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慰

女作家施济美的悲欢人生

陈慰

在文坛，每一个女作家似乎都有一串或凄美忧伤或幸福甜蜜的故事,这故事让我们读了或苦涩心酸或心怀喜悦。女作家施济美的人生故事，让我们可歌，更让我们可泣！

在文坛崭露头角

1946年1月，《上海文化》月刊在大中学生及职业知识青年中举办了“你最钦佩的一位作家”的读者调查。结果令人大为惊讶，“东吴系女作家”的领军人物施济美竟然紧追在大作家巴金、郑振铎和茅盾之后，名列第四，把叱咤上海文坛的张爱玲、苏青和潘柳黛等抛在了后面。

1920年，才女施济美生于北京一个书香浓郁的家庭，小名梅子。她的父亲施肇夔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后，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是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得力助手。1927年国民党政府南迁后，全家人随父亲搬到了南京。施济美的母亲是熟读诗书的名门闺秀，中文根底极深，能吟诗作赋，又擅长书法。耳濡目染加上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施济美从小就激发了自己的艺术天赋，培养了她日后卓越的文学造诣。

1935年，施济美随父母来到上海，就读于培明女子中学。早慧的她年方15岁便小荷初露，在著名杂志《万象》和《紫罗兰》上发表小说，一时好评如潮。正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施济美在文坛崭露头角后，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秦瘦鸥、陈蝶衣等名家都对她的才华赞不绝口。

与俞允明相知相恋

正是在培明女中，施济美结识了女同学俞昭明，爱好文学的两人因志同道合而成为了知己。俞昭明有个在浦东中学读高中的弟弟俞允明，他每逢星期天都要去看望姐姐，因此也就认识了施济美。有时，俞家姐弟回苏州老家，施济美也跟着一起去。俞允明有着世家子弟特有的风度，虽然不善言辞，可是在施济美面前却谈笑风生，两人一见如故且相见恨晚,施济美和俞允明之间的友情逐渐发展成了爱情。

两年后的1937年，施济美和俞允明一同考入东吴大学经济系。在校园里，施济美是气韵清雅的才女，她婉丽轻盈、语笑嫣然，仿佛空谷里的幽兰，深受男生们恋慕，可她的眼里只有俞允明一人。他俩在学业上齐头并进，也经常一同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在爱的天空里浪漫地翱翔着。

然而岁月总不如想像的那般静好，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当时的有志青年都以奔向大后方为主要选择，一面参加抗日活动一面求学。俞允明也不例外，他告别了父母、姐姐和恋人施济美，只身一人前往武汉大学读书。施济美真想与他结伴同行，可父亲远在巴黎担任驻法国大使馆的参赞，作为家中的长女，她要承担侍奉母亲、照顾弟妹的责任。然而，施济美也以男友的爱国情怀为荣，期盼着重逢的那一天。

痛失恋人

南京沦陷时，施济美和俞允明的家人都住在南京。施济美时年才17岁，可在危难关头却显示出临危不畏的过人胆略，正在南京探望家人的她就像一位智勇双全的战斗指挥员，镇静地迅速制定出前往上海的逃难方案。随后，她扶老携小地带着两家人跋山涉水，一路上步步惊心。凭着机智勇敢，施济美多次让家人脱离险情，最后终于冲破日军的重重封锁线，平安抵达上海。逃难过程中所有的艰险与安危，都由施济美一人承担着，让人完全想象不出在她柔情和善的外表下，竟然隐藏着如此坚毅刚强的气概。

在一年多的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施济美和俞允明互相鸿雁传书，数着日子期盼重逢。有一天，俞允明在信里告诉施济美，武汉大学因战事已经西迁四川乐山，寒假里他会回来和她正式订婚。正当施济美的心盛满欢喜时，却收到了来自武汉大学的电报：“俞允明在8月19日上午日机轰炸乐山时不幸遇难身亡，希节哀。”晴天霹雳，施济美悲痛欲绝。

对于一个憧憬着幸福生活的少女来说，这样的打击无疑是肝肠寸断的。但施济美勇敢地接受了命运的挑战，默默地把悲痛埋藏在心底，她一直微笑着面对人生，就是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别人也无从探测到她心灵深处的伤痛。由于俞允明每月都有一封家书寄给双亲，为了不让他的父母承受这一沉重的打击，施济美就瞒住二老，模仿俞允明的笔迹，以儿子的口气写起了家书。一直到抗战胜利，俞允明父母一直以为儿子会回来与施济美成婚，施济美和俞昭明知道已经无法隐瞒，就试探性地把实情告诉了俞母，哪知老太太就此一病不起，临终前给施济美的遗言是不要让俞父知晓。施济美只得继续隐瞒，对俞父说俞允明已去法国深造，于是一直到俞老伯寿终正寝，也不知他的爱子早已遇难。在这段时间里，施济美也谢绝了所有男人的追求，眼看同伴和同学们都一个个结婚了，她抑制住痛苦，让回忆来抚慰自己，在一篇篇小说中含而不露地抒泄着内心的悲伤。

成就文坛美景

1942年，施济美从东吴大学经济系毕业，为了寻找合适的工作而四处奔波。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日军侵占了上海租界，施济美的父亲对家人的接济完全中断，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有人介绍施济美去日本人开的保险公司工作，虽然待遇优厚，但施济美宁愿去当工资低的学校教员，也不愿意去日本人或汉奸投资的公司。

继承了俞允明的遗志，施济美先后在上海集英中学和正中女子中学担任教师，她一面教书，一面参加爱国活动，将幻灭的爱情化为对敌人的仇恨。她多次掩护中共地下党员进行爱国抗日活动，为此一度成为日本军警的搜捕对象。有一次，施济美机智地摆脱了日本宪兵的追捕，暂时避居在苏州黄埭俞昭明的家里，使上海的日本宪兵扑了一个空，她则惬意地享受了一阵子田园式的夏日恬静生活。

施济美白天教书，晚上写作，把对俞允明的思念都交付给文字。别人用笔写故事，她则用自己的生命在写小说。这段时间，也是施济美的文学创作最高产的时期，在《万象》《春秋》《幸福》及《小说月报》等知名刊物上，她发表的《爱的胜利》《嘉陵江上的秋天》《寻梦人》等小说，每一篇都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喜爱，甚至这些杂志因刊载她的文章而销量大增。

施济美通过文学作品，引导着读者维护真理，以善良的愿望追求未来的幸福。当时《幸福》杂志的主编沈寂对施济美的才华大加赞赏，在他看来，施济美的作品中都有一个美丽故事，所塑造的人物心灵善良、品格高尚，人与人之间洋溢着真切的友谊和圣洁的爱情，于是热情地向她约稿。施济美不负厚望，在很短的时间连续写了三个中篇小说：《凤仪园》《圣琼娜的黄昏》和《群莺乱飞》。不久又出版了两部小说集：《凤仪园》和《鬼月》，《凤仪园》更成了畅销书，在一年之内印了三版。而长篇小说《莫愁巷》则代表了施济美创作生涯的高峰，这篇小说在香港出版后，不久就被改编为由朱石麟导演的电影，公映后大获好评。

1940年代，上海的女作家程育真、杨琇珍、郑家瑷、邢禾丽等都是施济美的好友，文坛“五虎将”沈寂、徐慧棠、石琪、沈毓刚、郭朋和许多文学爱好者也经常到施济美家做客，他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地欣赏、议论着文学。施济美、俞昭明、施济英、汤雪华等这些创作活跃的女作家，渐渐地有了“小姐作家”的美称，成了上海文坛的一道秀丽风景。

1944年5月，女作家陶岚影在最时髦的文学杂志《春秋》上写了一篇《闲话小姐作家》，以幽默的笔调点评了当时包括“东吴系”在内的众多女作家：“长得温文尔雅，又多情，又讲信义，施济美着实是个好女孩子。和她最知己的女朋友叫俞昭明，前些日子就住在她的家里。济珍是她们家的三小姐，施济美有一篇得意杰作《小三的惆怅》，其中的主角就是她。她们三个都很来得，没有佣人的时候，居然也能够自己煮饭吃，自己收拾房间，可是要她们洗衣裳就都不能胜任了。大‘小姐’到底不能和小‘大姐’相提并论的。”

施济美小说《凤仪园》

结束写作生涯

由于施济美从事过抗日工作，抗战胜利后，有人建议她去向有关方面说明，好改善她的工作待遇。面对别人的善意，施济美说：“我不是为别人抗日的，抗日是每个中国人的职责。要借此去搞一官半职，我的心会不安。何况，我也不屑做这种汲汲于名利的官。”她还是选择了教育事业，而且为了做好这份工作，经常黎明即起、深夜不眠地备课和批改作业。学生们也都把施老师看作是他们的知心人，一到节假日，总有学生登门做客。一些毕业多年的学生，依然对施老师念念不忘地来找她谈心，在外地的学生则经常来信诉说近况，盼望老师给予指点迷津。这一切，都缘于施济美对学生心怀热忱。

施济美固守着初恋情怀，纵然追求她的人不绝，但她执拗地等着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也有许多不知内情者对施济美的独身感到奇怪，于是他们猜测、非议，却不了解她有着难以言说的隐痛。施济美的父亲施肇夔从海外归来后，全家人终于欢乐地团聚在一起，他劝还孑然一身的女儿：“允明不幸遇难已近10年，你对爱情的忠贞，确实人所敬佩，但也不能就此独身下去啊！你已经28岁了，青春是一去不再回来的！”见实在劝不了女儿，施肇夔只能长叹：“人各有志，不能相迫，你自己决定吧。”

全国解放时，俞允明的父亲抱着待儿不归的遗憾离开了人间，施济美终于放下了初恋情人给她的沉重负担，亲友们也庆幸她从此可以摆脱套在身上的婚姻枷锁了。可施济美已经年近30，曾经追求她的人有的早已离去，有的则成立了自己的家庭，于是她对爱情不再有任何向往和追求，就全身心地扑在了教育和写作上，她用文笔欢呼国家的和平、社会的新生、人民的幸福，又将过去曾经奉献给爱情和抗战的一片忠诚，给了喜爱她作品的读者和天天向上的学生们。然而，这时她的文学作品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被指责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一向严格要求自己的施济美从此停笔，结束了写作生涯，她努力改造，立志做一名立场坚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民教师。

在上海七一中学执教期间，施济美是语文组的骨干教师，她打造了生动有趣的语文课堂，赋予语文学习以生命的活力，也使自己的教学达到了艺术高度，各地教师争相前来观摩学习她精彩的语文课。由于突出的成绩，施济美被学校评为一级教师，并将她的教学誉为“施济美水平”。

绝望中以死抗争

正直善良的施济美，想着自己的前半生屡遭厄运，如今和祖国一起走在光明大道上，满心以为后半生一定会绽放出灿烂的光芒。可是，“文革”的到来使施济美的幻想破灭了，为真理、为信仰、为祖国培育学生的施济美被定为“牛鬼蛇神”，又被批为反党、反人民和贯彻修正主义的反动教师。大字报上揭发施济美是“鸳鸯蝴蝶派”女作家，是写作“坏小说”的坏人，于是她遭到各种各样的口诛笔伐和抄家、威胁、殴打、侮辱，她的著作和珍藏的书籍都被洗劫一空。学校里揪斗施济美时，说她一直不结婚是生活作风有问题，要给她剃“阴阳头”。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施济美的心里充满了忧郁和绝望，不堪受辱的她以死抗争，在1968年5月8日深夜与同事林丽珍一起在学校宿舍悬梁自尽。一朵清素若菊的花，就这样被摧残了。一位作家和教师，本是不应该逃离这曾经让她寄予美好愿望的人间的，可施济美却选择了默默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施济美的一生，是一幕美丽而哀怨的悲剧。她对爱情的忠贞、对友谊的真挚，是多么的可歌可泣！曾经驰名上海文坛的施济美，是不应该被我们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