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帼英++张雪川

摘 要：钱钟书塑造“全无用处”的方鸿渐，并不是立意要塑造一个性格上的失败者并加以批评，而是表达了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方鸿渐因其“无用”成为文学史上光辉夺目的艺术形象，正如同庄子《逍遥游》中的大樗、大瓠，成就了“大用”。

关键词：方鸿渐 《围城》 庄子 无用

《围城》一书曾被著名小说评论家夏志清誉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可能亦是最伟大”的小说。《围城》的成功，方鸿渐形象的成功塑造，实是关键。方鸿渐这一文学形象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要解读《围城》，必然从解读方鸿渐始。钱钟书《围城》中对主人公方鸿渐有一句画龙点睛的评价：你并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笔者认为，这句话是解读方鸿渐这一文学形象的钥匙。

作为现代小说的《围城》，主人公由古典時代的英雄形象回归凡尘，失去了主人公身上一贯的光环，方鸿渐尤甚。从方鸿渐一出场，作者就点明了方鸿渐“无用”的人格特征：他是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由社会学系转到哲学系，最后转到中国文学系。方鸿渐在此后作者精心建造的学业、爱情、事业、婚姻四重围城中左冲右突直至完全失败，作者也即是围绕着“无用”这一核心创作的。

作者用讽刺的笔法精细地摹写了方鸿渐在四重围城中的遭遇，在这四重围城的描写中不断凸显方鸿渐无用的人格特征。对待学业方鸿渐得过且过，“既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抄敦煌卷子”，用着挂名岳父的资助过着游学生的漫无目标的生活。对待爱情，不敢得罪苏文纨，热烈地爱着唐晓芙，却并没有争取幸福的能力和勇气，也没有抓住最后的机会挽回自己的爱情。对待事业，先是在点金银行暂时落脚，后是阴差阳错去了三闾大学。可是去三闾大学并不是方鸿渐自己的意愿，只是他逃避失恋的被动选择。到了三闾大学，方鸿渐既没有哲学系的课程可以教，也差点失去了暂代的公共英语课。方鸿渐没有扎实的学识，又对自己的能力缺乏清醒的认识，在人际关系处理四面楚歌之际，面对汪处厚抛出的橄榄枝，竟然“不免也起名利双收的妄想”。最后，方鸿渐虽然因为受赵辛楣的牵连失去了聘书，但是他的解聘实在也是必然之事。在这三重失败之余，心灵极度软弱的方鸿渐跌进了孙柔嘉编织的婚姻之网。虽然他并不爱孙柔嘉，也知道孙柔嘉“千方百计的要嫁给他”，可是在三闾大学极度封闭又压抑的环境中，方鸿渐既是身不由己又是心甘情愿的进入了和孙柔嘉的婚姻围城。在这最后一重《围城》中，方鸿渐还是没有能够走到最后，在面对家庭和婚姻的琐事时，方鸿渐进退失据，在孙柔嘉“你是个Coward！Coward！Coward！我再不要看见你这个Coward！”的指责中失去最后的城堡。

方鸿渐之所以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固然是源于他的性格：软弱而习惯于逃避。可是笔者认为，钱钟书先生并不是立意要塑造一个性格上的失败者并加以批评。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别有深意。方鸿渐虽然百无一用，可是作者并没有站在上帝视角批评方鸿渐，而是对方鸿渐给予深刻的同情，正如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发出的感叹：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我们普通的读者对方鸿渐的态度也并不是像对待鲁迅笔下那些人物一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方鸿渐更多的是叹息和同情，甚至有欣赏和喜爱。为什么在对待方鸿渐这一失败的人物形象上大家会抱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且来分析。

虽然方鸿渐是无用之人，可是书中有用之人又是怎样的形象？说话夹杂英文的买办张吉民和他势力的太太；矫情、矜持、工于心计、国难期间倒卖奢侈品的女博士苏文纨；众人广座中摆出爱国姿态却最终接受伪职的沈先生夫妇；眼睛白多黑少，夹带稀缺药品再高价卖给学校，满口仁义道德却在镇上嫖土娼的训导长李梅亭；买假文凭，将白俄妻子硬说成是美国人，镇定自若，反让方鸿渐怀疑是自己弄错了的历史系主任韩学愈；贪婪、无聊、胆怯，靠官僚亲戚做上中文系主任的汪处厚；像女人一样絮絮叨叨，下作地打小报告的陆子潇；还有，貌似公允实则圆滑世故的“科学老家”高校长；用恭维信换取西方哲学家的回信认可，以此获得大额留学经费却不学无术的褚慎明；浅薄的顾尔谦；粗俗的方家妯娌，柔嘉“爱人胜于爱狗”的势利姑妈，如此等等。

站在这些有用之人的对立面的方鸿渐却是性格率真，不愿用假文凭欺世盗名因而在三闾大学受挫，不愿违心的恭维苏小姐的诗却和唐小姐恶作剧的写了一封言过其实的道歉信，关心头一次离家的孙小姐，帮她出主意保护她，最后坠入婚姻的围城，仗义辞去报馆的工作最终却失去了柔嘉……这样“无用”的方鸿渐不是比所有这些有用之人都更加可爱吗？

为什么钱钟书要塑造一个我们“并不讨厌的人”，却偏偏让这个人“全无用处”以至在四重围城中彻底失败？这恐怕和钱钟书的人生观不无关系。钱钟书先生访问美国时，曾经对夏志清说：他对于人生，近处着眼，是乐观的；远处着眼，则是悲观的。方鸿渐原本是一个善良、聪明、机敏的现代知识分子，虽然有些软弱、冲动、懵懂，但是，这样的性格在当时复杂的社会中却难以生存，这样率真的性格甚至在任何一个时代都难免碰壁。也就是说，钱钟书塑造方鸿渐，其目的恐怕不只是讽刺人性，他讽刺人性的最终目的正是对人生的一种批判，说是批判也许并不恰当，正如钱钟书所说，是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这种“讽刺与伤感”也正是脱离了具体的时代在任何时代都能得到读者的共鸣，因而《围城》才成为一部伟大的小说，方鸿渐也成为文学史上光辉夺目的形象。这么看来方鸿渐似乎并非一无用处，在文学史上，反倒比小说中那些有用之人更具意义。这种无用与大用的巨大反差，正如同庄子《逍遥游》中“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的大樗、“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大瓠，他们和方鸿渐一样，虽然一无可用，却都适合“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让读者“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享受文学之美。

参考文献：

[1]钱钟书.围城[M].上海： 晨光出版公司，1949.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1990.

[3]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J].文学评论，1989，（5）.

[4]李双.“自由”的“忧”与“伤”[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秦帼英，张雪川 甘肃平凉 甘肃医学院 74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