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贵

★旅游研究★

旅游导向的四川藏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
——以甘孜州为例

王兴贵

甘孜州为四川藏区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主体生态功能区划中为限制开发区，旅游导向的甘孜州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符合甘孜州州情、符合国家主体功能区的要求。研究发现，甘孜州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关联性强，部分城镇旅游驱动力强劲；城镇化存在水平偏低，区域差异显著，城镇基础设施和旅游配套设施相对落后等问题。研究提出藏族风情休闲度假镇、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藏民族风情镇、风景旅游型城镇、藏寨旅游社区建设型等城镇化模式，构成甘孜州新型城镇化金字塔等级体系，并提出相应的城镇化发展对策。

旅游导向；新型城镇化；模式；藏区；甘孜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4年的54.77%。城镇化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1]。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这部顶层设计的纲领性文件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具有极强的权威性和指导意义。新型城镇化被确立为国家战略，从制度层面给予确认。近几年来，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吴江、单卓然对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研究[2-3]，徐林综合城市生态可持续、城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城市的宜居性、城市设施服务均等化、城市文化软实力等提出新型城镇化“星系模型”与评价体系的框架[4]，牛晓春、王新越、曾志伟、安晓亮分别构建了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并对不同区域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进行评价[5-8]，刘静玉等探讨了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9]，吴旭晓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新型城镇化效率发展演化趋势及其驱动因素[10]。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密不可分，国内学者从旅游视角对新型城镇化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与城镇化的关系[11-13]、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14]、旅游城镇化发展路径分析[15]等。

甘孜州位于四川省西部，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是中国第二大藏区——四川藏区(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西、南分别与青海省、西藏自治区、云南省接壤，地理区位十分重要(图1)。甘孜州国土面积152629平方公里，约为四川藏区的61.45%(国土面积为24.59万平方公里)，辖18个市县，现有乡镇325个，其中建制镇28个，乡集镇297个，2679个行政村。近十多年来，甘孜州加大村镇建设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牧区生产生活环境，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2014年甘孜州城镇化水平已达到26.87%，是2000年城镇化率15.36%的1.75倍。

图1 甘孜藏族自治州在中国藏区中的地理区位

甘孜州作为中国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限制开发区；作为高寒藏区，是四川扶贫攻坚的“四大片区”之一；拥有旅游资源禀赋，具有旅游发展的先天优势条件。甘孜州地域辽阔，旅游线路长，旅游城镇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在全域旅游背景下，甘孜州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甘孜州农牧业和脆弱的、优美的生态环境为代价。因此，以旅游为导向，旅游业成为甘孜州优先发展产业，成为推动相关产业的原动力，成为推动甘孜州精准扶贫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不断满足游客旅游需求，是甘孜州城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本研究从旅游导向的视角对甘孜州新型城镇化进行分析，探讨藏区城镇化与旅游发展关联性、藏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为四川藏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甘孜州城镇化与旅游发展关联及问题

(一)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关联性强，部分城镇旅游驱动力强劲

产业与城镇化发展是区域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产业是城镇化发展的支撑。目前，甘孜州旅游业已有一定的基础，对农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品加工业等具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促进了城镇化发展，对城镇化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甘孜州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关联性强(图2)。为了进一步分析甘孜州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关联性，应用spss统计软件，利用2014年各市县城镇化率与旅游总收入相关数据进行对数线性回归模拟分析。其回归模型为：y=10.06Ln(x)+15.21(y为各市县城镇化率，x为各县国内旅游总收入)，线性回归的显著性检验结果为R2=0.605，表明甘孜州城镇化与旅游产业的关联性很强(图3)。

旅游总收入较高的康定、泸定、丹巴等市县城镇化率较高，旅游产业成为驱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旅游驱动城镇化显著。但甘孜州旅游产业发展总体滞后，对城镇化发展驱动不足，特别是旅游产业发展相对较差的白玉、德格、石渠、新龙等县城镇化率较低(图2)。

图2 2014年甘孜州各市县城镇化率与国内旅游总收入变化

资料来源：甘孜州2015年统计年鉴。

图3 2014年甘孜州各市县城镇化率与国内旅游总收入对数线性回归散点分布

(二)城镇化水平偏低，抑滞村镇发展

2005-2014年期间甘孜州城镇化都远远低于全国、四川省城镇化水平。2014年甘孜州城镇化率仅为26.8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7.9个百分点，比四川省平均水平低19.43个百分点。在全省21个市地州中，甘孜州的城镇化率位列第21位(全省末位)，比阿坝州低8.82%，比凉山州低4.57%，比邻近的雅安市低14.43%(表1)。

表1 2005-2014年四川部分市地州城镇化率比较*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公报(2005-2014)；《四川统计年鉴》(2006-2015)。

(三)小城镇规模偏小，辐射带动农村的能力弱

城镇是联结城乡的桥梁和纽带，城镇经济规模的扩大，人口的适度增加，能够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可以有力带动农村种植业、养殖业、服务业和特色产业的发展，改善农业种植结构、农村产业结构和农民就业结构。由于区位条件、地形条件、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甘孜州小城镇产业集聚度不够，规模普遍偏小，除部分县城、个别镇之外，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大都在1万以下、建成区面积在2平方公里以下。这让小城镇难以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辐射带动农村的能力弱。

(四)城镇化区域差异显著，发展不平衡

甘孜州内康定市城镇化率最高，2014年康定市城镇化率达到50.01%，高于四川省城镇化水平，是甘孜州平均水平的1.86倍；以318国道、317国道为依托的泸定县、理塘县、巴塘县、炉霍县、甘孜县、道孚县等相对较高；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经济发展较缓慢的白玉、新龙县、德格县、石渠县等城镇化水平较低，新龙县城镇化率仅为13.62%，为城镇化率最高的康定市的27.23%(图2)。

(五)城镇基础设施和旅游配套设施相对落后

表2 2014年甘孜州与全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水平比较*资料来源：甘孜州2015年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nations data国家数据(2014年)。

甘孜州城镇人口密度小，低于全国城镇人口密度，各县加强城镇道路、供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和旅游配套设施建设，但建设水平较低，不完善(表2)。由于受地域条件的限制，甘孜州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都远远低于全国城镇建设的面积。城镇供水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等尚未完善，用水普及率相对较好，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康定市等部分城镇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影响城镇居民生活用水、旅游用水等用水供给。多年来，甘孜州为建设优美乡镇，加强了城乡综合环境整治，但城镇污水处理系统和生活垃圾处理系统较差，污水处理率与生活垃圾处理率都很低，大大影响了甘孜州城镇居民生活环境，也影响了甘孜州作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旅游形象。

二、旅游导向的甘孜州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表3 旅游导向的甘孜州新型城镇化模式类型

旅游导向的甘孜州城镇化发展客观上要求城镇要向个性化、特色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其城镇的比较优势才有可能得到发挥。因此，甘孜州新型城镇化要根据甘孜州民族特色与地域条件，因地制宜，与现代农牧业、文化旅游业、旅游产业等融合发展，积极稳妥推动甘孜州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依据甘孜州城镇化发展的资源(旅游资源、农业资源、文化资源等)条件，满足游客需求多样化的需求，打造高原旅游特色城镇，将甘孜州旅游型城镇化模式分为：藏族风情休闲度假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藏民族风情镇、风景旅游型城镇、藏寨旅游社区建设型(表3)。各种类型因为城镇数量不同，形成不同等级，构成新型城镇化金字塔等级体系(图4)。

图4 旅游导向的甘孜州新型城镇化金字塔等级体系

(一)藏族风情休闲度假城

是指甘孜州政府所在地康定炉城镇，由康定旧城与新城组成。在甘孜州新型城镇化体系中，该类型相对人口较多，城镇级别最高。康定炉城镇是甘孜州旅游综合服务中心，是重要旅游目的地。依托康定情歌文化、跑马山、木格措风景区、二道桥温泉等旅游资源条件，承担旅游休闲度假功能，利用康定旧城海拔2616米和新城约2700米承担夏季避暑度假功能，又承担甘孜州旅游集散中心的辅助功能。

(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基于泸定、丹巴、德格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泸定泸桥镇依托红军长征文化，以及藏汉军民筑起的“两路”精神，充分利用县城内泸定桥革命文物陈列馆、泸定桥、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红军长征在甘孜纪念馆、二郎山川藏公路纪念馆等将泸定县城泸桥镇打造成为国内著名的红色文化历史名城，承担红色文化体验旅游以及红色教育功能，同时承担旅游集散中心的辅助功能。嘉绒藏族是藏族的重要组成，丹巴县是嘉绒藏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大东女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以嘉绒藏族东女国文化为依托，借助嘉绒藏族民族风情节，将丹巴章谷镇打造成东女国文化名镇。以格萨尔文化为依托，以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唐卡、壁画、雕刻、德格藏戏等为载体，将德格县更庆镇打造成格萨尔文化名镇。

(三)藏民族风情镇

甘孜州各地藏民族歌舞、民族艺术、民族节庆、服饰、特色民居等类型多样，各具特色。藏民族风情镇主要分布于交通条件较好的318、317国道以及部分省道(如，217省道等)，以新都桥、八美镇、夏邛镇、甘孜镇、色达色柯镇、石渠尼呷镇为代表，该类型既承担旅游发展的接待功能，又是重要旅游目的地。

(四)风景旅游型城镇

甘孜州生态环境优美，处处是景，具备全域旅游的资源条件，风景旅游型城镇主要是为甘孜州全域旅游提供旅游接待服务。主要表现在：为海螺沟冰川公园服务的磨西古镇为代表的冰川型，为稻城亚丁景区服务的香格里拉镇为代表的山地型；以峡谷景观、田园景观、气候景观为资源依托，分布于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三大河流沿岸的峡谷型城镇，以草原风光、动物景观(牦牛、绵羊等)为依托的理塘高城镇、稻城金珠镇为代表的高寒牧区草原型城镇。风景旅游型城镇为自驾车游、自行车游、自助游等游客提供购物、餐饮、住宿等旅游服务，从而带动当地相关产业(住宿业、餐饮业、交通业、旅游购物业等)的发展，促进城镇化发展。

(五)藏寨旅游社区建设型

甘孜州农牧民经济收入较低，2014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6307元，是四川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03元的71.64%，是四川民族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7742元的81.46%。因此，甘孜州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能以牺牲“三农”利益为代价，必须把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甘孜州农牧民长期生活在高原地区，难以适应离乡背井的社会背景，藏寨旅游社区建设型有利于就地城镇化，为农牧民创造就业岗位，促进农牧产品向生产、加工转变，转变农牧业发展方式。该类型就是依托甘孜州各种民族特色藏寨，充分利用其优美的农牧业生态环境、旅游资源，利用全域旅游发展机会，积极引导农牧民参与到旅游发展中去，从事旅游服务产业，向旅游服务方向转变，将其建设成旅游社区型。

三、旅游导向的甘孜州新型城镇化发展对策

(一)坚持旅游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甘孜州作为典型的生态脆弱区，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甘孜州农牧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再沿袭传统的、粗放式的农牧业，以及传统的工业化促进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旅游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有利于实现甘孜州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发展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促进旅游业健康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利用绿色农牧业资源、生态旅游资源等，以旅游为导向，发展绿色产业，有利于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为建设高原特色城镇提供经济保障。

(二)高起点规划智慧旅游城镇，加强城镇体系规划与全域旅游发展规划衔接

甘孜州作为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旅游城镇是展示其旅游形象的重要载体，承担游客接待与分流中转功能。围绕游客服务以及甘孜州区域城镇发展，以“美丽甘孜、幸福甘孜、和谐甘孜”旅游目的地旅游形象为基准，高起点规划甘孜州智慧旅游城镇，以康定、稻城、泸定、丹巴、德格等县城以及磨西、香格里拉等特色城镇以及新都桥、八美镇、夏邛镇、甘孜镇、色柯镇、石渠尼呷镇等藏民族风情镇为基础，建设智慧高原特色旅游城镇，以甲居藏寨、道孚八美雀儿村等特色民居村寨为依托，打造智慧旅游特色村寨。同时与城镇体系规划、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相衔接。

(三)旅城、旅镇、旅村(寨)互动，推进精准扶贫

通过旅游与城镇、村(寨)互动推动旅游业的发展，以旅游业促进城镇化、藏寨社区化，积极引导农牧民参与旅游城镇化、藏寨社区化中的旅游接待、旅游服务工作，多渠道解决就业问题，实现富民惠民，推动精准扶贫。一方面，旅游发展带来的餐饮业、住宿业、商业等产业聚集引起城镇周围经济活动(旅游经济活动、农业经济等)向旅游城镇流动，促进农牧民向城镇转移。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农牧区森林资源、草地资源、气候资源、绿色农牧业资源(丰富的绿色农产品、绿色畜牧产品、特色水果等)，以及野生中药材、野生菌类等生态特色资源，依托特色藏寨，开发绿色农牧观光旅游、藏寨民族风情体验游；发挥富集的特色农林牧资源优势，进行特色农林畜产品深加工，满足游客绿色农牧产品购物需求，增加农畜牧产品附加值；引导鼓励农牧民积极参与旅游开发与经营，提升农牧民经济收入，促进村寨经济发展，改善寨容寨貌，保护优美的农牧生态环境。

(四)完善城镇旅游配套设施，构建高原特色旅游城镇

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甘孜州新型城镇化过程，以“宜居、宜游、生态”标准完善城镇旅游配套服务设施，既满足当地城镇居民基本生活需要，又满足游客旅游服务需求。一方面，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建设绿色城镇、生态城镇、宜居城镇。另一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城镇供水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等；加强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完善城镇污水处理系统和生活垃圾处理系统。

(五)重视农牧民技能培训，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旅游导向的甘孜州新型城镇化离不开农牧民参与旅游发展。甘孜州农牧民文化素质整体不高，初中及以下的文化程度较多，为总人口的88.25%，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23.17%(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部分农牧民难以参与到全域旅游发展中来，这直接影响着农牧民家庭生产经营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制约甘孜州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因此，需要各级政府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加强旅游技能培训，提高其旅游服务的水平和服务质量，提升其参与旅游发展的能力，促进农牧民融入到城镇化发展进程中。

(六)加强旅游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分类管治

旅游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分类管治是针对不同城镇类型，针对不同的管治目的和管治重点，提出对甘孜州不同地域空间和区域旅游资源进行管理与控制的措施和策略，引导和控制区域旅游开发建设活动，有效保护空间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实现甘孜州区域可持续发展(表4)。

表4 甘孜州旅游城镇化分类管治

结 论

以四川藏区典型区域——甘孜州为例，通过对甘孜州旅游业与城镇化发展调研，对藏区旅游导向的新型城镇化进行归纳总结，研究结果表明：(1)通过城镇化与旅游发展关联分析，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关联性强，旅游产业成为驱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新型城镇化发展离不开旅游产业的支撑，旅游导向的新型城镇化为四川藏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2)由于自然条件、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等影响因素，甘孜州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小城镇规模偏小，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城镇基础设施和旅游配套设施相对落后。(3)甘孜藏区新型城镇化呈金字塔等级体系，以藏民族风情镇、风景旅游型城镇、藏寨旅游社区建设型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模式。

甘孜藏区生态脆弱，环境容量有限，不能走传统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应坚持走旅游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因地制宜选择相应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甘孜藏区新型城镇化应将旅城、旅镇、旅村(村寨)互动结合起来，推动旅游精准扶贫，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在全域旅游背景下，基于州情，甘孜州政府应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推动旅游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同时加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分类管治。

[1]姚士谋、张平宇、余成、李广宇等.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J].地理科学，2014年第6期，p641-647

[2]吴江、申丽娟.重庆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p151-155、p176

[3]单卓然、黄亚平. “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J].城市规划学刊,2013年第2期，p16-22

[4]徐林、曹红华.从测度到引导:新型城镇化的“星系”模型及其评价体系[J].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1期，p65-74、p140-141

[5]牛晓春、杜忠潮、李同昇.基于新型城镇化视角的区域城镇化水平评价——以陕西省10个省辖市为例[J].干旱区地理,2013年第2期，p354-363

[6]王新越、宋飏、宋斐红、于世远.山东省新型城镇化的测度与空间分异研究[J].地理科学,2014年第9期，p1069-1076

[7]曾志伟、 汤放华、易纯、宁启蒙.新型城镇化新型度评价研究——以环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2年第3期，p1-4

[8]安晓亮、安瓦尔·买买提明.新疆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研究[J].城市规划,2013年第7期，p23-27

[9]刘静玉、刘玉振、邵宁宁、郭海霞.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演变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J].2012年第5期，p143-147

[10]吴旭晓.新型城镇化效率演化趋势及其驱动机制研究[J].商业研究,2013年第3期，p44-51

[11]钟家雨、柳思维、熊曦.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J].经济地理,2014年第2期，p187-192

[12]庞笑笑、王荣成、王文刚.欠发达地区旅游发展与城镇化耦合研究——以吉林省抚松县为例[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4年第3期，p130-134

[13]梁坤、杜靖川、吕宛青.西南地区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分析[J].经济管理,2014年第12期，p125-134

[14]赖晓华、聂华、滕汉书.西部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探讨[J].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7期，p134-137

[15]潘雨红、孙起、孟卫军、林军伟等.中国西南山区旅游村镇就地城镇化路径[J].规划师, 2014年第4期，p101-107

[责任编辑：陈光军]

Tourism-Oriented New-typ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Tibetan Areas of Sichuan-Taking Garzê As An Example

WANG Xing-gui

Garzê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Sichuan Tibetan region, is the buffer zone which allows the limited development in the whole nationwide ecological function zoning. Tourism-oriented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ttunes to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Garzê and nationwide ecological function zoning. The study shows there i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Although tourism driving force is very strong in some Garzê towns,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s very low,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is obvious, and the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tourism supporting facilities are relatively backward and so o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of towns for Tibetan customs leisure vacation, historic and cultural sightseeing, Tibetan customs appreciation, Tourism, and Tibetan village tourism community, so as to establish a new-type urbanization pyramid grade system in Garzê.

tourism-orientation ; new-type urbanization; model; Tibetan; Garzê

王兴贵，四川民族学院旅游环生系副教授。(四川康定，邮编：626001)

F590.3

A

1674-8824(2017)01-0040-09

本文系2013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四川旅游发展科学专项课题”——“旅游导向的区域综合开发研究——以甘孜为例”，项目编号：SC13LY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