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纪

(中共宁德市委党校，福建 宁德 352199)

逻辑起点与四个维度：扶贫开发“宁德模式”的哲学解读

陈书纪

(中共宁德市委党校，福建 宁德 352199)

扶贫开发“宁德模式”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一个范式，是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带领广大群众摆脱贫困的探索与实践中形成的宁德特色的扶贫开发战略思想。扶贫开发“宁德模式”建立在“现实的个人”逻辑起点之上，充分体现了现实个人具有自然人、社会人、历史人、自由人四个维度。

扶贫开发；宁德模式；现实的个人

一、扶贫开发“宁德模式”的概况

扶贫开发“宁德模式”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一个范式，这得益于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打下的坚实基础，他带领广大群众摆脱贫困的探索与实践为我们提出扶贫开发战略思想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宁德俗称“闽东”，是革命老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其地处边远，有山区有海岛。建国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宁德经济一直发展缓慢，曾被称为中国黄金海岸线上的“经济断裂带”，成为我国沿海唯一的成片贫困地区。1988年5月至1990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闽东担任地委书记时期，把摆脱贫困列为一项重要的特殊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同志不仅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还具有丰富的理论思维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他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当时处于贫困线下的闽东老百姓大部分连温饱都无法解决，因此，生存问题是第一个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习近平将当时宁德的工作主线定在“摆脱贫困”的层面，以解决群众最低的生存需求。他提倡“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树立“弱鸟先飞”的追赶意识，倡导“四下基层”的工作作风，组织“经济发展大合唱”，大念“山海经”，推广“种养加”，发展大农业，推动工业、农业两个轮子一起转，通过努力，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贫困户的温饱问题。宁德摆脱贫困的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激发了广大群众脱贫致富的激情，促进了宁德进一步摆脱贫困，为宁德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国务院批准闽东为“开放促开发扶贫综合改革试验区”，因此，宁德在习近平开放发展的理论指导下，坚持“以开放促开发”，注重乡镇企业的壮大与发展，认真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率先开展“造福工程”，以超常规的发展措施顺利摘掉了“连片特困地区”以及6个“国定贫困县”的帽子。

新世纪以来，宁德通过在实践中创新“四下基层”工作作风，全面组织实施整村推进、小额信贷、“造福工程”，仅21世纪第一个十年，全市就有25.68万人实现脱贫。宁德市不断推出扶贫开发新举措，围绕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先后制定10余份扶贫开发政策性文件，并出台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山地农业、林下经济、村集体经济等系列帮扶措施，明确“市本级新增财力支出80%以上向贫困县、乡、村倾斜”，全力奋战脱贫攻坚。

二、扶贫开发“宁德模式”的逻辑起点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扶贫开发“宁德模式”逻辑起点是“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是从事一定物质生产活动的人，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中，是自己的观念和思想等的生产者。[1]这是对“抽象人”的超越，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价值旨向。“人的问题”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哲学家十分关注的话题，对“人的问题”的不同解释就能反映出哲学家世界观的“原型”。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出发，把人类社会历史思辨地理解为抽象的绝对精神的生产史，人在他的眼中已成为“抽象的精神的人”。费尔巴哈则认为人是“社会的人”，是“抽象的自然人”，是“类存在物”。马克思在这些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现实的人”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个人”是社会人，具有物质性，在一定物质条件下，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个人”又是相对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变化发展，他的实践性决定了他是自由的人、历史的人。“现实的个人”的历史范畴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人的历史性，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现实的人”是精神存在物，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要关注人的精神方面的发展。人是“现实的个人”就要求我们各级政府有关政策的制定等，都要把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物质条件下、一定精神条件下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现实的个人作为出发点。“宁德模式”所展现的就是宁德特色的扶贫之路，不管是展现因地制宜探索地方特色的扶贫之路，还是展示贫困群众内源性力量充分发挥的特色扶贫之路；不管是展示以“造福工程”整村搬为关键的特色扶贫之路，还是展示以培育精神力量为扶贫动力的特色扶贫之路，我们发现，它始终都离不开“现实的个人”的逻辑起点。特别强调人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强调人的在地性与时代性。

三、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起点的四个维度

(一)扶贫工作理论与实践的自然人维度

1.扶贫工作首先要解决自然人的生存需求

“现实的个人”具有自然属性，无论人类如何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必须以自然存在为前提，自然人不能脱离特定的人生自然境界，不能脱离特定的自然物质基础。人作为自然界的存在必须遵守大自然的规律并服从这一规律。作为自然人的存在，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人的自然属性的需求，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因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2](P776)人作为自然人的主要特征是自在性和自发性，人的基本的需要像其他生物一样，就是生存的需要，这就决定了自然人的首要任务——温饱问题，这是任何历史时期自然人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闽东人民心怀“修温福州铁路、开发三都澳、创办中心城市”的三大梦想，但习近平认为“摆脱贫困”才是当务之急。宁德作为一只弱鸟，要先飞，需要先解决生存问题，只有解决了温饱，才会丰满羽翼，才会飞得更远。

2.扶贫工作要充分认识自然人对资源的依赖

自然人对自然资源具有依赖性，存在主义认为，“我们猛地发现自己就在这里，没有人请我们来；也没有人‘准’我们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扔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们没有挑选过父母。我们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历史时代、一定的社会、带着一定的遗传结构，被我们的父母生养出来——而且必须按照这一切去过我们的生活。人生的起点就像投骸子一样。它的偶然性深深植根于一些无法逃避的事实中。”[3](P93)他们认为，人的存在是没有理由的，是不可逃避的事实，是不可选择的。作为自然人的存在，需要依赖特定的自然资源进行生存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直接受自然资源的影响与制约。马克思说：“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4](P560)宁德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原不多，发展不了大规模工业。所以，与其他沿海地方比，从整体上看，宁德投资条件差，加上交通不便，运输成本高，招商引资硬条件不足，资源开发步伐缓慢。自然条件决定了生产力的水平，要摆脱贫困就要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就需要充分认识现实的人中有“自然人”的特性。习近平早期的扶贫工作思想就从“自然人”的维度来进行辩证地分析。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扶贫要“因地制宜”，宁德具有丰富的山海资源可以充分利用，大力发展绿色林业、白色水电、蓝色海洋“三色经济”。由于自然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就必须要与生态保持和谐，不能以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对此，习近平同志有着科学的预见，以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提出要“提高经济、社会、生态三种效益”。[5](P112)习近平同志从自然人的维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和认识扶贫，对扶贫工作做出了科学判断，这对宁德扶贫工作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直接影响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扶贫观的形成。

(二)扶贫工作理论与实践的社会人维度

人是社会的人，作为社会的人无可回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交往过程中会产生社会关系，而人类社会就是由这些社会关系组成的。所以，人在交往中会产生强大的真正的力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个人并与他们相分离的东西，它是与各个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这些力量从自己方面来说只有在这些个人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6](P73)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离不开交往。通过交往，人与人之间才能形成密切的人际关系，形成统一的整体。这种交往关系，在地方经济发展中，首先就体现为开放的发展，通过对外开放，加强对外交往。作为社会的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需要交往，而人的交往需要依赖区域对外开放的政策，曾经在相对封闭的闽东，人与人的交往大多没有跳出区域的范围，封闭保守也成为闽东的代名词。所以，从社会人的维度来看，现实的个人要有开放意识才能加强同外界交往与联系。

1.扶贫工作中社会人决定区域要在开放中交往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习近平同志认为，要扶贫，就必然要对外开放，开放意识很重要。他在《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中的六个关系》中把“扶贫”与“开放”联系在一起，“开放和扶贫彼此融合，所以我们提倡的是，用开放意识来推动扶贫工作和在扶贫认识上运用开放政策。”[5](P97)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把贫困地区的脱贫与对外开放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论述非常多，宁德作为福建省的一个贫困地区，要想实现经济发展和摆脱贫困的目标，就要同其他地区进行交流交往，要“请进来”“走出去”，积极采取对外开放的有效政策和措施。习近平同志认为，宁德具有开放的资源优势，宁德虽然比较贫困，但有山有海，面对台湾，面对太平洋；而且水深港阔，有全国少有的良港。这些天然的资源优势只有通过对外开放、扩大交往才会体现出来。

2.扶贫工作中社会人决定区域之间要协作交往

系统论强调动态平衡。各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互相有机整合成为大系统，通过有机协作，以实现大系统的整体优势。所以，区域系统之间通过协调交往生产力优势才会体现出来。宁德扶贫模式当中的“山海协作”扶贫，就体现了区域协调交往。宁德“山海协作”主要体现在“福州—宁德”的协作。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主政期间认为，沿海山区资源优势不同，都有各自的特点，通过协作，山海优势可以同时发挥出来。习近平同志心系宁德“山海协作”扶贫，即使他离开宁德就任福州市委书记依然不忘宁德，大力推进福州、宁德两地“山海协作”。

宁德市的“山海协作”也体现在本区域内的协作上。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就意识到在宁德地区内“小协作”的必要性，他在《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中提到，要处理好生产力布局中的山区与沿海的关系。他认为，宁德是“沿海与山区这双重的经济形态，构成了闽东经济发展的特殊问题”，“沿海、山区都有自身的经济发展的道路可循”，“沿海和山区客观存在着差异，有差异就有互补协作的可能”。[5](P95)宁德经过多年的发展，福安、福鼎、霞浦等沿海县因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等，通过工业带动已经实现经济的跨越发展，但几个山区县就落后一步，宁德市需要考虑区域协调，平衡发展，要走“小协作”的道路。根据习近平“小协作”的精神，宁德目前开展全方位的“山海协作”，已形成了“大手牵小手、一起往前走”的对口联系格局。

(三)扶贫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历史人维度

“现实的个人”的本质也并不是确定不变的，而是在历史进程中现实地生成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6](P43)社会历史具有属人性，人具有社会历史性，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每个人的产生都与他自己具体的历史相一致，在历史变化当中不断地发展。如果脱离人的历史现实来看人，就回到了唯心主义的“抽象的个人”，就不会了解人的本质的真正所在。扶贫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项面对“现实的个人”的大工程，也要体现历史人的维度，纵观扶贫开发“宁德模式”，我们会发现，这一过程无不体现了历史人的维度。

1.扶贫工作以历史生产力为起点

作为历史中的人必须站在上一代人所创造的生产力水平，以及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现实的个人”是历史发展着的人，“现实的个人”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同时也只能和特定的历史相一致。扶贫开发，是面对人的大工程，要体现历史人的维度。习近平当年在宁德扶贫工作期间，就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这一现象。他在《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中，在讲到生产力区域布局中的山区与沿海的关系中说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言，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任何历史的生产力都是下一代人的生产生活的起点。”[5](P95)宁德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虽然经过大力推进贫困县重大水利项目建设，加大对省级扶贫重点县农网改造项目的扶持力度，但基础设施落后的情况一直存在。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现实的个人”，宁德人民没有办法回避这样的现实问题，应该正视历史事实，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久久为功。

2.扶贫工作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任”的担当

扶贫开发是一项大工程，这必然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会彻底摆脱贫困，过上富裕小康的生活。习近平同志认为，“闽东的落后状况是历史形成的，改变闽东的落后面貌不能靠一朝一夕之功，而需要有一股韧劲。没有锲而不舍的毅力，不愿付出艰辛于他人数倍的努力，不靠一点一滴的积累，涓滴成流，聚沙成塔，是不能做成事业的。”[5](P13)每个领导干部在扶贫工作上都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任”的思想，通过一任又一任的努力，发挥滴水穿石的精神，每个人都是平凡的“一滴水”，要在自己岗位上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在扶贫道路上要有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前仆后继的奉献精神，为了“最后的穿石”——摆脱贫困，团结合作、顾全大局。“脱贫致富，必须要有一个好支部”，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扶贫工作时一直强调的。多年来，宁德注重加强脱贫第一线的基层组织核心力量，以建设“五好支部”为标准，因地制宜的壮大村集体经济，重点扶持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空壳村”集体经济发展。

(四)扶贫工作理论与实践的自由人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现实的个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是自由人，因为“动物只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7](P273)所以，恩格斯说，“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8](P760)从自由人的维度看，扶贫工作应注重内生力量的扶贫，只有发挥贫困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有效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扶贫工作才会事半功倍。曾经，在我国的扶贫实践中，过于注重政府主导的扶贫，在指导思想上忽视了贫困人口的积极性，偏重于以经济増长和“涓滴效应”来缓解贫困，因此，扶贫效果不佳。“现实的个人”是自由的人，扶贫工作中，要把这种自由人的属性激发出来。

1.作为自由人要有摆脱贫困的斗志

当时宁德群众干部普遍存在“贫困地区”的意识，依赖性强，有“等靠要”思想。对此，习近平同志一到宁德就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当他到一个乡村调研时曾说，“看到这个乡政府的墙壁上挂了不少锦旗，又是‘优秀’，又是‘第一’，可惜都不是经济建设方面的。这就值得打个问号了。能够说有主旋律吗？我看不能!”[5](P10)当时有的宁德干部在经济建设方面很被动，被“贫困意识”裹足不前；观念落后，“等靠要”的思想严重；缺乏主动性，内在动力不足。因此，习近平同志认为，“地区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5](P2)“如果人们只看到穷，但不是历史地看，发展地看，就很容易失去信心。”因此，他强调，“在讲贫穷的时候，不要忘记闽东的光彩。闽东人民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善良质朴的精神就是一种光彩。”[5](P21)所以，三十多年来，宁德市在扶贫工作上注重外源扶持，但更注重加强对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思想教育，不断释放活力，激发斗志。

2.作为自由人要有摆脱贫困的智力

社会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人的素质，摆脱贫困需要教育的扶贫。[9]改革开放初期，宁德教育投入不足严重束缚宁德发展的步伐。1989年3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了全地区教育工作会议，他指出，“教育是关系闽东社会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闽东贫困的本质是人的素质差，表现在人们观念陈旧、知识贫困、人才奇缺。而人的素质差必然要造成新的贫困，形成一种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的链条，这是值得深思和警醒的。”[5](P173)习近平同志指出，“振兴闽东的希望在教育”，他把发展教育作为摆脱贫困的重要抓手。他还说到，“农民有脱贫致富的决心，却伴有缺乏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的苦衷。”[5](P173)所以，他提出要“科技兴农”“科技兴工”“科技兴海”，提高农民参与扶贫的能力。多年来，宁德教育扶贫过程中不仅通过学校教育，还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不断实施人才扶贫，鼓励大学生创业。通过教育扶贫，贫困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创新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对宁德市扶贫开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扶贫开发“宁德模式”是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起点，充分表明了扶贫工作“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充分体现了我党在扶贫工作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10]只有正确认识“宁德模式”在“现实的个人”这个逻辑起点上的四个维度，了解人的多维存在和辩证存在，才能深刻理解扶贫开发“宁德模式”的真正内涵。

[1]邓晓臻.“现实的个人”之人本维度及其与历史维度的关系[J].甘肃理论学刊，2005，(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英〕麦基.思想家[M].北京：三联书店，199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9]曾宪禄，郑兴明.习近平农业思想研究[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4).

[10]李艳.人的自由复归之路 [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7).

责任编辑：魏乐娇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Four Dimensions：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Anti-Poverty Exploration “Ningde Model”

CHEN Shu-ji

(Ningde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Ningde 352199，China)

Anti-poverty exploration “Ningde Model”，as the on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s develop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the practice of leading people getting out of poverty. “Ningde Model” is developed on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individual in reality” who has four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natural man，social man，historical man，and free man.

anti-poverty exploration；Ningde Model；individual in reality

2016-09-19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2016年度立项课题。

陈书纪(1980-)，女，福建屏南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人生哲学、政治哲学研究。

1004—5856(2017)06—0040—05

F323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6.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