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冬，郑伟林

（红河学院，云南蒙自 661199）

水田·山田·梯田·哈尼梯田考辨

李凯冬，郑伟林

（红河学院，云南蒙自 661199）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哈尼梯田”的内涵、起源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有一些误解甚为流行，以讹传讹。研究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明确了中国田制史上“水田”“山田”“梯田”“哈尼梯田”等概念的内涵，探讨哈尼梯田的演化路径，认为滇南哈尼族地区“森林—水源—村寨—梯田”四位一体中的“哈尼梯田”，包含“人”“技术”“生态”三个因素，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都不周延。发源于江南的稻田“精耕细作”模式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创造，“哈尼梯田”就是这一模式在滇南哀牢山区扩散、传播和演变的结果，而且可以说是山地生态农业模式的极致。

水田；山田；梯田；哈尼梯田；精耕细作；稻鱼共生系统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哈尼梯田”的内涵、起源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有一些误解甚为流行，以讹传讹。例如，有一些研究者引《尚书·禹贡》“田三错”为例，证明“哈尼梯田”早在禹贡时代就存在了；有的研究者则引唐代樊绰《蛮书》中“蛮治山田，殊为精好”意为：唐代哈尼先民就耕种“梯田”（山田）了。然而，相关的史料证明，这些说法在农业技术上缺乏充分的证据。我们基于演化经济学的有关“水田”“山田”“梯田”“哈尼梯田”的考辨，明确了中国田制史上“水田”“山田”“梯田”“哈尼梯田”等概念的内涵，对研究“哈尼梯田”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 田与田制

（一）田

从文字学的角度看，中国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田”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田”的解释是：陈也。树谷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关于“田”的本义，学界有两种观点：一是农田说。主张农田说的，多举《诗·甫田》“我田既藏，农夫之庆”，《国语·鲁下》“季康子欲以田赋”等古典文献材料为证。许慎《说文解字》关于“田”的解释取其“农田”之义，并且由“阡陌之制”引申出“井田制”。二是田猎说。主张田猎说的学者从文字学的角度解释“田”，认为其本义应为“田猎”。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的“田”基本上应作“田猎”解，极个别可作“田地”解。鉴于许慎写作《说文解字》之时还没有发现甲骨文，因此，西周以来关于“田”本义的解释，毫无疑问，应该是指“农田”。狩猎是原始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相对固定的狩猎场所即为田，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田主要用来种植庄稼，“农田”之义逐渐取代“田猎”之义[1]。本研究中的“田”取“农田”之意，“水田”“山田”“梯田”“哈尼梯田”即为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形成的农田类型。

（二）田制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地区，长期以来，围绕“田”这一农业文明的核心概念，形成了深厚的“田制”文化，甚至可以说，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田制”成了古代中国的文化中轴，中国的技术、工艺、税收、军事、政治等等，都与“田制”有着内在的联系。

“田制”有广义与侠义之分。广义的“田制”，指的是以“田”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例如“井田制”“屯田制”等等。中国古代文献有关“田制”的最早记载就是“井田制”。一般认为，“井田制”源于夏商、盛行与西周。《孟子·滕文公上》说：“方田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说：“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显然，“井田制”主要是一种有关赋税的制度安排。《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当滕文公问政时，孟子认为，夏商周的基本税率是“什一”税，只不过夏朝是“实物税”，商周是“力役税”。孟子认为，“力役税” 比“实物税”更加惠民，因此，向滕文公推荐“井田制”这种治策。

古代中国的“田制”还与军事制度有关。中国古代“耕战制度”的基本含义就是，纳入国家编户的农民平时务农战时当兵。汉武帝还在边防要塞创设了“屯田”制度。“屯田”制自三国以来，演变成为中国历史上与军事制度密切相关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制度安排。

狭义的“田制”是基于农业技术（农器）之上的一种农耕制度安排。著名农学家王祯在其《农书·农器图谱》中强调：没有田就不会有农器，与此同时，没有农器也种不了田。也就是说，“田制”是“田”与“农器”共同演化的结果，即由技术变迁引致的制度安排。本研究主要从狭义“田制”角度对“水田”“山田”“梯田”“哈尼梯田”进行考辨。

二 水田、山田、梯田、哈尼梯田考辨

（一）水田

有关“水田”的记载，史料是比较丰富的，逻辑上说，人类只要开始种植水稻，差不多就有了“水田”。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古越人的生活常态是“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也就是说,秦汉时期,中国南方就已经耕种“水田”了。夏如冰、王思明（2006年）认为,20世纪四川陕西汉墓中出土的画像砖证明,早在两汉时期，汉中、巴蜀一带已经耕种“水田”；成书于西晋的《魏武四时食制》明确记载了四川郫县的“水田”中出产黄鳞红尾鲤鱼。[2]88游修龄（2006年）也认为,浙江永嘉县、青田的稻田养鱼可追溯到三国时。[3]223

（二）山田

“山田”概念最早见于唐代樊绰的《蛮书》。樊绰是安南经略使(治所在今越南河内)蔡袭的幕僚。唐懿宗咸通三年 (862年)，南诏攻安南，经略使王宽不能御，朝廷以湖南观察使蔡袭代王宽为经略使，将兵屯守，樊绰作为幕僚随行。为对付南诏，樊绰受蔡袭命，进入南诏搜集资料并参考袁滋《云南记》，写成了《蛮书》。据樊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记载：曲靖州以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水田。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蛮治山田，殊为精好；每一佃人，佃疆畛连延或三十里；浇田皆用源泉，水旱无损。在《蛮书》中，樊绰首先定义了“水田”，即采取水稻、旱地作物轮作的田，种植一季水稻、一季小春作物。“山田”采用的也应该是这样一种轮作技术，区别在于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平坝。“水田”用水可能是江河湖泊或井水，“山田”用水则是山泉或山溪。关键在于“水田”也好,“山田”也好,并非常年有水，在种植小春作物时,肯定要将水放干,因此这里的“山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梯田”。

从技术角度看，有关“山田”的最早记载见于元代王祯《农书》。《农书·农器图谱集之十三》“水篣”条引宋人编著的《集韵》（1043年）说：水篣，竹箕也；又笼也。夫山田，利于水源在上，间有流泉飞下，多经磴级，不无混浊泥沙，淤壅畦埂。农人乃编竹为笼，或木条为棬芭，承水透溜，乃不坏田。从王祯的记载看，“山田”有“畦埂”。而有“畦”说明“山田”面积较大，有必要在其间分区，以便耕种；有“埂”说明“山田”梯山为田，有梯级。但有“畦”说明“山田”不是狭小的“梯田”。当然，从王祯关于“水篣”的使用说明，当时“山田”的耕种似乎也没有使用“江东犁”，否者，没有必要分畦。当然也没有采用“三犁三耙”的梯田精耕细作模式。因此，“山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梯田”，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过渡形式的梯田。值得注意的是，王祯在《农书》中已经使用“梯田”的概念，并且将其列为基本“田制”之一，但在说到“水篣”时用的是“山田”的概念,而不是“梯田”的概念,也就是说，在王祯看来,“山田”与“梯田”是两种不同的“田”。由此,也可倒推出樊绰的“山田”并非“梯田”。

另外，据江南宁、镇、扬地区的地方志记载，早在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江南西部与北部的丘陵地带的田叫“高田”，高地种植水稻的用水则是通过修建陂塘堰坝、开挖小型池塘蓄水等方式来解决的。早在南宋初年，著名农学家陈旉在其《农书》中就详细记载了高田10亩可拿出2～3亩修筑陂塘以储水。并且南宋时的江南民间用通书《居家必用事类》已将丘陵地区修筑陂塘解决灌溉用水列为通用技术。[4]南宋有关农田水利的这些记载，从一个侧面说明“高田”“山田” 等丘陵地带或山坡上的“田”都不是常年有水的“梯田”。“高田”“山田”的水和田是分开的，是两种不同的农业设施，而“梯田”的水和田是“合二为一”的。

（三）梯田

关于“梯田”的起源，一些文献说源于“坂”，即“河道对称分布的田地”。由“坂”衍生出“阪”，即“两边的坡度和坡长都一样的山坡”，由“坂”“阪”进而衍生出“坂田”，即地势较高的“水田”或有一定梯度的“梯田”。另有一种说法是，“梯田”源于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旱梯田”。这些说法都不甚准确，缺少农业技术史方面的支持。考“梯田”一词，最早见于南宋范成大的《骖鸾录》。南宋乾道八年（1172），范成大赴任静江（今广西桂林）知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范成大将赴任途中所见写成游记《骖鸾录》。在《骖鸾录》中，他将在袁州（今江西宜春市）所见山坡上一层一层直达山顶的稻田称为“梯田”。

严格意义上的“梯田”，即作为一种田制的“梯田”最早见于元代王祯的《农书》。王祯《农书》说：夫禹别九州，其田壤之法，固多不同，而稷教五谷，则树艺之方，亦随以异。简言之，中国传统的种植方式是根据土壤（地区）和品种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耕种方式的。关于“梯田”，王祯是这样记述的：梯田，谓梯山为田也。夫山多地少之处……，裁作重磴，即可种艺。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总曰“梯田”。上有水源，可种水稻。若无水源，则可种粟麦。也就是说王祯所谓的“梯田”也涵盖了“山田”，从这个意义上看，王祯的所谓“梯田”指的是一种形状，即一层一层直达山顶，犹如“楼梯”的田，这和范成大的用词是一致的。但“山田”可进一步区分为其上方有水源和无水源的两类。上有水源者，可种植水稻，当然，也可种植一季小春。上无水源者，只可种植旱地作物，如粟麦，犹如源于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旱梯田”。显然，王祯所谓的“梯田”，从农业种植技术的角度来看，是源于北方“旱梯田”的“梯田”，或者说是北方系统的“梯田”。

事实上，除了北方系统的“梯田”，中国古代还存在另一种“梯田”系统，即以“饭稻羹鱼,火耕水耨”为特征的基于南方稻作技术系统的“梯田”,姑且称为南方系统的“梯田”或“山越梯田”。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南方地广人希，“饭稻羹鱼，火耕水耨”，即以稻米为饭，以鱼类为菜，烧草种稻，灌水除草。而且南方地形有利，食物丰足，没有饥馑之患。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还记载了：汉景帝时，山东因河灾，粮食颗粒无收。皇帝认为，江南火耕水耨，较为富庶，于是，令饥民流向江淮间就食，想留在江淮的允许留处。也就是说，两汉时期，江南地广人稀，其稻作技术采用的是成本较低的“火耕水耨”方式，即便如此，也可丰衣足食。当然那时也没有到山区开垦梯田之必要。“梯田”的出现是“山越”出现之后的事情。

“山越”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灵帝纪》：建宁二年（169年）九月，丹阳山越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东汉末年以及三国时期，部分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的越人，因朝廷腐败，民不聊生而逃入山区生活，这部分人被通称为“山越”。“山越”在南方山区创造出一种基于越人的“饭稻羹鱼，火耕水耨”经济系统，即“梯田-水稻—田鱼”共生的新系统。著名农史专家游修龄（2006年）认为，古越人的生活常态是“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鱼是古越人获取动物蛋白的主要来源。迁徙到山区后，古越人发展出稻田养鱼以应变环境，进而形成了“稻鱼共生系统”这一山地生态农业模式。[3]222游修龄（2006年）还认为，浙江永嘉、青田的稻田养鱼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据游修龄调查，永嘉乾口村居民“依山结室，磊石为用”，祖传三国时（220—280年）就开始稻田养鱼；唐僖宗时（874—888年），永嘉的稻田养鱼技术传播到附近西边的青田和北边的仙居等县。[2]90而明洪武二十四年（1392年）的《青田县志》则明确记载了稻田养鱼。据《青田县志》记载：旧时青田“九山半水半分田”“梯山为田，窖薯为粮”，也就是说，青田地区在明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梯田稻鱼共生”的山地精耕细作模式。我们认为，这种“山越”系统的“梯田”最终发展演变成浙江永嘉、青田一带的。

（四）哈尼梯田

据嘉庆《临安府志·土司志》载：红河南岸依山麓平旷处，开凿田园，层层相间，远望如画。至山势峻极，蹑坎而登。有石梯磴，名曰梯田，水源高者，通以略杓，数里不绝。也就是说，清代中期，红河南岸就有值得记载的规模宏大的“哈尼梯田”。然而，什么是“哈尼梯田”在学术上却一直没有明确的定义。

我们定义的“哈尼梯田”，特指滇南哈尼族地区“森林—水源—村寨—梯田”四位一体中的“梯田”，包含有“人”“技术”“生态”三个因素，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都不周延。并且，从定义出发，我们可以倒推出“哈尼梯田”是如何演化的。

张谨（2012年）指出，世界文化遗产专家认为，世界各地的水稻梯田系统几乎是一样的，他们的差别都是微差。因此，张谨认为，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的独特而核心的价值在于其所蕴含的科学技术方面。[5]哈尼梯田生态系统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定的为哈尼族提供生活资料，说明其所蕴含的农业技术是非常成功的。发源于江南的稻田“精耕细作”模式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创造,“哈尼梯田”就是这一模式在滇南哀牢山区扩散、传播和演变的结果,而且可以说是山地生态农业模式的极致。

根据上述有关“梯田”起源和形成一种“田制”的考证，“哈尼梯田”的演化有两条路径。

1.“山田”路径。这一路径是先由北方“旱梯田”演变成唐代的“山田”，进而由“山田”演化为“哈尼梯田”。这一路径依赖的支撑材料主要是哈尼族的迁徙史和唐代樊绰的《蛮书》以及元代王祯《农书》有关“山田”的记述。

“哈尼梯田”当然与“哈尼族”有关。哈尼族口述历史强调：哈尼族先民的主体是中国西北部青藏高原上的羌人，秦汉时期逐步南迁，隋唐时期迁徙到红河南岸的哀牢山地区定居下来，并逐渐从游牧民族演变为定居的农耕民族。显然，哈尼族先民南迁的过程中，北方的“旱梯田”农业技术也随之被带到云南，进而发展出“山田”，再由“山田”演变为“哈尼梯田”。相关证据见诸于唐代樊绰的《蛮书》。另外，据老百姓的口传，在宋朝时，今绿春县大兴镇则东、阿迪、高山寨后山一带就有以“扁马阿波”“衣贵巴腮”“莫懂莫千阿培”等人为首领的小村寨，寨子下面有少量的梯田，耕种梯田的农业生产工具除有极少的铁制刀锄外，普遍使用竹木工具。

在这一传播路径中，人类学与科学技术的支撑材料能够相互印证，因此，可信度较高。

2.江南“梯田稻鱼共生系统”路径。根据路径依赖理论，确切的说“哈尼梯田”演化的依赖路径是江南“梯田稻鱼共生系统”。该路径具有更为充分的人类学与科学技术的材料支撑。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今天所谓的哈尼族是多种族源交互融合的结果，其中一部分是从东来的汉族演变而来。滇南地区部分哈尼族谱牒研究表明：其祖先来自南京、山西、河南、江西、贵州等地。地方史料记载：隋唐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有大量中原汉人因屯田、经商、战争等原因，从江南迁徙到云南定居，其中滇南地区部分汉族移民后来与当地哈尼先民融合成为今天的哈尼族，比较典型的案例如今居住于元阳县境内的纳更哈尼族土司与犒吾卡哈尼族土司龙氏家族。据地方史料记载，哈尼族纳更土巡检一世祖龙咀原系应天府上元人，明洪武年间随明军入滇征讨，平定武定有功，后奉沐英之命，领兵移防红河，奉旨设立纳更巡检九长官司，立五台哨，屯驻垦殖。龙咀之子龙政被白氏哈尼族土司招赘为婿，改祀白氏祖先，纳更龙氏后人因此成为哈尼族。元阳境内部分“哈尼梯田”即为龙氏开垦的，其农业技术的路径依赖显然是江南“梯田稻鱼共生系统”模式。又如，现居住在绿春县大兴镇岔弄、老边、马宗和三猛乡同株、哈德一带自称“哈欧”的哈尼族自叙其祖先为北宋时广西侬智高部下，后被北宋大将狄青追杀逃入云南元江一带，尔后逐步充当绿春地区哈尼先民雇佣军，最后融入哈尼族。当今著名的“同株腊姑哈尼梯田”就是“哈欧”开垦的，而“哈欧”先民原来居住的广西静江府（今桂林地区），恰恰就是“梯田稻鱼共生系统”地区之一，因此，不难想象“同株腊姑哈尼梯田”的路径依赖。

另外，地方史料记载：明朝时，绿春地区（时属钮兀御夷司、元江军民府、临安府）才从外地引入了少量的犁、镰、斧、锄等金属工具。清代才出现了少数铁匠，稻田耕种方式和技术有较大提高。[6]地方史料表明：从技术角度看，“哈尼梯田”的大规模出现和耕种只能出现于明朝之后。

著名农史专家游修龄（2006年）也认为，西南少数民族如贵州的稻鱼共生系统与浙江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秦汉时期，就有江浙一带的部分越人向西南迁徙到贵州、广西一带定居。[3]222我们认为，明代洪武年间，大量明军入滇征讨和屯守云南，江南地区的“梯田稻鱼共生”山地精耕细作模式也伴随着军屯、商屯、民屯在滇南地区得到广泛传播，从而形成了滇南地区大规模的“哈尼梯田”，也就是说“哈尼梯田”是江南特别是青田“梯田稻鱼共生”精耕细作模式和农业生产技术在滇南传播扩散的结果，这一路径和轨迹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假设是相一致的。

三 结论

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的技术传播扩散理论，我们认为，红河“哈尼梯田”是江南“梯田稻鱼共生系统”在滇南传播扩散的结果，这一演化过程主要发生在明清时期。基于演化经济学的共同演化理论，还可以进一步说，“哈尼梯田”不仅是技术扩散的结果，也是明清土司制度与屯垦戍边等多因素与梯田技术共同演化的结果。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将会更加具体的应用演化经济学的共同演化理论来阐释“哈尼梯田”。

[1]张昊琰.《说文解字》“田”字部及其民俗义解析[J].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4(11).

[2]夏如冰,王思明.中国传统稻鱼共生系统的历史分析:以青田稻田养鱼为例[C]//闵庆文,钟秋毫: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动态保护机制:“稻鱼共生系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多方参与机制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

[3]游修龄.稻田养鱼: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型之一[C]//闵庆文,钟秋毫主编: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动态保护机制:“稻鱼共生系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多方参与机制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

[4]张芳.宁、镇、扬地区历史上的塘坝水利[J].中国农史,1994(2).

[5]张谨.哈尼梯田之美:基于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美学价值分析[M]//闵庆文: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动态保护机制前沿话题(二).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

[6]郑伟林.红河南岸哈尼族地区的农作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J].红河学院学报,2015(5).

[责任编辑龙倮贵]

A Textual Research about Paddy-field, Hill-field, Terrace, Hani-terrace

LI Kai-Dong, ZHENG Wei-Lin
(Honghe University Mengzi 661199,China)

For a long time, about Hani terrace divergent views on the meaning, origin, and so on, varies, a nd there is a very popular misconceptions and slander. This research based on evolution economics theory, clea r has China field business history “paddy” “mountain field” “terrace”, and Hani terrace, concept of connotation, discussion Hani terrace of evolution path, think southern Hani area “forest-water-village-terrace” four bit one in the of Hani terrace, contains “people” and “technology” and “ecological” three factors, missing which any a items are not distribution, sent stems from Sout h of paddy "intensive" mode is a very outstanding of created, “Hani terrace” is this pattern in proliferation,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 nt of the Ailao areas, and can be said to be mountainous eco-agriculture model in the extreme.

Paddy-field; Hill-field; Terrace; Hani-terrace; Intensive land use; Rice-fish system

C952

A

1008-9128（2017）01-0004-04

10.13963/j.cnki.hhuxb.2017.01.002

2016-03-31

2015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演化经济地理学视域中的滇南土司制度与哈尼梯田研究（JD2015YB53）

李凯冬（1977-），女（哈尼族），云南红河人，副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民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