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远波

(河池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宜州 546300)

1931-1949年中共对广西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牙远波

(河池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宜州 546300)

1931-1949年间，由于红七军北上远征，广西党组织的干部队伍数量急剧减少，已经无法满足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因此，中共右江特委在反“围剿”斗争中培养了一批新的少数民族干部；广西工委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便利条件，通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扩大人民武装力量等举措，打造了一支信念坚定、无私奉献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培养干部积累了经验。

30-40年代 ；广西民族干部培养途径； 基本经验

1930年11月，红七军北上中央苏区以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主要有韦拔群、陈洪涛领导的中共右江特委和陈岸领导的中共郁江特委仍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右江和郁江两岸活动。由于桂系军阀连续对根据地进行残酷“围剿”，隔绝与外界的任何联系，导致两块红色区域完全被分割，不能互相联系。中国共产党在右江地区的干部队伍只剩下20余人，在郁江两岸仅有7人，这已经无法满足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因此，有计划地培养新干部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战斗任务之一。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对广西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抗战爆发前夕，黄松坚、黄举平等人继续领导中共右江特委坚持斗争、扩大游击区域、发展和壮大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二是抗战爆发前夕至桂林的“七·九”事件，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三是“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积极调整政策，不断扩大根据地建设、开展游击战等举措培养党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有少数民族干部黄松坚、黄举平、赵世同等20人担任地委委员、中心县委正副职等领导职务。解放战争时期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有廖联原、韦纯束、甘苦等22人。

一、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举措

(一)中共右江特委在反“围剿”斗争中培养新的少数民族干部

1930年11月，由于受到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红七军决定北上远征。出发前夕，红七军前委的主要负责人邓拔奇、陈豪人在平马镇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否决了由中共右江特委书记雷经天提出的保留一定数量的武装来保卫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议，会议还撤销了雷经天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随后，中共右江特委进行改组，陈洪涛任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由韦拔群、黄松坚、陆浩仁等任特委委员。而留守右江根据地的红21师只有师长韦拔群、师政委陈洪涛、副师长黄松坚、师政治部主任陆浩仁、参谋长黄大权、61团韦命周、62团腾国栋、63团廖源芳、独立团长黄书详等不足20人。

此时，新桂系军阀已占领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百色县城和果德等地。从1931年2月到1932年8月，白崇禧、廖磊对根据地腹地东兰、凤山发动了三次疯狂的“围剿”，制定军事、经济、政治并进的策略，断绝了当地群众对红军的接济、联系和帮助，实行杀光、烧光、抢光、铲光的血洗政策，企图把红军烧死、冻死、困死。为了保存右江根据地的革命力量，保护好党的各族干部队伍。1932年4月，中共右江特委和红军独立第3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韦拔群、陈洪涛、覃道平留守根据地继续领导军民进行反“围剿”斗争，其他人向外发展，分别到黔桂边和右江下游地区开展游击斗争。会后，黄举平率领15名干部到黔桂边，与先期在此开展斗争的韦国英会合；黄松坚和黄大权率领的20多名干部到达右江下游与原62团的腾国栋会合，建立中共右江下游临时委员会，开展游击战争。由师政治部主任陆浩仁带领的干部主要负责打通都安与右江下游的交通线。

1932年10月19日韦拔群被叛徒杀害，12月9日陈洪涛被捕在百色就义。至此，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丧失。但黄松坚、黄举平和陆浩仁带领的这支完全由少数民族干部组成的革命队伍仍然在外围地区坚持斗争，继续担负起领导右江地区革命斗争的重任。

由于桂系军阀对右江苏区采取疯狂的“围剿”政策，中共右江特委在1931年8月以后就失去了跟上级党组织的联系，转移到右江下游的黄松坚、腾国栋、黄书祥先后成立了右江下游党委和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7月，黄松坚留下陆浩仁、腾国栋继续领导右江游击地区的斗争，自己又到滇黔桂边建立新的游击区和根据地。1934年12月，中共滇黔桂边临时委员会成立，一个新的游击根据地形成，其活动范围以黔桂边，右江上、下游包括广西省22县，云南、贵州各3县。红军游击队曾发展到8000人。滇黔桂边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3年多，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南方一个重要的游击区。

在右江上游和黔桂边地区，经过黄举平、韦国英、黄伯尧等人不断的努力，建立了中共黔桂边委员会和黔桂边革命委员会，并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和游击斗争。1935年5月，黄举平回到东兰成立东兰中心县委，继续领导东兰、凤山、万冈、百色、南丹、河池等县的革命工作，党员人数也发展到近200人。

为实现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指示，1936年12月，中共广西工委决定成立中共桂西区特委。1937年1月，广西工委指定黄桂南任书记、黄举平、赵世同等人为委员。中共桂西区特委领导东兰、天向田、那马3个中心县委，黔桂边区党委、凌风和黔桂2个边委，共有党员近600人，4支游击队近3000人。

这些在反“围剿”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大部分由少数民族组成的革命武装力量，成为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广西革命队伍的中坚力量。

(二)广西工委利用国共合作的便利条件培养党的少数民族干部

1936年11月，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广西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省工委的成立标志着全省党组织实现了统一领导，开创了广西党组织工作的新局面。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广西各地也进入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阶段。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张云逸到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进行合作抗日谈判，双方订立合作抗日协议，设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容许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在桂林进行活动，聘请许多专家学者到机关和学校任职。广西省工委充分利用与新桂系的合作关系，通过开展多方面工作来培养党的各族干部。

一是开办各种干部训练班培养党的干部。广西省工委先后在少数民族聚居地东兰、贵县、柳州等地开办多个干部训练班，对部分老党员和中国共产党吸收过来的先进分子进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的建设、游击战略战术等革命理论的培训。同时，还加强与广东省委的交流，派出学员参加在广州市和南方局在衡阳举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进一步激发他们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性。在学习实践中，各级党组织还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以壮大党的民族干部队伍。

二是广西省工委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批秘密派遣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学生参加国民党广西当局组建的学生军、三青团、战工团等团体，从中大力培养积极分子和吸收青年学生入党，发展广西地方组织的力量，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准备了大批的后备干部力量。特别是1938年11月组建的第三届学生军，共录取了多名来自左右江地区、柳州地区庆远、南宁宾阳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发展了学生党员100多人，有的还担任了大队和中队长。同时在抗日宣传活动中，还开办文化补习班举办各种训练，吸收了大批进步的青年学生投身抗日，培养了大批的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员，廖联原、韦纯束、莫衿都是从学生军中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的优秀代表。

三是组织和动员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延安学习。抗战时期，广西省工委先后选送和帮助了1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去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等学校学习。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种专业知识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学习结束后，有的留在陕北根据地工作，有的赴八路军、新四军前线直接参加抗日战场或开展敌后工作，像黄松坚、朱鹤云、黄国楠、李修学等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在战火中迅速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在反对国民党的反共逆流中扩大党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亲日派代表汪精卫于1938年12月公开投降日本。而亲英美派代表蒋介石集团继续抗日，但又表现很大的动摇性，执行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的政策。自1939年底到1940年春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又于1940年冬到1941年春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不久，桂系实力派集团与蒋介石集团合流反共，他们对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实行残酷的镇压。1941年1月20日，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工作人员在处长李克农带领下分别转移到重庆、中央南方局和延安等地。1942年5月，由于中共南方工委组织部长郭潜叛变，广西省工委、桂林市委机关被破坏，省工委副书记苏曼等3人被捕牺牲。其他成员在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的领导下，采取紧急措施，执行疏散党员，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把党组织成员转移到农村，继续领导群众坚持斗争，积极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不久，广西省工委先后在桂东北地区、柳北地区、桂中地区、桂东南地区和桂西南地区创建了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桂西南地区，党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右江地区和越南边境，目的是重振老苏区，开辟游击新区。为此，省工委于1943年2月专门召开桂中南、桂西南党员骨干会议。会后由出席会议的杨烈、区镇、韦敬礼(壮族)、覃桂荣等人组成右江工作组，负责开辟越边、滇边的新区和重振右江、红水河流域老苏区党组织。这批党员干部在桂西南地区经过两年艰苦的斗争，打开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工作的新局面，先后建立了武鸣特支、平治县委、上思特支，东兰西山特支、河池特支、都安特支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形势得到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

在农村艰苦斗争的环境中，先后有近20名少数民族干部带领各族人民坚持抗日和反抗国民党桂系势力的斗争，这保存了共产党的有生力量。他们在斗争实践中日益成长，为夺取抗日战争、反抗国民党残酷镇压的斗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四)加强中共地方组织和人民武装力量，壮大少数民族干部队伍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新桂系集团开始追随蒋介石，推行独裁、内战政策，与全国各地一样，广西已经完全进入了战争状态。为贯彻中共中央和香港分局的指示，加强党的领导，加紧在农村准备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配合中国人民解放的正面战场作战。1947年4月7日，广西省工委召开干部会议，总结了过去6年来广西省工委工作的经验教训，决定采取有力措施健全和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建议；严格审查党员干部，清除变节分子，纯洁党的组织；积极培养和提拔思想政治硬、工作能力强的各级领导干部。

1947年6月，中共香港分局决定撤销广西省工委，设立3大边区工委：粤桂边委管辖桂东南、桂中南和左右江地区的党组织；桂柳工委管辖桂林、柳州地区的党组织；粤桂湘边工委，管辖桂东地区的党组织。这次广西组织的调整，对随后广西各地建立边区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上述3大边区工委先后完成管辖地区党的组织建设，一批党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后成长起来，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他们分别是中共桂中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廖联原、副书记韦纯束、委员韦志龙；中共柳北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莫衿；中共右江地方委员会委员、军事部长赵世同，委员黄宝山、黄青；中共左江地方委员会组织部、民运部长潘大琪，委员甘苦、潘古；中共桂中南地方委员会委员、组织部、民运部部长张声震；中共六万山地方委员会委员陆新；中共十万山地方委员会委员黎汉威(黎攻)；中共南宁城市工作委员会委员韦元良；中共梧州城市工作委员会委员梁成业；中共右江上游地区工作委员会委员梁桂庭。

其次，为适应发展南方游击战争的需要，加强对人民武装部队的领导，完成创建游击根据地，摧毁反动政权，建立新解放区的工作任务。经中共中央批准，各地区工委先后完成辖区的人民武装部队的建设。1947年9月中秋节，中共中央华东局派遣回广西开展游击战争的廖联在贵县举行武装起义后，将武装队伍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达开支队。随后廖联原担任了桂中人民解放总队-桂中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韦志龙任副司令员，韦纯束任副政委、政治部主任；莫衿任中共广西省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司令员兼政委；覃宝龙任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副司令员，覃展任政治处主任；黎汉威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副司令员；陆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第四支队参谋长；黎汉威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第七支队司令员；韦盛经、韦质彬分别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第八支队副司令员和参谋长；赵世同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纵队右江支队桂西区指挥部司令员；王平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纵队左江支队参谋长。

至此，一批少数民族军政干部迅速在战争中成长起来，他们不仅为广西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也成为新中国革命与事业的重要建设者。

四、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对省内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基本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新桂系，始终有一支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力量活跃在他们的后院。这支绝大部分由少数民族干部、战士组成的武装力量具有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和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他们在白色恐怖的艰难条件下被“围剿”得越来越强大。其成功主要的经验有三：

(一)加强党的正确领导是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

自从红七军北上远征后，上级党组织仍然关心留守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干部生存和发展，使他们在精神上获得了强大的动力。1931年8月，中共广省委委派陈道生到东兰传达中央关于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整顿红军和改组地方政权的重要指示，并决定带红军跳出敌人包围圈向外开展游击斗争。1932年12月，中共中央派遣原红七军20师副师长黄治峰从江西回广西，其目的就是加强右江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力量。1932年至1937年12月，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了4年之后，中共南委任命黄松坚为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改组整顿党的组织，从而稳定了南宁、右江和郁江两岸地区党的干部队伍。1941年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撤退前不久，中共南方工委从福建调钱兴同志担任广西省工委书记。1946年4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派原八路军南下支队广西干部大队的廖联原返回广西开展游击。上级党组织不断地加强对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指导，使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建设和发展有了强大的动力源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民族政策不断完善也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为了解决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在延安，中共中央通过开办短期培训班的方法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又提出了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具体途径。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提出大量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政策。这一时期党的民族干部政策不断完善，并在延安和其它根据地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和实行。

(二)培养信念坚定、无私奉献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力量源泉

红七军北上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先后遭到多次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右江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韦拔群、陈洪涛牺牲后，其战友黄松坚、黄举平、赵世同、黄焕民等仍坚持斗争，直到全国解放。这支经历过长期战争冼礼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下来，使右江革命根据地红旗不倒，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无私奉献、英勇献身的英雄气概。

在近20年的艰难岁月里，他们除了与强大的桂系军阀、地方民团进行军事政治斗争，同时还要同党的错误路线和叛党分子进行残酷的斗争。1932年8月到1936年9月和1942年8月到1946年10月，虽然两次与上级党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先后5次派人到重庆、武汉、上海、香港寻找上级党组组织，渴望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领导。特别是中共右江特委，1932年开始就完全失去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黄松坚仍然坚持领导右江下游委员会整顿基层党组织，发展新党员，恢复党在群众斗争中的领导作用。1939年8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以右江地区党组织没有搞好统战关系为由，指示南宁特支切断与右江地区党组织的联系，右江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和领导再次遭到严重削弱。即使是面临党内斗争和困难，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黄松坚、黄举平等人仍然坚定信念，坚持斗争。黄松坚曾两次被捕，抗战初期获释后立即奔赴延安。右江地区部分红军游击队被国民党用欺骗手段改编遣散后，队伍中的共产党员朱云鹤、黄国楠、李修学、黄怀贞等人，找到党组织后立即投入新的战斗。这种不屈不挠的优秀品质是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发展壮大，战无不胜的强大动力。

这一时期，中共广西地方组织曾出现5次比较严重的叛变事件。1931年8月，广西特委组织部兼军事部长黄德普被捕叛变，特委机关遭到敌人的完全破坏；1932年3月，中共两广省委巡视员、中共郁江特委书记詹恒祥(汉族)在香港被捕叛变，直接导致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与上级的联系中断达4年之久；1937年8月，中共桂西区特委书记黄桂南出卖、诱骗红军利益；1939年6月，桂西区游击队赵润兰、韩平波、梁乃武、李修学等12名干部由于叛徒告密在百色被杀害；1942年5月，由于中共南方工委组织部长郭潜(汉族)被捕叛变，导致桂林发生了“七·九”事件，每一次叛变事件都使广西党组织受到重创，危害极大，如果没有这支信念坚定、意志坚强、无私奉献、英勇无畏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广西的革命斗争可能很难能坚持到1949年的解放大军南下。

(三)制定灵活的策略和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保护、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中共广西地方组织还根据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不同的情况，制定灵活多变的斗争策略，充分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和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保护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首先，制定灵活多变的策略保护党的少数民族干部。1931年春，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局势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围攻红军的桂系军阀占领了里德、恩隆、奉仪、百色等县城，白崇禧和廖磊率领桂系军阀1万余人和地方民团数千人向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发动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同时采取军事、经济、政治并进的方针，完全切断群众与红军的联系，企图把红军围死在深山老林之中。

1932年4月，红军独立第3师党委和中共右江特委在急剧恶化的形势下，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兵分三路向外发展，以保存好党的干部。一路由黄松坚、黄大权等20多位干部到右江下游与原62团会合，开辟右江下游游击区。一路由黄举平率15名干部到达黔桂边与韦国英会合开辟黔桂边新，另一路由陆浩仁带领一批干部到都安一带活动，打通与右江下游地区的交通线。正是这次会议的英明决策，使留守在右江苏区的绝大部干部避开了敌人“剿杀”，成为护卫右江红旗不倒的重要骨干力量。

1942年5月26日，中共南委组织部长郭潜在广东韶关被捕叛变，他供出了广西省工委领导人名单。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转移、隐蔽党员干部，并把工作重心由桂林、南宁转移到郁江和右江根据地，恢复和发展农村党组织，建立群众组织。经过两年艰苦卓越的斗争。到1944年底，广西的党员人数已经恢复到“七·九”事件以前的900多人，为抗战后期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条件。这两次转移都很好地保护了广西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

其次，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大力培养发展党员干部。其中最有成效的是从1936年6月、1937年8月和1938年11月的3届广西学生军中，吸收学生军中的骨干分子和少数民族进步青年入党通过战时工作团、广西地方建议干部学校培养了20多名少数民族学生党员，先后选送100多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延安学习，壮族青年学生廖联原、韦纯束等人正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

再次，采取有力措施应对突发事变。在白色恐怖的战争环境下，面对突发事变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应对策略保护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1937年8月，在百色谈判中，部分党员干部识破了敌人假谈判，实质是改编和遣散最终达到消灭黔桂边区红军游击队的目的。事实是红军改编为国民党革命军第5路军第八、第九团后，立即就被肢解遣散了。正是黄举平、赵世同、腾静夫等人的坚决反对，使广西一批党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避免了毁灭性打击。

广西地方党组织在反抗蒋介石独裁的斗争中通过调整、充实和健全各级党组织，培养和提拔各地的少数民族干部。1947年6月，广西地方党组织重新划分为粤桂湘边工委、桂柳区工委和10余个地区地委，调整党的领导机构，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干部廖联原、韦纯束、甘苦、莫衿、黎汉威、张声震、赵世同等得到重用，大大增强了共产党在民族地区的领导力量，极大推动了广西城乡革命运动的高涨，为广西各族人民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左右江革命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2]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百色起义史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广西区党委组织部，党史办，档案局.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组织史资料[G].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内部出版)，1995.

[4]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西历史：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5]黄成授.广西壮族革命史[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4.

[6]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的广西农民运动[G].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韦志巧]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ultivation of Minority Cadres in Guangxifrom 1931 to 1949

YA Yuan bo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echi University, Yizhou, Guangxi 546300)

From 1931 to 1949, the quantity of contingent of minority cadres in Guangxi dropped dramatically due to Hongqijun’s expedition northward, which could not meet the need of revolutionary struggle at that time any longer. Therefore, Youjiang Special Committe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Guangxi cultivated a new group of minority cadres in the campaign against the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of Kuomingtang. What’s more, Guangxi Working Committe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ok the advantage of the convenience of Kuomingtang-Communist Cooperation, making a contingent of cadres with determination and selfless dedication, which gathered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cultivate cadres in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the future.

from 1930s to1940s; the means of cultivation of minority cadres in Guangxi; basic experience

K25

A

1672-9021(2017)01-0110-06

牙远波(1965-)，男(壮族)，广西东兰人，河池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地方史。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广西少数民族干部的历史经验研究”(11XDJ002)。

2016-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