歆远在8月8日的《第一财经日报》上撰文指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但实际落户进程不及预期。必须正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三大矛盾。一是大城市疏解人口政策与农民工更倾向于流向大城市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人口管理政策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意味着，只有在建制镇和小城市层面，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才不存在任何障碍。然而，现实的尴尬在于，农民工就地市民化越容易的城市，对农民工流入的吸引力也越小，遑论让农民工落户定居。二是农民工收入水平低与定居城镇生活成本高之间的矛盾。农民工要长期定居城市，就必须综合考虑家庭收入水平能否承受定居带来的家庭住房、子女教育、自身乃至家庭成员养老保障等成本。权衡之下，哪怕没有市民化门槛，农民工也会因为高昂的成本而对市民化望而却步。三是对农村土地的巨大预期与定居城市保障不到位之间的矛盾。近年来许多调查表明，大多数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愿意在城市长期居住，但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而变为城市户籍。深究原因，一个绕不开的症结就是“土地依赖”：市民化与其说是农民工身份的转换，倒不如说是未来保障方式的转变，意味着农民工要放弃之前赖以作为保障底线的土地。转而依靠身为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作为未来生活的支撑。此外，来自一些城市的“土地依赖”——土地财政，则是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更大制约。一方面，土地财政推高了城市房价，直接带动了城市居民生活成本的上涨。另一方面，土地财政还会对农民工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寄希望于“本色农民”未来可能因为土地征收而获得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