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未民

一位拥有“道路”的“有道者”

张未民

2016年2月25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梅厅，一幅近米高的彩色照片高悬在上，笑天大笑，慈祥开颜。

这样的大笑成为了永恒的定格。悲痛的是我们，而笑天主席在笑，像往常一样舒朗开怀。在这样的悲伤时刻，他仍用以往的笑来温暖我们，与大家同在。这是超越生死的慈祥，洞穿悲伤的温暖。于是我向这大笑深深鞠躬，是更加深刻地悲伤了。

我似乎明白了他的家人为什么选择这样一幅照片，笑是笑天的人生本质之一。从北京回返长春，一进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我便一下子又感受到了笑天的笑容和笑声，那些印入我生命中的笑，仿佛就在昨天。那一次是去福州还是成都？我清晰地记得我随他拎包上了前面那个电动扶梯，进入南方航空的贵宾休息室，他就是这样一脸微笑，对门口的服务员介绍：“这是我随员。”我说：“我是拎包的。”会议主办方为尊敬的笑天同志提供了一等舱机票，可以享有贵宾通道和贵宾休息室的服务。一进机场，笑天就笑着征求我：“我这张票可带一随员，你？”我说：“我就是你秘书拎包的。”于是笑天大笑，诡秘地说：“你不像。”这笑立刻神奇般地生成一种亲切的磁场，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也笑，一路上不断地重复“这是我随员”“我是拎包的”，我们过关口，我们登堂入室，一老一小。他在游戏中孩童般的投入，开心而满足，早已不是年轻秘书年龄的我，真心相随，其乐无穷。

这笑声融入了一路上笑天给我讲述的他的种种磨难，在“文革”期间的被下放和批斗，在80年代的被批判，在长影的种种人与事，他的生活和创作，尤其是电影人生，《开国大典》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几起几落，《抗美援朝》至今未播，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我随口说了一句“寒不改叶，温不增华”，他疑惑地看着我，仿佛在问：“你怎么知道这句话？”我忙解释：“我看你经常写这几个字送给人。”他点头，会意地又笑。笑就是坚守初心，笑天是笑到了最后的，笑到最后还在笑。记得他说起一辈子写了那么多虚构的小说和历史影视剧，但他最想写自己亲身经历的那些文坛往事，只是离得太近，还不好写，那就等到晚年再说。其实他已发表了记胡乔木和周扬等的几篇散文，维妙维肖，时代印痕见人见性。

在飞机上，刺穿暗夜云层，我回忆起与笑天是在哪里初识？二十多岁时初到文联工作，我印象极深的是先在一张多人合影的黑白老照片上，见到过笑天的形象。依然是那种舒朗的笑容，有声的笑。一群“文革”后归来的一代吉林文坛作家，齐集在劫难后的首次作代会上，谷长春、鄂华、丁耶、胡昭、张笑天，好像还有王肯，意气风发，并排进入镜头，他们自此开始创造新时期吉林文学的历史。那张照片就印在后来出版的《吉林文学志》上，是历史性的，如果对其中的人我的记忆中有出入，那么笑天的笑容，我却是深刻地记住了，一直留到现在。

我想天上的笑天主席应该知道，在我的感觉里，初识笑天，他已是吉林文学的一片天。天的特点，一是大，天大地大；二是长，天长地久。对吉林文学而言，他和胡昭、鄂华、丁耶等人，是有史以来第一代的扎根吉林本土，毕生于乡邦建立吉林文学在全国声望的大作家。一次在延边，让我说说笑天的文学特点，我说他的最大特色就是他不是那种土特产品式的作家，他是一个广阔性的作家。写作题材遍涉天下，地北天南，古今中外，地方性与中国性并驾齐驱，大历史观与中国意识交融中和四千万字的惊人数量，而又保持一个始终稳健的水准，在当代文坛是特异的存在。难能可贵的是于此间他还能连续在文坛掀起波澜，新时期最早的对共产党人的危机感、使命感的主题写作，对人性复杂性的探索，《家务清官》《前市委书记的白昼和夜晚》《离离原上草》《公开的内参》等都已成为80年代文学故事不能不读的情节。电影《开国大典》在90年代初中国所起的历史性的文化作用，其中国叙事，当时任何一部影片都不能望其项背。

笑天是天，他创作生涯横跨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所有阶段。一般作家的新时期文学的史前史是文学新人成名加右派经历，而他则是70年代崛起，新时期顺向行舟，开花结果。世上本无雁鸣湖，笑天说有，于是就有了雁鸣湖，一直到今天已成为敦化的文化观光景点。70年代一代作家在新时期不再有创作力，笑天却能异军突起。90年代、新世纪以来，80年代一代作家销声无息之际，他依然活跃在影视与文学双界，作品不断，甚至还获了某网络文学大赛奖。

作家王蒙在唁电电文中称笑天为同代“文友”，他们都文运跨越时空，体量庞大，属于同类。王蒙说笑天“他的乐观勤奋丰产朋友们永远不忘”，是传神的概括。依我理解，乐观是笑，丰产则挺起一片天，而勤奋，则是他贯穿始终的人生主线。笑天“迹”在文学天下，是一位拥有“道路”的“有道者”。

下了飞机，我意识到和我一起回来的，还有笑天的笑容，他的一片文学之天，是回馈给这片土地的。仰望云空，他的文学之心与生活同在。

本文作者、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张未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