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与语义之关系探微*<br/>——以《说文解字》中的拟声词为例

语音与语义之关系探微*
——以《说文解字》中的拟声词为例

2017-03-09林鹤鸣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3期

关键词：拟声词说文解字元音

李娜,林鹤鸣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 116029)

语音与语义之关系探微*
——以《说文解字》中的拟声词为例

李娜,林鹤鸣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 116029)

拟声词是指模拟自然界中各种声音的词，它们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极强的生命力。通过对《说文解字》中记录的上古汉语拟声词的语音分析，发现拟声词所表达的概念与它所模拟的声音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具有一定的约定性和选择性，并非任意组合。不仅拟声词的音义之间有这种约定关系，在语言系统的内部，这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

拟声词；语音；语义

拟声词，又名象声词、摹声词，是指模拟自然界中各种声音的词。早在诗经时代，拟声词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仅《诗经》一部书就有拟声词60多个[1]，其开篇“关关雎鸠”中的“关关”就是对鸟的鸣叫声的摹写。在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说文解字》中，许慎收录了上古典籍中的拟声词249个，如“啾，小儿声也”、“狠，吠斗声”、“硞，石声”、“玲，玉声”等。许多拟声词至今从视觉上还可以给我们一种听觉上的感受，如看到“呱”字，耳畔就自然会想起婴儿啼哭的声音；看到“牟”字，老牛哞哞的叫声就回响在耳边。拟声词，在其无声的形态中，隐藏着流动的声音。

这流动的声音，不仅丰富而且还在缓缓的流淌着。因为拟声词不仅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还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这些拟声词，直到现在仍然能被我们所理解和使用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为什么它们具有如此强的表现力和生命力，这的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因此对较全面收录上古拟声词的《说文解字》中拟声词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和有价值。

《说文解字》中拟声词所模拟的声音，来源十分广泛。既有对人的各种声音的描摹，如“咳，小儿笑也”、“嗾，使犬声”、“歕，吹气也”等；也有对各种动物声音的描摹，如“喿，鸟群鸣也”、“犨，牛息声”、“呦，鹿鸣声也”等；还有山水金石的声音，如“潺，水声”、“铮，金声也”、“礐，石声”等；风雨雷霆的声音，如“飒，风声也”、“霆，雷余声也铃铃”等；屋舍器物等的声音，如“宖，屋响也”、“弘，弓声也”、“鼞，鼔声”等；共计249个。其中拟人声的词最多，共计158个；其次是模拟动物的声音的，有38个。下面我们将对它们的音与义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蠡测其绵延千年而不绝的原因。

一、《说文解字》拟声词声韵调的分布特点

《说文解字》的拟声词，几乎涵盖了上古音的各声各韵各调。我们主要参照唐作藩先生的《上古音手册》[2]和郑张尚芳的《上古音系》[3]，对《说文解字》中上古拟声词的声韵调系统进行调查。

(一)声纽

从声纽的角度来看，喉、牙、舌、齿、唇五音之中，都有拟声词：喉音，如影纽的“喑、譻、猥”等，匣纽的“浑、嗥、钺”，晓纽的“吸、匈、潝”；牙音，如见纽的“叫、哥、呱”，群纽的“鼽、球、噱”，疑纽的“吟、嚚、喦”等；齿音，如庄纽的“琤、铮”，心纽的“琐、僁”，清纽的“牄、鎗”等等；舌音，如端纽的“挃、玎”，透纽的“镗、叹”，定纽的“恸、殿”，来纽的“硠、唳”，昌纽的“嘽、犨”等；唇音，如滂纽的“彭、喷”，并纽的“咆、唪”，明纽的“鸣、牟”等。从五音来看，以喉音字最多，其次是牙音、舌音和齿音；从声纽的角度来看，晓纽字最多，其次是匣纽和影纽。影纽是零声母，由于发音时没有发辅音而形成的阻碍，因此气流经由喉部在口腔中不受阻碍，十分流畅；晓纽和匣纽发音时，从喉部发出的气流直接冲破舌头与上颚形成的阻碍，这些音都属于喉音。“一切声韵，都是由喉而发，也是由喉而收”[4]。喉音，是从婴儿开始便自然能发出来的音，因此有人称之为最原始的音、最简单的音。在造字的时候选择最简单的音，用最方便的发音方法来模拟声音，这无疑是一种拟声的绝佳办法。因此对于自然界(尤其是人类生活中)那些十分常见的声音的描摹，晓纽、匣纽和影纽等喉音声母最为多见。

不同声纽的拟声词所拟的声音也各有特点，如清纽的声音多比较清脆，如“牄，鸟兽来食声也”，“瑲，玉声也”等；晓纽的声音多具有细微、平缓的特点，如“呷，吸呷也”，“鼾，卧息也”等；定纽所拟的声音则比较洪亮，如“恸，大哭也”，“咷，楚谓儿泣不止曰噭咷”等。不过不同声纽的拟声词在所拟声音上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声纽的清浊音上，即清音所拟的声音比较清新流畅，而浊音所拟的声音比较浑浊厚重。关于这一区别我们在后面将详细探讨。

(二)韵部

从韵部的角度来看，几乎每韵都有拟声词。如之部的“咳、悝”，幽部的“喌、嗥”，宵部的“嚣、号”，鱼部的“呼、呱”，歌部的“琐、吹”，脂部的“咦、喈”，微部的“唏、欷”，月部的“吠、歇”，质部的“濞、嚏”，物部的“旡、喟”，缉部的“潝、吸”，叶部的“嗑、磕”，东部的“唪、恸”，阳部的“响、镗”，耕部的“玲、玎”，元部的“鼾、咺”，真部的“辚、嚚”，文部的“浑、狠”，侵部的“嗿、吟”等等。从三大韵部来看，阳声韵拟声词数量最多，其次是阴声韵，入声韵略少一些。阳声韵是以鼻音m、n、ng收尾的韵，如“蒸部、冬部、元部、真部、侵部、谈部”等。鼻音是气流冲破阻碍，在鼻腔内形成的，所以在听觉上它给人一种厚重、浓郁的闷响感和包容感；气流振动声带从鼻腔冲出来，所以在力度上也比较强大，因此阳声韵所模拟的声音大都具有较强的延长性。如“鎗，钟声也”、“霆，雷余声”、“鼾，卧息也”、“宏，屋深响也”，都让人产生余音不绝、厚重回想的联想。阴声韵是指没有韵尾或以元音为韵尾的韵，包括“之部、幽部、宵部、鱼部、歌部”等。元音是气流通过声门振动声带后，在口腔里不受阻碍而发出的，阴声韵发音时因为无特别紧张的器官，无需用力，呼出的气流也比较弱，所以阴声韵所模拟的声音大都显得比较弱小、平坦，并且由于声音是在口腔内形成，因此声音具有较强的扩散性。如“啸，吹声也”、“牟，牛鸣也”、“呼，外息也”等。入声韵指以塞音p、t、k为韵尾的韵，包括“药部、铎部、物部、觉部、月部”等。因为入声韵韵尾收音快而急，所以用入声韵模拟的拟声词大多是发音迅捷、短暂、响亮，或有频率的声音。如“挃，获禾声也”这是模拟割草的声音，“吠，犬鸣也”这是模拟狗叫的声音，“嗾，使犬声”这是发出让狗咬人的声音，这些声音都是无延伸性的声音，基本以瞬息性、响亮、且重复性较强为主要特点。

(三)声调①

从声调的角度来看，平、上、去、入四调皆有拟声词分布，如平声调的“匣、轰、訇”等，上声调的“咺、啴、芈”等，去声调的“恸、殿、啸”等，入声调的“吠、唳、啧”等。不过从四大声调来看，分布也并不是均匀的，平声调的词所占数量最多，几乎一半的拟声词都是平调词，其次是入调的，去声的最少。李世中认为，表示“飘、扬、漂、浮、升、翱、翔、翩”等义字词用平声，表示“降、坠、溃、读、破、碎”等义字词用去声，表示“绝、裂、拆”等义字词用入声。[5]即在汉字中，声调也与意义有一定的关系。这一点在《说文解字》拟声词中也得到了验证。如模拟水声，水势平稳的流动发出的是“淙、潺、浑”都是平声字，当水流突然而至，则为“濞”，这是一个入声字；模拟动物气息的声音，平声的有“呼、吸、歇、鼾、犨、”等，这时所模拟的都是平静的时候喘息的声音，但是如果呼吸的速度发生了变化，不再平稳、起伏不定的时候，则用入声或上声来拟音，如“息、喟”都是入声字，“嘽、喘、”都是上声字。再如“唏，笑也”、“咳，小儿笑也”都是平声字，而“啧，大呼也”、“唪，大笑也”、“噱，大笑也”是入声字。总之，当模拟的是平静、平常、正常、顺畅的声音时，多用平声调，因为平声调音高较高而且声势平稳，如“喈，鸟鸣声”、“轰，羣车声也”、“猩，犬吠声”等；而入声调发音呈降调流线，所以模拟需要用力、张大口发出的声音的时候，多用入声调，如“嗾，使犬声”、“哭，哀声也”、“旡，食气屰不得息”等；上声调的拟声词所模拟的则多是有起伏变化的声音，如“所，伐木声也”、“哽，语爲舌所介也”、“芈，羊鸣也”等其声音听起来与上声调的发音十分相似，具有曲折的变化。

二、拟声词语音与语义之间的关系

索绪尔曾经指出，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能指和所指之间不存在任何内在的联系或者自然的纽带，也就是说，音与义之间是一种任意性的存在，没有必然性可言。比如“书”这一事物，在汉语中念做“shū”，在英语中是“book”，它们的所指都是“书籍，装订成册的着作”等。拟声词是自然对人的一种启发，人们只要觉得某个声音相似，就沿用某个发音，因此会有一个声音由多个词来模拟，和一个词模拟多个声音的情况存在。如《说文解字》中“咺、唴、咷、喑”都是“儿泣不止”的声音，“猩、猥”都是“犬吠声”，“潺、淙”都是“水声”，这是多个词模拟一种声音；也有多个声音用一个词模拟的，如“笑也”、“哀痛不泣”均为“唏”，“鸟鸣声”、“凤皇鸣声”都叫“喈”。但是，从实践中我们会看到，无论是模拟人类自身自然发出的声音，还是动物本能发出的声音，抑或是自然界其它事物所发出的声音，这些拟声词有一个共性：即一个拟声词所表达的概念与它所模拟的声音之间的关系是稳定、固定的，对于任何民族或地区、任何时代的人来说，对拟声词意义的理解几乎都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或分歧。正如前面我们对《说文解字》中拟声词的声韵调的分析，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声纽、韵部、声调与它们所组成的音节要表达的概念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某一声音的拟声词要模拟哪种声音，或者哪种声音要用什么样的声韵调来模拟，这是有一种必然性、规约性在起作用的。因为拟声词的语音与语义之间并非是任意性的组合，而是具有一定的“约定”或“选择”关系。

(一)拟声词对声音模拟的主观性

拟声词是模拟自然界各种声响的词，但是在模仿声音的时候，有着很强的主观性。自然界的声音变化万千，声色庞杂，每一种声音进入到人们的耳朵中，经过大脑的诠释和解析，人们再从各自的语言系统中选择相似的音对它进行模拟和再现。这个过程不是对自然声音的录音机式的物理模仿或实录，而是依据本民族语言系统的特点、根据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习惯，对自然界已有声音的一个再创造、再加工的过程和结果。

如《说文解字》中关于水的声音，就区分出“活，水流声”、“灂，水小声”、“濞，水暴至声”、“潝，水疾声”、“汋，激水声也”、“浑，混流声也”等。再如六朝《禽经》对各种鸟的叫声的细致模拟，“乌鸦哑哑，鸾鸣噰噰，凤鸣喈喈，凰鸣啾啾，雉鸣嘒嘒，鸡鸣咿咿，鸎鸣嘤嘤，鹊鸣唶唶，鸭鸣呷呷，鹄鸣哠哠，鵙鸣嗅嗅”。不仅汉民族对声音区分精细，在英语中，各种飞禽的叫声也是各有千秋，“公鸡 crow ，母鸡cackle、cluck ，小鸡cheep ，火鸡gobble，鸭 quack ，鹅cackle、hiss、creak、gaggle，鸽子 coo、crood、croud、croodle，喜鹊 chatter、clatter ，麻雀 chirp，鹌鹑curkle，斑鸠wail，乌鸦caw、croak 、夜莺 warble、pip、jug、jug-jug ，布谷 cuckoo ，画眉guaver”等。不同的民族对同一事物声音精细度的区分也不完全相同，如汉语中牛的叫声为“牟mou”，而在英语中又区分出公牛bull的叫声是“bellow、low”、母牛cow的叫声是“low”、小牛calf的叫声是“bleat”、水牛buffalo的叫声是“boo”等。可见人们对声音的记录更多的是一种源于生活、生产实践的模拟，而不是语音学或生物学上的纯粹实录，即这种模拟是因为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需要”就是人主观选择的结果。所以在模拟的过程中，受人的发音器官、语音系统、对自然声音的感知和观察情况、声音的多变性及民族的风俗、文化习惯等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拟声词鲜明的民族性、主观性的特点。

这种主观性不仅体现在不同民族语言的差异上，同时也体现在同一民族的语言之中。

在《说文解字》中的拟声词，有的只训释为一种声音，但在与其同期或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发现其拟声极具丰富性、变化性、多指性。这些声音，有的彼此之间音色相近、所指事物种属相近；有的则不仅音色相距甚远，且种属关系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如“嘒”，《说文解字》释义为“嘒，小声也。《诗》曰：‘嘒彼小星。’”，而同在《诗经》中“嘒嘒管声”则是模拟吹奏管乐的乐管音，“菀彼柳斯，鸣蜩嘒嘒”是模拟蝉的叫声，“其旂淠淠，鸾声嘒嘒”则是模拟鸾鸟的叫声，在六朝《禽经》“雉鸣嘒嘒”中又模拟的是雉鸡的叫声；“哑”，《说文解字》释义为“笑也。《易》曰：‘笑言哑哑。’”它是模拟笑声的，但在《楚辞》“乌鹊惊兮哑哑”中是模拟乌鸦的叫声，在唐代白居易《念金銮子》“况念夭化时，呕哑初学语”中则是模拟小孩子学牙牙学语之声，在唐代李贺《美人梳头歌》“辘轳咿哑转鸣玉，惊起芙蓉睡新足”中又模拟的是辘轳转动时发出的声响等；“呱”，《说文解字》释义为”呱，小儿嗁声。《诗》曰：‘后稷呱矣。’”是模拟婴儿啼哭的声音，在六朝时期王僧孺《从子永宁令谦诔》的“寒不夜哭，惟独呱呱”中是模拟乌鸦的叫声，在明代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只见这些妖精咭咭呱呱”中则是模拟妖精们说话的声音等。

可见，无论是用不同的词模拟同一声音，还是用同一个词模拟不同的声音，都是源于拟声者对声音不同的感悟和理解，对声音特质的不同认知和把握。因为“语言有一种倾向，它通过把某些区别看作具有决定意义而忽视其他区别，从而‘把结构强加于真实世界’。人们用语言来划分事物类别的方式，有时显然是以人为中心的……人们对事物的分类受文化规范，而不是受外界客观事物支配”。[6]因此，人的主观性，决定了拟声词音义之间并非是任意的组合，而是存在着一种约定机制，因而这种组合关系“选择性”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

(二)拟声词对声音模拟的相似性

拟声词是通过对自然界事物声音的模仿来表现一个概念的，不同民族的人们由于对同一事物的认知有差异，而表现出音与意义关系上的主观选择性。不过，自然界的声音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现象。虽然对它的命名是人类大脑的一种主观行为，但是不同民族在对同一种声音的模拟中，也表现出尊重这一客观存在的客观性，在对声音的模拟中，在不同民族或地区的拟声词中还表现出相似性和一致性的特点。

如羊的叫声，《说文解字》拟为“芈mi”，现代汉语拟为“咩mie”，法语拟为“bêlement”，德语拟为“meckern”，都发出了“m”的声音；牛的叫声，《说文解字》拟为“牟mou”，现代汉语拟为“哞mou”，法语拟为“meuh”，英语拟为“moo”，德语拟为“muhen”，都模拟了“mu”的音；风声，《说文解字》拟为“飒sa”，法语拟为“siffler”，英语拟为“rustle、sough”，德语拟为“stüren”，都抓住了风声“s s”响的特点；人呻吟的声音，《说文解字》拟为“呻shen”，法语拟为“sanglot”，德语拟为“secfzen”，抓住呻吟时细微的气息从鼻腔发出的特点，所有都发“s n”音。类似的还有溪水流动的声音，汉语为“淙cong、潺chan”，法语为“gazoullis”，德语为“rauschen”；崩声，汉语为“嶏bo”，法语为“boum”，德语为“klappern”，英语为“bang”等等。

这些拟声词的发音尽管有的差距较大，但是我们几乎总能听出来在某些字母的发音十分相似。这种相似性，在“爸爸”和“妈妈”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和突出，“爸爸”汉语为“baba”，法语为“papa”，英语为“papa”，德语为“papa”；“妈妈”汉语为“mama”，法语为“maman”，英语为“mama”，德语为“mama”等。这说明，尽管人们对声音的模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明显的主观性，但是由于拟声是对自然界客观事物——声音的模拟，这种事物存在的客观性，决定了模拟要尊重客观事实。所以在对具有某一特质的声音的模拟中，我们看到不同民族的语言、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在选择哪种音色的辅音或元音进行模拟的时候，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和一致性。

从辅音的清浊来看，各民族的拟声词中都是清声的拟声词数量多于浊声拟声词，且在拟声上也存在许多的相似性。在《说文解字》的拟声词中，清声声母一般模拟的声音都有顺畅、清脆的特点，如“磕，石声”、“喈，鸟鸣声”、“鎗，钟声也”、“啸，吹声也”、“喘，疾息也”等；浊声声母模拟的音多显得比较厚重、嘲杂，如“彭，鼓声也”、“殿，击声也”、“琐，玉声也”、“噱，大笑也”、“钺，车銮声也”等。在法语拟声词中，清音c多模拟的是动物清脆的声音，如“杜鹃cou-cou、蟋蟀cricri”；d、t则多模拟的是机械的声音，如“drelin-derlin(门铃)、tie-tac(钟表)”等；浊音m一般模拟的是比较轻柔的声音，如“miaulement(猫叫)”等。在英语拟声词中，清音s模拟的声音大都是比较细小的声音，如“squeak(老鼠叫)、scream(孔雀叫)、hiss(蛇)”等；浊音r往往用来模拟那些厚重、浑浊的声音，如“roar(虎吼叫声)、grunt(骆驼叫)、bray(驴叫)”等。在德语拟声词中，清音k多模拟的是响亮的声音，如“knurren(狗叫)、kr?hen(公鸡鸣叫)、gack(母鸡叫)”，浊音r模拟的主要是低沉的声音，如“grunzen(猪叫)、brüllen(狮子低吼)、brummen(熊低吼)”等。这和清音发音省力、浊音发音费力，所以清音具有积极愉悦、浊音厚重沉闷的感情基调等，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从元音来看，元音a是响度最大、开口最大的元音，元音i正好与它相反是开口度最小、响度最小的元音，元音o、e、u介于二者之间。从声音与意义的关系上来看，这些元音也分别模拟具有不同特征的声音。元音a一般模拟的声音都十分响亮，具有很强的延展性和扩散性，如汉语中的“呷jia、哑ya、哇wa”等声音，法语中的“blabla(不停的说话)，dia(驾马的声音)”，英语中的“bark(狗叫)、bang(啪)”，德语中的“quak(青蛙叫)、krach(咔擦)”；元音o一般模拟的声音都和发o音的口型相似，比较圆润，具有包容性，如汉语中的“活huo、宏hong、嗷ao”等声音，法语中的“ouaf(狗叫)，mio(猫叫)”，英语中的“croak(青蛙叫)、miom(猫叫)”，德语中的“donnerm(隆隆声)、drÖhnten(轰隆)”等；发元音e的时候，口要向两侧使劲儿拉开，发音显得难度比较大，所以用e拟声的较少，如汉语中的“啧ze、磕ke”等声音，英语中的“gibber(猿猴啼叫)”，德语中的“gackern(母鸡咯咯哒)”等；用元音i模拟的声音往往都是比较细小或尖锐的声音，如汉语中的“玎ding、嗁ti、唳li”等声音，法语中的“门铃声dring(门铃声)”英语中的“whinny(马叫)、sing(云雀叫)”，德语中的“quieken(小猪叫)”等；元音u发出的声音一般比较低沉，如汉语中的“裻du、虖hu、哭ku”等声音，英语中的“boo(水牛叫)、whoop(白鹤叫)”，德语中的“brummen(熊叫)”等。

辅音与元音在表意上的这种相关性和相似性，不仅仅反映在拟声词中，而且表现在一种语言、甚至多种语言的系统中。

如在汉语、英语中，辅音h拼出来的词都常常带有劳累、疲乏的语义特征，如汉语中的“汗han、毁hui、夯hang、嘿hei”，英语中的“huge、hurry、heavy、hop”等；辅音b组成的词常带有稳固、强壮、牢靠的意思，如汉语中的“爸ba、棒bang、邦bang、背bei、堡bao”，英语中的“boy(男孩)、boss(老板)、back(后背)、bear(熊)”；元音i 往往是与细小、微弱的概念相联系，如汉语中的“溪xi、隙xi、滴di、仔zi、米 mi、粒li、抿min、宁ning”，英语中的“tlittle、 slim、 teeny”等等；元音a常与庞大、厚重的概念相联系，如汉语中的“大da、胖pang、涨zhang、咤cha、怕pa”，英语中的“large、 maximum”等等。

可见，拟声词的语音形式是以它所要表达的概念——自然界的客观声音为原型的，也就是我们运用拟声的方法赋予声音一个语音表现形式，从而实现拟声词表情达意、交流交际的目的。所以我们说拟声词的语音与意义之间不是一种任意性的组合，而是有其内在的理据和规律的。

拟声词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表现力和极强的生命力，从最初作为为事物命名的一种造词方式，发展到后来直至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美学和音响效果的修辞手法，如Kodak会让人联想到按动照相机快门的“喀嚓”声，“娃哈哈”则模拟小孩喝饮料时高兴的笑声，“必扑”则让人直接联想到灭蚊剂的强大效能。正如美国的语言学家萨丕尔在《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中所说：“它们实在是人脑的创作，想像力的发挥。”[7]这种极富想象力的发挥和创作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富蔵。

三、形声字语音与语义之间的关系

语音与语义之间的密切关系，其实不仅表现在拟声词中，在语言系统中，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尤其是在汉字的形声系统中。

王力先生曾说：“一种语言的语音的系统性和语法的系统性都是容易体会到的，唯有词汇的系统性往往被人们忽略了，因为词汇里面一个个的词好像是盘散沙。其实词与词之间是密切联系着的。”[8]词与词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在形声字中就表现为语音的系统性与词义的系统性的融合。即以形声字的声符为线索我们将会发现一系列同声符的形声字在意义上的共性，如：

声符为“丁”的形声字多有“集中、小、尖、坚固”等意义在其中，此义源于“丁”即“钉”的本字，“钉”是用以贯物使坚固的一种工具，如《三国志·魏志·牵招传》：“贼欲斫棺取钉，招垂泪请赦。”以“丁”取声的字多取义“丁”的形象特点与功能特点，即“小、尖”或“集中、固定”等意义。如：一个人单独站在那里，好像一颗钉子似的，显得孤零零的，就是孤独，写作“仃”；目光集中地看着一处写作“盯”；人头的最上端，叫做“顶”；昆虫类用针形口器螫刺叫做“叮”；心中好像插了一根钉子形容恼恨或不得志写作“忊”；“虰”即蜻蜓；“汀”指水边平地，小洲；“町”指田界，田间小路；“疔”即疔疮；“耵”指耳垢；古代建在高处的一些小型建筑，这些建筑物的基地固定如丁钉一般，所以叫做“亭”；贮食，堆放食品于器，即将食物集中在一处，叫“飣”；停船时沉入水底用以穏定船身的石块或系船的石礅叫“矴”；“帄”是补于破衣上之布块；“靪”是指马鞍两侧的踏脚镫等等。

带有声旁“咢”的词以“坚硬”为基本意思，如：刀剑的刃既锐利又坚硬叫“锷”；花的“萼”位于花的外轮，呈绿色，在花芽期有保护花芽的作用；分隔口腔与鼻腔的“腭”(又写作“颚”)前部为骨与肌肉构成，较坚硬，称硬腭，后部为结缔组织与肌肉构成，较柔软，称软腭，其中上颚又叫“齶”；“鳄”在徐珂《清稗类钞·动物·鳄》中描述为“爬虫中之体大而猛恶者，长者至丈余，背有鳞甲，甚坚硬”；鸟类中性情凶猛，背褐色，头顶颈后及腹部白色，嘴短脚长，趾具锐爪，栖水边，捕鱼为食，俗称鱼鹰的雕，叫做“鶚”；崖岸、边际叫做“堮”；人长久地注视某处，如同僵硬在那里，叫做“覨”：人惊讶之时，往往是一动也不动称之为“愕”等等。

以“瓜”为声符的形声字，常取声于“瓜”的“大、圆、重”等意义，如：小儿哭声一般都很大，所以叫“呱”；形容大腹的样子，叫做“胍”；土堆起来，底部总是很大，所以写作“坬”；“苽”是一种植物，生池沼中，今名茭白，其形状就是肚子大而圆；“觚”是一种古代饮酒的器具，一般是青铜制，长身侈口，口部与底部呈喇叭状，细腰，圈足；“罛”是一种大型鱼网；“軱”指大骨；“鈲”是系纤绳的用具，一般都是又大又重等等。

如果将这几组形声字声符的意义与它们的发音联系在一起，我们会发现，元音i 与细小、尖锐的概念相联系，元音e与坚硬、强直的概念相联系，元音a常与庞大、厚重的概念相联系。形声字声符的意义与其语音之间的密切关系，又被充分利用到形声造字法中，并将这一意义扩展开来。这一原则其实在最初并不是一种人为的约束，而是一种原始思维的选择。

四、语音与语义关系的形成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曾经说过：“原始思维不只是神秘的，而且也是原逻辑的。”因为“它看不出把两个客观上不同种类的事物等同起来，把部分与整体等同起来有什么荒谬之处。如果用神学的语言来表示，它可以毫不为难地容许一个客体的许多存在；它不考虑经验的证据，它只是关心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神秘的互渗，并受这互渗的指导。”[9]430在这种原始思维的引导下，由于“存在物的无处不在或者许多存在，一个与许多、一个与另一个、个体与种属等的同一，这一切会使服从于矛盾律的思维感到深恶痛绝和陷人绝境的东西，却是原逻辑思维所绝对能容忍的。”[9]460人类学家所揭示的人类原始思维的“原逻辑”特点，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我们可以以此来重新审视、重新认识语言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因果现象，它也提示我们，我们如果用现代人的逻辑思维来理解和阐释远古时代的历史与发展，那么很多现象将对我们是一个又一个的未解之谜，因此我们也同样不能用现代人的逻辑来理解和阐释语言发展历史上的语词分化、演变与以及由此积淀下的复杂而繁复的语言系统。

索绪尔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见解：“我们的记忆常保存着各种的句段，有的复杂些，有的不很复杂，不管是什么种类或长度如何，使用时就利，联想集合参加进来，以便决定我们的选择。当一个法国人说marchons!‘我们罢!’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地想到各种联想的集合，它们的交叉点就是marchons!个句段。它一方面出现在marche!‘你步行吧!’，marchez!‘你们步行吧!’这列里，决定选择的正是marchons！同这些形式的对立:另一方面，malrchons里起montons!‘我们上去吧!’，man罗ons!‘我们吃吧!’等等的系列，通过同样序从中选出。说话人在每一个系列里都知道应该变化什么才能得出适合于他所的单位的差别。如果要改变所要表达的观念，那就需要另外的对立来表现另外值；比方说marchez!‘你们步行吧!’或者montons里‘我们上去吧!’。”[10]178由此可见，“念唤起的不是一个形式，而是整个潜在的系统，有了这个系统，人们才能获得构符号所必需的对立。”[10]181这一原则大到句子，小到音位要素，“只要具有一个价值，不受这一确定和选择程序的支配。”[10]181

索绪尔的这段话实际上揭示了语言输出过程中相似规律在起着重要的作用：任何一个语言单位的输出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相似于说话者存贮在大脑中的其他语言单位。语言符号的相似性是客观物质世界的相似性在我们大脑中的反映，两者均存于大脑的长时记忆中，随时听候提取和使用。长时记忆中贮存的知识单元我们称相似块，“人们大脑中存贮的相似块不是静止的，它一方面和感觉器官输入的信息互联系、相互作用，又能和其他相似块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就如频谱分析仪中相干、相关作用一样，也会结成一个新的相干、相关的新的相似块来。”[11]

音义之间“约定俗成”的结合也许在言语产生之初是一种任意性的表现，也就是说是因原始思维而产生的一种关联，但是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随着文字的增多、词汇的繁衍，人类对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入，这种“约定俗成”也必然转向为“约定”，即音义的任意结合逐渐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由偶然王国进入到必然王国。因为语音和词义是存在于同一个词的统一体中，彼此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因此随着二者结合数量的增多，二者之间逐渐产生了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俗成的“约定”了。当语言中这种“约定俗成”的社会属性在词的声音与意义关系约定俗成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具有了严格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对于新词的产生和词汇的丰富化，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事物的不断出现，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为了满足人们交际交流的需要，新词新语大量涌现。这些迅速催生的新词，必然要利用原有的音义关系来创造。雷缙碚认为，“新词的产生以及旧词获得新义往往有待于新概念的产生。新概念的产生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认识新事物形成新概念，二是对旧有概念的再认识，在此主要是对旧概念的分析和概括，从而形成新的概念，三是概念的抽象化。”“如我们面对一新事物，以至在我们的头脑里形成了一个新概念而需对其命名时，我们不可能摆脱旧概念的影响而给与一个所谓的‘全新的’名。我们往往是将此新概念与我们所已有的旧概念相比较，或比其相似性，或比其相关性，从而予以命名，得到新词。记录新概念的新词与记录旧概念的旧词在语音上往往相同或相近，这样便可以产生‘相似’类的同源词和‘相关’类的同源词。”[12]“新词产生的主要途径是词义的引申分化。新词在语音方面有两种情况，一是语音不变，在一个词内增加新的义项；一是语音稍变，由一个词派生出新词，成为派生词。同一语根的派生词——即同根词——往往音相同相近，意义相同相关。在同词族中，派生词的音和义是从其语根的早已约定俗成而结合在一起的音和义发展而来的，因此带有了历史的可以追索的必然性”。[13]因此，我们认为，词的发展是以声音为纽带的，以声音来系联起一组组意义上相近或相关的词语。抓住了声音这一线索，有助于更好更深入的探求词的意义之源及其发展历程。

注释：

①本文研究中对拟声词声调的归类，依据的是唐作藩《上古音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

[1]向熹.诗经词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2]唐作藩.上古音手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3]郑张尚芳.上古音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4]胡朴安.文字学常识[M].北京：中华书局,2012:10.

[5]蔡基刚.英汉词汇对比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43.

[6]杰弗里·利奇.语义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37.

[7]耿二岭.与象声词有关的符号问题：兼与文炼先生商榷[J].中国语文,1994(3).

[8]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45.

[9]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0]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79-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