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玮，黄丽瓶

(贵州大学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宗教政策研究

张清玮，黄丽瓶

(贵州大学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旧时代法国的国教是天主教，国民价值观也以天主教教义为导向。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各个政权都采取了新的宗教政策，极大地影响了法国天主教，将其拉下了神坛。这看似是反封建革命的一部分，实质上却是一场激烈的价值观革命。

法国大革命；天主教；现代性；价值观

在传统观念中，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当时的天主教是封建君主的帮凶。革命者对天主教的打击与限制，似乎顺理成章。然而，我们忽略了政治革命过程中的另一场革命，即价值观革命。革命者以启蒙为核心指导思想，与法国原有的天主教价值观进行替代融合，才完成了价值观革命。本文试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宗教政策入手，结合大革命前的历史背景，探究这一价值观革命的过程与结局。

一、法国大革命前的天主教

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天主教是国教，所有圣职人员属于第一等级，享有特权。其对法国的影响不只是思想层面，还包括政治、经济和教育文化层面。

政治上，天主教圣职人员为国王服务，他们影响并参与国家行政。有很多主教被任命为大臣，黎塞留和马萨林甚至担任了法国首相，可以说，大革命前法国的强盛离不开这些参与政治的主教们。天主教教会法是法国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涉及信仰和文化出版物问题的审理。大革命前的法国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由圣职人员负责征税，这些征税的教士同时也是地方议会的议员，有权过问和协商地方事务。

经济方面，圣职人员享有教产和权利。天主教拥有大量教产，包括耕地、山林、果园、酒庄、手工作坊、印刷厂、学校、教堂、修道院和其他产业。而所有天主教名下的产业都不需要交税，教会还能合法征收什一税。另外，教会几乎包揽了法国所有的慈善事业，依靠庞大的信徒群体上交的什一税和众多产业收益，接济贫民并为无钱求医者治疗。每次瘟疫和天灾出现，总是由教会负责赈灾事宜。

教育与文化领域，天主教更是绝对的主宰。法国的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全部由教会提供。每个教区都有大量天主教开办的教会学校，神学更是学生的必修课。而高等院校中也有相当部分由教会开办的学校，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曾经受过一定的天主教神学教育。教会还掌握着文化控制权，审查一切出版物，充当国家的文化审查局。

大革命前的法国，天主教影响着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影响并不完全与旧制度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其中很多方面都是由天主教教义所决定的，例如在经济领域，教会征收什一税的主要依据，是圣经中一切信众要把农牧产品收成的十分之一缴给教会，跟旧制度关系较小；而教会的庞大教产是通过信众自愿捐献获得，教会借助这些收入进行慈善事业，更是和政府完全无关。除此之外，教会审查文化出版物的主要对象是异端和渎神言论，并非是为旧制度的独裁效力。

从大革命前天主教的相关情况可以发现，天主教并不是旧制度的一部分，也并非是君王的附庸。作为第一等级的圣职人员团体分为高阶和低阶两大阵营，低阶圣职人员更加激进并同情第三等级，而高阶圣职人员虽然偏向保守，但也不愿意做君主的应声虫。以黎塞留和马萨林为代表的首相主教，在治理国家时更多秉持一种国家主义思维，重用资产阶级官员，大力发展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而且他们将第二等级者视为国家的蛀虫，着手打击那些大贵族，可以说是他们将法国建设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因此，以毁灭旧制度为己任的革命团体不应将天主教视为旧制度的帮凶来毁灭，然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宗教政策却并非如此。

二、法国大革命时的宗教政策

1789年5月，法王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希望通过加税来解决1783年以来援助美国独立战争和1788年全国旱灾歉收而导致的国库空虚问题。许多第三等级的代表在会议一开始，就流露出他们对政府和国王肆意加税的不满，第二等级贵族中的穿袍贵族和第一等级圣职人员中的低阶成员也与他们共同抗议，政府完全无法回应这些抗议，只能宣布暂时休会。不久后，第三等级者们和有关各派别达成共识，掌控了整个大会，决定将三级会议变成国会，准备为法国制订一部全新的宪法。代表们的行为引起了政府的激烈反应，国王立刻调集重兵，意图用武力解散制宪会议。巴黎市民迅速集结起来，抗击暴政，攻陷巴士底狱，控制了整个巴黎。国王不得不屈服于人民的意志，承认了制宪议会的合法地位，将统治权移交给议会。

此时法国的政局由君主立宪派主持，以制宪议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当年8月，制宪议会宣布取缔一切特权，取消教会的什一税，并在人权宣言中强调公民具有无限的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彻底粉碎了法国天主教的特权和国教地位。1790年3月，议会又取缔了一切天主教的修会团体和协会。7月，颁布圣职人员公民法。该法律标志着国家开始全面干涉甚至控制教会，其中规定法国的天主教教区由国家重新规划，置于法国的各级政府之下，由地方政府指定当地主教；法国教会的一切土地、庄园、教堂等教产的产权收归国家，教会必须在遵守宪法与法律的前提下，才能继续使用这些产业；禁止圣职人员穿着特殊服饰。国家要求所有法国天主教的圣职人员必须宣誓服从圣职人员公民法，只有发过誓的人才能继续从事宗教活动，并处罚、囚禁甚至驱逐那些不愿发誓的圣职人员。这一法律直接切断了法国教会与罗马教宗的隶属关系。

1792年秋，吉伦特派取代君主立宪派，并召开国民公会，成立共和国。吉伦特派执政时期，国民公会制订世俗婚姻法以取代教会婚姻法，制订共和国历取代教会历法。国家力图消除圣职人员在公民日常中发挥的独特作用，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服从国家。

1793年，雅各宾派上台后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宗教政策。国家将那些不执行法令的圣职人员全部逮捕，处决其中的中高级教士。在用屠刀扫清一切反对者后，国民公会在1793年11月发布法令取缔天主教，宣布法国的信仰是理性和自然，即无神论。那些宣誓服从宪法和法律的圣职人员只得继续服从国家，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主动将教堂改造成仓库和牲口棚。此时的法国没有任何公开的天主教活动，只有小部分圣职人员秘密进行宗教活动。

1794年，热月党人上台，处死雅各宾派主要领导人，解散国民公会成立督政府。督政府废除雅各宾派的宗教法令，允许天主教作为合法宗教继续存在，将一小部分充公的教堂还给教会，宣布圣职人员只要宣誓服从共和国及其法律就可以继续从事宗教活动。但督政府并不希望教会遵循其原有宗旨，于是极力扶持一个全新的理性教派，即“爱神爱人会”，试图用这个教派代替正统的天主教会，最终完全控制法国天主教。这一教派于1802年被拿破仑取缔。

三、宗教政策与价值观

1789-1799年间，法国统治集团对天主教的政策从限制、管理、取缔到控制的转变过程，揭示了法国的价值观在现代性进程中破碎、重组与转化的过程。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权交替，而是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革命，是整个社会的革命。新制度的确立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这一过程必然导致价值观的革命。天主教作为法国的主要宗教信仰，影响着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法国原有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天主教信仰之上的。因此，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种种宗教政策都是新兴统治阶层调适和整合法国价值观的措施。

君主立宪派时期的宗教政策，是新统治集团引导价值观革命的一次尝试。这种尝试通过政府对教会特权的取消和教产的控制证明。如果是将教会视为旧势力的一部分，那么应该像对待第二等级那样直接没收一切产业。事实上，君主立宪派先是取缔天主教特权和没收其教产，而后颁布圣职人员公民法，只要圣职人员们宣誓遵守该法令，就可以发还被没收的教产，继续从事宗教活动。虽然这种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效，相当一部分圣职人员选择服从政府。但这种尝试并没有直接对法国原有的价值观进行改造，只是引导了价值观缓慢转化。

吉伦特派统治时期，宗教政策看似只是对婚姻法和历法的调整，实质上是直接改造法国价值观。婚姻法和历法的国家化，代表着人们婚姻观和时间观的转化。以往人们缔结婚姻时，需要由神父主持，通过天主教仪式产生婚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由于婚姻是受上帝祝福的圣事，离婚是对上帝的亵渎，所以绝对不能离婚。而新的婚姻法，用国家权威取代了上帝的权威，只要在政府登记就缔结婚姻，而且可以自由的离婚。婚姻的神圣性由法律赋予，离婚同样是法律赋予的重要权利，这样人们的婚姻观也将随之改变，得到法律的承认就成了一切婚姻关系的前提，最终人们的价值观将更加偏向法律。历法改革则是用共和国历法替代天主教历法，取消一切天主教节日和纪念日，并设立节日纪念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历法代表着人们的时间观，历法的起始年份是人们历史观念的起源，天主教历法以耶稣基督诞生为起点，人们也以此为人类历史的源头，沿用这一历法会令人们将自己的宗教身份置于国家公民身份之上。而共和国历法以1789年为共和元年，旧历史仿佛被隔断了，人人都是新共和国的成员，公民身份高于一切。那些纪念日更是如此，人们只会记住新的革命纪念日，并以革命精神重塑价值观。

激进的雅各宾派采用更加直接的方式推动价值观革命。政府直接下令取消天主教，并开始推行全新的信仰，即理性与自然，宣扬无神论。这一举措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彻底摧毁，失去了天主教信仰，就意味着传统价值观失去了合法性与神圣性。人们陷入了无序失控的状态，但是面对强大的国外干涉势力，人们很快就在政府的组织下恢复秩序，并组织军队击败敌人收复国土。然而，当权的雅各宾派并没有借此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高涨之际重构以之为核心的新价值观，反而在国外危机解除后开始内讧。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庇尔试图在激进派与保守派中寻找平衡，却弄巧成拙将原本被恐怖统治和战争稳定下来的价值观再度瓦解，社会再次陷入惶恐无序，最终引发热月政变，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热月党人上台后的宗教政策是在开历史倒车，是对原有革命成果的破坏，但从价值观革命的角度看待这些政策情况就不同了。这一时期的宗教政策实际上使法国完成了价值观革命。在经历了转化、消解和彻底破碎后，法国的传统价值观已不再完整，只剩下一些残片，但是这些残片根植于法国文化的深处，也存在于每个法国人心中，雅各宾派的失败证明了任何以暴力祛除这些残片的行为都将受到最激烈的反击。而热月党人选择融合这些碎片，他们废除雅各宾派的宗教政策，将部分教堂还给天主教，并允许那些宣誓效忠国家和法律的圣职人员继续从事宗教活动。此外，热月党人还试图扶持一个趋于理性和爱国主义的教派以控制整个教会。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新价值观与旧价值观的融合，那些宣誓的主教也代表新旧价值观的融合，他们既是新的也是旧的，而政府扶植的新教派更是如此，这个教派若是成为法国天主教的主流，那么新价值观的革命也即完成。

四、结语

现代性进程中的价值观革命往往不受研究者重视，这也是由于价值观的变化是间接表现的，诸如文学作品、社会舆论。在一场革命中，价值观革命可以通过宗教政策和思想文化政策表现出来，但是这只是执政集团的主动作为而已，人们表现出的行为言论才是真正的价值观体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价值观呈现一个先左后右的转向，即由保守向激进的反传统再向稳健的变化。反映在现实中就是法国大革命持续时间较短，从爆发到拿破仑上台不过持续近十年时间，在偏稳健的爱国主义价值观影响下，拿破仑帝国持续了十几年时间。如果没有外国反对势力的威胁和远征俄国的失败，拿破仑帝国能够持续更久。所以，法国大革命形成的新价值观，就是在热月党人执政，乃至拿破仑上台期间完全形成的稳健爱国主义价值观。在这一过程中价值观一直处于混沌的状态，虽然有革命理想作为主导，但是却缺少一个固定的方向。在这样一个混沌物的引导下，法国人民就像一群醉汉一样左右摇摆，四面出击，一旦感到不满就掀起革命。只有这一混沌体在国家政策、外部压力、宗教信仰的共同作用并粘合了大量传统价值观碎片后，才能转化出一个稳定的价值观，其后将如脱缰野马一般的社会拉回应有的轨道。

然而，价值观革命并不一定伴随暴力革命发生，它总是与一切社会变革相关。在当代中国，我们同样面临着一场价值观革命。基于中国文化的传统因子，基于共产主义的红色因子，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财富因子正在不断对抗和融合，我们的社会正被这些价值观碎片搅混。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我国当前价值观的问题，应该以史为鉴，特别是吸取法国大革命时的经验教训，完成我国的价值观革命。

[1]〔法〕托克维尔.冯棠.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匈〕费伦茨·费赫尔.罗跃军，等.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诞生[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法〕乔治·杜比.吕一民，等.法国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王养冲，王令愉.法国大革命史(1789-1794)[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5]〔英〕威廉·多伊尔.张弛.牛津法国大革命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6]张建喜.改革与革命——“托克维尔定律”辨析[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2).

[7]程顺.孟德斯鸠与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比较分析[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5).

责任编辑：李新红

The Study of Religion Policy in the Period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ZHANG Qing-wei，HUANG Li-ping

(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China)

Catholic was French state religion. The national value was Catholicism-oriented. 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political powers started to employ new religion policy. French Catholic was affected greatly and fell down from the altar. It seems to be a part of anti-feudal revolution but it was an intense value revolution in nature.

French Revolution；Catholic；modernity；value

2016-09-15

张清玮(1990-)，男，河南焦作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史研究；黄丽瓶(1991-)，女，福建宁德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史研究。

1004—5856(2017)06—0120—04

K504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6.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