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理工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论刘健的政治个性与明代前期洛阳地方社会文化特色

翟 爱 玲

(洛阳理工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明代名臣刘健历来是以一种贤臣良相的政治形象出现的，这种形象又是以其个性人格为基础的。在刘健个性人格形成关键时期的青少年时代，刘氏家族的教育传统、洛阳乡土民风蕴育的思维习惯、伊洛之学的学习氛围等，在不同程度上形塑、规约着刘健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奠定了刘健后来仕政风尚和政治个性的基础。由刘健的政治人格影响其在朝廷政治中的作为，反映出明代前期洛阳地方社会文化与朝廷政治文化取向的一致性。

刘健；个性人格；洛阳；家族与乡里社会；贤臣良相；朝廷政治

刘健为明代前期具有代表性的“理学名臣”，其政治品格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时社会文化，尤其是洛阳地方社会文化的特色，而他理学名臣的风尚也体现出当时朝廷政治文化的某种取向。笔者拟就此进行探究。

一、刘健贤臣良相的政治形象及其个性表现

刘健(公元1433年～公元1526年)，字希贤，号晦菴，明代河南府洛阳县(今洛阳市洛龙区)人。明英宗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登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明宪宗成化年间，刘健历任右谕德、左庶子、少詹事，“凡三任皆职辅导皇太子”[1]745。明孝宗即位后，刘健进入内阁，直至明武宗初。刘健在阁19年，其中为首辅9年，辅孝宗于“弘治中兴”，匡武宗于正德初政。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刘健在与以刘瑾为首的宦官势力斗争失败后致仕归乡，却仍未免于遭受迫害。直至明世宗即位，刘健才得到全面昭雪与褒奖。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十一月，刘健以94岁高龄寿终于家[2]。

刘健的人生舞台主要是政坛。刘健的社会角色主要是以其所处时代，依据其政治表现，由当时具有政治评判权威的官方及士大夫群体给予论定的政治人物。在其晚年，明世宗所赐敕谕中对其一生作出了这样的总结和概括：

卿资禀醇正，器识恢弘。粤自早年，究心理学，上探河洛之传。登名贤科，蜚英艺苑。劳勤茂着，闻望弥隆。遂以硕德长才受知于我孝宗皇帝。简自圣心，擢居政府。朝夕献替，不诡不随。培植人才，爱惜善类。宣达民隐，慎守彝章。延访于便殿，赐问于平台。危言党论，禆益弘多。是致弘治十有八年之间政事清明，实惟卿与二三大臣佐理之功。至于顾命之际……卿感激知遇，益竭劳瘁。故当武宗皇帝改元之初，随事纳忠，曲为匡救。其毅然不可回之气，往往形于词色。厘革宿弊、斥逐群小。直道难容，告老而归。高风大节，播在天下……惟昔宋之名贤如司马光、文彦博辈，皆卿乡哲，揆其始终进退之大义，卿亦不多让焉。[3]78

这段文字不仅充分肯定了刘健在佐理朝政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而且从学术背景、为政风尚、品格个性、政治作为等多个侧面描述了刘健的政治生涯，确立了其一代贤臣良相的政治地位。

与此同时，当时具有共同政治思想意识的士大夫群体也对刘健作出了同样基调的评论。有称他行事为人“确直不阿”[4]299“行淳履正”者[4]302；有赞他学术“正学直道”[5] 33“不事华藻”[1]762“理学深邃”者[1]759；有说他为政“正色简言”[4]299“诚可为君子人矣”者[1]762。对于刘健的政绩与政治作用，有人就直言“刘公，我明第一人也。功烈炳炳琅琅，多载史册”[6]73。总之，在明代士大夫群体眼里，刘健是“耿耿大节，侃侃正言……以道事君，不可则止”[7]128的楷模与榜样。

到了清代，官、私史籍中对刘健的评述基本一致。《明史》刘健本传中说他“学问深粹，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8]4810。在历述了刘健在弘治、正德时期的政治作为后，赞“其事业光明俊伟，明世辅臣鲜有比者”[8]4817，进而称：“有明贤宰辅，自三杨外，前有彭、商，后称刘、谢，庶乎以道事君者欤？”[8]4829清代私修史书中对刘健不善或不喜诗文、用人不私乡故、谋诛“八虎”不成即求引退等诸事虽仁智各见，但对其“器局严整，正己率下”[9]297的为政风范，以及他的政治功绩，都是肯定和赞赏的。任启运称他“处事善断，多所匡正”[10]34；吴世杰说他是明代可称为“忠直清正”的贤相之一[11]292；王夫之在《宋论》中则把他与宋代的李文靖、汉代的丙吉合称为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三位“以道事君”的大臣[12]59。

总之，明清时期，官、私史籍中对刘健作为贤臣良相的政治形象都作出了肯定，并且主要是通过他的性格、学术背景、为政风尚等方面的特点和表现来描绘他的这种形象。这表明刘健的政治形象正是他个性人格的某种外在表现，同时，这种个性人格又恰恰与当时朝廷政治文化的取向和要求相吻合。

二、刘健的家族及其所处地方社会环境

依据洛阳《刘氏家谱》记载，刘健家世可远追唐尧及西汉高祖。元末，顺德路总管刘绍死后，其妻翟氏为避兵乱，携9岁的儿子刘荣归居洛阳，遂为洛阳人。入明，刘荣有2个儿子，长子刘宽为医学正科，未仕；次子刘亮中举后历任陕西华州、渭南、山东滨州县学训导及陕西澄城、三原县学教谕等职。但训导、教谕皆为不及九品的小官，“例称杂职”“月米二石”[13]2074的官俸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显然不算富足。为此，刘家与当时当地许多家庭一样，以农耕为生计，“勤苦树门户”[14]293。刘健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家族环境中，在传统的“耕读传家”中寻求自己的人生方向和出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洛阳一带的风土人情是刘健及家族成员人格个性养成的重要环境和条件。从地理形势来看，洛阳大体处在中国由西向东、由山区向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这里虽适宜于农业经济的生产和发展，却难以从事水土改造、实行规模化耕作，因此长期以来这里基本保持在较为稳定而简单的小农经济水平上。这种经济生活方式长期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观念，形成一种在顺应自然恩赐中追求安稳、平和的倾向。对此，历代方志多有描述，如“言禀平和之气，性理安舒也”。北宋时，这里“民性安舒”，“士向诗书，民习礼义。务本立业”。至明代，人们仍是“性行淳朴，不事华侈”[15]48-49。

从思想学术方面来看，自从周公“制礼作乐”，建构起以崇尚人伦等级为核心的礼制文化后，历经先秦诸子的发挥、汉代经学的昌盛、北宋洛学的兴起，洛阳便成为传统儒家思想学术的中心和重地。至明代前中期，程朱理学成为官方主导思想，伊洛之学就成为当时洛阳的学术主流。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认为，在明代前期的思想学术领域中，曹端、薛瑄是北方影响最大的两个人。曹端是河南府渑池县人，薛瑄为山西河津人。河津南距黄河不远，越河即入豫西。曹端、薛瑄都致力于探研和践履理学，在学术思想与精神实质上是相融的，故明初北方理学又有“河洛之学”之称。当薛瑄讲学形成气候的时候，阎禹锡、白良辅等洛阳名士纷纷前往就学。刘健也深受“河洛之学”的影响。

从民间日常文化风尚来看，洛阳地区较多地保留了隋唐以来在保持雍容典雅中追求娱情逸乐的特色，注重赏花游景即其突出表现之一。与这种文化风尚相应，这里也保留了宋代以来结社与集会之风。普通百姓中有扑蝶会，有喜社、寿社等。士子文人则时常于园囿亭楼处聚饮赋诗，相与论文。年高乡居之缙绅，也将八耆会、初服会、澹逸会、崇雅会、惇谊会等社群作为其追求儒雅生活的一种方式。但不论是上述游乐活动，还是层次不同的集会与结社，这里的风尚都显示出一种追求安逸、平稳和自适的倾向，较少有开拓、探索、求新求异的旨趣。这种民风既显朴质与正统，又折射出思维方式的简捷与保守。

三、家族传统与乡里社会对刘健个性的塑造与影响

(一)家教传统的规约与熏陶

同许多其他家族一样，在明代前期洛阳地方社会环境中，刘氏家族十分注重以儒家“仁、义、礼、智、信”思想意识来规约自己家族的待人接物与处世行为，其家教传统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以勤俭为本。刘荣还是牧童时，就“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十分殷勤”。自立门户后，刘荣“勤苦自力，凡农圃事，率以身先之”[5]32。后来家道渐兴、经济宽裕，家人仍保有这种作风。刘亮任三原县学教谕时已58岁，“犹日夕讲授不辍寒暑”[14]293。第二，力行孝义。刘荣当年“奉母极孝敬，甘旨必备”[5]32。刘亮也“素孝谨，事父如严师。既仕，每值诃责，犹跪俟杖，怒解，乃已。暨兄(刘)宽勤苦树门户，居相慕爱，老不色忤。兄子敩，少失母，躬抚教之”[14]293。第三，和睦乡里，亲信朋友。刘荣早年在洛阳虽身处穷困，但在乡邻中却颇显志节，“平居恒以赒恤贫乏为念。人或称贷，不屑责偿。家用斗斛之类不二。既更新，辄毁其旧”[5]32。刘亮为人既重原则，又求和睦，“与人恭逊，未尝骑入里门。见老长，虽贱，必拜”[14]293。第四，重学行道。刘荣“早年失学，稍长，读书通大义，处已接物，动必循理”。因其“所居乡，僻远城市。环数十里，无知书者。独能延师教子。卒成名科第”[5]32，可见其对读书求学的重视。刘荣之妻曹氏秉承家教，“端严有则，不妄言笑”[5]32，在子女教育方面“内助实多”。刘亮更是“朴学直道”，“平生务实学。其教以明理，饬行为，不专文艺。学者皆畏且服之”[14]293。第五，致教以严。刘氏家族家教严谨，不仅表现在个人行为的以身作则，更体现于对子弟的教导与要求中。刘荣“训子姓以义方。或有过，屏息不敢仰视”[5]32。刘亮对待县学诸生也是“条格严整，尤勤训迪，不任私喜怒为赏罚。尝再摄渭南县学，两学生皆父视之……癸亥考最，迁陕西澄城县学教谕。俗戆直难训。公用刚克，毕就矩矱”[14]293。

刘氏家族的上述风格在起初的二三代人身上表现得十分显著，在刘健早年成长过程中发挥着最初、最直接的熏陶作用。比如家传的好学与勤勉精神，在刘健身上就有突出表现。刘健早年学习刻苦，入仕进入翰林院后仍然“谢交游，键户读书”，以至于“人以木强目之”[8]4810。再如，刘健在朝为官，向以“老成”见称。而他的祖父刘荣在幼年时期就常随邻里长辈做事，父亲刘亮也是“早有识量，七八岁如老成人”[14]292。刘家的务实俭朴，在刘健身上同样有明显表现。刘健后来官至内阁首辅，为“国之柱石”，但其家在乡里却无“浩大之建设，宏伟之经营”[15]17。刘健在给朝廷的奏议中，也多次倡导节俭之风。刘健一生中所保持的严正特性，一方面源于其对理学精神的循守与践履，另一方面也源于其家族人格禀性的传承。曹氏端严，刘亮“介直寡合，好面斥人过，不为私议……人用是称曰板刘”[14]293。到刘健为官时，就有了刚直不阿，“廉靖不肯依违”的风格。可见，刘健个性的形成，既深受父祖辈禀性遗传的影响，又深受家教传统的影响。

(二)求学经历的规塑

家族传承对刘健个性的影响是以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方式实现的。在青少年时代的求学过程中，刘健自主选择、自觉接受了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从而奠定了其人品性格的精神基础。刘健的求学经历对其人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其一，重视进学，好学深思。刘健自幼好学深思，一心专注于读书。“稍长，嗜学无间昼”[16]142。刘健还常常于“读书得间”、颇有自我见解的经历中获得启迪，深切体会到进学的益处。所以，刘健在仕宦时常常为读书而谢交游，归野居乡年跻90岁仍然日课子孙读书。这便不难理解在孝宗、武宗时期，刘健屡以“今日之急务”谆谆诫导皇帝讲学进修；在朝廷中枢任职时，对于各地兴儒学、重文教之举十分关注；虽平素不好著文，而对有关兴学崇教之文章必尽力为之。

其二，以伊洛学术为宗，崇尚理学。刘健身处伊洛之学盛行之地，专注程朱理学，“书非正不读”。所谓正书，就是儒家经典及后儒的传注，尤其是程朱理学的著作；所谓“圣贤之蕴”，即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思想，也就是仁、义、礼、智、信、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等道德理念和伦理规范。刘健认为孔孟之道是“士之所以修之身、施之家、推之国与天下，无一不具焉”[17]29的根本指导思想。刘健崇尚儒家倡导的“以道事君”的政治规则并践行于政治实际中，因此，其不仅在政治上获得极高的评价，并且享有“理学名臣”的美誉。

其三，不尚浮华，注重践履。注重实践一直是伊洛之学突出的学术风格和倾向，也是儒家思想传统一向倡导的精神。受此影响，刘健在早年求学时就逐渐形成了持守和践履儒家学说的作风。刘健为人处事以礼、义为本，以合乎实际为要，而摒弃虚浮和华而不实。杨一清称赞刘健为学“根极性理，以伊洛为师”，为文“务阐明义理。羽翼风教，刊落华藻，悉归于纯厚。作举子业，亦以理为主，不逐时好”[18]19。这正是刘健注重践履学术风尚的真实写照。

早年的思想和学术背景，奠定了刘健后来政治实践的基础。刘健注重节俭，反对侈靡；虽有学问功底，却并不沉湎于字辞，而是积极投身于各种朝政事务的谋划与决断之中。这些特色使刘健的为政风格虽缺乏圆融与活泼，却更显务实与沉稳。

(三)乡里交谊的强化

刘健通过读书所获得的理学知识，在青年时期的社会人际交往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强化。尤其是那些与刘健关系较为密切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借以认识和塑造自我的重要参照。

阎禹锡，字子与，洛阳县人，在乡里负有盛名。究其原因，一是孝行，二是理学造诣。阎禹锡的父亲去世时，他只有9岁，“哭父几灭性”；闻听母亲去世，他当即辞任昌黎县学训导，徒步返洛，在母亲墓旁结庐守墓3年，明廷“诏以孝行旌其闾”[8]7230。阎禹锡天资聪颖、好学求理，19岁中乡试。守母丧期间，阎禹锡闻河东薛瑄讲学，遂弃举业而前往就学，甚得薛瑄赏识。阎禹锡以后又出任过提督学政之类官职，每以践履理学宗旨、启迪士子为己任。阎禹锡还编著《二程全书》《晦庵要语》《敬轩读书录》《河汾诗集》以及《自信集》等学术著作。白良辅，字尧佐，也是洛阳县人，以“淹贯经史，博通性理诸书”[5]9、学宗理学享誉于洛阳名士之中。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中乡试。闻薛瑄讲学，白良辅也和阎禹锡一样前往，却未被接纳。白良辅“乃以十脠为贽跽于门，日昃不返。瑄以其诚延之弟子之列。居岁余，尽得其学”[19]13。白良辅在学术上不及阎禹锡，但在政事实践中却表现出理学践履风尚。白良辅曾以监察御史出巡地方，对违法乱纪的权贵、豪强力行惩治，不避艰险，以致出现“奸宄遁迹，贪官望风解印”[5]9的局面。刘健较阎禹锡小8岁，但在学术旨趣上相近，所见颇为投契，故阎禹锡对刘健颇为优礼敬重，并称刘健堪为伊洛之学后继者。白良辅较刘健年长，但在对于理学精神的领会方面却不及刘健深刻。有一次，两人讨论理学问题，因理解不同，争执不下，各自悻然而去。第二天刚拂晓，白良辅即敲刘健房门，见面长揖一礼说自己思考至半夜才明白其中道理，由此可知刘健远胜过自己。通过与阎、白的交流，刘健进而受到薛瑄思想的影响。薛瑄之学“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复性为主”。这与刘健自己的体会也正相合。

除与学者交往外，刘健早年在乡里交往的人，大都在为人处事、践行理学规范方面与其近似。洛阳人毕亨年长刘健10岁，为人豁达洒脱，心无芥蒂，与人交，“质实洞达，矢口见心，不为城府”[5]26。毕亨善于诗文，却不事雕琢，与刘健个性相契，脾气相投。李祥是成化、弘治时期著名的司礼太监李荣的堂弟，其家族世居洛阳西侯里，与刘健家族相邻。刘健对李祥“为人性尤敦朴，不事华饰。凡所以持身治生，一务于勤俭”[5]28的品格颇为看重。在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区)，刘健有一位忘年挚友赵锡。赵锡虽然只是陕州典术这种卑微小官，却凭自身才识德能，处事游刃有余。赵锡也能廉洁律己，顾惜贫民，因此得人们交口称赞。在灵宝，刘健结识的许进、何钧等人也都是注重理学、以科举入仕的名士。可见，刘健早年的社会交往，在相当程度上强化着青年时期的刘健对自我个性和人生观念的认识与确立。

四、结 语

通过以上考察和分析可以看出，刘健的家族背景、乡里社会以及青少年时期的学习和人际交往经历等，对刘健个性、品格的养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使其形成了较为鲜明的个性特色：爱钻研，好深思，不善应酬；长于谋断，做事果决，却显执拗。刘健执著的信仰与政治理想，多得益于洛阳正统的理学精神和浓郁的文化氛围。在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刘健所表现的老成持重、意志刚强、崇尚俭朴、淡泊名利、注重实际、轻视浮华，都与其青少年时期的家族、乡里生活环境密切相关。

由于明代南北经济文化发展差距日渐拉开，北方社会更多地保留了传统理学精神的主导性。刘健的为政风尚实际上也代表着当时在朝“北人”大臣的政治风格。刘健的人格品性以及由此展现的政治形象，不仅是他个人社会性的展示，同时也是明代中期以前北方传统发展特点的具体表现。这种情形正是明代中期之前程朱理学思潮影响下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1] 周骏富.明代传记丛刊·名人类⑦:32册[M].台北:明文书局,1991.

[2] 翟爱玲.明代名臣刘健生卒年考[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5-79.

[3] 张居正.明世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5.

[4] 周骏富.明代传记丛刊·综录类①:73册[M].台北:明文书局,1991.

[5] 陈宣,乔缙.河南郡志[M].明弘治十二年(1499)刊,万历补刊本.

[6] 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四库未收书辑刊·陆辑:30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7] 周骏富.明代传记丛刊·学林类:18册[M].台北:明文书局,1991.

[8]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 陈鹤.明纪[M].北京:世界书局,1935.

[10] 任启运.史要[M].嘉庆二十二年(1817)刊本.

[11]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57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2] 王夫之.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4.

[13] 杨士奇.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5.

[14] 于敏中,王际华.四库全书荟要·集部：第65册[M].台北:世界书局影印本,1985.

[15] 刘平豪,刘廷珍.重修洛阳刘氏家谱[M].洛阳理工学院图书馆复印本,1985.

[16] 周骏富.明代传记丛刊·综录类:141册[M].台北:明文书局,1991.

[17] 郜相.(嘉靖)河间府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64.

[18] 施诚.河南府志[M].乾隆四十四年(1779)刻本.

[19] 陆继辂.洛阳县志[M].嘉庆十八年(1813)刊本.

On Political Personality of LIU Jian and Luoyang Regional Social Culture in Early Period of Ming Dynasty

ZHAI Ail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Luoyang 471023, China)

The famous official LIU Jian of the Ming Dynasty was always portrayed as a saint and virtual minister in his political image, which was based on individual personality. During the key period of the adolescent development of his personality, the tradition of LIU clan, the thinking habits cultivated by Luoyang local people′s customaries and the learning atmosphere of Yiluo Culture multi-functioned in different degrees to shape and restrict his ideology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and provided a basis for his later official image styles and political personalities. The direct impact of LIU Jian′s political personality on his role in the court politics indicated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local social development trend and the political orientation of the imperial cour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LIU Jian; personality and moral quality; Luoyang; clan and the local society; a saint and virtual minister; court politics

10.3969/j.issn.1674-5035.2017.06.002

K248.2

A

1674-5035(2017)06-0011-05

2017-07-20

翟爱玲(1965-),女,陕西西安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明清史、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史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兴儒相 理学名臣——明弘治正德首辅刘健研究”(编号:15FZS044)、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明代洛阳地区文化发展的地域特征及其社会影响”(编号:2015-JCZD-01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治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