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瑞敏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石家庄 050024)

何处为“家”
——释读《爱的晕眩》中格丽丝的“非家幻觉”

侯瑞敏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石家庄 050024)

身份错位和认同一直是流散作家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他们小说中的人物也常常置身双重身份的两难境地。弗洛伊德在其论文《暗恐》中从心理分析学层面对“非家幻觉”做出了阐释。张思敏的小说《爱的晕眩》的主人公格丽丝的生活经历复杂，她的主体发生异化焦虑。压抑的复现和“复影”给她带来的“他者”之感让一直把澳大利亚当作“家”的格丽丝产生了“非家幻觉”。社会和家庭双重文化的影响，使格丽丝发出了“寻家”的精神诉求。

非家幻觉；压抑的复现；复影；主体异化；非家焦虑

一、序言

《爱的晕眩》(2000)是澳大利亚华裔女性作家张思敏发表的处女作。张思敏生于马来西亚，7岁举家移民到澳大利亚的特殊生活经历和流散身份给予了她独特的创作视角，即从女性视角出发，细腻地观察在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具有华裔身份的人群内心困惑挣扎、寻求身份认同的困境。

1906年，恩斯特·詹池在其论文《论恐惑的心理学》首次从心理学角度指出了“unheimlich”，即新奇的和不熟悉的事物造成了“非家幻觉”。弗洛伊德在《暗恐》(1919)加深了对熟悉和不熟悉的并存、家和非家的二律背反的心理学意义上的阐释。他认为“非家幻觉”即“不熟悉的其实是熟悉的，非家幻觉总有家的影子在徘徊、在暗中作用。熟悉的与不熟悉的并列、非家与家相关联的这种二律背反，就构成心理分析意义上的暗恐。”[1]106而正是这种既熟悉又不熟悉，既在家又非家的心理感觉，造成了众多流散群体的身份困惑。何处为“家”就成了众多流散群体面对生存际遇困境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格丽丝的“寻家”之路异常艰辛。母亲潘多拉横跨世纪和大洋的经历对幼小的格丽丝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父母的不幸婚姻，母亲的漠不关心，父亲的冷漠暴躁和封建家长制的做派，哥哥的疏离，远离故土文化上带来的失落感，作为“少数民族”被歧视的生活经历，都时时刻刻折磨着格丽丝，使她逐渐变成了母亲潘多拉的复影。初来澳大利亚时格丽丝的失眠、尿床，被歧视的肤色和口音，回到新加坡的陌生感等等，让她产生了焦虑和困惑，主体的异化焦虑时刻想要复现深埋在格丽丝内心深处的“非家幻觉”。寻找“精神家园”，寻求身份认同对于身处异国他乡、身份流散的格丽丝而言，迫切而必要。

二、居于澳大利亚的疏离感：家亦非家

弗洛伊德认为“unheimlich”和“heimlich”的意义相重叠，即对立又相同。“‘在家的’这个单词的意义的发展趋向于矛盾，直到最终和它的反义词‘非家的’相联系。‘非家的’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家的’的分支”。[2]934

1978年，七岁的格丽丝随母亲潘多拉和哥哥索尼来到澳大利亚和父亲乔纳团聚，并定居于澳大利亚。全家人带着美好的期望和对新生活的向往，但是理想中美好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格丽丝来到澳大利亚一年后，她居然开始失眠，开始尿床。乔纳会大发雷霆，潘多拉只会给她冲上一杯有助睡眠的好利克，而不会像澳大利亚白人父母那样讲故事。无论是“非家幻觉”还是“在家的”感觉，其根本就是对“家”的认识和追寻。格丽丝最初美好的期望就是对新的“家”的期待，作为一个离家者，能再次在异国他乡找到“家”的感觉，无疑是幸运的。但是这种美好的期盼并没有持续太久，潘多拉和乔纳对格丽丝的亚洲式教育，对于格丽丝来说，只是换了一个外在的社会环境，却没有改变内在的亚洲观念。因此，格丽丝在澳大利亚依旧是个局外人，是个澳大利亚的“外国人”，“在家的”感觉不断被“非家的”感觉所取代。

如果说，潘多拉和乔纳对格丽丝的影响只局限于家庭内部的话，那么在学校里，老师和同学们对格丽丝的态度就是整个澳大利亚人对“少数民族”的黄种人的看法。格丽丝会因为安德鲁是班上第一个同自己讲话的人，就觉得自己爱上了他。格丽丝把娜里当作最好的朋友，而娜里却连格丽丝的名字都不愿意叫。当格丽丝为了讨娜里欢心而尿裤子时，格丽丝逃到厕所，不愿再去上课，此时的格丽丝“好希望自己能像一只小鸟一样，飞去某个地方，远远地离开这里。我们跨越千山万水地来到悉尼，可是这里还不算远，我们不应该停下脚步，我们应该不停歇地继续下去。”[3]166此时的格丽丝内心已经产生了“非家幻觉”，但这种“非家幻觉”还处于朦胧的状态，还没有完全将自己异化分裂成“他者”。

“异化焦虑首先来自对自我的误识”[4]39。格丽丝的异化焦虑来自于童年的移民经历和母亲潘多拉焦虑异化的性格在其身上的复现。弗洛伊德指出：“每一种情绪情感都会因压抑而变成病态的焦虑……焦虑来自于压抑的复现。”[2]944母亲潘多拉的恐惧、焦虑、沉默和孤独等负面情绪以及父母之间相互仇视的争吵，让格丽丝在童年无数个夜晚辗转难眠，只能听着来往的火车声，借以躲避楼上传来的父亲责打母亲的声音。她只能偷偷哭泣，弱小的她在不断地压抑着这种焦虑的负面情绪，她爱上了喝好利克安眠药，借以压抑内心的恐惧焦虑。

梅洛尔指出“异化发生在我和他者的对立之中，它描述了主体的状况，即他无法再认识自己，或者说只能通过他者认识自己。”[4]39在社会环境中，幼年到青少年的格丽丝再次寄托着美好的期望，渴望融入澳大利亚的主流文化中，但是对自我的误读，让格丽丝加深了焦虑和困惑，她变得异化而另类，自己仿佛成了澳大利亚里无关紧要的“他者”，是个“外国人”。‘外人’即是自我心理的外在表现，是自我欲望压抑的复现，我们也是我们自己的陌生人。”[4]40，格丽丝深知，说话的口音、语法、乃至肤色“都令我们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同学们总是将我们的发音作为笑柄。”[3]176这种“非家的”，“外人的”和“焦虑的”的外在表现，正是格丽丝不断异化的表现。她对爱情的失望，对亲情的淡薄，无疑都是潘多拉的翻版。过去父母彼此仇视的生活，母亲的冷漠等在格丽丝成年后不断在她心里复现，焦虑不安使她不断异化。

弗洛伊德理论的另一个主要概念是“复影”即“镜中的影像”。他指出“兰柯认为‘复影’是人的心理需要的投射，往往和镜中的影像、阴影、保护神以及人们对灵魂的相信和对死亡的恐惧联系起来”。[1]110“‘复影’最早是为了确保和‘自我’的破坏抗衡。”[2]940“复影”的思想并不一定会随着早期自恋阶段的结束而结束，反而会随着“自我”之后的发展阶段而产生新的意思。也就是说，慢慢形成的自我意识会监管和批评“自我”，反对“自我”之外的东西，即被监管的感觉的存在，会把“自我”之外的东西当作客体，把过时的“复影”思想赋予新的意思。因此，正是由于对恐惧和焦虑等负面情绪的监管，反而独立于“自我”之外产生了一个“他者”。即“我”之外存在着一个“他者”、“陌生人”亦或是“异域”或者“异质”的东西在监管着“我”，让我产生了“非家幻觉”。“我”成了“我”自己的陌生人。

格丽丝在澳大利亚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引导下，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澳大利亚人，成为不被歧视不被嘲笑，有着纯正口音的澳大利亚人。但是，格丽丝也深深明白，除非改变自己的肤色，否则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澳大利亚人。格丽丝深知自己是“外国人”，然而“你在排斥这些‘外人’的时候，排斥的却是自己内心的某些‘异域’。此外，‘过去’咬你的时候，还会以一种‘他者’法则。”[1]113格丽丝介意排斥自己的“外国人”的身份，其实排斥的是自己内心的“异域”，在“异域”中，她只能遵守“他者”法则，因而她会感叹“我多希望能将自己的黄皮肤洗得雪白，而我却始终还是一个只会尿裤子的脏兮兮的华人小姑娘。”[3]182

“外人”和“他者”的身份让儿时的格丽丝焦虑不安，成年后的格丽丝不断地尝试去压抑这种焦躁不安，她搬出家里，干着清洁工的工作，只是为了让自己处于劳累的状态而不去思考内心深处时刻想要涌现的焦虑。由于“过去的压抑，以焦虑不安等负面方式为复现方式。”[1]113所以格丽丝越是压抑，这种焦躁不安越是涌现，提醒着她自己的“他者”身份。“忘却式的回忆”让格丽丝自身童年的焦虑时刻不停地想要在她成年后复现。格丽丝的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发生分裂，焦躁不安的负面情绪会让过去“忘却的记忆”不断地复现。她渴望成为一个“他者”，去旁观这个世界，而不涉足自己的内心，她自身的异化和分裂在母亲去世，索尼离开后扩展到最大化。这些都让格丽丝对让澳大利亚成为“家”的想法变得摇摆不定，被澳大利亚的“家”边缘化，“家”的“非家”意义被强化，“非家幻觉”油然而生。格丽丝发出了“寻家”的精神诉求。

三、重返新加坡的陌生感：非家亦家

“‘家园’并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且更多地象征着飞散者精神安逸的所在。对于飞散者来说，这个家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5]91对于具有双重身份的流散者格丽丝而言，“家”的真正意义已不是一个固定的物质存在。母亲潘多拉在新加坡跳楼身亡，让处于困惑和迷失状态下的格丽丝毅然决然重返新加坡，追寻母亲的足迹，重新认识那个掩藏在重男轻女、夫妻失和、不理家务、出轨情夫以及时常发呆发疯的外表下的真实的母亲。她的“寻家”之旅就是对个人的自我寻求，对身份困惑的探索和对身份认同的寻找。

除了七岁之前的模糊记忆，格丽丝十四岁返回新加坡，听到了母亲潘多拉说的语法混乱的新加坡味的英语，她难以忍受母亲最中意的美食。格丽丝气愤潘多拉混淆自己的身份，因为格蕾丝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一路带着种族的优越感来到新加坡的，我根本不准备接受这个地方，更加不准备适应这个地方。因为我是澳洲人。”[3]序4此时的格丽丝认为自己是“澳洲人”，此时她的主体还没有完全异化和分裂，依旧把澳大利亚当作“家”。在格丽丝此时的心中，家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物化的客观存在的场所，她为自己的澳洲口音感到自豪。对于新加坡这个地方而言，此时的格丽丝既是一个外来者也是离家者。

然而成年后依旧处于困惑焦虑的格丽丝，明白了澳大利亚也并未是心目中的“家”。此时的“家”不再是一个客观的物质存在，物质的“家”只是一种表征意义。“真正的地方感是指作为一个个体和社区的成员处于地方之内并归属于这一地方(家、故乡或地区)，他不需要思考就知晓这一点。”[6]51由此可知，在格丽丝的心中，“家”的意义已经从物质存在上升到了精神的层次。格丽丝为了重新获得完整的主体，摆脱双重身份带来的身份困惑，“寻家”之路就变得迫切而必要。

国内学者王光林教授在运用弗洛伊德的“非家幻觉”理论分析《爱的晕眩》这部小说时，谈到“在弗洛伊德看来，神秘、折磨、陌生等等和温馨、熟悉、友好等都是相辅相成的，根结就在于对家的认识。也就是说，如果非家幻觉表现的是生存下面的否定过程，那么这种否定带来的结果就是重新找回曾经失落的东西。它体现的是现代人对生存的焦虑。”[7]158

潘多拉死后，格丽丝匆匆返回新加坡，她在街道上晃荡，意识到潘多拉描述的景象已成为完全陌生的历史。这里对格丽丝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地方。这种陌生感和熟悉感再次涌上心头，是熟悉的事物变得不熟悉，理应“在家的”感觉变成了“非家幻觉”。潘多拉葬礼结束后的几天里，格丽丝重走母亲走过的路，追寻着母亲曾经的足迹。某天清晨她“才油然而生出一种强烈的回家的感觉。多少年来，我不停地想要摆脱与新加坡的那一层渊源，如今却发现，在我的内心，早已有那么一部分，深深地根植在这里。”[3]278格丽丝被辛辣的早餐吸引，突感自己继承了母亲的味觉，还有她对新加坡式早餐的眷恋。格丽丝在突然惊觉中，发现了不熟悉中的熟悉，“非家幻觉”中“在家的”感觉。

正是这种“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并列，非家和家的二律背反”[1]106的“非家幻觉”，导致了格丽丝人格主体的异化和分裂，导致了她双重身份的困惑。在此时，对母亲潘多拉真正意义上的理解使格丽丝摆脱了对自我精神的流放，对“家”的意义的探寻也得到了结果。她的焦虑、她的困惑、她的“非家幻觉”统统有了答案。

索尼杀死鱼神的行为，让格丽丝一家几乎割断了和新加坡亲戚的联系。在新加坡没有了牵挂，最终还是要离开，“当我最终爱上母亲出生的这片故土的时候，我离开了它，并且再不会回来。”[3]287这里的“离开”和“再不会回来”，表明了格丽丝思想上的转变和重新认识。她承认了新加坡曾经一直是根植于血液中的精神上的“家”，从母亲潘多拉的血液中继承到了自己的血液中，同时也认识到了新加坡从此不再是自己精神上的“家”。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很多对‘在家的’白种民族的幻肢感到忧心忡忡的澳大利亚人——这种忧心忡忡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通过不断理想化和同质化，它的不安忧虑和不同的裂缝会被擦除——会经历这种从家而来的疏离感，尤其是当他们的邻居的自然地理被转移，变成‘非家幻觉’(即困惑的暗恐和不熟悉)的时候。”[8]528格丽丝曾经的忧心忡忡的“非家幻觉”最终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被擦除，尤其是当她重返故土幡然醒悟之后，更是大彻大悟，所以格丽丝最终选择回国。

回国后看到父亲因母亲逝世而瞬间苍老的面孔，她得到了报复的快感。格丽丝对潘多拉的恨意最终因母亲的逝世而得到了纾解。“‘外人’在我们之内，我们都是‘外人’。如果我是一个‘外人’，这就不在存在‘外人’”[9]192格丽丝意识到无论自己在哪里都是个“外人”，当她坦然平和接受这一认识的时候，在格丽丝的心中，“非家幻觉”悄然而去，精神的“家”就在这里。随着索尼的来电以及和父亲的和解，一切似乎归于平淡，再也不会有“非家幻觉。”

四、总结

启蒙时代的工具理性在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逐渐暴露了自身缺陷。“现代社会的异化现象已经嵌入到了现代人的灵魂深处。”[10]138流散群体的焦虑和异化现象，正如霍尔所言，“主体在不同的时间获得不同的身份，统一自我不再是中心。我们包含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又指向四面八方，因此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11]140熟悉的与不熟悉的并列、非家与家相关联的二律背反、冲动的复现和复影等导致的“非家幻觉”强烈体现着现代人的生存危机。

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带来的双重影响，使格丽丝产生了焦虑孤独等负面情绪。幼年压抑的无意识的不断复现和“复影”带来的“暗恐感”使她的主体不断异化分裂，产生了 “非家幻觉”。对于成年的格丽丝而言，“‘家’成为一种精神上的祭品”[12]246，充满了神秘感，对“精神家园”的寻求成了她探寻自己“非家幻觉”源头的重要步骤。重返新加坡追寻母亲潘多拉曾经的足迹，寻求作为流散群体中的一员，使她最终在精神上得到解脱，归于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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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君丹

Where is the “Home” - a Study of Grace’s “Uncanny” inLoveandVertigo)

HOU Rui-min)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The displacement and identity have always been the unavoidable questions of immigrant writers, the characters of whose works often also have to experience the dilemma of the double identity. In Freud’s essay Uncanny, he explores the “uncan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analysis. In Hsu-Ming Teo’s novel Love and Vertigo, the heroine Grace’s life is complex and she produces self-alienation and anxiety. The occurrence of the repressed and “double” bring her “Other” feeling, which makes her who regards Australia as “home” feel uncanny. The double influences of social and domestic culture render Grace desperate to pursue the “spiritual home”.

uncanny; occurrence of the repressed; “double”; subject-alienation; unhomely anxiety.

2017-05-05

侯瑞敏(1993-)，女，河北邢台人，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澳大利亚小说。

I61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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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344X(2017)6-002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