》时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而这必然会给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感受。就“萧译本”的翻译来说，成书过程是先由文洁若直译，在此基础上再由萧乾意译，意译便是在原著的基础上，用本国人通用的表达方式进行翻译。遵循汉语表达方式的翻译，有利于我国读者快速地接受《尤利西斯》。对此，著名作家兼翻译家冯亦代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译文的接受差异。他说自己“尚未对照过《尤》的原文，仅就中文而言，萧、文似强于金隄”，还举例说，“分明指尿液，萧译小便，金译小水，显然前者更易懂”。

《尤利西斯》在西方被称为“当代史诗”和“旷世奇书”，书中大量的心理描写和双关、隐喻的运用对译者的翻译功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再加上中西语言及文化上的差异，使得《尤利西斯》在我国的翻译出版一直被延宕。据李景端回忆，我国著名翻译家叶君健先生曾说：“中国只有钱钟书能译《尤利西斯》，因为汉字不够用，钱先生能边译边造词。”之后，李景端约请钱钟书先生翻译《尤利西斯》，得到以下答复——“八十衰翁，再来自寻烦恼讨苦吃，那就仿佛别开生面的自杀了” 。如此令翻译界望而却步的难译之书，在萧乾夫妇全译本出版后却获得了“名利双收”的出版效果。除译者采用了意译策略外，读者更容易接受“萧译本”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萧乾在译著中列出了多达6000条的注释，这可谓“萧译本”的独具创新之处。萧乾夫妇在答应翻译《尤利西斯》之后，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他们“多方托人、多渠道从国外弄到有关《尤利西斯》的三十多本参考书，包括乔伊斯的传记、《尤利西斯词典》、都柏林地图等，既有助于译者解决许多翻译难题，也帮助译者在书中加上了6000条、约10万字的注释。这一成果构成了译本独有的一大特色，很受《尤利西斯》研究者的欢迎”。可见，萧乾和文洁若在翻译《尤利西斯》时，总的原则就是为读者而译，以求让读者更好地掌握原著中的要旨，这是其译著出版后能够畅销的基本保障。

三、《尤利西斯》的宣传与营销

我国每年出版的文学著作不计其数，而将一本书做成畅销书并非一件易事，尤其是像《尤利西斯》这样晦涩难懂的著作，但该书的译本不仅获得了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和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出版后还掀起了一股“尤利西斯热”，达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事实上，这又与《尤利西斯》出版过程的宣传紧密相关。出版方及译者本人对《尤利西斯》方方面面的宣传使得《尤利西斯》成为当时文坛的一个热点，这为《尤利西斯》的大卖铺平了道路。

1.出版方对《尤利西斯》的宣传

在《尤利西斯》出版发行的整个过程中，译林出版社可谓做足工作。《尤利西斯》出版前期，译林出版社旗下的《译林》杂志约请萧乾写了两篇文章——《现代派小说开山之作——〈尤利西斯〉》（1993年第1期）及《我同〈尤利西斯〉的姻緣——致李景端同志》（1993年第4期）造势，介绍乔伊斯在国外出名的经过以及《尤利西斯》出版后备受争议直至美誉不断的传奇经历。同时，译林出版社和萧乾以唱“双簧”的形式为《尤利西斯》的全文出版扫清了障碍，肯定了《尤利西斯》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在发行过程中，译林出版社又组织国内外媒体进行报道，并及时跟进国外媒体对“萧译本”翻译策略的评价，组织季羡林等名家撰写评论文章进行集中报道。1995年春，译林出版社还在北京举办了“乔伊斯与《尤利西斯》研讨会”，来自爱尔兰、英国、加拿大、日本以及国内的一批学者，就《尤利西斯》的艺术成就及中译本的问世展开了学术交流，并对中译本给予高度评价。与此同时，《译林》杂志推出了“我读《尤利西斯》”的征文活动，让读者互相交流《尤利西斯》的阅读心得。在《尤利西斯》出版一年以后，针对市场上三个译本的热议，萧乾撰文《译书并无专利，同行也非冤家》，发表对译著的看法。此外，萧乾为《尤利西斯》撰写的长达两万字的序言，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在谈到“萧译本”《尤利西斯》时称赞此书为 “三名书”（即名著、名译者、名序言）。可见，在出版前、出版中和出版后，译林出版社都对《尤利西斯》进行了密集的宣传，这为《尤利西斯》的顺利出版以及出版后快速进入评论家和读者的视野做足了工作，同时也为“萧译本”《尤利西斯》的畅销插上了翅膀。

2.“萧译本”和“金译本”争议风波对《尤利西斯》的间接宣传

目前，我国提到《尤利西斯》的中文翻译，一个绕不过去的事件即是“萧译本”和“金译本”两个版本的争议风波。萧乾夫妇和金隄都是学界很有威望、做学问很扎实的学者。他们在翻译《尤利西斯》的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金译本”尊重作者，采取了尽量保留乔伊斯语言表达习惯的方式，而萧乾夫妇则在尊重作者原意的基础上尽量满足读者的阅读习惯，做到尽可能地口语化。因此，当“萧译本”和“金译本”这两种不同翻译风格的译作在1994年同时出版后，就在学界掀起了两个版本间的比较之风。据李景端的描述，萧乾刚开始对此比较不以为然，并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如果见到金隄要“拥抱金隄”。但随着发行量对比的日渐悬殊，加之各种因素的影响，金隄开始公开批评“萧译本”《尤利西斯》，萧乾在之后表示不会再“拥抱金隄”。在今天看来，当时争议的来龙去脉已无从考证，但对《尤利西斯》中译本在我国的传播则起到了不可小觑的间接促进作用。人们对译本版本的关注，本身即表明对《尤利西斯》文本的重视，而这无疑助推了《尤利西斯》在我国的传播。

总而言之，《尤利西斯》作为开创现代主义创作的一部巨著，不仅在海外的出版经历了一波三折，在我国的译介也颇为传奇。就是这样一部从备受争议到收获极高声誉的著作，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其译介传播过程也为此后我国引进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带来了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李景端. 《尤利西斯》出版“名利双收”的启示[J]. 出版史料，2008（2）.

[2]王琦. 翻译策略与文学传播——《尤利西斯》萧译本为何会成功[J]. 滁州学院学报，2016（1）.

[3]丁亚平.“天书”情缘——萧乾、文洁若与《尤利西斯》[J]. 群言，1994（8）.

[4]崔少元. 双蕾绽放，交相辉映——《尤利西斯》两个中译本学习札记[J]. 当代外国文学，1997（2）.

[5]李景端. 萧乾与金隄翻译《尤利西斯》的恩怨[J]. 出版史料，2004（4）.

[6]王明慧.《尤利西斯》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