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楠

近些年来，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及国文课本逐渐“热”了起来，不仅媒体乐于宣传报道，普通读者也喜欢阅读和购买。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出版机构纷纷重印民国国文课本，其版本不在少数。细考近年翻印的这些老课本会发现，中学和小学课本的数量远超大学课本。似乎“国文读本”一词之前，即使不加“高级中学”“初级中学”“高小”“小学”等定语，也不言而喻地是指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科书。相比之下，商务印书馆于2016年7月出版的《大一国文读本》就显得格外及时，格外醒目，尤其当编者乃身份与经历殊为卓荦的陈垣先生时，这本书在文化传承、大学教育、文白之争，乃至写作训练、教材选文等热点话题上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愈加丰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本能够联结大学语文教育的过去与现在的书，它不是故纸陈编，而是一册“启示”之书。

陈垣是民国时期《大一国文读本》唯一的选文者、编写者、核校者。“大一国文”课，不同于中文系（民国时期常称“国文系”）的专业课程，其前身乃是其作用相当于大学预科的高等学堂、优等师范的国文教育。在现代大学制度确立及预科附设于大学以后，“大一国文”才在学制上始具开设的条件。1929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为“未分系之一年级生”的“基本科目”，与党义、军事训练及第一第二外国文同列为“共同必修科目”。国文课从此成为非中文专业大学一年级学生的一门公共必修课——“大一国文”因此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