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景宝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19)

再论天花传入中国之时间

梁景宝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19)

迄今为止，对于天花传入中国的时间依然有所争论。本文结合诸说对葛洪及陶弘景二书的流传情况、《肘后备急方》的成书时间和其中所涉及的史事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王焘《外台秘要》所征引的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有关天花的记载是可信的；葛洪《肘后备急方》应当成书于其隐居罗浮山后的330-343年；《肘后备急方》中的“建武中于南阳击虏”之事亦与晋惠帝或晋元帝建武元年平定南阳一带的张昌叛乱或杜曾叛乱之史实相符合；天花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接近于304年或317年前的某个时间。

葛洪；天花；外台秘要；肘后备急方；传入中国

一、问题之引出

迄今已知的最早描述天花的医学著作当属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又称《肘后救卒方》)。但由于流传之原因，《肘后备急方》在南朝齐梁之时便已有残缺，当时之人对其做了补充，其中陶弘景所补者称《补阙肘后百一方》。唐初，医学家们又对葛氏的《肘后备急方》进行过一番增订苴补。[1]开元年间(713-741)，医学家王焘在《外台秘要》中综引诸书，对天花进行了详细记载。也就是这个记载使现今的医疗社会史研究者对于天花传入中国之时间产生了各种看法。兹将其引述如下：

《肘后》：比岁有病天行发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疗，剧者数日必死。疗得瘥后，疮瘢紫黯，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也。世人云：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仍呼为虏疮……并出第二卷中。

文仲(引)陶氏云：天行发斑疮，须臾遍身，皆戴白浆，此恶毒气方。

云永徽四年，此疮从西域东流于海内……出第二卷中。[2]

此处引文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天花传入中国的两个不同时间，即“建武”和“永徽”。据此，很多学者就其中的“建武”、“击虏”、“永徽”等词语提出不同看法，具有代表性的是范行准先生的“元徽”(其认为“永徽”为“元徽”之误)说、马伯英先生的东汉“建武”说。质而言之，其争论的焦点在于王焘所引葛洪和陶弘景对于天花的描述文字究竟何者可信的问题。范行准先生认为葛氏《肘后备急方》在隋朝时已经亡佚，故《外台秘要》所引葛氏记载不可信，[3]而所引陶氏记载可信。马伯英先生之观点与此截然相反[4]。到底何者可信？天花传入中国的时间到底在何时？下面，笔者结合诸说从葛氏及陶氏二书的流传情况、葛氏《肘后备急方》的成书时间和葛氏书中涉及的史事三方面进行探讨，以求有所收获。

二、对葛氏及陶氏二书流传情况的分析

王焘《外台秘要》所引葛氏和陶氏二书的记载可信与否，首先必从这二书的流传情况方面入手。《肘后备急方》葛洪序云：“余今采其要约以为《肘后救卒》三卷”，可知葛氏原书为三卷，而《隋书·经籍志》载：

《肘后方》六卷，葛洪撰。梁二卷。《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九卷，亡。[5]

又《旧唐书·经籍志》载：

《肘后救卒方》四卷，葛洪撰。[6]

由上述两条记载可见，至隋朝时葛氏《肘后备急方》已增至六卷，其中包括萧梁时人所补两卷，至唐代时，不仅梁人所补两卷亡佚，而且葛氏原书也有两卷已经流失，但描述天花的卷二仍然留存，所以王焘才能比较完整地加以引用，并云“并出第二卷中”。假如王焘未看到葛氏《肘后备急方》原文，何以有此？而与此相成鲜明对照的是，陶弘景的《补阙肘后百一方》在隋时就已然不存了，故而王焘自然便看不到陶氏原书，只好舍此就彼地引用张文仲书中所引陶氏之言。况且，从王焘对葛氏《肘后备急方》记载之详细与对陶氏之书记载之简略而言，我们也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葛氏之文而怀疑陶氏之文。由此可见，王焘《外台秘要》中所引葛氏的记载比陶氏的记载更为可信。

其次，因陶氏《补阙肘后百一方》在隋时便已佚失，所以以后的正史中便不再著录，而葛氏《肘后备急方》却著录至宋代。《宋史·艺文志》载：

葛洪《肘后备急百一方》三卷。[7]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之《肘后备急百一方》实际上即为葛氏《肘后备急方》，以此名之，乃为陶氏书之原序仍存于当时葛氏《肘后备急方》书中的缘故。由此反推，笔者也认为《外台秘要》中所引葛氏的记载比陶氏的记载更为可信。

再者，笔者注意到：《外台秘要》所引陶氏书对天花症状的描述“天行发斑疮，须臾遍身，皆戴白浆，此恶毒气方(也)”与所引葛氏原文何其相似，目之极为葛氏书的摘略。所以，从文本方面考虑，葛氏书的可信度也比陶氏书要大。

最后，有人对《外台秘要》中之“陶氏”产生了怀疑，认为“陶氏”二字是针对陶弘景的《隐居效验方》而言。[8]也就是说，单依“陶氏”二字难以说明其指的就是《补阙肘后百一方》。如果此说可信的话，便从另一侧面证明了陶氏《补阙肘后百一方》在隋朝时便已经亡佚。

由以上四方面的论证，笔者以为《外台秘要》中所引葛氏的记载比陶氏的记载更为可信，因此我们在讨论天花传入中国的时间时便只能从葛氏的记载着手进行研究。至于范先生所说“永徽”为“元徽”之讹，笔者不能苟同，因为据上述考证我们知道，陶氏《补阙肘后百一方》在隋代便已亡佚，故而张文仲引陶氏的那段描述天花“从西域东流于海内”的记载便缺乏可信度。

三、对葛氏《肘后备急方》成书时间的考察

在理清了以上史实后，现在我们进而来探讨葛氏《肘后备急方》的成书时间问题。因为只有搞清楚了此问题，我们才能进一步确定天花传入中国的时间。

马伯英先生将《肘后备急方》的成书时间定在公元303年前后，其根据是今本《肘后备急方》中有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的序，其中云：“寻葛氏旧方，至今已二百许年”，而陶氏此书成书于庚辰年(500)，加之太安中(303)葛洪正好因参与平定石冰作乱而被封为伏波将军。此说似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其一，陶氏既云“二百许年”，则其在500年增补葛氏《肘后备急方》时并不知葛氏书的精确成书时间，所谓“二百许年”实为概指，不能固执于此说；其二，《外台秘要》引文中明谓“比岁”，如果《肘后备急方》的成书时间在303年前后，也只能在303年以后，而司马睿在为丞相时，葛洪被“辟为掾，以平贼功，赐爵关内侯”[9]，这表明葛洪在303年后还参与过平定战争。我们知道，司马睿升任丞相在晋愍帝司马邺登基(建兴元年，313年)之后，《晋书·元帝纪》曰：“愍帝即位，加左丞相。岁余，进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诸军事。”[10]故司马睿任丞相的时间当在建兴二年(314)至建武元年(316)之间，因此葛洪“平贼”当在这三年间。由此言之，葛洪撰成《肘后备急方》的时间也有可能是314-316年之间或之后，而非定在303年左右；其三，葛氏《肘后备急方序》中云：“著述余暇，兼综术数”，而葛氏之著述基本都成书于隐居罗浮山之后，[11]故而《肘后备急方》也极有可能是此时期完成的；其四，据葛氏《肘后备急方序》的记载可知，《肘后备急方》是从其所缉之百卷本《玉函方》中“采其要约”而成，这百卷本的《玉函方》似乎不太可能是在其隐居罗浮山之前的相对比较忙碌的时间内完成的，因而《肘后备急方》便很有可能是其隐居罗浮山修道期间的作品。

除此之外，马文礼先生认为《肘后备急方》应成书于326-341年间。[11]这里明显是认为葛洪隐居罗浮山在326年，逝世于341年。然而据《晋书·葛洪传》载：

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

又《晋书·邓岳传》载：

(郭)默平，迁督交广二州军事、建武将军、领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假节。[12]

由上引文可知，葛洪隐居罗浮山是在邓岳领广州刺史之后，而邓岳平定郭默在咸和五年(330)，因此，葛洪隐于罗浮山炼丹修道当在330年之后。至于葛洪卒年，因已有学者经详细考证指出为晋康帝建元元年(343)[13]，笔者基本认同，在此不再赘述。

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葛洪《肘后备急方》应成书于330-343年间，那么天花传入中国的时间自然应该在330年之前。

四、对“建武中”“南阳击虏”之事的考述

前面已经论及，王焘《外台秘要》所引的葛氏《肘后备急方》的可信度较之所引的陶氏《补阙肘后百一方》更大，在讨论天花传入中国的时间时便只能从葛氏的记载着手进行考证，但其中之“建武中于南阳击虏”究竟指何事？“建武”是否是汉光武帝之建武年号呢？

马伯英先生力主东汉建武说，认为天花是由马援征交趾而传入中国。为了附会此事，他更认为“南阳”乃“安阳”之误，并举《水经注》所引《林邑记》和《外域记》中的例子认定秦汉之时在交趾有一地方名叫“安阳”。[14]虽然如此，但仍有疑点：如何就一定认为天花是马援征交趾带来的呢？难道交趾地处边鄙，又有一个叫“安阳”的地方便能说明问题吗？其实，此说并不能站得住脚。理由在于：其一，在明代医学家万全之前并未有人言及天花确有马援征交趾而传入中国之事，单以万全“痘乃马援征交趾带归中国”之一端便将其作为准绳，似非明智之举；其二，即使“南阳”真为“安阳”之误，也不能证明此“安阳”就定是交趾之安阳。因为《宋书·州郡志》云：

安康令(县)，二汉安阳县，属汉中，汉末省。魏复立，属魏兴。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15]

也就是说，两汉之际在今陕西安康一带也有一个安阳县，为何定是彼“安阳”而非此“安阳”呢？其三，退一步讲，如若天花真由马援征交趾而传入中国，何以在此后的两百多年没有有关天花的记载呢？由此观之，天花因马援征交趾而传入中国的看法并不可靠。虽然，我们可以从《后汉书·光武帝本纪》中查到在建武年间于南阳有“征虏”之事：

二年秋八月，破虏将军邓奉据淯阳反。冬十一月，以廷尉岑彭为征南大将军，率八将军讨邓奉于堵乡。三年三月帝自将征邓奉，幸堵阳。夏四月，大破邓奉于小长安，斩之。六月，耿弇与延岑战于穰，大破之。建义大将军朱祐率祭遵与延岑战于东阳，斩其将张成。四年二月，遣右将军邓禹率二将军与延岑战于武当，破之。[16]

但由于这些记载中并未提及有疾病流行之事，且在葛洪之前也并未有文献所论及，故也不可将其与葛洪之描述相对榫。

如此看来，对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所述“建武中于南阳击虏”之事便只好另寻它解。其实，“世人”即当世之人，“建武”乃晋惠帝之建武年号(304)或晋元帝之建武年号(317-318)。因为如果非晋之建武年号，葛洪何不在“建武”二字前加上朝代名呢？难道葛洪不知东汉亦有建武年号吗？这显然不太可能。葛洪这样记载恰便说明了“建武”乃晋之建武而非东汉之建武。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从史籍中管窥出这两个建武年间于南阳地区“击虏”之一斑。首先来看前者。据《晋书·张昌传》载：

张昌，本义阳蛮也……太安二年，昌于安陆县石岩山屯聚……旬月之间，众至三万……昌遣其将军黄林为大都督，率二万人向豫州，前驱李宫欲掠取汝水居人，乔遣将军李杨逆击，大破之。林等东攻弋阳，太守梁桓婴城固守。又遣其将马武破武昌，害太守，昌自领其众。西攻宛，破赵骧，害羊伊。进攻襄阳，害新野王歆。昌别率石冰东破江、扬二州，伪置守长。当时五州之境皆畏从逆……是岁，诏以宁朔将军、领南蛮校尉刘弘镇宛，弘遣司马陶侃、参军蒯桓、皮初等率众讨昌于竟陵，刘乔又遣将军李杨、督护尹奉总兵向江夏。侃等与昌苦战累日，大破之……明年秋，乃擒之，传首京师，同党并夷三族。[17]

即张昌于太安二年(303)啸聚荆州之地，聚众造反，派兵破武昌、下南阳、攻襄阳，克江、扬二州之地，不足一年便据有五州之地，后被陶侃击败，于建武元年(304)年秋失败被擒。从中可以看出，张昌叛乱正值八王之乱愈演愈烈之际的太安、建武年间，且割据之地正好是汉沔流域的南阳一带地区，这便与葛氏《肘后备急方》中的“建武中于南阳击虏”之事相合。

其次，我们来看晋元帝建武年间“于南阳击虏”之事。《晋书·杜曾传》载：

会永嘉之乱，荆州荒梗，故牙门将胡亢聚众于竟陵，自号楚公，假曾竟陵太守……会荆州贼王冲自号荆州刺史，部众亦盛，屡遣兵抄亢所统，亢患之，问计于曾，曾劝令击之，亢以为然……亢遣精骑出距冲，城中空虚，曾因斩亢而并其众，自号南中郎将，领竟陵太守……会愍帝遣第五猗为安南将军、荆州刺史，曾迎猗于襄阳，为兄子娶猗女，遂分据沔、汉。[18]

又《晋书·元帝本纪》曰：

(建武元年)九月戊寅，王敦使武昌太守赵诱、襄阳太守朱轨、陵江将军黄峻讨猗，为其将杜曾所败，诱等皆死之……梁州刺史周访讨杜曾，大破之。[19]

因以上两段记载可知，杜曾趁永嘉之乱后天下大乱的有利形势，先委身于胡亢，后诱而杀之，自为统帅，其后又与荆州刺史第五猗结为亲家而“分据汉沔”，互为响应。其在击败王敦所遣将领的讨击后不久为梁州刺史周访(《资治通鉴》云其先为豫章太守，因破杜曾之功而进为梁州刺史[20])所平定。由于杜曾割据汉沔地区的叛乱是在晋元帝建武元年得以平定的，故这也与葛氏《肘后备急方》中的“建武中于南阳击虏”之事相合。

结合此部分所有论述，我们可知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所载的“建武中于南阳击虏”之事完全与史实相合，即指的是晋惠帝或晋元帝建武元年平定南阳等地区的张昌叛乱或杜曾叛乱之史实。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天花传入中国的时间当不晚于304年或317年。

五、结论

综合上文三部分的论述，笔者认为：王焘《外台秘要》所征引的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有关天花的记载是可信的；葛洪《肘后备急方》的成书时间应当是其隐居罗浮山后的330-341年；《肘后备急方》中的“建武中于南阳击虏”之事亦与晋惠帝或晋元帝建武元年平定南阳一带的张昌叛乱或杜曾叛乱之史实相符合；天花传入中国的时间当不会迟至304年或317年，因为304年或317年天花已经在南阳地区流行，但也不可能早至汉光武帝建武年间(25-56)，因为直至葛洪为止，在其后的两百多年间并无任何有关天花传入中国或在中国流行的记载。对此，较为合理的解释应当是：至葛洪时，天花已然传入中国，但其时间应该更接近于304年或317年而非东汉建武年间。

[1]肖红艳,严季澜，等.唐代医家对道教典籍<肘后备急方>的增订考证[M].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5)：303-306.

[2][唐]王焘撰.高文柱校注.外台秘要方校注(上册卷三天行发斑方三首)[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90.

[3]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M].上海：华东医务出版社，1953:106-110.

[4]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803-806.

[5][唐]长孙无忌.《隋书》卷34《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1042.

[6][后晋]刘煦,等.《旧唐书》卷47《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2049.

[7][元]脱脱,等.《宋史》卷207《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5306.

[8]高文铸.外台秘要方丛考，王焘撰、高文铸校注外台秘要方校注附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925.

[9][唐]房玄龄,等.晋书卷72葛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1911.

[10]《晋书》卷6《元帝本纪》，第144页。

[11]马文礼.<肘后备急方>及治伤源流考.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57.

[12]《晋书》卷81《邓岳传》，第2131页。

[13]崔红健.葛洪生卒年考辨[J].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06,(4):41-43.

[14]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下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03.

[15][梁]沈约.《宋书》卷37《州郡志》.中华书局，1973:1153.

[16][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光武帝本纪》.中华书局，1999:22、24、25.

[17]《晋书》卷100《张昌传》，第2612-2614 页。

[18]《晋书》卷100《杜曾传》，第2619-2620 页。

[19]《晋书》卷6《元帝本纪》，第148-149页。

[2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90晋元帝建武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2849-2850.

责任编辑：胡栩鸿

Revisit When Smallpox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LIANG Jing-b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The time smallpox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s still controversial. This paper, combining with different views, carries on a detailed research for the spread of Ge Hong and Tao Hongjing’s books, the finish time ofTheHandbookofPrescriptionsforEmergenciesand the historical events about it. The conclusions are that the record of smallpox that Wang Tao’sMedicalSecretsofanOfficialquoted from The Handbook of Prescriptions for Emergencies is reliable; The Handbook of Prescriptions for Emergencies should be finished from 330 to 343 after Ge Hong moved to Luofu mountains as a recluse; the events - hitting the rebellion in Nanyang in the middle of the ear of Jianwu, also corresponds to the historical fact that the Nanyang riot led by Zhang Chang or Du Zeng was put down in the first year of Jinwu Dynasty by Emperor Hui of Jin or Emperor Yuan of Jin; the time when smallpox introduced into China should be about 304 to 317.

Ge Hong; smallpox;theMedicalSecretsofanOfficial;theHandbookofPrescriptionsforEmergencies; be introduced to China

2017-05-10

梁景宝(1991-)，男，甘肃武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历史地理。

K207

：A

：1674-344X(2017)6-003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