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田

（淮北师范大学 图书馆，安徽 淮北 235000）

清代安徽文化家族的女性教育

高 田

（淮北师范大学 图书馆，安徽 淮北 235000）

清代安徽文化家族在实学皖派的影响下，形成务实的文化特征，及以儒家“孝悌”为依据的家风。而女性在家族中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使其成为这一家风的主要践行者。因此，安徽文化家族重视女性成员以德性为依据的女性教育，涉及到德性的修养，知识的习得，生活技能的培养几个方面。首先是道德教育。通过合于家风的孝性、贤淑的德性标准的制定与践行，在行为举止、品行、礼法方面培养出符合德性标准、能够在维护整个家族的文化特征中起到实际作用的合格妇女。其次是文化教育。妇女从小因为父母的教授得到正规的家庭教育，习得家学。最后是生活技能的培养。女红这项生活技能是妇女通过德行的自我约束、家学的习得践行德性标准的物质条件。由此，安徽文化家族的妇女获得了家族应有的承认与尊重，强化了其在家族中的地位。

清代；安徽；家族；女性教育

《周礼》：“以婚冠之礼，成男女之亲。”（《十三经注疏》二《周礼注疏》）[1]1486古代社会是宗法制社会，婚姻与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础。所以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把家庭作为组织国家生活的直接对象，尤重家庭观念。而清代作为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对基本的社会组织模式作了归纳总结。其中的重中之重是家族形态的存在与家族文化的发展。

基于此，尚文重教的安徽孕育了众多文化家族。如徽州歙县吴氏、方氏、郑氏、汪氏、鲍氏，休宁汪氏、吴氏、程氏，婺源潘氏、江氏、王氏，祁门汪氏、张氏、郑氏，黟县汪氏、舒氏、胡氏，绩溪胡氏、汪氏、程氏，宣城王氏、冯氏、陈氏、沈氏、杨氏、朱氏、许氏、张氏、章氏、唐氏，安庆怀宁汪氏、江氏，桐城方氏、吴氏、姚氏，宿松张氏、叶氏，望江郑氏，合肥李氏、吴氏、王氏、张氏，六安英山张氏、汪氏、李氏、王氏，霍山张氏、汪氏、金氏、邓氏、胡氏，阜阳宁氏、李氏、王氏、张氏、刘氏，凤阳李氏，怀远杨氏，寿州胡氏、郑氏、王氏，宿州丁氏、杨氏、李氏、张氏、赵氏等。

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潮儒学在经历了周秦直至清代的发展，各个学派分分合合，历尽曲折，在清代作了最后的整理与归纳，一反明末空谈心性，轻视读书的浮躁，注重躬行实践的实学。而清代的历史文化环境的方方面面，生产、学术、政治、生计问题无不与此有关，形成了务实的特征。而作为清代社会学术、经济、政治中心地带的安徽具有这一文化特征的代表性。安徽的文化家族则是其中的典范。其以务实的态度去经营家族，维护家族生存，促进家族发展的过程中，将这一文化特征的规范性应用到家风、家学、家族物质形态的方方面面。他们的家风是基于维护家族存在，加强家族凝聚力而形成的家族成员统一的行为规范，道德意识标准。即起到维护家庭人际关系和谐，使血亲家长的威严不可侵犯，晚辈子孙孝顺，保持家庭形态稳定的实际作用。而这样的家风往往是以孝悌的德性标准为依据的。

而文化家族的妇女因为其在家庭中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她们是家庭伦理关系维护与和谐的关键，家庭形态达到稳定的焦点，于是整个家族会以这一务实的文化特征去要求女性，涉及到德性修养、知识习得、生存技能培养的各个方面。安徽文化家族的妇女就是在这样的家族文化心理的影响下，受教育、成长，以至担负起家庭女主人的责任，以辛勤的劳动、勤奋的学习、严谨的治学，为提升妇女价值，获得家族的承认而努力。正因为此，女性教育成为家族运行中的重要一环。

一、道德教育

（一）妇女德性的标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占有重要地位。礼教是伦理道德的核心和基础，亦是女性教育的首要内容。班昭《女诫》讲到四德之仪，妇德、妇容、妇言、妇功，妇德是放在第一位的。而到了清代，在其特定的学术思想环境的影响下，非常重视道德意识的社会规范性。这就是考据、训诂的实学而带来的以务实为基础的实用主义思想。而这一思想的施行关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首先就是加强以血缘为依据的伦理规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性，让人们自觉地加强个人的道德意识，提升德性修养。而妇女在家庭，以至整个社会中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决定她们是这道德伦理规范施行的首要对象。而清代实学中最具代表性，影响力也最大的是乾嘉学派中的皖派。这一因素决定了安徽文化家族重礼教，特别是女性教育的妇德。女性自幼受到源于家风的道德教育，孝性、贤淑、坚韧、顽强。依据德性标准培养出来的合格家族女性，在主持家庭事务的过程中，充分地施行家风的德性教化，并且因为她们本人的示范性，使家庭成员都会自觉依据家族特定的行为准则行事，而保持住整个家族合于家风的文化特征。这也是妇女的德性在家族的存在中发挥的实际作用。

《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道光阜阳县志》中《列女传·序》云：“《易》曰‘地道元成，而代有终。’又曰‘女，正位乎内史。’氏《列女》之传，盖亦权舆于此。然班、范以下列女，于才贤令淑，咸俪俪致意焉。而近世之志，惟取节列贞孝意，以其敦从之，……云‘树闱范而辉彤管’。可见近今风教之崇，与盛世发潜阐幽之典，均远于前古也。”（《道光阜阳县志》卷十四，列女一）[2]220序中一再申明闺范、闱礼的重要性。可见安徽文化家族对女性礼教的重视。

安徽文化家族的女性自幼受到正规的妇礼教育，必读女诫、女训之书。养成贤良、淑德之性，深知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职责、仪范。在这些文化家族中，家族成员伦理关系的维护与稳定，是家族存在与发展的首要要求。而妇女作为家族事务的实际主持者，维护家族伦理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在母家为孝女、到夫家为贤妇，这是文化家族对女性的第一要求。安徽文化家族有太多这样的孝女、贤妇可以作为例证。其在母家孝事父母，言行贞洁，至夫家之后事奉舅姑以礼，维护家族礼法。比如徽州歙县吴一初妻方氏，姑、母年迈，方氏在夫家事姑以礼，且不忘孝事母家年迈的母亲。（《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三，人物志，歙列女）[3]178

由此可见，文化家族对于妇女德性的这一标准源于妇女在家族中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女性的一生历程经过家庭角色的三次变化，从女儿到妻子再到母亲。女性在最初作为女儿的时候，由于日后必然要出嫁到别家，不能在家中久留，出于这种原因，自然受到父母的宠爱，并且在她身上寄托着到夫家保持家族声誉，提升家族影响力的希望。于是父母总是以合于家风的道德标准规范女儿的行为，让她从小形成以家庭为重的观念。而这种观念的第一要义就是对家庭的责任，而在传统的文化家族中，这责任中首要的任务是对长辈的孝顺与侍奉，在母家孝奉父母，到夫家孝侍翁姑，这也成为女性德性的标准，可以称之为贤妇的标准。在这样的德性标准规范下，妇女渐渐成长为可以维护家风，并将其传扬下去的母亲。她通过抚养、教育子女，对子女的德性教化，而成为家族道德规范的践行者，家族声誉的维护者，在经营家族事务的过程中，依礼以行，成为稳固家族秩序，稳定家族地位的关键，从而成为家族文化的一种象征。

（二）妇女德性标准的践行

《光绪凤阳府志·列女传序》：“诗三百篇首关睢之义，重贤淑也。易曰‘女正乎内。’则知彤管所书，其懿美足以流播百世。恒之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故冰霜节操，实与忠臣义士并重。”（《光绪凤阳府志》卷十九，列女）[4]307足见妇女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依据德性标准行事，是安徽文化家族对女性的必然要求。她们依礼持家，辛苦育子，孝侍长辈，尊亲睦族。家族中有困乏者，尽其所能予以周济。且为善乡里，多有义举，为人称道。她们的品行、操守践行了文化家族女性教育的道德标准。如徽州歙县汪大纯妻程氏，丈夫去世，留下一孤子，舅姑年迈，还有丈夫的七个兄弟。程氏辛苦抚育孤子，孝养长辈，对夫兄弟谦让、礼待。其贤淑之名传播乡里，为人所重。（《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三，人物志，歙列女）[3]180

另外，安徽文化家族的妇女们对于其德性标准的践行，从徽州儒商世家的女性在家庭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可贵品质这一方面也突出地表现出来。男性贾而好儒，以儒为依归。他们在外经营事业，颠沛流离，意外情况多发，甚至危及生命，很多人客死异乡。这时，留在家中的妇女只有强忍悲痛，将丈夫的遗体从遥远的异乡归葬乡里，抚育孤子，支撑起家庭。这其中所经历的辛酸、困苦与坚忍自不必说。而妇女们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坚持、坚强，自见其从家族教育中习得的顽强与坚韧。如歙县的儒商鲍仁麟在外经商十年不归，客死异乡，妻子汪氏辛勤育子成人。（《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三，人物志，歙列女）[3]213

妇女因丈夫客死异乡，而艰苦持家，坚守信念，操守坚贞，这样的例子在儒商世家中很多。这些妇女们的坚定、矢志不移，使其将子抚育成人，顽强支撑起家庭，维护家族声誉。而这又无疑源于家族的良好教育，是对家族文化女教道德标准的充分实现。

（三）节妇的品性特征

文化家族的妇女们依据德性标准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时刻谨记在心，久而久之，养成贞洁之性，而出现许多节妇、贞女。故《康熙安庆府志·列女传序》云：“皖俗醇厚，节抚颇多。”（《康熙安庆府志》卷二十二，列女）[5]553

文化家族的节女们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坚守，源于这些家族妇女持之以恒的信念。丈夫的亡故，把家庭的重担卸到一个弱女子身上。自此，节妇们知道自己是这个家庭的唯一支撑者，舅姑年迈，孤子幼小，全凭她一个人经营家庭，抚育孤子，侍奉舅姑。如宣城丁琇四妻唐氏守节二十八年。（《光绪宣城县志》卷二十二，列女）[6]558葛天吉妻章氏守节三十五年。（《光绪宣城县志》卷二十二，列女）[6]559合肥张恩惕妻王氏守节五十六年。（《嘉庆合肥县志》卷二十六，列女二）[7]275，阜阳王广嗣妻宁氏守节近六十年。（《道光阜阳县志》卷十五，列女二）[2]251这个过程中有太多的艰辛、困苦，而她们始终抱定信念，自己是家庭的支柱，必须延续家族的血脉，稳固家族的存在与发展。信念的支持，给予她力量，坚定地一步步走下去，志坚行洁，这本身也给其家族带来可贵的荣誉。

二、文化教育

清代王相母亲《女范捷录》：“男子有才便是德，斯言犹可；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殊非。盖不知才德之经与邪正之辨也。夫德以达才，才以成德，故女子有德者固不必有才，而有才者必贵乎有德。德本而才末，固理之宜然，若夫不善非才之罪也。……由是观之，则女子知书识字，达礼通德，名誉著乎当时，才美扬乎后世，宜其然哉！”[8]65论述了德与才的关系，才德兼备，知书才能识礼。而对于持务实态度的安徽文化家族来说，自然重视通过学识增强女性的道德力量，以便充分发挥其在家族中的道德示范作用。于是文化家族的妇女们自幼在母族读书识字，学习女训、孝经，读经史之书。正规的文化教育加强了她们的道德自主性，从而成为塑造家族文化的核心力量。

（一）妇女家学的习得

文化家族的女性常常跟随家庭成员开始学习读书、写字，与她们的兄弟同塾受业，在家研习经典。如六安金豪女金氏，因为家教严谨，自幼被授以小学、列女传，反复阅读，终日不倦。由此娴于闺训，知书识礼。（《同治六安州志》卷四十一，列女）[9]635可见，文化家族的妇女由读书识字，到习经传之书，能写文赋诗，得益于家学的优良传统，成为家学的承载者和发扬者，从而成为家族文化礼教的实际践行人。

因为从父母那里习得的学识，女性形成对智慧的自信。歙县汪梦燕在《读史》一诗中即表达了这样的体会。学习、诵读成为她闺中生活的重要事项，丰富知识的习得让她感到精神上的满足。

剔罢银釭雨渐疏，展函三复独踌躇。青闺柔弱情何侠，紫塞风烟怨未舒。瘦影临池神自妙，秋风吹叶事应虚。于今日诵心当细，无使他时笑鲁鱼。（《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卷八皖南二）[10]467

所以对于女性而言，父母的影响力和榜样作用是巨大的。女性时常在自己的文集中记录下对此的感激之情。安庆怀宁方炳奎女方毓昭，因为她的父亲像教育儿子一样用心教育女儿，聪慧的方毓昭幼时即能赋诗于堂前。父亲感慨地说：“汝诸兄不能诗，吾颇憾，故教汝，以此异日有成，亦足相慰。”(《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卷六皖西南卷三，方毓昭《陟瞻斋诗词自序》）[10]315方毓昭每每回忆起父亲的话，不禁涕泪纵横。

（二）妇女创作在家学中的作用

文化家族的妇女多通晓经史，擅长写文作诗。她们经常以诗文的写作表达自己的心声。家中日常之事，孝事长辈，抚育子女，丈夫宦游时，打理柴米油盐的琐事，综理家族事务，都是她们的诗作中常见的题材。而其中所历经的心理变化，情感曲折的表达，直接影响着家学的形态，成为家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徽州歙县吴之騄妻汪是有《古体留别》诗四首，写的就是家庭生活的日常情形。比如第三首写的是丈夫在外仕宦，自己在家中恪尽妇责，想念远方的亲人，担心他是否衣暖食饱。这其中寓于的是一个秉承家族礼教的妇女形象，是她辛苦持家过程中细腻的心理变化的重现。

高树成美荫，春晖发阳和。事姑如事母，依依廿载多。岂期各天涯，江风水层波。螽斯常逮下，憔悴真靡他。归来幸无恙，一笑愈沉疴。会合日苦短，迢递复关河。谁为作羹汤，好自勤抚摩。此生那得再，涕泗空滂沱。（《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卷八皖南二）[10]469

丈夫迫于家庭生计在外辛苦奔波，妻子则在家中认真地主持家庭事务，事事必亲力亲为，精打细算，把琐碎的家事处理得妥妥当当，这本身就是在对相隔遥远的亲人表达她殷切的思念。而在这平常的生活中，时光很快逝去，高树成荫的外在环境的变化，确切地说明了这一点。面对此景，妻子愁绪顿生，担心远方亲人的衣食、冷暖。而其中曲折而细腻的感情的寄寓，正是家族贤妇自我典范形象的塑造。这无疑证明了文化家族的妇女们可以通过文学创作去发挥其道德示范作用，从而影响家风、家学。

妇女在家学中的独立性还通过与家族中男性的交流，使其在家学中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她们在出嫁前与兄弟通过诗歌进行交流，成为精神上的知己，从而完善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写作方法。如安庆桐城姚倚云常与兄姚永朴、姚永概在父亲所置城外别墅中研习诗歌，频繁唱酬。（《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卷五皖西南二）[10]228妇女们在嫁入夫家之后，又将其所承家学带到夫家，与丈夫一起研究学问，闺门唱和，一方面以诗表达生活角色的变化带来的情感变化，另一方面也由此成为传承家学的关键人物。如徽州歙县程立基妻方彦珍，喜欢写诗，程立基也是颇有才华之士。他们结婚后，夫妻伉俪，以学问情投意合，闺门唱和，关系和睦。在此过程中，双方通过诗歌表达彼此倾慕之情，也通过此交流学问，这无疑有利于家学的整合和发展。

（三）妇女对于家学的传承

妇女用从母族受到的教育来教育自己的儿子，被称为传承家学，成为儿子学书识礼的家庭教师。如徽州休宁张兴载、张兴镛的母亲汪佛珍在母族时用功读书，研习经典，经史之书皆能贯通大义而且喜欢研究诗词，特别是唐宋诗歌。成家有子后，以自己所学教授儿子。在他们从塾归来，总是辛勤教导，督导他们读书习字。还时常教导他们为人处世的道理。（《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卷九皖南三）[10]532

妇女将自己的知识传给儿子，督促他一心向学，日后能考取功名，为家族的声望增添力量，提高家族地位。如合肥赵型妻王氏，因为丈夫去世得早，她代父职教育两个儿子，希望其能继承父亲的学业。通过她的苦心教导，长子得到廪贡生的学衔，次子得到县学生的学衔，成功延续了家族在学业上的声名。（《嘉庆合肥县志》卷二十六，列女二）[7]290

妇女总是通过教育儿子来传播家族文化之道。正如“张楷曰‘易曰，坤，地也。故称乎母’。又曰‘万物资生’，又曰‘皆致养焉’。故家之发祥，每于母乎?卜之《大雅·明明》之篇，侈陈、周德妇，归美二母。而闭宫之诵，鲁侯亦称寿其母。”（《康熙安庆府志》卷二十三，列女，《慈孝序》）[5]601所以每一位家族成功者都将自身的成功归于母亲的道德训诲。如安庆桐城钱晋妻方氏，她的儿子经过她的辛勤教育，进士及第，将要赴任县令，方氏训诫他说：“汝家世忠厚，汝年少得志，当深自检束，无殖货贿，取怨于人也。”(《康熙安庆府志》卷二十三，列女）[5]579儿子因母亲的教诲，以为官清廉著称。

三、生活技能的培养

女性教育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女性生活技能的培养，这对于务实的安徽文化家族来说，也是教育出符合“孝悌”家风的贤妇的重要条件。因为女性只有首先习得了可以生存下去的技能，以物质条件为基础，才有能力去提升自我的道德素养，才有可能胜任家庭女主人的角色，起到应有的道德垂范作用。为了日后能够真正做到女主内闱，母族从女性小的时候起，就留意培养其这一意识，非常耐心地向其传授女红技能。如徽州婺源王纫佩六七岁开始学习女红，“习针线刺绣之暇，浏览书籍，通文艺。”（《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卷九皖南三，江峰青《佩珊珊室诗存序》）[10]542可见，女红是女性必须习得的技能，是其生活的主要内容，而写诗作文还在其次。

（一）以女红来维护家庭女主人的地位

从家族女性教育的标准来衡量，女红是女性为妻、为母的物化表征，也是家庭的道德核心所在，以此来维系家庭的正常秩序。女红包括缝纫、织布等等。安庆桐城文化家族的妇女们多以缝纫技艺为手段主持家庭经济。如叶圣贤妻吴氏，因丈夫在外奔波求学，自己在家中以缝纫所得支持家庭生活。(《康熙安庆府志》卷二十三，列女）[5]580而徽州黟县文化家族的妇女则以纺织经营家庭经济。如朱应学妻胡氏在丈夫外出的情况下，以纺织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三之五，人物志，黟县列女）[3]398因为妇女的辛勤劳作，丈夫在外可以安稳地经营事业，而无后顾之忧。在丈夫不在的情况下，家庭依然可以正常运转，从而促进家族的兴旺、发展，而由此，妇女们成为合格的家庭女主人。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妇女们以自己女红所得资助丈夫的治学，帮助他们学有所成，以这种方式助家族兴旺。安庆怀宁汪必裕妻胡氏，以缝纫所得资费辅助丈夫在外谋学，而汪必裕终中举。(《康熙安庆府志》卷二十二，列女）[5]540在将功劳归于贤妻的同时，也保证了家业的兴盛。

特别是在丈夫亡故的特殊情况下，家庭失去了支柱，妇女的女红则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而这笔收入最重要的用途是用来供给儿子的学业。安庆怀宁张氏二十六岁时，丈夫程薮式亡故，只留下一个儿子。张氏辛勤抚养儿子，勤加教导，不辞劳苦日夜纺绩，积蓄下来的钱资供儿子读书。(《康熙安庆府志》卷二十二，列女）[5]541

丈夫的早早去世，使家庭收入锐减，家庭地位也被动摇，妇女们往往不仅要支撑家庭经济，还要负起挽救家族前途的责任，成为家族中兴的关键。徽州歙县汪嫈，丈夫程鼎调好施济于人，耗费大量家财，他去世后，家中更加贫困，家道中落。汪嫈以女红持家，抚养儿子，儿子终成进士，给家族带来了荣誉。因汪嫈的努力，扭转了家族命运，实现了家族中兴。（《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卷八皖南二，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五十九·程母汪太宜人家传》）[10]472

（二）女红的道德示范意义

女红具有实践与道德上的双重意义，这不仅让妇女成为家政的实际主持者，还是妇女勤劳、节俭优良品质的象征，这本身是家族兴盛的基本条件，也是家族的一种荣耀。安庆桐城姚凤翔，丈夫方云旅在外游学，姚凤翔以剪纸维持家庭生计，她的自食其力，无疑是勤俭持家的象征。她在诗作《剪缯口号》的诗序中说：“雨雪凄其岁云暮矣，米珠薪桂，腼颜欲告何人?室罄囊息，无策将谋卒岁。偶然剪纸，戏尔为花，凭予蓬户金刀，艳凭朱楼云鬓，易甘羞而供菽水，换牲礼以备蒸尝。”（《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卷五皖西南二）[10]225自道以剪纸为生计的辛苦，这里面也透着对自己勤俭品行的自豪。如这组诗的第三首是这样写的：

爆竹声声逼短墙，纷纷红紫竞芬芳。辛勤晓夜宁辞倦，欲办厨中十日粮。（《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卷五皖西南二）[5]226

综上所述，在清代重视家族文化，妇女在家族中地位的背景下，安徽众多的文化家族重视女性教育。受过充分女性教育的文化家族的妇女，处在维系与发展家族文化的核心地位。她们品行高洁、坚韧、顽强、有才华，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为家族竭尽全力地作贡献，从而获得了应有的承认与尊重，强化了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

[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刊本，2009.

[2][清]刘虎文,周天爵,修.李复庆,等纂.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道光阜阳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3][清]马步蟾,纂修.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道光徽州府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4][清]冯煦修，魏家骅,等纂.张德霈,续纂.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光绪凤阳府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5][清]张楷,纂修.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康熙安庆府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6][清]李应泰,等修，章绶,纂.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光绪宣城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7][清]左辅,纂修.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嘉庆合肥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8][清]王相,笺注.状元阁女四书[M].光绪二十四年（1898），东昌书业印.

[9][清]李蔚,王峻修，吴康霖,纂.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同治六安州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0]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M].合肥:黄山书社，2010.

G776

A

2095-0683（2017）05-0019-05

2017-07-10

2017年度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7A0345)

高田（1978-），女，安徽淮北人，淮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博士。

责任编校 刘正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