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 毅

戴进与《达摩六祖图》

□ 弘 毅

戴进，字文进，号静庵，又号玉泉山人，浙江杭州人，以卖画为生。戴进对于人物造型的精准把握和高超的技艺，在《金陵琐事》中记载得十分明显。这种精准把握的能力，与他释道人物画的训练是分不开的。从画史记载来看，戴进确实创作过许多释道人物作品。

《达摩六祖图》的故事与文本

此图中画佛教禅宗六代祖师的形象，共六组场景，15位各种形态的人物。六组人物之间，以岩石、泉水、苍松、古柏相连。卷后有唐寅的长篇题跋，主要叙述了禅宗六祖的生平事迹、唐寅与祝允明关于禅宗的一些讨论以及唐寅自己的观点。卷尾有戴进自署“西湖静庵为普顺居士写”，钤“钱塘戴氏”白文印、“文进”朱文印。

此卷经清代内府收藏，共钤有14方清代内府收藏印章。从钤印的情况来看，此卷深受皇室喜爱，特别是乾隆皇帝的喜爱。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此作为戴进此类作品的精品外，更重要的是作品所表现的主题符合乾隆皇帝好佛的趣味。此卷所描绘的是早期禅宗，从道统的角度出发，为禅宗开宗立派的本源，所以备受皇室的重视和喜爱。

《达摩六祖图》卷首，是头披斗篷的达摩祖师在岩石洞中面壁禅坐。岩石外延有戴进小楷写就的“初祖”二字。达摩祖师后，有一面目虔诚的小僧侍立，双脚已被积雪掩盖，这正好符合典籍记载中慧可立雪求法的情形。

第二组描写慧可大师，松石之间有小楷“唐土二祖慧可大师”。这组图像与前一组图像以倾斜的岩石和苍劲的松树相隔，与后面的景物以流水相隔，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情景空间。岩石之上坐着禅师，左手已断，当为慧可大师。面前有一头戴儒帽的美髯居士，身形微前倾，双手向上开合，面目虔诚，似乎在倾听二祖开坛示法并有所领悟，欣喜之情从侧面之眉目表现无遗。

紧跟其后的是三祖僧璨大师，他手持拂尘，面目严肃，好似在教训旁边的小沙弥。关于僧璨，早期的资料十分缺少，《楞伽师资记》中对于其身世的描绘，简单概括为“罔知姓位，不测所生”。关于三祖悟道的因缘，史籍中是这样记载的：天平二年（535年），二祖遇见了僧璨。僧璨当时是个居士，且身染重病，他问二祖:“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二祖回答道：“将罪来，与汝忏。”后来僧璨听了祖师的开示，心意豁然。二祖为他剃发，收为弟子，说道：“是吾宝也。宜名僧璨。”

接下来的四祖道信大师和五祖弘忍大师，与三祖僧璨大师处于同一构图中，这三组人物组合之间没有明显的分割。有两位僧人在讨论问题，一小童侍立一旁，岩石上有一“佛”字。

五祖弘忍大师是唯一的正面像，法相庄严。弘忍，生于隋仁寿元年（601年）。七岁时，从四祖道信出家。道信常以禅宗顿渐宗旨考验他，他触事解悟，尽得道信的禅法。唐永徽三年（651年），道信付法传衣给他。后道信圆寂，由弘忍继承法席，后世称他为禅宗五祖。

第六组人物是六祖慧能大师，与五祖弘忍大师以一古松分割。慧能大师斜坐岩石，侧身与一居士谈禅，必定是禅机已现，二人都面有喜色，神采飞扬。旁边有两小童正在烧炉煮茶，一个添薪，一个汲水，皆神态恭顺、兢兢业业。至此，戴进《达摩六祖图》的故事文本大致描述清楚，而这幅作品的艺术风格也值得分析。

《达摩六祖图》 明·戴进 33.8cm×219.5cm 绢本设色 辽宁省博物馆藏

《达摩六祖图》的艺术风格

《达摩六祖图》的构图，基本尊重了传统的一祖师一弟子的模式。戴进在创作时取法李唐的《采薇图》，把人物放在山水画的背景中来表现。在画面中，戴进重点以松树的品格比附高僧的性格。在构图时，松柏有时并排出现，有时单独耸立，树干奇崛如铁、挺拔坚硬，不禁使人联想起苍松的耐寒与不凋，是对画中人物性格的比喻与写照。画面中祖师的形象，除了四祖道信大师外，都采用了各种形式的坐姿，他们与相对应的人物形成一组，或相对而坐，或抱膝安坐，或高谈阔论，或低头聆听。

图中树木的画法，也颇具新意：松树用重墨粗笔勾出树干，然后略加些鳞纹，再以浓淡不同的墨色晕染，显得苍劲浑厚。松针用笔挺拔爽利，线条虽短却充满劲力，显现出一派繁华茂盛的景象。在岩石的处理上，也显示出了戴进的独具匠心。岩石营造的峭壁悬崖，以及松树上缠绕的古藤，都表现出了荒芜寂静、人迹罕至的世外桃源之境。这使得画中人物有了一种怡然自得、随遇而安的情致。逶迤蜿蜒的几条小溪从崖下流过，使构图更加丰满，画面豁然开朗。

就《达摩六祖图》的人物形象来看，可以品味到戴进对于传统的继承。图中的人物形象，可以分为三大类：释道人物、高士人物、童仆人物。就释道人物而言，戴进更多地借鉴了北宋道教壁画中的人物形象；高士人物在中国绘画史上有许多杰出的经典作品，如李公麟的《白描人物图》、李唐的《采薇图》等，都描绘了仙风道骨的高士形象。《达摩六祖图》中，几个居士形象都具有典型的高士风格，可以看出戴进对于两宋时期人物画的借鉴和创新；童仆形象，则更多地表现了戴进同时期的艺术风格。

除了图中人物的造型以外，人物的衣纹也值得注意。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记载：“戴文进画尊老用铁线描，间亦用兰叶描。其人物描法，则蚕头鼠尾，行笔有顿跌，盖用兰叶描而稍变其法者，自是绝技。其开相亦妙，远出南宋以后诸人之上。”文中提到的铁线描，是中国古代人物衣服褶纹画法之一，这里主要指的是兰叶描。这一描法，对中国人物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继承者也很多。戴进在《达摩六祖图》中人物的手臂转折处，就运用了这种描法，表现得十分明显。上文何良俊还提到了另外一种描法：蚕头鼠尾描。人物衣纹线条的粗细变化突然，像是钉头的描线。这类描法，使人物的衣纹用笔顿挫有力，线条硬朗干净，笔势起伏跌宕，动感强烈。

戴进的艺术在明代中期被广为人知，在明中叶宫廷内外，特别是江浙地区影响极大。此幅《达摩六祖图》，亦是他释道人物画的代表作品之一。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戴进的艺术风格及释道人物画在明代中期以前的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