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刚，裴振磊

(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效率：基于《资本论》视角的分析*

刘新刚，裴振磊

(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古典主义经济学将人抽象为理性人，在这一假设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效率具有“三位一体”式的内在统一关系。但在现实中，人的非理性心理机制、市场的垄断性、社会信息的不对称性、社会的利益集团性等，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经常呈现无效率甚至反效率状态。《资本论》给出了抽象经济学的批判进路和现实经济学的拓展进路，它启示我们：在学术上，我们应该对抽象经济学和现实经济学进行学理区分性探讨；在现实中，我们应该以《资本论》为基础理论资源凝练中国具体经济改革道路。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效率；资本论

目前无论是在经济理论探讨中还是在经济实践操作中，都在某种程度上弥漫着一种成见，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效率。这既表现在一些学者对西方模式、绝对私有化改革的推崇上；也表现在学术界对私有化、自由化的指责大都集中在社会公平上。毋庸讳言，这种倾向对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社会主义导向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当前，任何对于这一问题的回避或者不彻底的批驳都将造成我国在下一步改革中的障碍或挫败。本文以《资本论》为基础分析视角，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带来效率”这一命题进行实质反思，以期待在观念上正本清源，同时在实践中我们能自觉坚持中国经济改革道路的自主创新。

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效率：抽象层面的成立

只要我们检讨一下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尤其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效率相关的叙述命题，不难发现，长期以来，众多经济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然带来效率。近一个世纪前，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就提出：“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实质。这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是可能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对它进行‘人为的’模仿。”[1]他认为市场经济天生地根植于资本主义。时至今日，曼昆(N. Gregory Mankiw，1958-)在其畅销全球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指出：“这只看不见的手考虑到了有关买者与卖者的所有信息，引导市场上每一个人达到按经济效率标准判断的最好结果。……自由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最好方法。”[2]159他认为自由市场可以实现效率。西方经济学为什么会秉持这种信念·这需要从亚当·斯密的人性假设开始加以说明。亚当·斯密认为人有利己倾向，与此同时，“人天生具有一种对社会的热爱”，因为“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社会的繁荣休戚相关，他的幸福或者生命的维持，都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秩序和繁荣能否保持。”[3]109也就是说，个人必然会意识到，自己的私利从长远来说要以社会整体福利的好坏为基础，从而，个人私利和社会公共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于是，利己心升华为一种广义的理性精神，单纯自利的人成为理性人，而理性人则构成市场经济的最深刻前提。“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3]231但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3]232。这只“看不见的手”正是自由市场。如果说“理性人”假说为个人追求私利和社会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之间的一致提供了可能性，那么，自由市场便使得这种可能性得以实现。

不用说，只要我们接受理性人假设，不管愿不愿意，我们也将接受以下两点：第一，市场能够自发调节，达到均衡状态。在自由市场中，每个参与者都是理性人，他们知道自己的需求和偏好，而且能够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作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这要通过最基本的市场活动——买卖商品来实现。如果某种商品供不应求，众多买者就会争购。为获取更大利益，卖者会提高售价，价格上涨使得供给此商品的利润抬升，于是更多的生产者生产该商品。随着供给增多及涨价造成的需求减少，供需差距逐渐缩小，直至消失，这时该商品市场就实现了均衡。反之，如果某种商品过剩，卖者只能降价出售，这使得供给该商品利润下滑，经过理性考量，供给方会减少该商品的生产。供给的减少、降价带来的需求增多，会使该商品复归到供需平衡状态。这种运动表明市场具有向均衡状态收敛的自我调节能力。第二，这种均衡状态正是效率状态。社会总体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社会总效益也就等于个体效益之和。个体无非分为供给方和需求方，所以问题就落脚到对于供需双方的效益的考察上来了。对于买者来说，他们对商品存在效用评价——这种效用评价用货币表示即买者愿为商品支付的最高价格——不同买者对同一商品的效用评价不同，如果买者对一商品的效用评价高于其价格，则有消费者剩余，买者就会购买这一商品；反之，则不会购买。在均衡状态下，购买商品的正是对商品评价最高的那部分买者，而市场把商品卖给这部分支付意愿最高、消费者剩余最大的买者，正好实现了总体消费者剩余的最大化。对于卖者而言，生产商品有机会成本，且不同生产者的机会成本不一样。如果某种商品的价格高于卖者生产此商品的机会成本，则有生产者剩余，卖者就会生产该商品；反之，则不生产。同样，在均衡状态下，供给商品的是生产此商品的机会成本最低的那部分生产者，市场把商品交由生产成本最低，即生产者剩余最大的卖者来生产，实现了总体生产者剩余最大。曼昆指出，“在生产量和销售量达到市场均衡时，社会计划者不能通过改善买者之间的消费配置或卖者之间的生产配置来增加社会福利。”[2]158因此，其认为“自由市场生产出使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总和最大化的物品量”，[2]158这就推出了“计划者不必加以干预，社会就是幸运的”这个结论[2]159。

这个推论中，还包含着关于产权的基本要求，理性人追逐自己的利益，把资源配置好，这样就需要理性人明确自己的利益是什么，这也就需要产权清晰，其认为也就是私有产权，而完全的产权私有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问题推论到这里，我们发现，在抽象层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效率这三个词在意思上已经完全同构，无法分割。其实道理很简单，在理性人前提下，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实现效率的本质关联有两点：其一，自由市场得以实现经济效率，正是在于它把个体充分调动起来，让个体基于利己心，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作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进而实现基于每个个体最优而达到的社会整体最优的结果。激发个体利己心的前提则是产权私有，因为理性人没有动机为不属自己私有的产权进行最优决策。正如科斯定理所表明的，只要私人经济主体产权清晰，无论初始权利如何分配，利益相关者总可以达成某种协议，使得每个人的状况都得到改善，且结果有效率。其二，自由市场实现经济效率要依赖市场的自动调节功能，借此达到均衡状态。任何对市场的干预都将使经济偏离均衡状态，造成效率损失，而抽象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就是要抹煞任何计划色彩，防止其对自由市场的干预。所以，只要我们承认人是理性人，我们也就必须承认，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自由市场会达到均衡、实现效率；而市场经济要实现效率，也必须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当然以上这些问题的成立都是在抽象层面的，其将人的社会性全部抽掉了，嬗变为纯粹的理性人。

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效率：现实层面的不成立

按照上述基于理性人的抽象理论进行经济安排，在现实中是否实现了该理论所预言的效率状态呢？我们不妨以极端无效的状态——经济危机为例子来加以考察。15-18世纪是资本主义的积累阶段，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在1637年，荷兰发生了一次投机泡沫——郁金香狂热，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倒闭，南海泡沫破裂，资本主义市场的不稳定性初现端倪。19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如影随形的是，1825年，英国发生经济危机；随后1847年和1857年英国又相继发生危机；其后近60年内，资本主义国家平均每10年发生一次危机。直到 1929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大萧条，并肆虐全世界，直接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资本主义市场进入多元化阶段，危机也开始以多种新面目出场。1987年，华尔街崩溃；1990年，美国爆发储蓄和贷款危机；1996年，日本发生楼市泡沫及整体性危机；2001年，美国发生互联网泡沫引发的危机；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并大肆蔓延，直至今日，美国乃至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能走出此次危机的泥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这种频繁爆发，显然不能归结为偶然和意外。各国的经济实践也屡次印证了这一点，不论是搞私有化的拉丁美洲，还是本着“私有产权神话”祭出“休克疗法”的俄罗斯，都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挫折。这都充分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效率的一致在现实层面并不成立，在现实社会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先天性的内在对抗性。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马克思作为反思抽象经济学①的最著名学者，为剖析抽象经济学在现实中无效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资本论》中他给出了抽象经济学现实运行批判的如下重要学术视角。

其一，人的非理性心理机制。与抽象经济学偏重把人性抽象成为理性人不同，马克思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经济活动中人的现实心理机制，认为人在很多时候都表现出明显的非理性的心理。在《资本论》中，这种非理性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可能的高收益而产生非理性亢奋。这集中体现在市场繁荣及过热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信用发达，大部分投资都能获得可观的收益，于是，大部分人会认为，“为什么要放过这个大好的机会呢？为什么不大干一番呢？”[4]459。很显然，这种非理性亢奋会使市场参与者对客观存在的市场风险视而不见，甚至放弃对投资进行价值判断而铤而走险。第二，由于产权结构和委托代理关系的复杂化而出现的盲目追求个人短期利益的非理性心理。其实道理很简单，随着资产股份化的扩展，社会资产呈现为一种不断集中的趋势，这既表现为资产在不同市场的集中(如大量资产在金融市场的集中)，也表现为社会资本在大的公司企业的集中。这种集中带来的是分散的所有权和集中的实际管理权之间的对立，广大的分散的所有者(如持股的散户)没有实际的管理权，而实际操作管理的人(如公司经理)对自己管理的资产又没有所有权。于是，很多管理者就会从个人私利的角度出发进行决策，例如在任期内尽可能增加投资量以提高个人绩效而对投资的收益和风险熟视无睹，这些决策极易和所有者的利益、市场整体运行相悖。如马克思所说，“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4]498

其二，社会信息的不对称性。抽象经济学把信息对称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在其上筑建大厦，就这一点来说，马克思迥异于抽象经济学，他承认社会信息的不对称性并将其作为现实经济研究的重要前提。在《资本论》中，信息不对称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由于交通、通讯等造成信息传递的时滞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举例来说，在19世纪中叶东印度贸易欺诈中，很多投机者为了能够签发可供贴现、变现的汇票而购买商品，这一投机之所以能奏效，在于这些投机者可以利用来往印度的商品所需绕过好望角用帆船运送的时差谎称商品销售通畅(实际情况往往是那些商品已经滞销)。但是，“自从商品通过苏伊士运河并用汽船运送以来，这种制造虚拟资本的方法就丧失了基础：漫长的商品运输时间。而自从英国商人对印度市场的状况，印度商人对英国市场的状况能够在当日由电报得知以来，这个办法就完全行不通了。”[4]462也就是说，这种信息不对称可以由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进得到改善(而无法绝对消除)。第二，是由于人自身的信息收集和认知能力的局限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例如，鸦片战争后，面对中国市场，棉纺织业者认为这是疯狂扩张生产的绝佳时机，“我们怎么会有生产过多的时候呢？我们要为三亿人提供衣服。”[4]458显然，这是由于对中国市场的信息收集和主观判断的偏差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第三，是由于人的主动的赌博欺诈。赌博是明知信息不对称，却仍然在不掌握信息的情况下进行决策；欺诈则是通过市场势力或策略主动陷他人于信息不对称的境地。这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愈发明显，“信用制度…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4]500，“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取代劳动，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并且也取代了直接的暴力”[4]541。

其三，市场的垄断性。首先，我们不妨假设在相同时间内，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由于资本是以几何级数的速度积累的，那么，资本的量越大，增殖速度就越快，且小资本与大资本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样，市场演变的必然趋势就是资本越来越集中，最终形成少数的巨额资本。其次，随着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一定规模的固定资本成为生产的基本条件，对于大资本来说，这不难满足，而这对于小资本却构成一个隐形的“市场准入门槛”，从而剥夺了一大部分中小资本参与市场竞争的资格。最后，资本规模越大，可抵押的资产额就越大，所享有的信用也就越高，信用同样作为一笔“隐形资本”使得大资本能够以更低的门槛，更小的成本获得信用支持，节约流动性，扩张产业规模。就上述三方面，不难给出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运动规律：“小鱼为鲨鱼所吞掉”[4]498。并且，在资本向少数大资本家手中积聚的过程中，往往会伴随以下的变动：第一，很大一部分中小资本由于资本量门槛而直接被排除在市场竞争之外。第二，已经参与到市场竞争中的一些中小资本，和大资本形成竞争的对立关系，大资本依靠规模经济，能够以比中小资本更低的价格出售商品，即使这样，“一个拥有巨额资本的资本家所赚得的利润量，大于一个表面上赚得高额利润的小资本家所赚得的利润量”，甚至，“有意识地压低自己的利润率，以便把小资本家挤垮”[4]250。最终，资本的集聚使竞争性市场变成垄断市场。

其四，利益集团的联合和斗争。在抽象经济学视域内，经济运动过程本质上也就是物(或者说各种要素)的配置的过程，只要由市场来调节，这一配置就能实现最优结果。但是，现实经济中，要素的价格并非由要素本身的市场运动决定，而是关乎于要素背后的所有者形成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和斗争。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着重分析了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机器和自动化生产技术的推广，劳动力越发相对过剩，而且，相对于劳动者的数量，资本家的数量更少，更容易联合一致，此外，在对峙过程中，资本家依靠自己的巨大财富积累，可以有恃无恐地对峙下去，这些因素都导致工人在和资本家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必然处于劣势，资本家就据有了对劳动力的定价权，可以直接对劳动力进行剥削。自始至终，抽象经济学口中的自由市场的“自然神”并没有给具有定价权的资本家以惩罚，也没能给渴望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劳动者以庇佑，相反，劳动者只有“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5]才有可能争得基本的生存权利。资本家内部同样存在利益集团的斗争，《资本论》第三卷就谈到了资本家内部的倾轧，例如1844年银行法的施行，就得到了金融资本家的竭力推行，因为这一经济制度“周期地把产业利润放到高利贷者的钱袋中去”[4]636。这足以透显出刻印于现实经济基因中的利益集团性。

要言之，通过上述四个基本视角，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现实市场的无效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有趣的是，其后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内部进行一定的自我反思的学者也“不谋而合”地以人的非理性心理机制、信息不对称和市场的垄断性为基本视角，对资本主义私有市场的失效进行了分析。无论这种“不谋而合”是否是由于这些“主流经济学”学者受到《资本论》的影响，无可置疑的是，马克思开辟了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基本进路。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对利益集团的识别和分析构成了马克思分析市场无效和现实经济运行的重要内容，最充分地展示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独创性，最有力地证明了：在现实经济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难以实现均衡并达到效率，相反，它更多地呈现出无效率甚至反效率状态。

三、《资本论》研究的当代启示

以上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改革实践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其在理论方面的启示主要表现为：其开发出了抽象经济学的批判进路和现实经济学的拓展进路；其在实践方面的启示主要表现为：其告诫我们应该以现实经济学为指导，根据中国的具体实践，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下面，我们就对这两个方面作进一步的实质性分析。

理论上的启示包括抽象经济学的批判进路和现实经济学的拓展进路。这两个问题是相伴相生的，正如马克思是在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我们也按照先批判后确立的逻辑来展开本部分的叙述。

首先，我们尝试开发一条从学理深处而不是从经验层面的抽象经济学的批判进路。由于西方经济学以“原子式”理性人为基础，在其上建立高度抽象的理论大厦，加之高等数学的引入乃至过度应用，它与现实经济生活的联系就变得越来越模糊，同时极容易使接触它的人产生如下幻觉，即抽象经济学完全地拥有自己的独立性和无可置疑的唯一正确性，也因此诸多国家的经济操盘手均不可思议而又理所当然地无视历史和现实实践中完全私有化、自由化之殇，执信只要对这条公理足够虔诚就能得到“科学”的庇佑，从而打破实践经验笼罩在头上的魔咒。因此，从学理深处阐明抽象经济学的成立前提和局限，证成其在现实经济中的不成立，就成为关乎经济理论建设和社会现实福利的重大学术任务。这一问题是如此之迫切，学术界已经出现了大量批判抽象经济学的文章，但是，这些批判工作主要是从抽象经济理论下市场运行出现的局部性现象问题、抽象经济学下进行变革带来的发展中国家不发展以及抽象经济学下发生的经济危机等方面入手。尽管这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不得不说，这些研究仍然是停留在经验现象层面，而没有进入学理深处，其由于没能真正突围抽象经济学的逻辑闭环而无法完成彻底驳倒抽象经济学的使命。我们在本文中倡导一种致力于对抽象经济学进行学理深处的学术批判。这一研究进路才能真正地将抽象经济学驳倒，但是限于篇幅，本文在此无法展开。接下来，还有诸多问题亟待我们展开研究：第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于古典经济学所赖以为基础的“单个人”和“市民社会”[6]的旧唯物主义哲学进行了彻底批判，通过对该文本的研究可以对抽象经济学的哲学地基进行清理。第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对抽象经济学以“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7]5为出发点的方法论进行了直接批判，提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7]6，亦即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从而也是研究现实经济运行的起点和前提，把握这一起点，我们可以深入领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变革。第三，这一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革命在《资本论》中的具体运用，在这一鸿篇巨著中，马克思对于抽象经济学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无效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

其次，我们尝试开辟现实经济学拓展进路。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能够认识到，经济理论必须要考虑到市场主体的实践特性，这就要求我们基于“现实人”而非“理性人”来建立和拓展现实经济学。而“现实人”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现实人”是现实的，顾名思义，“现实人”就是从现实而非抽象假设出发，以现实中人的思考和行为特征为前提来进行进一步的经济研究。其二，“现实人”是差异化的，现实人不像理性人那样，把某种抽象的、同一的性质作为所有人的共同假设，而是承认不同的人的差异性，包括不同领域的人的差别。其三，“现实人”是生成的，与抽象经济学把理性人作为人性的本质和收敛方向不同，马克思认为现实人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不断变化和生成的。基于以上的“现实人”，我们可以深入定位和清理抽象经济学的大厦，在甄别和利用其合理部分的基础上，逐步拓展现实经济学进路。这里面有众多学术问题，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展开研究。

学理上的变动，进一步会带来认识上的变动，并最终体现在人类经济社会生活上的变动。几十年来中国正进行着一场举世瞩目的改革实践。这一改革实践在当前进入了深水区，需要我们详加考察。

通过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抽象经济学和现实经济学关于中国改革的观点，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经历了由基本一致到严重分歧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抽象经济学和现实经济学的分歧较小。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改革集中在农业、工业领域，这些领域以一般劳动为主，靠市场化就能较好地解决相关资源的配置问题。而随后，改革进入深水区，涉及到地产、金融和核心技术等社会性因素密度极大的领域。处在新的历史关口，中国之改革何去何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此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争。抽象经济学基于理性人假设，论证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会带来效率，自然也就应该以完全市场化的方式来推行改革。更有甚者，新自由主义已经不满足于把理性人作为一项假设，而是将其提升为公理。这样，改革的唯一方向就是向私有化、自由化归集，而不存在任何其他道路。由于其逻辑的自洽，导致很多人执迷其“科学性”。基于本文中关于现实经济学的研究进路，对于我国的改革，我们应该具有以下基本理念：

第一，市场经济改革不是向完全市场化状态收敛，坚持社会主义的整体性安排才能克服市场在现实中的诸多无效率和反效率问题。现实经济不像抽象经济学所描绘的那样，纯粹是一个不存在主体性的寻找资源配置最优解的单一过程，相反，社会性是其基本属性，社会性的复杂运动使得市场必然出现各种失灵。在现实科学的语境中，破解这一经济领域现代性困局的基本立脚点就是坚持个人和社会的辩证平衡，也就是自由市场和社会主义引导的张力协调。

第二，市场化改革不是“漫灌”所有领域，而是针对不同领域进行差异化思考。与抽象经济学的结论相反，按照现实经济学来分析，当下我国改革领域与之前的改革领域相比有极大差异性。地产和金融领域普遍存在高利润，且信息容易不对称，极易引发人的非理性心理，造成对该领域的垄断、赌博与欺诈。而核心技术领域涉及到国家间的重大或战略性利益竞争，而且相比地产和金融领域收益低、风险大，用自由市场来调节极易造成核心技术发展的停滞。对于这些现实中与抽象中差异显著的领域，要求市场化改革中始终要保持丰富的社会干预性和引导性。

在“原子式”理性人的基础上，我们发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效率具有内在一致性。但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分析视角，在清理整个抽象经济学地基的过程中不难发现，现实经济中的社会性是难以抹煞的，这就决定了这一命题在现实经济中必然嬗变为幻美的空想，同时充分地解释了现实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效率的原因。进一步，我们阐述了抽象经济学批判和现实经济学拓展的进路，为这两个重大学术任务的后续开展指出了方向，同时我们也指出了上述研究具体化到中国当下改革的实践方案。

注释：

①古典经济学以抽象的理性人作为基础来论证市场有效，其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继承了这一基础和内核，都以坚信市场有效为根本立场。我们把这些一脉相承具有相同抽象基础的经济学统称抽象经济学。

[1]路德维希·冯·米瑟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M].王建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04.

[2]曼昆.经济学原理(第5版)：微观经济学分册[M].梁小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49.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文 格)

Capitalism, Market Economy and Efficiency: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Capital

LIU Xin-Gang, PEI Zhen-Lei

(SchoolofMarxism,BeijingInstituteofTechnology,Beijing100081,China)

Based on the hypothesis of “rational man” put forward by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capitalism is the same as market economy and efficiency. But in reality, many factors make the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inefficient, including irrational mental mechanism, market monopoly,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terest groups and so on. InCapital, there is an approach of criticizing the abstract economics and expanding the realistic economics, which enlightens us that the abstract economics and realistic economic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in the research, and we should condense the concrete economic reform road of China based on the basic theory inCapital.

capitalism; market economy; efficiency;Capital

2016-11-12

刘新刚(1978-)，男，山东省文登市人，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资本论》研究； 裴振磊(1992-)，男，河北省邯郸市人，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资本论》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CKS007)

A1;F0-0;F120.2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