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光

(湖北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吴承恩“复善谐剧”性格的形成

李春光

(湖北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近三十年来，有关《西游记》著作权问题的争论，一直在《西游记》研究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最近十年的研究中，关于吴承恩“复善谐剧”的性格及其与所处时代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付之阙如。国家层面、士林层面、区域文化层面、个人交游层面以“合力”的姿态共同建构了吴承恩“复善谐剧”的性格。极具幽默风格的《西游记》正是在吴承恩“复善谐剧”性格的观照下完成的作品。

吴承恩；潘埙；交游考；复善谐剧

一、关于“复善谐剧”问题的提出

清人宋祖舜、方尚祖在《天启淮安府志·人物志二·近代文苑》中有言：“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1]鲁迅先生进而援引《天启淮安府志》之观点，于《中国小说史略》中亦指出：“作者秉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2]故据吴周二人之观点可以断定，吴承恩有“复善谐剧”之性格。而关于吴承恩“复善谐剧”的争论亦由来已久，论争的焦点似乎游离于“复善谐剧”是吴承恩性格的一个表征的本体性界定，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争鸣的“失焦”。

章培恒先生曾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3]一文中，力证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不是吴承恩。随后苏兴先生在《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中分四个方面反驳章培恒先生的结论，其中一点就是，把《天启淮安府志》中吴承恩“善谐剧”的特点，与明人陈元之在《西游记序》中认为是书作者乃“蹔嵖滑稽之雄”的观点等同起来，认为“吴玉搢的逻辑思维是这样的严密而唯物”[4]，进而证明吴承恩是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随后章培恒又发表《再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反驳苏兴“光是根据‘善谐剧’三字，就把他跟‘蹔嵖滑稽之雄’的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等同起来，这正是犯了以局部代替全局的毛病，是一种思想上的片面性，哪里是‘严密而唯物的’‘逻辑思维’？”[5]章苏两位先生争论的焦点在于，能不能用“文如其人”的传统论调，来证明吴承恩就是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

日本学者矶部彰先生在《西游记的接纳与流传——以明代正德崇祯年间为中心》一文中强调“应该特别加以注意的是‘复善谐剧’”[6]。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进而在《吴承恩与丘处机——围绕作者的误解》一文中，再次提及吴承恩“复善谐剧”的特点，她认为“所谓‘谐剧’，即是喜剧”，吴承恩的《西游记》，很可能是“题名连同作品都散佚了的戏曲之一”，进而认为，吴承恩存在着是“戏曲作家的可能性”[7]。随后张秉健在《一百回本〈西游记〉辨证》一文中对两位日本学者的观点进行了驳难，认为“古汉语含义微妙，据焦循《剧说》、康骈《剧谈录》这两部书的题解，愚见以为，‘谐剧’仍不宜作名词‘喜剧’解。另外，在现存和吴承恩有关的文字资料中，难以找到作为戏曲家的吴承恩的一点蛛丝马迹”[8]。曹炳建进而在《回眸〈西游记〉作者研究及我见》一文中认为：“文人士大夫创作和研究戏曲，并不被目为太伤大雅之事，亲朋好友亦无庸讳言，自己也多在作品上留下大名。……因此，吴承恩如果真的曾经创作过戏曲，决不会不见于记载。《淮安府志》所谓‘谐剧’，实际上是指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或手法。”[9]中日学者围绕着“谐剧”的词意进行讨论，无论是“喜剧”的论断，还是“艺术手法”的陈说，都极大地深化了有关吴承恩的研究。

前辈学者的争鸣，无论是“滑稽之雄”的辨争，还是“戏曲作家”的龃龉，均史料详实、论证充分，毋庸置喙。但这些论争，毕竟没有把“复善谐剧”作为个体性格来详加论述。个体性格的形成，除了天资之外，外在环境的濡染也是不能忽视的，单用文献互勘的方法来论证，很难窥得全豹。

二、“谐剧”考

关于“复善谐剧”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这个四字短语说明吴承恩善于创作诙谐幽默的戏曲作品，并非指征其性格特点。其潜台词是，“谐”是“剧”的定语，二者是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笔者认为，“谐”与“剧”二者是并列的关系，意为“开玩笑”与“恶作剧”。

先说“剧”与“戏剧”。

李白在《长干行》(其一)中云：“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10]此处的“剧”字，便有“嬉戏、玩耍”之意。另据《太平广记·纥干狐尾》载：

并州有人姓纥干，好剧。承间在外有狐魅。遂得一狐尾，缀着衣后。至妻旁，侧坐露之。其妻私心疑是狐魅，遂密持斧，欲斫之。其人叩头云：“我不是魅”。妻不信。走遂至邻家，邻家又以刀杖逐之。其人惶惧告言:“我戏剧，不意专欲杀我。此亦妖由人兴矣。”[11]

在这个故事当中，“姓纥干”者“好剧”，便是“喜欢恶作剧”之意，他把狐狸尾巴“缀着衣后”欺吓妻子的行为，本身就是恶作剧。而“我戏剧”则是“我在开玩笑、搞恶作剧”之意。另据《旧唐书·顾况传》载：“顾况者，苏州人，能为歌诗，性诙谐，虽王公之贵与之交者，必戏侮之。……其赠柳宜城辞句，率多戏剧，文体皆此类也。”[12]此处，顾况赠给柳宜城的辞句，大多是“戏剧”文字，即戏弄、玩笑柳宜城的文字。

把“戏剧”还原到明代的文化语境当中，亦当有“戏弄、恶作剧”之意。据《明史·顾济传》记载，顾济曾上疏正德皇帝：

汉高帝卧病数日，樊哙排闼，警以赵高之事。今群臣中岂无哙忧者！愿陛下慎择廷臣更番入直，起居动息咸使与闻。一切淫巧戏剧，伤生败德之事，悉行屏绝，则保养有道，圣躬自安[13]。

此处，顾济提醒正德皇帝不要过分耽溺于奇技淫巧，也不要行“戏弄、恶作剧”之事。另据《明史·刘宗周传》记载，天启元年，刘宗周任仪制主事，曾上疏天启皇帝：

魏进忠导皇上驰射戏剧，奉圣夫人出入自由。一举逐谏臣三人，罚一人，皆出中旨，势将指鹿为马，生杀予夺，制国家大命。今东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13]？

刘宗周认为，魏忠贤导引皇帝骑马射箭、戏弄恶搞他人，而皇帝竟然将大明天下全权交给了魏忠贤。又据《明史·吕宋传》记载，都御史温纯曾上疏嘉靖皇帝：

近中外诸臣争言矿税之害，天听弥高。今广东李凤至污辱妇女六十六人，私运财贿至三十巨舟、三百大扛，势必见戮于积怒之众。何如及今撤之，犹不失威福操纵之柄。缅酋以宝井故，提兵十万将犯内地，西南之蛮，岌岌可忧。而闽中奸徒又以机易山事见告。此其妄言，真如戏剧，不意皇上之聪明而误听之[13]。

都御史温纯认为，“矿税之害”“李凤至案”“缅兵犯境”和“闽中奸徒”四件事都存在着“妄言”的成分，和开玩笑、恶作剧相仿，没想到聪明的嘉靖皇帝竟然错误地听之信之了。

当然，“戏剧”除了“戏弄、恶作剧”之意以外，在明代的文学批评领域，“戏剧”业已具备其现代的含义。如，成化、弘治年间祝允明《观〈苏卿持节〉剧》“勿云戏剧微，激亦足吾师”[14]中的“戏剧”，万历年间酉阳野史《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世不见传奇戏剧乎？人间日演而不厌，内百无一真”[15]中的“戏剧”。而明代剧作家、批评家更喜欢把现代意义上的戏剧称为“曲”、“剧戏”(天启年间王骥德《曲律》)、“戏曲”(如万历年间臧晋叔《元曲选》卷首所收《涵虚子论曲》、万历年间周之标《吴歈萃雅·又题辞》、天启年间邹迪光《词林逸响序》、崇祯年间程羽文《盛明杂剧初集序》、崇祯年间凌濛初《谭曲杂札》等)、“戏文”(如明初邱濬《五伦全备记·副末开场》、万历年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下》等)[16]。

由此可见，在明代中后期的文化语境中，“戏剧”二字除了表示现代意义上的戏剧之外，更多的情况下则是表示“戏弄、恶作剧”之意。而“剧”字，或用于单篇剧目，或用于诸多戏曲作品的结集出版，或后缀于具体的作品(如《观〈苏卿持节〉剧》中的“剧”)，或前缀于“戏”字(如《曲律》“剧戏”中的“剧”)。除掉上述四种情况外，更多的则是表示“玩笑、恶作剧”之意。

再说“谐剧”。

宋人叶适在《水心集》卷24《夫人王氏墓志铭》中言：“欲常候母动息，妇姑同一室处，嬉遨谐剧，不用常礼。”[17]叶适的妻子与叶适的妹妹同处一室，经常嬉戏追闹，互开玩笑，戏弄对方。明人顾清在《东江家藏集·北游稿》中收录了《十月四日，同韩国器中书张时行吉士，饯刘御史文焕还赴尊乡，会于陆太仆第，得夕字》一诗，其诗中有云：“主人闻客来，索带命殽炙。众宾已沾醉，为我还促席。劝酬略登降，问劳杂谐剧。”[18]当陆太仆家的客人们都已微醺之时，顾清仍然在劝酒，而且在慰劳同伴的同时，还与同伴开玩笑、搞恶作剧来逗乐。可见，“谐剧”在宋明的文化语境之中具备“开玩笑”与“恶作剧”之意。

关于“谐剧”即是“喜剧”的论断，还可以从明代中后期的戏曲批评加以考察。众所周知，中国的喜剧概念是从外国“舶来”的。自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开始，中国的学者才开始以西方的喜剧观念来观照中国戏曲史的发展。而在王国维之前，尤其是有明一代，戏曲批评家们虽然已经注意到明代戏曲中的喜剧因子，但并没有发明一个类似于“喜剧”的中国式词语。孟称舜认为“曲之为妙……时而谐诨”[19]。陈继儒认为“读《西厢》令人解颐”[20]。祁彪佳认为孙钟龄的《醉乡记》“啼笑纸上，字字解颐”[21]。虽然，明末的戏曲批评家们已经注意到明代中后期的戏曲作品有“谐诨”的艺术属性，亦存在“解颐”的审美效果，但是他们并没有造出“谐剧”“诨剧”“解颐剧”等标榜戏曲作品喜剧属性的新词汇。故而，把“谐剧”等同于“喜剧”或者“诙谐的戏曲”的论断，还是值得商榷的。

综上所述，“剧”本身就有“戏耍、恶作剧”之意，而在明代的文化语境之中，“戏剧”仍然有“戏弄、恶作剧”的意思，进而“谐剧”也就顺理成章地承载了“开玩笑”与“恶作剧”的内涵。反观《天启淮安府志》中所言，吴承恩的性格之一便是“性敏而多慧”，在这个性格的指导之下，才能“为诗文下笔立成”；吴承恩的另外一种性格便是“复善谐剧”，在这个性格的指导之下，才能“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

三、吴承恩“复善谐剧”性格的形成

吴承恩这种“复善谐剧”性格的形成，与吴承恩所处时代的文化风尚有密切关系。朝廷、士林、淮安地方以及吴承恩的交际圈，都弥漫着崇尚戏谑的气息。而其中，对吴承恩“复善谐剧”的幽默性格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当属潘埙。

首先，统治者“好戏谑”。

如前所述，正德皇帝喜欢“淫巧戏剧”，天启皇帝在魏忠贤的导引之下也很喜欢“驰射戏剧”。正德十四年年底和十五年秋，“明武宗南巡两次过淮”，还是少年的吴承恩“在家乡亲眼目睹了明武宗及随从的骄奢专横，以及扰得鸡犬不宁的场景”[22]。嘉靖四十五年，时任户部主事的海瑞，曾在《治安疏》中指出嘉靖皇帝“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乐西苑而不返”[13]的问题。万历十七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在《酒色财气四箴疏》指出万历皇帝之恙在于“酒色财气”，认为皇帝“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13]。另据《明史·潘埙传》载：“潘埙字伯和，山阳人。正徳三年进士。授工科给事中。性刚决，弹劾无所避。”某年，乾清宫发生灾祸，潘埙上疏言曰：

陛下莅阼九年，治效未臻，灾祥迭见……臣闻陛下好戏谑矣。臣以为，入而内庭琴瑟钟鼔人伦之乐，不必游离宫以为欢，狎群小以为快也[13]。

潘埙(1476—1562年)，号熙台，是吴承恩的同乡前辈，性情刚烈决绝，于弹劾之事无所规避。在潘埙看来，乾清宫之灾实乃当朝天子“治效未臻”所致。皇帝“好戏谑”的性格，“游离宫以为欢”“狎群小以为快”的做派是值得警惕的。

吴承恩生平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统治者荒废朝政、出巡扰民、耽迷于酒色财气之中，外加“好戏谑”的性格，作为大的文化环境，必然会在士林之中滋生出许多以诙谐幽默见长的作品。

其次，士林雅好“游戏之文”。

在吴承恩(1500—1582年)生活的时代，传统士林中出现了一大批笑话作品，如耿定向(约1524—1597年)的《权子》、徐渭(1521—1593年)的《谐史》、李贽(1527—1602年)的《山中一夕话》和贾三近(1534—1592年)的《滑耀编》等。

四库馆臣在提要徐渭《天池秘集》时强调《谐史》是“诙嘲语也”[23]。在提要明人陈俊《广谐史》时，四库馆臣认为《谐史》“尝采录唐宋以来以物为传者七十余篇，汇而录之”。继而认为《广谐史》：

因复为增补，得二百四十余首。夫寓言十九，原比诸史传之滑稽，一时游戏成文，未尝不可少资讽谕。至于效尤滋甚，面目转同无益文章，徒烦楮墨，搜罗虽富，亦难免于叠床架屋之讥矣[23]。

陈俊的《广谐史》“增补”徐渭《谐史》为二百四十多篇，用幽默诙谐的方式比附诸史，虽然是“游戏成文”，但对于世道人心仍然可以“少资讽谕”。是书模仿《谐史》过度，进而流于“无益文章”，虽然煞费心机，最终只能是重复劳动而已。可见，陈俊对于《谐史》的喜爱。通过“叠床架屋”的“游戏成文”的《广谐史》，可以管窥明代后期文人对于幽默、笑话类文体的偏爱。

贾三近《滑耀编》中的“采录寓言”，包括“送穷”“乞巧”“责龟”“册虎”等类别。四库馆臣格外关注的是《滑耀编》中的“送穷文”：

各篇之后间附评语。其送穷文篇末谓“穷鬼”，本出“有穷氏”，尝从孔子游陈蔡间，既而归鲁，舍于颜回、原宪家云云。以圣贤供笔墨之游戏，亦佻薄甚矣[23]。

在四库馆臣看来，“送穷文”借助“有穷氏”的典故，把古代圣贤付诸笔墨游戏，这种做法太过于轻佻浮薄。可见，贾三近拿圣贤开玩笑，又是一个文人偏好“游戏之文”的绝佳佐证。

通过明万历淮安人朱维藩所著《谐史集》，亦可管窥明后期“游戏之文”流布士林。

(朱维藩《谐史集》)

朱维藩在自序中称该书“题于豫章官署”。四库馆臣在提要《谐史集》时认为其“所录明人诸作，尤为猥杂。据其体例，当入总集，然非文章正轨。今退之小说类中，俾无溷大雅”，又说朱维藩“非游食山人流也。读圣贤之书，受民社之寄，而敝精神于此种，明末官方士习均可以睹矣”[23]。《谐史集》是朱维藩在豫章为官之时，辑录的前人与时人的笑话总集。四库馆臣认为这些“游戏之文”“尤为猥杂”，并非“文章正轨”，故而降格到小说类之中。朱维藩并不属于“游食山人”之流，而是“读圣贤之书，受民社之寄”的正统文人，却以“猥杂”的“游戏之文”作为结撰文章的精神内核，明后期正统士林盛行戏谑之风是可以想见的。

再次，淮安地方好“委巷之语”。

潘埙和朱维藩同为淮安人，均有笑话集传世，足见淮安一带文人，雅好戏谑相以成风。

潘埙平生著述颇丰，有《淮郡文献志》《楮记室》《抚台奏议》《谏垣奏议》《平虏议》《平海寇议》《藩司议》《钱议》《河防议》《开州正祀录》《西征记》以及《熙台公诗集》等著作传世或存目。

潘埙所著《淮郡文献志》，虽以廋求历代淮安文献为目的，但同样有悖正统。潘埙在是书自序中言：“自春秋以来，至明正德，上下数千年，德业文章会于一书。”四库馆臣在提要《淮郡文献志》时有云：“今考其书，挦撦陈编，未见决择，其最谬者至收入宋龚开所作宋江等三十六人之赞，此何关于文献耶？”[23]潘埙著《淮郡文献志》的目的是将数千年的“德业文章”汇纂于一书，以“德业”作为此种文献集成的价值评判标准。但在四库馆臣看来，《淮郡文献志》居然把宋人龚开所著《宋江三十六人传赞》收录其中，正是“未见决择”的具体表现。

四库馆臣在提要《楮记室》时有云：“是书分天、地、人三部，每部又各分子目。大抵抄撮而成，冗杂特甚，又多附录前明事实，间以委巷之语，尤有乖雅驯也。”[23]《楮记室》虽然分为天、地、人三部，每部之下又细分子目，但是该书是“抄撮而成”的，并且“冗杂特甚”，居然连“前明事实”也囊括其中。而《楮记室》中的“委巷之语”，与四库馆臣著录群书的一个重要指标“雅驯”是有所悖逆的。在界定“小说家类”时四库馆臣有言：“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之不载。”[23]近雅驯者录之，远雅驯者弃之，实为四库馆臣著录群书之通例。

从传播的角度来说，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上，清人徐乾学《读礼通考·引用书目》，清人嵇璜、刘墉等撰《续通志》卷一百六十一，清世宗敕撰《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七，清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二，《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八均著录《楮记室》。而《淮郡文献志》只在《明史·艺文二》和《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一中著录，《抚台奏议》和《谏垣奏议》于清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中著录，《平虏议》《平海寇议》《钱议》《河防议》诸文只于同乡吴承恩所作《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潘公神道碑》中有所提及。相较之下，“有乖雅驯”尽是“委巷之语”的《楮记室》流布之广、影响之大是不言自明的。

概而言之，《淮郡文献志》作为淮安地方历代文献之集成，也只是“挦撦陈编”；《楮记室》“冗杂特甚”，“间以委巷之语”。足见淮安一带的文化风尚与“雅驯”相去甚远。进而可以推断，潘埙在“抉择”淮安历代文献之时，亦未真正以“德业”为价值评判标准；在辑录《楮记室》时，亦以“委巷之语”作为抉择的准绳。因此，可以断定，因为人“有乖雅驯”，所以文亦“有乖雅驯”。

最后，吴承恩与潘埙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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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埙享年87岁，《大清一统志》卷六十五载“其墓地在山阳县城南平河桥”，《江南通志》卷四十亦载“都御史潘埙墓在府平河桥”。吴承恩曾受潘埙之孙潘蔓的委托，在潘埙去世3年后，为其作《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潘公神道碑》，其中所述潘埙毕生之行状，足见吴承恩对潘埙的了解与仰慕。

第一，吴承恩通过胡琏进而与潘埙交游。

胡琏，字重器，别号南津。嘉靖四十年，在为胡琏长媳写的《寿胡母牛老夫人七袠障词》中，吴承恩写道“某等自惟累叶周亲，亦是连枝娇客”，“长淮南北，试问取、谁是名家居一？我舅津翁，人都道、当代岩廊柱石”[22]。由此可知，胡琏是吴承恩的舅舅，吴承恩与胡琏长子胡效才是连襟关系，并且吴承恩对胡琏赞誉有加，称其为“当代岩廊柱石”。隆庆五年，吴承恩在为胡琏长孙媳妇写的《寿胡内子张孺人六袠序》中又有“我师南津翁”[22]之句。由此可见，胡琏与吴承恩既是舅甥关系，也是师生关系，吴承恩与胡琏关系匪浅可见一斑。

据《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潘公神道碑》所述：“公既退处，乃买田平河桥，以农自业，别号平田野老。会少司徒南津胡公琏亦家居，公平生交也。联庐接亩，尚羊啸咏，相志陶陶焉。”[22]潘埙退官还乡后，在淮安平河桥一带买田置地，把务农作为自己的事业，给自己取别号曰“平田野老”。潘埙平生与同在平河桥闲居的少司徒胡琏是至交，潘胡两家房子挨着房子，田地挨着田地，并且二人经常于流连光景中吟啸歌咏，也算志趣相投。潘胡两家在平河桥这片安逸静谧的土地上，过着田园牧歌式的桃花源般的生活。吴承恩有《平河桥》[22]七律一首盛赞此处之安逸。潘埙甚至把自己的女儿潘采蘋嫁给了胡琏的小儿子胡效诠，结成了儿女亲家，足见二人交情之深厚。

而与胡琏是儿女亲家关系，且比邻而居、志趣相投的潘埙，一定也会与吴承恩有所交游。吴承恩对舅舅的这位亲家也是不吝赞美之词：“自少至老，特立一身，可进可退，可险可夷，可誉可毁，而不可一毫挫折者，气也。公真异禀也哉！”[22]至此，无论亲缘关系，还是精神濡染，潘埙的人格与思想都会深刻地影响吴承恩。

第二，吴承恩与潘家可谓世交。

与潘埙之交。

嘉靖十八年，年末，潘埙的《谏垣奏议》在浙江付梓，吴承恩为是书作《熙台先生谏垣奏议跋》。在该跋中，吴承恩盛赞《谏垣奏议》“布诸朝廷也，则台省之元龟金镜；而藏诸郡国，亦吾乡之宝玉大弓”[22]。

嘉靖二十四年，吴承恩为潘采书写扇面，潘埙作七律赠给吴承恩。是诗有云：“曾于造化知何补，拟待枚皋笔奏功。”[22]足见潘埙对吴承恩的高度赞誉与殷切希望。

嘉靖二十九年，吴承恩以“岁贡入都”，时值“蒙古谙达部兵大举入侵，围北京城。张侃以覆兵部尚书丁汝夔案忤旨，被杖五十，斥为民”[22]。吴承恩目睹“世尘烦嚣”，遂作七律《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以明归志，即“六月车尘惊客鬓，连宵乡梦绕山堂”[22]之句。吴承恩归乡后，潘埙作七律《慰吴射阳》来勉励吴承恩，其中便有“莫把文章争造化，好凭祸福验天机。孔颜亦自钟情甚，智者何云子夏非”之句。可见，潘埙是在吴承恩“一二知己”范围内的，并在吴承恩迷惘之时给予诸多劝慰。

嘉靖三十三年，潘埙编纂《淮郡文献志》，吴承恩参与该书的“商评校订”[22]。

嘉靖三十四年，年初，吴承恩为潘埙编纂的《淮郡文献志》作《后序》，十月，在淮安代人撰写《寿熙台潘公八袠序》，并作《寿熙台潘公八袠障词》，祝贺潘埙八十大寿。

与潘埙次子潘采之交。

嘉靖二十四年，吴承恩为潘采书写扇面。

万历四年，十一月，吴承恩撰写《潘母杨孺人六袠序》，敬贺潘采之妻杨氏六十寿诞。

与潘埙之孙潘蔓之交。

嘉靖四十三年，九月，吴承恩应潘蔓之请，为潘埙作《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潘公神道碑》。

万历四年，十一月，吴承恩应潘蔓之请，为其母杨氏作《潘母杨孺人六袠序》。

第三，在潘埙面前，吴承恩自称“贱子后学”。

在今抄本《淮郡文献志》中，《后序》载于书末，文后署名“山阳后学吴承恩谨撰”[22]。吴承恩在《后序》中说：“贱子夙承公教，今又与闻公论，窃知公心者也。”[22]在《寿熙台潘公八袠障词》(并引)中，吴承恩又说：“某等久承舄履之尘，兼奉盘盂之教。”[22]可见，吴承恩待潘埙如师。在《潘母杨孺人六袠序》中，吴承恩再次强调“承恩夙被翁知”[22]。在《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潘公神道碑》中，吴承恩说：“夫舍崇显而鄙是图，岂习见公由来过与之意；且谓今之知公者，莫小子最乎？又何辞！”[22]潘埙过世三年后，其孙潘蔓请吴承恩作神道碑。吴承恩认为，潘家舍弃达官显贵而找他这样的小人物作神道碑，足见潘埙与他过从甚密，如今对潘埙了然于胸的，没有比他吴承恩再合适的人。正如吴承恩在用右调《万年欢》写就的《寿熙台潘公八袠障词》中所说：

鲁殿灵光，喜熙翁大老，镇我邦国。三十年前人望，秉钧当轴，谁遣归来云谷。平白地，卷却经纶，城南料理松菊。

素怀冰玉，想真宰应须鉴赏，一生心曲。管取长年，何必向天求卜？先种三孙之福。喜祖武、书香联续。更待取、门绕青云，凤雏飞起梧竹[22]。

吴承恩自称“后学”“贱子”“小子”，又“夙承公教”“兼奉盘盂之教”，认为“知公心”“知公者，莫小子最”。可见，潘埙作为长辈和师辈，对吴承恩影响颇深。

美国学者威廉·W·哈维兰曾提出“濡化”这一概念。他认为“文化是被创造出来的，是习得的，而不是经由生物遗传而来的，所以任何社会都必须以某种方式确保文化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这一传递过程被称为‘濡化’(enculturation)，个人通过这个过程成为社会成员。”[24]“人格是个人经历的濡化的产物。”[24]人的文化人格是在人的具体的文化生态土壤之中形成的，这种濡化的过程，也是确立人的文化人格的过程。吴承恩所处的时代，统治者“好戏谑”，传统士林文化亦乐为“游戏之文”，淮安的区域文化亦紧随戏谑之风尚，加之吴承恩的周围不乏潘埙这样擅作“有乖雅驯”的“委巷之语”的文化偶像，这些文化环境共同建构了吴承恩“复善谐剧”的文化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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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龚 勤)

The Formation of Sense of Humor in WU Cheng-en's Character

LIChungu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bei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62)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copyright issue of Journey to the West has been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es on the fiction.In the last ten years,the research on the sense of humor in WU Cheng-en's character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times is still blank.The sense of humor in WU Cheng-en's character is jointly constructed from the national level,Shihlin level,regional cultural leve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 level.The humorous fiction,Journey To The West,is a work reflecting the sense of humor in WU Cheng-en's character.

WU Cheng-en;PAN Xun;the exploration about relationship;the sense of humor in WU Cheng-en's character

2016-12-30

李春光，博士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研究。

10.3969/j.ISSN.2095-4662.2017.03.013

I242.4

A

2095-4662(2017)03-006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