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重新认识传统儒家伦理的教化功用
——以中韩影视剧的比较为中心

王 灿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近年，包括韩剧在内的“韩流”风行全球，已成为世界重要文化现象。韩剧之所以影响巨大，甚至深入持保守道德观念的伊斯兰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文化因素，就是能遵循较严格的儒家伦理教化思想，既注意坚持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正当性和规则性，又主动以儒家伦理教化民众。中国影视剧却相对欠缺，致其感召力和影响力大打折扣。在这方面，中剧需要借鉴韩剧的成功经验。在复兴传统文化和大学生教育中，也需注意充分认识和发挥传统儒家伦理的教育教化功用。

儒家伦理；教化；韩剧；中剧；传统文化；认同认知

中国传统文化含蕴极广，内涵丰厚博大，而重视伦理道德及其教化功用，向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富特色的一翼。然而，在近百年反传统的语境下，由于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否定而导致弱化其教化功用，成为包括影视作品在内文学创作的重要取向。某些影视作品，片面强调“娱乐至上”和票房效应，刻意迎合某些低俗口味，放弃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在此背景下，国人对传统伦理道德愈发缺少认同感，也因此愈发难以正确认知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文化传承乏人、乏力的堪忧局面。与之相对的是，韩国文化界和影视界，却能相对较好地坚守大中华文化圈内固有的传统伦理道德及其教化功用，不仅在教化民众上厥功至伟，而且成为韩国文化产品得以风靡世界的内在文化要素。

一、小引及研究综述

近年来，包括韩剧在内的“韩流”风靡全球，已是举世公认的重要文化现象。“韩流”所代表的韩国文化及其传播现象，不仅在中国文化界广受瞩目并得到较高评价，而且引起包括罕谈影视等娱乐界话题的习近平总书记及王岐山等的广泛重视甚至推介①。有历史学专业背景的王岐山明确“以最近在中国人气甚高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为例，强调韩剧的内核与灵魂是儒文化，鼓励大家相信5 000年不断的中华文化”[1]。甚至连持当今世界较为保守道德规范的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朗等国家也对其表示欢迎②。这些都说明韩剧和“韩流”的流行绝非偶然，必然在思想内容方面有其重要的成功因素。当然，据笔者粗浅的了解，近年某些韩剧中出现了一些有意突破传统伦理、迎合新潮的倾向。但是，这不是韩剧的主流③。基于此，笔者所探讨的对象仍是韩国影视剧的整体伦理道德倾向，而非某一韩剧或者次要倾向。以韩剧为最重要传播方式的“韩流”，之所以能够成为韩国文化产业的主要支撑并得到世界的广泛欢迎，从“文化与区域发展”的角度，若能与同为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影视剧(以下简称中剧)进行比较，或许能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答案。

对韩剧与中剧的比较研究，当前学术界已有一些成果，其中也有一些注意到了韩剧中的儒家伦理思想内涵问题④。然而，现存研究在两个方面有待深化：其一，从儒家伦理教化思想入手对中韩影视剧进行专题比较研究者较少，尤其是探讨“何以中国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却未能达到韩剧的成就和影响”的专题论文尚未见到。其二，相关探讨尚欠深入，尤其是从深层文化心理和文化史角度入手者不多，对儒家伦理教化思想的深层意涵及其当代价值和作用揭示不够。有鉴于此，笔者拟从上述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囿于时间，笔者观览韩剧、中剧的数量皆有限，幸而笔者的研究重心在于通过比较中剧和韩剧的不同，探讨儒家伦理教化思想的永恒价值，因而中剧和韩剧的观看数量对此并不具决定性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基于研究的重点，笔者所言之中剧和韩剧，均主要就家庭伦理剧而言。

二、儒家伦理教化思想的精义和合理性

厘清儒家伦理思想和教化思想的精义，并明确其合理性，是对韩剧和中剧伦理教化思想进行研究的前提。

中国古代，特别是儒家，非常重视用伦理道德教化民众。一方面，中国古代向来被认为是伦理至上的社会⑤，特别是家庭伦理道德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重要程度，世所罕见。即使经过近百年反传统大潮的巨大冲击，在今天的中国民间，被冠以“不孝”的恶名仍然是对一个人基本品质的最大否定。另一方面，在儒家经典《论语》中，处处彰显着践行伦理道德并“施于有政”⑥、以孝治天下之类⑦的伦理教化思想。在古代中国，践行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本身就是教化。这种把伦理道德与教化思想结合在一起的特点，与欧美等国家借宗教达到教化世人的方式大不相同。儒家向来强调：作为士人，其言论、行为应该谨守教化社会和人民的原则。虽然古代并无影视剧，但儒家强调的伦理教化思想，却是一个普适于各种社会行为的原则。这种原则，在后世传统戏曲中有着充分体现⑧。可以说，在传统中国，儒家伦理道德的践行与教化紧密结合、不可分割。

一般认为，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主要范畴包括仁、义、礼、智、信、廉、耻、忠、恕、孝、悌、友等方面，传统中国社会主要秉承这些伦理道德与准则对社会进行教化。儒家伦理教化思想可以从三个维度把握。其一，儒家伦理教化思想的思想根基是福善祸淫、善恶有报的天道观。具体言之，就是天道至善，并且，每个人的善恶，都会得到其相应的奖赏或惩罚。其二，儒家家庭伦理教化思想，是在天道观笼罩下的家庭伦理教化观。即所有家庭成员除遵守天道规则下的整体公共伦理道德外⑨，还具体遵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顺的家庭伦理道德准则。其三，用儒家伦理思想教化民众具有合理性。

首先，福善祸淫、善恶有报的天道观，是中国古代无数先人和圣贤对人类社会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并不是神道设教或者权宜之计，而是有其根本的逻辑和事实根基。张立文曾针对“天理”(即“天道”的代名词)与中国人社会生活和伦理道德的关系论述说：“主体意识顺着天地万物的运行变化的条理，社会人事的运作演化的义理，人际之间的道德伦理等而加以整理、综合，把天地的条理、社会的义理、人际的伦理概括、提升为统一绝对的天理。一旦主体人观念地把握了天理，天理也就把握了人。天理便以其条理义理、道德伦理来制约自然、社会和人。”[2]783为什么必然会善恶有报？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体系来说，就是因为对天道的充分体察和总结，相信人的各种行为都会因为违反或者遵守伦理道德而受到天道的惩罚或者奖赏。而且，经过无数时光的验证，其中所蕴含的先民智慧和朴素信仰，确有极大的合理性和生命力。

其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顺等基本儒家伦理道德准则，是无数华夏先民长期以来对天道和生活经验的感悟和总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顺，是基于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基本角色以及人性的特点，总结出的富有人情味的伦理道德准则。而且，这些伦理道德准则是双向的，而非仅仅针对“子”“弟”或者“妻”。甚至，我们更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首先是对“父”“兄”“夫”规定其道德义务的——换言之，是首先对“在上者”设定的义务。这种“双向性”和对“在上者”首先约束的特点足以证明：长期以来认为传统伦理道德仅为对“子”“弟”和“妻”等居于下者的单向束缚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而且，儒家伦理道德的双向性特点，是出于对人类男女性别、体质、生理的差异，基于对人性、家庭和人类社会治理之道而设定的，其合理性已经被中国能保持长期稳定的家庭发展史，以及至今仍然能保持蓬勃生命力的事实所证明。关于此，有很多学者曾做过探讨。姚中秋在对这种基于“义务论”的伦理道德体系进行评价时说：“双方同样受到自己对对方的义务的约束，其实也就都拥有了对对方的权利。义务论的伦理学与权利论的伦理学所构造的现实的人际关系，并无区别，而前者致人于善的效果，恐怕比后者更好。”[3]5

再次，既然儒家伦理思想具有深刻的合理性，那么，用它去教化民众，则属理所当然。在古代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就被戏曲、小说等文艺形式所自觉采用和坚持，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效果明显的教化作用。关于这点，诸多学者都做过探讨⑩。无论是传统戏曲还是现代影视剧，能否继承这一重视教化的传统，往往是区分其思想品质高下的分水岭。长期以来，注重教化的思想往往被批评为“说教”，这是有失片面的。只要社会和人群存在，道德就一定要存在；教化因而也是必要的，只是基于不同立场，道德的标准和教化的方式有异而已。即便主张不标举道德，其实也是一种道德；即便是不主张教化，实质上也是一种教化。平心而论，面对社会大众，任何公共传播形式，还是要肩负起用正确的道德观念教化民众的责任。一般而言，愈是重视道德，也愈是重视教化。这也是传统儒家道德观念和教化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原因。

总之，在中国传统中，伦理道德与教化密不可分。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教化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宝库中的重要思想资源，值得我们认真挖掘和利用。

三、中韩影视剧伦理教化思想比较

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章太炎曾经评论当时的文学应该如何正确对待“情”方能进步的问题。章太炎说：“文学如何能求进步？我以为要‘发情止义’。何为发情止义？如下述：‘发情止义’一语，出于《诗序》。彼所谓‘情’是喜怒哀乐的‘情’，所谓‘义’是礼义的‘义’。我引这语是把彼的意义再推广之：‘情’是‘心所欲言，不得不言’的意思，‘义’就是‘作文的法度’。”[4]60

虽然“发情止义”一词并不新鲜，然而，章太炎这段话的重心还是有其独到之处的：他在承认《诗序》原意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文学”提升之道提出看法：文学若真有“情”——“心所欲言，不得不言”的表达需要，也不能滥情无度，而要谨守“义”的藩篱，此即“作文的法度”。章太炎的“法度”自有其特殊语境，此非笔者所探讨之重点，故而不深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章太炎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生活和文学之“情”要有所规范的思想。倘若以之解释当前中韩两国的影视剧中对儒家伦理和教化思想的不同选择，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思路。

下面，以同是“婆媳关系”为题材的韩剧和中剧为例，比较二者对儒家伦理和教化思想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及其结果。

《媳妇儿和少奶奶》是韩国SBS电视台于2008年7月21日开始播出的晨间家庭剧，由洪盛昌执导，金英仁编剧，文正熙、金妍珠、李钟秀、郑灿主演。从这部电视连续剧中，能够看到其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和教化思想的坚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不突破伦理道德底线的原则。所有的矛盾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因为对伦理道德的破坏。在韩剧中，为了制造矛盾冲突的需要，有时会突破一些伦理道德准则。比如，贪图小利、忘恩负义甚至是婚外情，然而，这些都属于对平行性的人际关系(即不含代际关系、长幼关系或上下级关系)的突破；而对孝道、慈爱、尊重兄长和姐姐等非平行关系有关的伦理道德与准则，却基本上予以恪守而绝不突破。这些存在代际关系特征的伦理道德与准则，就是韩剧的底线。在《媳妇儿和少奶奶》中，无论李秀晶受到婆婆和大姑子怎样的不公虐待，李秀晶即使有不满和反驳，但是也会恪守一定的原则和分寸——就是仅仅对自己的事情进行反驳而已，不会反过来虐待和报复婆婆和大姑子；无论夫妻如何争执，对孩子都是一片深情。除此之外，韩剧还基本不出现在中剧中几乎必有的“床戏”和吻戏。即使偶有，也不会有露骨的表演，而是点到即止，并服务于剧情的需要，尚未发现像有的中剧那样即使拍灾难片也要加上一段露骨“床戏”的情况。在语言和行为上，韩剧也基本上能坚守不粗俗、不野蛮的底线；即使偶有，也多能注意分寸并用适当的方式予以批评，避免给观众以误导。可见，韩剧制作者能够认识到：唯有坚守伦理道德的底线，才能告诉观众永远有不可逾越的神圣原则——那就是永远不会失效的道德律。这是韩剧坚守儒家伦理及教化思想的鲜明体现。

第二，惩恶扬善且报应对等的原则。在韩剧中，一般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绝不会出现善有恶报或者恶有善报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善人一般会遭受磨难，甚至是非常大和多的磨难，但是最终都会有一个好的结局；而恶人无论原来有多么得意和风光，其结局却一定会很凄凉、悲惨，至少最终是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或失去人之尊严。以《媳妇儿和少奶奶》为例，“善”的化身——女主角李秀晶在绝大部分剧情中是在困苦和折磨中度过。然而，最终，李秀晶的善良和隐忍，得到了众人的尊重，并且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而相对的，所有以前对李秀晶做过不公之事的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对李秀晶道歉、忏悔、改过。剧中的反派角色、“恶”的化身——金珠丽，在整个剧情的前大半部分中得意洋洋，歧视、折磨李秀晶，机关算尽。然而，在其谎话和丑事一一败露后，终于众叛亲离，并受尽丈夫的报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韩剧的善恶有报原则，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报应，而是能进一步予以数量上的精确对应。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编剧对每个人的命运都会依照其善和恶的程度进行安排，行善多的人，最终会收获大的善报；行恶，也同样要依照其程度轻重受到对应的惩罚。譬如，在《媳妇儿和少奶奶》中，为恶程度最重的金珠丽，受到的惩罚最重，而为恶程度相对较轻的婆婆和大姑子，所受惩罚也相对较轻。

这种细致的安排，体现出韩剧制作者对于“善恶有报”原则的深刻体认：他们不仅承认这种原则的正确性，而且能够认识到这种原则的精确性。这种精细的善恶报应观念，产生的教化效果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它能使观众的心理受到很大的安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渴望这种善恶有报且精确对应的安排。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天道观中，天道本是如此，即所谓“善恶有报、分毫不爽”。这种原则，由于完全符合天道和人们的心理期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也能从西方的文化和文学经典中得到印证。在作为文化经典的《圣经》中，处处可见类似表述。同是文学作品，在小说《基督山伯爵》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大仲马的类似安排。这一对应，看似“机械”甚至不可信。但是，对以天道观为基础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而言，却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天道不仅仅是给善人和恶人以报应，而且会给善人和恶人以应得的报应，而这正是“善恶有报”的天道之所以值得信仰的根本原因之一。韩剧的这种细致安排，恰恰体现了韩剧制作者对儒家伦理教化思想的深刻领悟和坚守。

第三，对“恶”必须明确谴责的原则。虽然韩剧里也有“恶”，但是在表现恶的时候，一般会很及时和恰到好处地用各种方式(比如剧中角色的评论)予以否定和谴责。在《媳妇儿和少奶奶》中，金珠丽的飞扬跋扈非常令人气愤。这时，就有别的角色比如朴民赫会用预言家的身份说她必然要受到惩罚。正是基于这个原则，韩剧从不给“恶”找借口，也有意避免造成为恶可以不受惩罚的任何错觉。之所以要有意如此，就是因为这样会突出天道的公平性和不可逃避性，实现教化观众的最大化和最优化。这充分说明：韩剧对于儒家伦理教化思想，有着较为执著的信仰。从影视剧的教化功能而言，这也是韩剧制作者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第四，为恶者必然要改恶从善原则。一般而言，韩剧不仅仅惩恶扬善，而是更进一步，还要使得恶人最终达到改恶从善。这是善恶有报原则更深层次的体现。儒家伦理道德向来持最宽容的态度，本着“既往不咎”的原则，只要恶人愿意悔改，最终总会被社会接纳。本此原则，韩剧制作者也是希望能使这个世界更多一些善，更少一些恶。要把恶人改造或感化成善人，就是在实质上增加了“善”，减少了“恶”。在《媳妇儿和少奶奶》一剧中，金珠丽最终悔改，得到了李秀晶的原谅。并且，由于金珠丽对马刚民及其儿子的深沉关爱，以及她能够痛心反省，不重犯错误，所以也最终得到了丈夫马刚民的原谅和接纳，全家重归于好。

与韩剧相反，一些中剧却往往背离了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和教化观念，在很多情况下，放弃了作为文化产品应该背负的教化社会的责任。下面，不妨以同样是“媳妇”题材的、并且据说还有较高收视率甚至能够传播到坦桑尼亚的《媳妇的美好时代》为例进行比较。

《媳妇的美好时代》是由北京华录百纳影视有限公司出品的电视剧，刘江执导，海清、黄海波、柏寒、林申等主演。该剧通过描写两家人之间家长里短的家庭故事，探讨了当代都市家庭的婆媳关系，以及拥有新式婚恋观的“80后”年轻人的婚姻故事。

《媳妇的美好时代》与《媳妇儿和少奶奶》播出时间相差3年。从各个角度看，它在儒家伦理教化上处理得与韩剧还有很大差距，尽管在中剧中它或许还是较好的。尽管它做到了基本上是“大团圆”的结局(由此可见，大团圆思想，因为其符合天道和人们的心理期待，而具有天生的吸引力)，但是，在体现善恶有报尤其是报应对等的原则上，做得还远远不够。比如，剧中恶的代表(当然是相对而言，并且是就主要时段而言)毛锋，虽然一再抛弃善良贤淑的农家女潘美丽，为追求富家婆龙瑾在钱财上欺诈潘美丽，但是，他竟然在没有受到什么惩罚的情况下，仅仅是在走投无路之下轻描淡写地承认错误后，就使得潘美丽在一直痴心忍耐下重新接受了他——这真是难以理解的安排，因其既不符合天道，也不符合人情和观众的心理期待，更不能达到教化观众和社会的目的。试想，一个如此恶的男人，就这样被轻易原谅而不受惩罚，那么，何“恶”而不可为？从另一面而言，这也恰恰是对代表着“善”的潘美丽的侮辱。抛弃了被历史和常识所证明、具有丰富内涵和强大说服力的儒家伦理道德准则而编造出来的作品，只能是一种违反人性和天道的闹剧。中剧类似之处，比比皆是，毋庸多举。

总之，通过比较可见，韩剧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正是因为它们能够用“义”(儒家伦理道德)去教化和驯服不羁的人心和社会。具体表现为：一方面，韩剧坚持正面宣传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包括坚守道德底线原则、善恶有报并且与其善恶程度对应原则、谴责恶的原则和改恶从善的原则；另一方面，坚守儒家的公共传播要教化民众的原则，在剧中总是力求以伦理道德原则来奖善罚恶。

需要强调的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欧美文化中心论的影响，我国影视界和戏剧界，一直以“悲剧”为较高层次的境界。基于此，中剧总是试图避免出现所谓“大团圆”的结局。这种理解是偏颇的。“悲剧”从情理上不必高于大团圆式的喜剧；恰恰相反，善恶有报、改恶从善的喜剧式大团圆结局，无论是从天道上，还是从人性和人们的心理期待上，都是更佳的表现形式。这是因为：天道至善，而每个人都渴望善恶有报，行善最终能得到幸福(而不是相反地得到悲剧性结局)。因而，影视剧观众内心深处自然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不是很自然、很明白的事吗？

四、 结 语

韩剧在伦理教化思想的可取之处还有其他方面。譬如，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颇显匠心：在《看了又看》中，每当晚辈回到家，总要先大声向长辈汇报“我回来了”；不论哪个角色，总要对韩国特产“泡菜”念念不忘以彰显国粹；剧中人物，还时时提到要替“大韩民国”解忧以培养爱国主义精神。这些都体现了韩剧制作者非常重视韩剧的教化作用。

毫无疑问，儒家伦理道德无疑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说服力。韩剧在这方面，独具匠心，坚守有素，如前引王岐山所言，正是韩剧真正的软实力之所在。何以韩剧能够做到而中剧不能？或许，这与近百年来的反传统思潮尤其是污名化儒家思想有关。对此，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加以反思，已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观。但是，必须看到，影视界和文化界做得远远不够，需要继续努力。

当前，中国政府和全社会日益认识到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中国政府在国外设立的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机构以“孔子学院”命名，说明对孔子和儒家文化的重视。全球也兴起了学习汉语和儒家文化的潮流。“孔子”之名及以其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代表性“符号”。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儒家文化的重视程度更是前所未有。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在视察曲阜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5]习近平在出席孔子诞辰2656周年学术讨论会时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6]习近平在视察北京大学时，还专程看望《儒藏》主编汤一介教授。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

对中国影视界而言，当前仍需要大力补充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之“钙”，以提升其作品水平和感召力。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不妨多从韩剧中汲取经验。当前，中国文化界和影视界都在努力去“俗”求“雅”，而经过千百年淬火考验的儒家伦理道德和教化思想，就是极为重要的致“雅”之源。

对当今大学人文教育而言，也需充分认识和发挥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教化功用。作为复兴传统文化和建设国家生力军的大学生群体，思想活跃，对传统文化在认识上没有父辈的历史包袱，但是，他们仍然缺少必要的引导。大学人文教育，将发掘、宣传和重拾传统伦理道德的精华作为重要内容，既是复兴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发挥教育“教书育人”功能的绝佳选择。

注释：

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来自星星的你》等韩国电视剧,在中国引起了青年人的浓厚兴趣.”出自《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04/c_1111468087.htm).另一篇报道说:“王岐山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北京代表团审议时,提到了最近人气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称自己也看韩剧.该消息引起了韩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出自黄海燕的《王岐山赞〈来自星星的你〉 引韩媒高度关注》(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4-03/06/content_31692190.htm).

② 有评论指出:“现在韩流的覆盖范围早已不局限于亚洲,其在美国迅速增长也获得了一定观众基础,还有伊朗、埃及、墨西哥、沙特阿拉伯等其他国家……2004年的《冬季恋歌》曾在迪拜热播,实际上不仅仅是阿联酋,该剧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在阿拉伯国家中颇受欢迎.在About.com上,一篇名为《韩流席卷全球》的文章分析,韩剧能引起中东、北非国家和地区民众的共鸣.首先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在这些国家中不入流.此外,阿拉伯国家在向现代化迈进中仍保持保守的宗教信仰和社会习俗,因此韩剧中体现的家庭观和道德理念能在当地获得认同,最重要的是韩剧里非色情的爱情故事也适合观看.一句话‘因为非色情的浪漫情节吸引这些较为温和的观众.’”见赵斌的《看英剧美剧日剧 别看不起韩剧》(2014年3月12日《新京报》第C02版).

③ 比如2001年的《我的野蛮女友》在某些方面有此倾向,但也仅仅是在某些方面突破传统伦理的藩篱,在根本上仍然恪守传统的儒家伦理的理性方面.同时,这也不是无原则、无底线的突破,而是情有可原,甚至仍然在传统儒家伦理可以容纳的范围之内.比如,“野蛮女友”之所以“野蛮”,是因为她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并且,这种“野蛮”并不是该电影乃至被改编成日本电视连续剧所推崇的,而只是一种噱头或说是一种表象.最终,这种“野蛮”被“爱”成功改变,于是儒家传统“善”最终将战胜“恶”的基本伦理理念得到了证明.因此,对于仅仅关注其表面上“野蛮”并效仿之的某些群体而言,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是买椟还珠.这种现象早就受到了批评.比如,有的评论指出:“看着‘二千’的嚣张跋扈,就如同自己心底时时压制住的‘小兽’被释放,难得的恣意洒脱;尤其是陷入危机时,渴望也能有一位都教授这般知识渊博、深情款款、自带外挂的高富帅以无所不能的姿态出来拯救.”见白色向日葵的《韩剧是女人的春药》(2014年6月5日《新京报》第C02版).

④ 见郑红蕾的《韩剧中的儒家文化管窥》(2009年第9期《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金花子的《儒家伦理文化与韩剧中女性话语的叙事学分析》(2010年第2期《戏剧文学》)、张娟的《韩剧热播的文化内涵浅析——以韩剧《大长今》为例解读》(2007年第10期《青年记者》)、周思佚的《韩剧在中国热播的文化传播学分析》(2011年5月,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宋妍的《国内“十七年韩剧热”的传播学分析》(2010年第5期《辽宁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⑤ 虽然在理想上主要是儒家的伦理,但是在现实的具体施行中难免有变形,比如受到了法家的影响之类.

⑥ 《论语》中有“孝乎惟孝，施于有政”.

⑦ 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故皇帝的谥号之前都加上“孝”的修饰词.这一传统,被晋、刘宋等朝代继承.其他朝代虽未必都在谥号前加上“孝”,但是“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多少都有所体现——任何皇帝,都不敢冒“不孝”的罪名.中国历史上甚至有因为“不孝”而被迫退位的例子,比如南宋的宋光宗.

⑧ 参见赵洁、贺宾的《传统戏曲与道德教化》(2007年第5期《河北学刊》)、贺宾的《传统戏曲社会教化功能作用机理探微》(2008年第1期《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⑨ 当然,仁、义、礼、智、信等笼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顺”等儒家家庭伦理道德观念是互相交融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是完全分开的,这里需要加以说明.

⑩ 参见胡发贵的《试论中国古代道德教化的特点》(2009年第2期《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王梦佳的《中国古代戏曲“教化论”的流变》(2013年第5期《理论建设》).

[1] 黄海燕.王岐山赞《来自星星的你》引韩媒高度关注[EB/OL].(2014-03-06)[2017-08-21].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3-06/5917453.shtml.

[2] 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3] 姚中秋.重新发现儒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

[4] 章太炎.国学概论[M].曹聚仁,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 新华社.习近平考察山东曲阜强调:国无德不兴 人无德不立[EB/OL].(2013-11-29)[2014-05-08].http://www.wenming.cn/specials/zxdj/xjp/xjpjh/201405/t20140508_1924932.shtml.

[6] 新华网.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EB/OL].(2014-09-24)[2017-08-24].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4/c_1112612018.htm.

Re-understanding Role of Enlightenment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Ethics— Focusing on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Dramas and TV Plays

WANG C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471023,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Korean Wave", including Korean dramas, has prevaile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orldwide cultural phenomenon. The reason that the impact of Korean dramas is so huge and even has penetrated into the conservative moral concept in Islamic countries is that the key element of the Korean culture follows the strict Confucian ethics enlightenment, and the Korean dramas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legitimacy and regularity of the Confucian ethics and morality, but also take the initiative steps to educate the mass with Confucian ethics. Instead, the deficiency of Confucian ethics and morality in Chinese films and television dramas leads to a great reduction of their charisma and influence. In this aspect, the Chinese drama needs to learn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Korean drama. In the course of revival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understand and fully play the educational and civilizing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ethics.

Confucian ethics; enlightenment; Korean drama; Chinese drama; traditional culture; identity and cognition

(责任编辑王治涛)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2卷(2017年)总目次

河洛文化

敬业诚信、有所为有所不为——关公精神时代内涵摭议

王彩琴 (1-1)

关公文化释疑

闫利春 (1-5)

论关公信仰的几个维度

网络操作系统是计算机内部系统的各种应用协议与服务请求结合体。故而从理论上而言，系统漏洞是每台计算机都会存在的问题，只有通过系统漏洞的不断升级才能够不断对系统漏洞进行修复工作，进而提升系统的安全保障。但值得注意的是，系统漏洞进行更新后，仍然会存在各种协议或是程序之间的不兼容，进而产生新的漏洞。

曹颂今 (1-10)

论当代影视文学中的关羽形象

刘保亮 (2-1)

论关公信仰的儒学特征及其传布广泛的原因

魏鹏飞 (2-5)

荥阳穆沟祭祀古乐文化研究

耿琼珂 (2-10)

豫西地区濒危曲种共性研究

杨冬梅 (3-1)

龙门石窟万佛洞乐舞图像研究

吴 璇 (3-5)

摩羯鱼石刻与武则天的转轮王政教思想关系研究

商春芳，裴学杰 (4-1)

洛阳村名来源探研

侯悦婷，王东洋 (4-8)

论福先寺在武周时期的地位与作用

王宏涛 (5-1)

从武氏家族内部关系变迁看武则天晚年还政李唐的必然性

李阿能 (5-5)

王治涛 (6-1)

论刘健的政治个性与明代前期洛阳地方社会文化特色

翟爱玲 (6-11)

语言学坛

汉语动宾非常规搭配的认知语义研究——以“吃+NP”为例

赵 丹 (1-13)

《史记》笔法对林纾译《海外轩渠录》人物刻画的影响

王 雪 (1-21)

语用视角下《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粗俗语的翻译评析——以孙仲旭译本为例

李光杰 (1-25)

网络流行语“一言不合就X”的“小三角”研究

李 婵 (2-1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中的多模态隐喻认知研究

肖明齐 (2-19)

帕特里克·韩南中国小说英译研究析论

钱灵杰，操 萍 (2-24)

《宋云惠生行纪》英译辨诘

谢朝龙 (2-28)

从“learn knowledge”到“learn English”——基于语料库的中介语石化倾向现象及对应策略研究

汪 艳 (3-10)

从“新型大国关系”创新译法看中国外宣翻译的文化自信

张宏雨 (3-14)

英语中动结构类型研究

计道宏 (4-13)

两种在线英语写作测评系统的反馈成效性对比研究

黄 瑞 (4-18)

太康方言中的分音词研究

席德育 (5-13)

“一带一路”新闻语篇中态度资源的积极话语分析

田婷婷 (5-17)

杂合视角的林语堂中国文化译介研究——以《苏东坡传》为例

黄春梅 (6-16)

基于语料库的中美主流报刊关于萨德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

徐 珂 (6-21)

数量经济学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企业绩效实证研究

赵晓鸽，江 鑫 (1-29)

基于扩散效应的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戚 姌,潘和平 (1-36)

基于灰色理论的城市经济与水资源利用关系研究——以郑州市为例

张黎鸣 (2-35)

人民币汇率政策变动对我国商业银行人民币跨境业务的影响——基于VAR模型检验分析

张倩钰 (2-39)

俄资与中俄进出口关系的实证分析研究

李晓慧，高 茜 (3-19)

公司治理视角下基于SVM模型的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研究

申李莹，任广乾 (4-25)

人口老龄化对河南省消费结构影响的灰色关联度研究

李晓文,戴丽娜 (4-30)

降息对股市的影响研究——基于事件研究方法

张航航 (5-22)

作业成本法及其应用于物流业研究

李诗颖 (5-27)

泉州市工业经济与新兴产业互动关系研究——基于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

陈 钦，王灿雄 (6-26)

经管论丛

“新化现象”再思考——一个基于镶嵌理论的本土案例分析

朱 姝 (1-42)

红色旅游纪念品的象征意义与市场发展研究——基于旅游人类学视角

刘德鹏 (1-47)

“一带一路”战略中洛阳旅游深度开发对策研究

李玉华 (2-46)

河南沿黄黄金旅游带智慧旅游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杨俊博 (2-50)

国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综述

张 迪 (2-55)

2010年以来河南省土地流转研究综述

邢 苏，沈怡婷 (3-26)

“公地悲剧”视角下的中国雾霾现象分析

李 苛，王 静 (3-32)

新型城市化进程中地域文化心理与现代社区的对称发展——基于对洛阳市龙祥社区的考察

程安霞，贾 涛，张彤阳，覃桦楸，王甜甜，杨震飞 (3-37)

基于网络嵌入性的模块化制造价值创造研究综述

王 伟，朱素贞 (4-36)

河南动漫品牌竞争力SWOT分析

芦明明 (4-41)

旅游纪念品购买后悔心理的影响因素研究

陈晓艳，于蔡潇 (5-34)

敦煌旅游业现状与可持续发展策略探讨

张巧娟 (5-41)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王希娟 (5-45)

洛阳市产业转型升级中的绿色发展问题研究

钟劲松，张立华 (6-32)

河西走廊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策略研究

马英娟，郭 莲 (6-38)

“互联网+”时代企业品牌传播的创新研究

张丽娟 (6-43)

论组织文化对咨询公司竞争战略的影响

王彦青 (6-47)

河南省物联网建设路径研究

李建中 (6-53)

法律研究

“强迫他人借钱”行为的罪名认定

余进龙 (1-52)

文物返还的法理基础研究：文化主权与文化遗产权

张书悦，穆永强 (1-58)

论中国认罪协商制度的立法完善

刘 畅 (2-61)

偷换支付二维码行为的法学分析

李肖风 (2-66)

公司章程强制股权转让条款的效力认定

张 璐 (2-70)

刑事辩护律师责任豁免权的基本要素辨析

徐巧巧 (3-42)

唐朝婚姻家庭判词研究——以《甲乙判》为中心的考察

汤 艳 (3-46)

传统示众司法文化与公民法律意识培育之思考

宣 喆 (4-46)

论监护人之侵权责任——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2条的思考

王小溪 (4-53)

网络环境下个人信用支付产品存在的法律风险及控制

李 娜 (5-49)

国际法视野下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主体问题研究

逯 悦 (5-55)

刑事诉讼值班律师制度发展研究——基于对河南省的试点调研

杜云隆 (6-59)

文史园地

论柳宗元在辨伪学史上的成就及影响

宋丽婷 (1-65)

先秦时期林业问题研究

刘继刚 (1-69)

新中国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研究

李铁汉 (1-74)

论蒙田《随笔集》的文体特征和“性灵”思想

康林清 (2-74)

从“战国四公子”管窥司马迁的价值观

石睿涵 (2-80)

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视域下的焦裕禄精神研究

李曼诗 (2-85)

论个人主义与鲁迅小说的自省精神

徐红妍 (3-51)

论刘勰对《楚辞》之探析

乔晓慧 (3-57)

论《倾城之恋》的凡俗人性观

周倩倩 (3-61)

南宋光宗朝的太上皇制度研究

孙 烨 (3-65)

民国时期豫西匪患的社会应对研究

宗 尧 (3-70)

论张先词对前人的借鉴

陈 艳 (4-59)

论王阳明合于“道”的文学观

朱玉婷 (4-64)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图书馆建设研究

陈景娜 (4-68)

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实验事业述评

孙一凡 (4-73)

论古代女性假发流行原因及影响

任燕飞 (4-78)

论庾信《小园赋》的“老成”风貌

刘伟利 (5-61)

从乡村士子朱峙三的人生选择看近代社会变革

付耶非 (5-66)

秦朝储粮史研究

常 娜 (5-71)

新媒体视域下地方戏曲的数字化生存研究

蒋月侠，杨文艺 (5-78)

从《人间词话》看王国维的天才观

蒋好霜 (6-66)

论《洛丽塔》中迷失的知识分子

杨丽倩 (6-70)

重新认识传统儒家伦理的教化功用——以中韩影视剧的比较为中心

王 灿 (6-75)

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邮政建设研究

牛建立 (6-82)

论班氏家族及其对丝绸之路的贡献

王 凯 (6-88)

学苑杂坛

“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思想研究

谢永萍，崔 洁 (1-79)

城市居住小区人性化园林景观设计应用研究

荣 韬 (1-83)

地理区位对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实习效果的影响研究

金勇强 (1-87)

翻转课堂模式下社会热点问题引入机制研究——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例

黄淑婷 (1-92)

琵琶曲移植过程中对音响的二度创作研究

高燕铭 (2-90)

论河南省知识产权人才的精准培养——以第三方知识产权人才需求报告为参照

胡 光 (2-93)

论当代中国人全面发展理论的价值引领和现实路径

黄 梅，侯爱萍 (3-75)

基于微课的教师专业发展培养模式研究

许 展 (3-81)

美国高校学生能力培养对我国高校转型发展的启示

杨 頔 (3-85)

司法考试背景下环境法课程教学的困境与建议

刘先辉 (3-89)

地方高校美术学专业水彩课程教学改革刍议

底薇薇 (3-94)

创新型语言服务人才培养协同机制探究

黄婉童 (4-83)

应用型高校“基础会计”课程考试方式改革思考

张立华 (4-87)

大学生常见心理问题及其体育干预手段探究

王海潮 (4-92)

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研究

赵桐羽 (5-84)

面向行业的创新型工程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研究

贾金玲 (5-87)

灯谜在高校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研究

吕纯洁 (5-93)

高校珠宝类宝玉石专业市场化教学团队建设探究

10.3969/j.issn.1674-5035.2017.06.014

G123

A

1674-5035(2017)06-0075-07

2017-08-25

王 灿(1972-),男，山东枣庄人,博士后,副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和中国文化史研究.

2015年度河南科技大学教改项目“加强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研究”(编号:2015YB-038)和2017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河南省儒家文化资源符号化和系列化开发问题研究”(编号:17A790021)的阶段性成果.

李孔亮 (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