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永康

打 赏（外一篇）

何永康

一个文学圈的朋友，突然给我发来30元微信红包。我问何故？他说他弄了个微刊，转发了我一篇文化随笔，有读者阅读后打赏，这30元是分红。

打赏？分红？写个文章居然还有这等好事。我的脸发起烧来。从来不入股不炒股的人居然可以分红，居然还有人给我打赏！

据我所知，打赏的“赏”是赏赐的“赏”，一般来说，是上对下的激励和褒奖。譬如过去皇帝给臣子赏赐，官员给百姓赏赐，富人给穷人赏赐。《红楼梦》里经常写到主子给仆人赏赐。林黛玉就是一个慷慨的主，是个体恤下人的性情中人，凡有其他姐妹的丫鬟给她送东西过来，多少都要打发点散碎银钱；而薛宝钗似乎就很少这样，也不是说她多么吝啬，乃节俭持家的“好”女人也，难怪一天到晚把文章经济挂在嘴上，让贾宝玉烦。打赏得人心。看起来性情刁钻的林妹妹却人缘很好，而性情端庄的宝姐姐却让人难以亲近。由此看来，打赏是收买人心的手段。

那么，当下的“打赏”是什么意思呢？“度娘”说，在网上发布的原创内容，包括文章、图片、视频等，如果用户觉得好，看着喜欢，就可以通过发红包的方式表达对你的赞赏。近年来，不少作家诗人开起了微信公众号，原以为是为了便于交流，最不堪也就是显摆或者炫耀，没想到一些人“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并不那么单纯，已经不满足于“点赞”了。微博、博客和微信都增设了打赏功能，目的是让掌控平台的人从中获利，广种薄收，集腋成裘，借助文化发大财，也让俺们作家诗人发点小财——恰如民间所说，吃一个虾子分一只脚。

在古代，统治者最爱给文人打赏，说小点，是满足文艺帝王之雅趣；说大点，是显示朝廷对文化的敬畏，对文人的尊重。三国时，邯郸淳创作了一篇《投壶赋》，魏文帝曹丕认为写得好，遂“赐帛千匹”。《投壶赋》总共才一千多字，几乎一字一匹，也算得上是“一字千金”了。南北朝时，爱好文学的梁简文帝萧纲也爱打赏，“弘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皇帝的赏赐代表皇恩浩荡，物质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和恩宠，当然是要跪拜并山呼万岁的。对普通百姓来说，你和文人不是朋友，是断不敢轻易给文人施舍银两的，要么你就买一本刻印的书回家读，要么就是请文人喝杯小酒，吹捧一番了事。文人清高啊，你让人家的诗文沾上铜臭，岂不是糟蹋斯文、亵渎圣贤、打人白脸、毁人清誉吗？

古代很多文人都视金钱如粪土，今天的某些文人则视金钱为父母，以至于唯利（微利）是图，无孔不入。文人也是人，要养家糊口，卖文赚钱无可非议，收受润笔也合情合理。报刊、出版社和一些机构给你稿费、版税或奖金，其实就是给你的酬劳，你可以理直气壮地领取。但有的人却一味地向读者讨赏，违心地迎合读者以提高关注度和点击率，却偏离了“良心写作”的基本路线，就没有多少文人气了。这和网站视频中那些搔首弄姿、大尺度暴露隐秘的所谓“女主播”，以色相换取好色之徒的打赏有何两样？

这样的“打赏”，其实是“打伤”。打伤的是文学的品质和文人的品行。

君子固穷。我非君子，也不富裕，但尚未沦为乞丐，靠施舍度日。因此我实在是没法接受“打赏”这样的“礼遇”，便找了个机会，把那30元微信红包在一个微信群里散发了。唯如此，方能心安。

不妨缺席

有人说过：“当作家是要有成本的，最大的成本就是甘于寂寞。”这话很有道理，孤独体验历来就是作家的必修课，或者说是家常便饭。

然而，今天不少作家似乎“与时俱进”了，在浮躁的大背景下跟着浮躁，在喧嚣的大环境下附和喧嚣，总是沉静不下来。除了饮酒品茗喝咖啡、打牌下棋逛景区之外，还要去各种场合 “雅聚”，冒个泡，露个脸，扎个场子，刷个存在感；余下的时间还要交给网络，用“扣扣”、微信聊天，发不完的动态与状态，记不完的思想与行止。近年来，“微信公众号”也开始满天飞了，一些作家又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的新作旧著编辑制作一番以昭示天下，泛交五湖四海，尽显七情六欲。真不知道他们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来读书、思考，以及走心地写作。

被人遗忘，会被边缘化，就会有人说你“缺席”了，老了，走不动也写不动了，江郎才尽，油尽灯枯。其实，在我看来，缺席并不是在作时间的考量，有时候大把大把的时间是虚度的；也不是精力和笔力不济，“廉颇老矣”但尚且能“饭”。缺席，仅仅是图个心灵安静和耳根清静。

“孤独是灵感的催化剂。”这是大学者陆谷孙的一句名言。陆先生一生信守“寂寞出学问”的信条。不论是在动荡喧嚣、黄钟毁弃的荒唐“文革”中，还是在学术界浮躁炒作之风大行其道的当下，他都年复一年地独自窝在书房里，被学界尊称为“老神仙”。为潜心向学，“缺席”是陆先生的家常便饭，成为众人皆知的处事常态——缺席庆功宴、拜师酒、颁奖会，缺席一切与学问无关的社交。他的口头禅是“让我一个人呆着”。

如此看来，缺席，是一种大境界。

很多作家朋友的家里或办公室的墙壁上都挂着“宁静致远”四个大字，但大都是当书法欣赏或作为装饰点缀，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去践行这几个字，恰如我们经常批评社会浮躁、人心狂躁，自己的心恰恰也安静不下来。在光怪陆离、日新月异的社会里，名利的诱惑、感官的刺激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难以抗拒。就拿文化来说吧，近些年是大大的繁荣了，官办或民办的各种论坛、峰会一个接一个，让人目不暇接。文化人的活动更是多如牛毛，新书首发，座谈研讨，作品品鉴，名家讲座，创作体验，诗歌朗诵，等等，名目繁多，层出不穷。但这类活动，很多不外乎是觥筹交错的宴会，漫无边际的清谈，千篇一律的雅赏，相互吹捧的“研讨”……一个作家朋友经常向我抱怨，说应景太多，跑路太多，听空话说空话太多，根本静不下心来履行作家的本职——创作。

我就在心里嘀咕：就不能缺席一下吗？

想起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来。小说中，华威是一个披着热心抗日救亡的文化人外衣的国民党党棍。他到处开会，到处演讲，到处应酬上层宴会,忙得不可开交。他的忙，其实质是企图操纵一切，无孔不入地攫取权力与名利。小说发表已将近八十年了，华威先生夹着公文包，神情严肃、行色匆匆地从一个会场赶往另一个会场的市侩形象，依然复制粘贴在今天某些人的身上。这是文学典型形象塑造的成功，却也是批判现实和警醒世人的文学功能的失败。这当然不能怪作家，是千百年来人性弱点积淀成的抗改造势力的顽固习性所致。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道：“学须静也，才须学也。”写作也是一门学问，作家也应该是学者，需要独思与静处，而独思与静处，前提是要学会缺席。

缺席，意味着要和某些人与事的疏离。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食人间烟火，更不是逃避现实，是退后一步，让灵魂与这个世界产生一定的距离，才能把生活看得更透彻，更接近本质。好像观赏一副人物油画，近看，全是斑驳的色块，保持点距离，才能通过色调的明暗对比看到面部表情，读到肢体语言，看出人物与环境、背景的关系。

古来圣贤皆寂寞。其实，敢于和善于寂寞的人是不会真寂寞的。有书为伴，有先哲为伴，有自己笔下的人物为伴，有自己的思想为伴，寂寞从何说起？身居斗室，依然可以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笔下依然可以风生水起、波澜壮阔。都说作家凭作品说话，只要有拿得出手的作品，即使你缺席了某些场合，但你依然不会缺位——你真正的位置在读者心中。

当然，我所说的缺席指的是“选择性缺席”。凡事绝对不得。绝对缺席等于出局。作家不能一味地离群索居、孤傲清高。名利场、风月场是可以缺席的，而生活场（譬如下基层）是万万不可缺席的，缺了，你就没有气场了。

历史告诉我们，高妙者往往通过缺席，或成局外人，作壁上观，审时度势，以待天时，如辞官为民的陶渊明、静待明君的姜太公；或殚精竭虑，焚膏继晷，三年不飞，一飞冲天，如平凡世界的路遥、白鹿原上的陈忠实。

作家不妨学会和适应缺席。缺席，其实是让心灵隐居一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泥脚印儿》

徐连云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这是上世纪60后一代人关于成长经历的记忆书写。作者以朴实的笔触，还原了那个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真正面貌，揭示了那个年代中人与事向前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