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敬

(安徽萧县函授学校，安徽 萧县 235200)

论王维《相思》诗的两处“异文”

马 敬

(安徽萧县函授学校，安徽 萧县 235200)

自从晚唐范摅在《云溪友议》中提及王维的《相思》诗后，此诗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版本，异文很多。其中，又主要以诗题和“春来”还是“秋来”争议最大。在此认为诗题以《相思》最为合理，“春来”虽然属于明人的修改，但从诗歌时空设置的角度看要优于“秋来发几枝”。

王维；《相思》；异文；春来；秋来

王维的《相思》诗在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处异文，即诗题和“春来”还是“秋来”。笔者不揣浅薄，对此亦有自己的一点理解，以求正于方家。

一、诗题争议

王维《相思》诗最早的记载来源于晚唐范摅的笔记小说《云溪友议》：

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窜辱，积尸满中原，士族随车驾也。……唯李龟年奔迫江潭。……龟年曾于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1]

可惜作者并没有注明诗题。令人不解的是，后世很多文献在选录此诗时却有了题目，陈铁民先生说：“今存王维集的宋、元、明初、明中叶刊本，都未收录这首诗。它最初载于《云溪友议》，没有题目，《唐诗纪事》收此诗，亦失题；《万首唐人绝句》录此诗，题作《相思子》，嘉靖三十五年(1556)顾氏奇字斋刊王右丞首次将此诗收入集中，题作《相思》，明末凌濛初刊王摩诘集，又题作《江上赠李龟年》。”[2]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此诗的题目有三个，即《相思》《相思子》《江上赠李龟年》。明代嘉靖年间，张之象在其所编的《唐诗类苑》中收录此诗，题为《咏红荳》。那么，究竟哪个题目更合理呢？

范摅在创作《云溪友议》时究竟有没有看见过此诗的题目，目前很难判断。他没有录诗题，这一方面说明从盛唐到唐末的一百多年间，此诗题目可能已散佚；另一种可能就是此书属于笔记小说性质，不够严谨，没录诗题也属于正常现象。宋人纪有功在《唐诗纪事》中没有擅自加题目，说明他的态度还是很严谨的。

《相思子》和《咏红荳》两个诗题则明显具有咏物的性质。唐人李匡文在《资暇集》中说：“豆有圆而红，其首乌者，举世呼为相思子，即红豆之异名也。”[3]另“荳”与“豆”，虽字体不同，但是实则无异，方胜说：“红豆在《唐诗类苑》和《唐音统签》中都写作‘红荳’……他们可能以为王维《相思》中的‘红豆’是草本科的植物，《唐诗类苑》则更是明确将这首诗改成了《咏红荳》，将其归属到草部。”[4]看来这只是选诗时的归类所致。我们单从这两个诗题就可以断定其为咏物诗。从此诗最后一句“此物最相思”，强调红豆可以引发相思的特性，也的确可以将其视为咏物诗。同样，《相思》这个题目也具有咏物的成分。但千百年来，大多数读者通常把它视为赠别题材。这是为何呢？笔者以为这种解读主要来自于“劝君”二字。另外，明末凌濛初刊王摩诘集，将题目定为《江上赠李龟年》，更被很多人所认同。但是凌濛初将题目定为《江上赠李龟年》的依据是什么，为何在晚唐七百年后才出现这个题目？笔者认为，凌濛初的依据仍然来自上文所引《云溪友议》的那段引文中。但这段引文只是提到李龟年唱王维的这首诗，并没有提到这是王维赠送给李龟年的。凌濛初仅仅凭借这一点就将题目定为《江上赠李龟年》，显然属于自己的臆测。另外，王维和李龟年之间确实也相识，据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可知，李龟年在安史之乱前是岐王李范府里的座上客，经常出入岐王府。而王维与岐王交谊颇深，且也精通音乐，因此与李龟年这个宫廷乐师之间可谓知音。李龟年对王维的诗歌肯定非常熟悉，因此，李龟年后来流落到潭州，在特殊的宴会场合，有感于安史之乱，唱起王维的诗歌也属正常，但这首诗歌未必就是王维赠送给李龟年的。

且据《王维年谱》天宝十五载(756)，“玄宗奔蜀，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服药取痢，伪称瘖疾。禄山素知其才，遣人迎置洛阳，拘于菩提寺，迫以伪署。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八月，禄山宴群臣于凝碧池，命梨园乐工奏乐，诸工皆泣。”[5]王维在长安沦陷后即被安禄山俘虏，拘于洛阳。宫中人皆散，李龟年也在逃难者队伍中，此时他们不可能有见面的机会，更不要提王维写诗赠别他。从此诗内容来看，也没有透露出当时极度乱离时代的信息。另外，756年，安禄山在洛阳大宴群臣，乐工中也没有李龟年，说明此时的李龟年早已经逃往江南。综上所述，《江上赠李龟年》这个题目是凌濛初的杜撰。此诗可能是王维的咏物诗，即便是赠别诗，到底是赠送给谁的，也不可知。

至于《相思》这个诗题，因为它既有咏物的特点，又包含相思赠别之意，两者兼顾，以致孙洙在《唐诗三百首》中将其确定下来后就迅速获得认可。

二、“春来”和“秋来”之争

王维《相思》诗异文之争历来以“春来发几枝”还是“秋来发几枝”为最。从《云溪友议》开始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所有版本都是“秋来”。但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郑明选的《郑侯升集》刊刻出版，在卷三十五“红豆”条曰：“王右丞诗云：‘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赠君多採摘，此物最相思。’”[6]随后，万历四十一年(1613)，焦周的《焦氏说楛》刊刻出版，他在卷三讨论唐传奇《霍小玉传》中“相思子”时，云：“李龟年歌‘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赠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7]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春来”异文的记载。

笔者认为，范摅的《云溪友议》记载的“秋来发几枝”最接近于王维原作。陈铁民也说各版本都作“秋”字，改为“春”，“无版本依据。”[1]125故“春来发几枝”基本属于明人的改动。明人改唐诗是一种普遍现象，连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维扬》都没能逃脱明人的刀斧。问题的关键是，明人的修改是否合理。施蛰存先生就给予了否定，他说：“‘春’和‘秋’的问题，我认为应作‘秋’字，红豆子结于秋天，发几枝是说结出几枝红豆，不是说红豆树的枝叶。因此‘发故枝’肯定也是错的，因为如果指枝叶而言，则‘故枝’早该在春天就萌发了。”[8]146笔者却认为明人的改动有一定的道理，“春来”要优于“秋来”，因为这一改动使得这首诗更具有诗意化。下面从古典诗歌时空设置的技巧谈谈本人的看法。

时空设置是诗歌艺术的核心问题。它设置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意境的建构。诗歌时空设置的关键部件是意象，而意象的跳跃性强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三大特点之一。诗人所选择意象的跳跃性的强弱直接影响到诗歌时空的大与小，进而会影响到情感的表达。

《相思》诗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思念情怀，这种思念是悠长的，连绵不断的。如果是“秋来发几枝”，那么这种思念就被压缩在秋天这个狭小的时空中，友人的相思之情好像只有看到秋天红豆成熟了才会被激起出来，时空缺少弹性，情感力度减弱。相反，“春来发几枝”则使此诗的时空被放大了。施蛰存先生认为“故枝”或者“几枝”不是指红豆树的枝叶，实际上也不必如此计较。春天红豆树发出了几枝新的枝叶，又有何不可呢？况且“春”与“秋”两个意象之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时空。古人经常以“春秋”代指一年、数年或者是一段历史。比如孔子的《春秋》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概念。屈原《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春”与“秋”即代岁月。指白居易《长恨歌》：“桃李春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以“春”与“秋”两个意象对举来描述唐玄宗在杨玉环死后整整一年中对她的思念。

《相思》诗中虽然没有“秋”这一意象，但是在“多采撷”中已经有暗示，与前面的“春”意象正好构成呼应。这样就表达了与朋友离别后对其绵长的思念之情，增强了感情的力度，更富有诗意。

以上论述有不当之处，请专家批评指正。

[1] 范摅.云溪友议[M].《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常熟矍氏铁琴铜剑楼藏明刊本.

[2] 陈铁民.也谈红豆与《相思》[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2):124.

[3] 李匡文.资暇集[M]//四库全书.江苏巡抚采进本.

[4] 方胜.从春到秋的思念:谈王维《相思》的版本嬗变及其文化意义[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16(2):83.

[5] 张清华.王维年谱[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122.

[6] 郑明选.郑侯升集[M].明万历三十一年刻本.

[7] 焦周.焦氏说楛[M].明万历四十一年刻本.

[8] 施蛰存.唐诗百话[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46.

2017-10-10

马敬(1972—)，女，安徽萧县人，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I2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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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8275(2017)06-0081-02

张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