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素与翻译单位研究*

2017-03-08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7年3期

华东师范大学高宁

在翻译单位的研究中，有一个概念，叫“逻辑素”（logeme）。到2017年3月，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里已有35篇以此为主题的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国翻译》、《外国语》、《外语学刊》、《外语研究》等刊物。然而，“逻辑素”到底是什么，如何界定，却语焉不详。英语里是否存在“logeme”一词，也没有人追究。为此，笔者做了一番考察，并探讨其与翻译单位之间的关系。

一

“逻辑素”是“logeme”的译词，第一次出现在1984年10月的《翻译通讯》上，“无论是奈达提出的‘等值效应’论（Equivalent Effect），还是拉多·格奥尔基对翻译学基本研究单位‘逻辑素’（logeme）的探讨，……”（翟宏彪等，1984）。不过，作者并未提及其定义。同年，《翻译通讯》第12期第二次提到这个译词：“1979年，匈牙利翻译家拉多·久尔吉博士在国际译联会刊《巴别尔》上发表的《系统翻译学概要》，是现代翻译理论向独立学科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标志之一。这篇论文的主旨是试图确立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分析单位‘逻辑素’（logeme）”（罗进德，1984）。①该文是对拉多“Outline of a Systematic Translatology”的介绍与简评。作者当时为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语文司翻译。此后，拉多的这一提法给中国译界带来不小的影响。

首先关注一下“逻辑素”和“logeme”这两个词本身。在汉语里，“素”字的一个意义是“带有根本性质的物质或构成事物的基本成分。如：元素；毒素；因素；要素”（罗竹风等，1992：730）。由此看来，“逻辑素”应该属于逻辑学范畴，或许是一个业已存在的学术概念，学者们不过是借此翻译了“logeme”而已。然而，在《哲学大辞典》（分类修订本）里并无这个说法，13卷本的《汉语大词典》以及《辞海》（第6版）同样未收“逻辑素”。笔者请教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授，也称没有见过这两个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以“逻辑素”为搜索词所查询到的论文，皆为译学研究，没有1篇哲学领域内的论文。换言之，30余年来，“逻辑素”并未作为一个逻辑概念生根发芽，却作为一个译学名词沉淀下来，确实值得进一步探究。

同样，“logeme”也是一个让人难以释怀的词。首先，它是英语、法语或匈牙利语，拉多·久尔吉并未明言，在原刊论文里，拉多只是说“the unit of the logical operation of translating may be called a logeme”（Radó，1979）。②在原刊论文首页（187）页下，版权标注为“Babel 25：4（1979），187-196.DOI 10.1075／babel.25.4.01rad／／ISSN 0521-9744／E-ISSN 1569-9668 Ⓒ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s（FIT）Revue Babel”。“／／”为笔者所加，换行之意。不过，在国内相关论文的参考文献里列出拉多这篇文献的并不多。③有王军“论翻译中语篇解构与重构的思维模式”、郭建中“汉译英的翻译单位问题”，杨庆华“翻译单位与译者的主体性”等。《中国译学大辞典》在“逻辑素”词条后，也放上了“logeme”，基于辞书体例，当为英语。然而，《英汉大辞典》（第二版）、20卷本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修订本）等辞书皆未收录。西方学者戴维·克里斯特尔编撰的《现代语言学词典》上同样不见踪影。笔者委托美国华人学者查阅不同版本的英英词典和匈牙利语／英文词典，希腊语／英文词典，德语／英文词典，以及数本哲学词典，同样没有收获。笔者因特网上搜寻，最终在“books.google.com”上发现 2002年 9月出版的R.H Johnson，H.J.Ohlbach，Dov M.Gabbay 和John Woods的《Handbook of the Logic of Argument and Inference：The Turn Towards the Practical》里出现4次“logeme”。最详尽的为：“The totality of concepts and conceptions that carries a logic in practice may be called a logeme.Without first-rate knowledge of the logemes involved，the endeavours of dialogue logicians working towards an intercultural or inter-subcultural dialogical logic are doomed to be abortive”。显然，这个定义不仅带有明显的泛化特征，而且与译学没有相关性，不是拉多所言的“逻辑素”。

当然，没有被西方各类辞书收录，并不能否认“logeme”的存在，国际译联会刊《巴别尔》已经使它留存下来。笔者追本溯源，欲考察其原初意义及语义流变，却没有成功。

二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与逻辑学并无紧密关联的词怎么会成为一个译学概念？当年，拉多又是怎样界定“logeme”的呢？译学界又是怎样继承的呢？

在宏观上，“拉多认为，翻译是逻辑活动，翻译作品是逻辑活动的产物”，“根据拉多下的定义，逻辑素是‘翻译家从事翻译这种艺术创作过程时必须从原著中分解出来，然后在译著中加以再现的成份。对于翻译学家来说，逻辑素是从事研究的工具’。‘每个逻辑素都有一个逻辑上的理由作为根据，所以才叫逻辑素’”（罗进德，1984）。笔者认为，这个定义语焉不详，并没有说清楚什么是逻辑素，或者逻辑素是什么，而只是在说什么时候应该、并如何使用逻辑素，并把它定性为逻辑活动而已。这个定义回避了应有的核心内容，本身就缺乏逻辑，显得大而化之，让人不得要领。这里，笔者要先问一句，逻辑到底是什么呢？根据专业辞书，它由3大部分组成：“（1）表示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2）表示思维的规律、规则，……（3）表示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即逻辑学”（冯契等，2007：323）。遗憾的是，“逻辑素”并未和这三大部分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内在联系。逻辑素作为一种翻译单位是怎样与逻辑相关的，在拉多那里，似乎是一个悬案。

在微观上，“拉多指出，逻辑素是多种多样的，而最基本的逻辑素乃是整个待译作品。接着，他列举实例，介绍形形色色的逻辑素”（罗进德，1984）。“这些逻辑素可以小到音素（phoneme）、义素（morpheme），大到作品的题材、人物的个性等”（王军，2001）。然而，大到整篇作品，小到音素、义素，任由译者选择的逻辑素不仅与逻辑了无关系，且有消解逻辑素自身之嫌。总之，假如逻辑素是一个内涵不确定、外延却无限的翻译单位（如整个待译作品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无论从语言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看，又怎么能够成为翻译单位呢？虽然“逻辑分析的对象不是语言实体的本身，而是语言形式下面的逻辑结构”（崔振华，1996），但是，逻辑素与语言是怎样互为表里的，拉多没有具体交代。逻辑素概念的研究者认为“既然翻译是一项逻辑活动，翻译的单位就应该是逻辑素而不是‘字’、‘词’、‘句’”，“原文的逻辑素包括语言和非语言两种。……语言逻辑素通常分为语音逻辑素、词汇逻辑素、句子逻辑素、语篇逻辑素”，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字’、‘词’、‘句’、‘篇章’应该被称为翻译时译者的操作单位而不是翻译时译者的思考单位”，译者应“以逻辑素为双语转换的思考单位”（王军，2001）。这段话前后隐含矛盾，颇令人费解。逻辑活动当然最终要通过语言的形式表述出来，但是，不说清楚逻辑素与语言的关系，笔者不禁要问，翻译单位是字、词、句，与翻译单位是语音逻辑素、词汇逻辑素、句子逻辑素、语篇逻辑素，本质上差异何在；所谓的操作单位、思考单位与拉多所言的分析单位又有什么不同。根源仍在拉多。他一方面区分语言逻辑素与非语言逻辑素，另一方面又说两者不可分割，但论述始终停留在抽象层面，让人不得要领。①In both phases the translator is operating with lingual and non-lingual logemes which cannot be separated because without the recognition of the lingual logemes （monemes）it is impossible to perceive the non-linguals and，in the second phase，nobody will correctly reproduce logemes if he is not a master of the instruments of lingual reproduction（Radó，1979）.

再从拉多的举例看，“甚至一个词素也能成为逻辑素。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里边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书中主人公给自己改名，把原来的“吉哈达”（Quijada）改成‘吉诃德’（Quijote）。原来西班牙文后缀-ote有‘伟大、了不起’的意思，唐·吉诃德改名是有特别用意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逻辑素。如果这个逻辑素跟别的逻辑素发生冲突（比如说，人名要简短），后者就该让路”（罗进德，1984），同样令人费解。原因还是在于没有讲清楚何为逻辑素。笔者自然要问为什么“吉哈达”（Quijada）改成“吉诃德”（Quijote）是逻辑素的问题，而非语言层面、文化层面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例子跟翻译单位并没有关系，属于原文内部事务。拉多大概是想告诉人们翻译时要注意到这一点，并事先把它定性为逻辑素。此外，拉多认为“逻辑素有语言性质的逻辑素和非语言性质的逻辑素”，所以括号内“人名要简短”这样的抽象理念也都成为了一个逻辑素。不过，从常识角度看，这样的“非语言性质的逻辑素”，跟传统译学所说的语言文化历史背景并无大的差异。有学者谈及这一点时说，“以文化为翻译单位则实在有点儿太抽象了”（郭建中，2001）。总而言之，在“语言学里，语素、词、短语、句子这些大小不等的语言片段被称为语言单位，它们都是语义、语形的统一体。逻辑学里也可以把概念、判断（或命题）、推理、论证这些思维片段称之为逻辑单位，它们也是逻辑意义与逻辑形式的统一体，……语素是最小的语言单位，概念是最小的逻辑单位，它们都是不可分的整体结构”（崔振华，1996）。由此看来，逻辑素既非语言单位，也算不上是“逻辑单位”。但是，作为翻译单位，逻辑素在国内业已普及开来。其中，普及面最广的为《中国译学大辞典》。其“逻辑素”释义为：

指翻译中逻辑活动的单位，是体现翻译模式的动态概念。之所以说它是动态的，是因为它的范围随语篇层次的不同而不同。但不同层次的逻辑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各自都有一个逻辑上的理由作为根据。语篇的所有系统都有逻辑素，如：内容逻辑素属于语义范畴；超语言逻辑素指语篇的文化、符号系统及历时性；形式逻辑素涉及格律、音素等一切形式方面的问题；超切分逻辑素则体现语篇的音响、音韵并反映情景变化的一些情况。…… （方梦之，2011：218）①《中国译学大辞典》的前身《译学辞典》“逻辑素”词条除个别用词不一样之外，基本相同。“翻译中逻辑活动的单位，是体现翻译模式的动态概念。称其为动态的，是因为它的范围随语篇层次的不同而不同。……”（方梦之，2004：251）。

当然，国内译界也并非一片赞扬声，事实上，逻辑素概念提出7年后，就有学者说“至今尚没有迹象表明，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已经让位给拉多的理论。翻译单位的话语切分法和语义确定法，仍在翻译批评、翻译实践及教学中得到普遍运用”（罗国林，1986）。31年后，又见到类似的说法：“拉多的‘逻辑素’为翻译单位在翻译理论上虽然突破了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范畴，但在翻译实践中并没有显示多大的作用，至今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并没有让位给拉多的理论，语言学派的话语切分法和语义确定法仍然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王璟等，2000）。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意见并非针对逻辑素的先天不足，也不是对逻辑素本身的质疑，而是对其使用效果的评价。究其原因，同样是无条件接受拉多逻辑素（logeme）这一概念的结果。其实，在西方译学界，同样面对拉多的论文，有非常清醒的学者。譬如，在Mark Shuttleworth和MoiraCowie1997年编撰的《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里，就过滤掉，或者说遮蔽掉罩在“logeme”之上的逻辑学光环。它的汉译本《翻译研究词典》同样难能可贵，因为译者舍弃“逻辑素”这个传统译法，而新译为“原素”。词条译文如下：

“Logeme原素拉多（Radó）采用的术语，指‘与翻译性质和任务相对应的’（1979：189）的一个单位。原素的定义为：‘（译者）在建构目标文本时必须区分和复制的源文本成分’（1979：189）。该术语与翻译单位［Unit of Translation］或多或少同义，只是拉多的概念可能稍微宽泛一些。不仅语素、单词或词组可以看作是原素，而且一定文化背景下翻译惯例要求复制的文体特征如韵步等也可以看作是原素（1979：191）。按照拉多的解释，原素的概念不仅对笔译者和口译者有用，而且在译者培训和翻译批评中也有用，并可作为翻译学［Translatology］的 ‘分析工具’（1979：189）”。（Mark Shuttleworth 等，2005：132）

另一方面，在“Unit of Translation翻译单位”词条中，该词典以巴尔胡达罗夫为重点，同时介绍了科勒、维纳、达尔贝勒纳、巴斯内特等学者的观点。对“logeme”，则在文末以“另见 logeme［原素］”的方式提及（Mark Shuttleworth等，2005：261—262）。显然，“logeme”在西方翻译单位研究中并非主流。①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中国译学大辞典》“翻译单位”词条里，则完全没有提及逻辑素。在“逻辑素”词条里，则视之为“翻译中逻辑活动的单位”，体现的是“翻译模式的动态概念”。关于前者，本文多处论及；关于后者，因篇幅关系，不能细谈。但是，窃以为定位过高。

然而，这本西方翻译辞书上的相关释义及译词没有引起我国译界的重视。2005年译本出版之后我国译界依然没有改变对“logeme”的研究方向，“逻辑素”的译词始终占据绝对的主流。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只有以“全文”检索方式才能找到两篇使用了“原素（logeme）”译词的论文。一篇是朱姝的“《赵氏孤儿》外译与‘戏剧翻译’界定”，另一篇是王平、杨蕴玉的“‘两两’再议‘伪翻译’”。总之，在我国翻译单位的研究领域里，逻辑素从未隐身而去。这也从反面勾勒出译界的尴尬，值得深思与反省。

三

在这个大背景下，不仅国内，也包括国外，不少学者并不深究逻辑素的内涵与外延，就进行相关研究。譬如，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赫拉尔多·巴斯克斯-阿约（Gerardo Vázquez-Ayora）在其《翻译学引论》里认为“逻辑素是用于翻译的逻辑活动的单位，是体现翻译模式的动态概念。称其为动态的，是因为它的范围随语篇层次的不同而不同。但不同层次的逻辑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各自都有一个逻辑上的理由作为根据。语篇的所有系统都有逻辑素，如：内容逻辑素属于语义范畴；超语言逻辑素指语篇的文化、符号系统及历时性；形式逻辑素涉及格律、音素等一切形式方面的问题；超切分逻辑素则体现语篇的音响、音韵并反映情景变化的一些情况”（李晓棣，1990）。可以说，阿约的研究在总体上并未能拓展拉多之说，对逻辑素的核心概念也未能进一步明确。国内有学者“以译文为中心的逻辑素思想是笔者根据德国功能派学者威密尔提出的‘翻译目的论’的观点对Rádo逻辑素思想的补充与发展”（王军，2001），但是，由于对逻辑素的研究仍止于传承，笔者窃以为其所建立的“语篇结构与重构的思维模式”仍然不具备可操作性，其“补充与发展”比较有限。11年后，有年轻学者对王军的研究给予积极评价，指出“该模式的基本思想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逐步在大脑中形成原作的宏观结构，并且识别出被称为逻辑素的原作的各种语言和非语言的特征和译文要求的特点，然后在宏观结构的指导下，以逻辑素为思考单位，将原文转换为译文。王军的研究揭示了翻译过程中译者思维运作的动态过程，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尝试性研究”（李霞，2012），但是，对何为逻辑素，作者仍然处于无意识状态。尤其是该文第二部分第三小节虽然再次提及逻辑素为翻译单位，但从其举例很难看出何为逻辑素。

相比之下，“认知与翻译单位”一文则明显在向逻辑靠拢。譬如，“翻译单位的切分方法可以分为：语义定位法、切分法和意图定位法。……这三种分类都是以逻辑素为依托，这里涉及搭配逻辑、照应逻辑、指称逻辑、事理逻辑等”（徐莉娜，2004），②有关翻译单位的切分方法，前引的罗国林、王璟的论文中也提及话语切分法和语义确定法。举例也比拉多更有意识地与逻辑产生了某种联系。不过，这种联系似有勉强之嫌，同时，“以逻辑素为依托”之说也有虚化逻辑素之虞，特别是这段话：“翻译单位由逻辑素决定，这个逻辑素可以被看做是语义模块或信息模块，信息模块的大小与切分视点有关。如果以一个词为基点，那么往往根据搭配或照应关系来确定这个词的语义链范围；如果以句子为基点，那么翻译单位就会扩大到能够影响这个句子意义的其他句子、段落乃至篇章。翻译单位的大小一般根据一个语言单位语义跨度而确定，或者说，语义模块的大小决定了翻译单位的大小”（徐莉娜，2004）。在这里，逻辑素似有被语义模块或信息模块代替之嫌，也难以落到实处。再如，在分析“My grandmother never had a holiday until she was too old to enjoy it”时，作者说“‘until’是一个蕴含着事件反向变化的标示词，由它连接的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语义逆向性。读者在接受这个话语时，要同时处理三组信息，每组信息就是一个信息单位，根据信息单位切分出来的载体就是翻译单位，……为此，不妨把翻译单位的视角从‘形’对‘义’的切割转移到‘义’对‘形’的截取，即以文本中的语义取向来界定翻译单位的大小”（徐莉娜，2004）。在这里“语义取向”似乎又可以视作逻辑素的同义词，逻辑素再度被架空，两者的区分似有抹平之嫌。根源当然在于，对逻辑素的界定，作者依旧是引用拉多之说，这也就意味着难以彻底走出拉多划的圈。

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匈牙利翻译家拉多提出以‘逻辑素’作为翻译单位，这无疑是关于翻译单位最新颖的提法，罗国林教授就曾把这一关于翻译单位界定同翻译单位研究的语言学派区分开来，其理由我们认为逻辑素实质是思想要素，其间已孕育了翻译单位研究的新的视角和途径”；其间的“思想要素”，“维奈和达贝尔内合著的《法英文体学比较——翻译方法》一书中就曾指出‘翻译单位是表示一个思想要素的词汇单位’”（湛朝虎等，2001）。然而，何为思想要素，原文如何拼写，属于哪个领域、哪个范畴，作者皆没有交代，只是笼统地把这两段引文归在“翻译单位的思维特性”这一小标题下。其实，在汉语里，单说“思想要素”，颇有语焉不详之感。查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它的前面通常有定语方能变得具体、明确。如“哲学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都是某种知识，都具有可检验性、解题能力和社会认可三个共享的思想要素”、“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礼教思想以及哲学审美观等相关思想要素进行分析”、“吸收了许多社会主义的思想要素”、“在这诸多团结的思想要素中”、“加强班子团结的‘诚、谦、容、严、慎、厚’6种思想要素”等。简言之，湛文不仅没有把逻辑素的探讨推向深入，反而使本来就不清晰的逻辑素变得更加模糊。逻辑素不知不觉之间就衍化成思想要素，让人不知就里。

四

换一个角度看，逻辑素的提出以及我国的引进，虽然对思考、研究翻译单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拉多所强调的“动态性”。但是，笔者以为在翻译单位的总体研究上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甚至于产生了一些副作用。逻辑素没有能帮助人们解决翻译单位研究中的诸多难题。因篇幅关系，这里谈3点，第1点在前期研究中结论模糊，后两点很少被提及。

一、翻译单位二分法的性质问题。拉多在提出逻辑素之初，虽然把它定性为“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分析单位”（罗进德，1984）。但是，何为“分析单位”，却没有明言。同时又说“For the translator whose activity is artistic composition，this unit is the element of the ST he has to distinguish and then to reproduce while composing the TT”（Radó，1979），显然，分析与转换已兼具在内，从他的举例看，也明显带有“转换单位”的特点。譬如，文中对《我们需要莫哈奇》这首诗歌的讨论，其结论是“乌克兰文译者把它译成‘我们需要莫哈奇’是对的，而英文译者译成‘我们需要失败’也是对的”（罗进德，1984）。要言之，“分析单位”和“转换单位”似有混为一谈之嫌。有学者说，“‘翻译单位’只涉及翻译中的‘转换’这一步。翻译过程中还包含着‘分析’与‘重构’的步骤，只涉及‘转换’的单位本来没有资格独占‘翻译单位’这一名称”（彭长江，2005）。由此说来，拉多的“分析单位”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国内，罗选民明确把翻译单位划为分析单位与转换单位，前者“指一个相对完整的语言材料，它能帮助我们对话语内部、话语外部以及属于理解语言心理机制等方面的非语言因素作出恰当分析的单位”；后者则“指在译文中能找到相应的原语单位，不过它的组成部分不一定能在译文中找到对应物。……前者主要研究话语意义的建构过程，后者主要研究话语意义得以表现的建构形式”（罗选民，1992）。笔者想补充、想明确的是，分析单位虽然是相对于转换单位而言，但是，它主要针对既存对象，即原文，属于对已有资料的剖析，其中的“单位”二字，不过是对既存对象的析出结果；而转换单位里的“单位”则为翻译动态操作过程中的“施工尺度”。换言之，分析单位是描写性的，面对过去，属于归纳总结；转换单位是规定性的，面向未来，实质上是翻译实践的操作单位。不过，即便如此划分，分析单位也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用武之地。①譬如下面林少华的这段佳译就不容易找出具体的分析单位：「梢の葉がさらさらと音を立て、遠くの方で犬の鳴く声が聞こえた。まるで別の世界の入口から聞こえてくるような小きくかすんだ鳴き声だった。その他にはどんな物音もなっかた。どんな物音も我々の耳に届かなかった。誰一人ともすれ違わなかった。真っ赤な鳥が二羽草原の中から何かに怯えたように飛び上がって雑木林の方に飛んでいくのを見かけただけだった。歩きながら直子は僕に井戸の話をしてくれた」。／／树梢上的叶片簌簌低语，狗的吠声由远而近，若有若无，细微得如同从另一世界的入口处传来似的。此外便万籁俱寂了。耳畔不闻任何音响，身边没有任何人擦过。只见两只火团样的小鸟，受惊似地从草丛中蓦然腾起，朝杂木林方向飞去。直子一边移动步履，一边向我讲述水井的故事（徐一平等，2003）。要言之，翻译单位是一种分析单位，还是一种转换单位，对译学而言，是一个不可等量齐观的重要问题。明白了这一点，才能厘清两者的实质内容。但是，翻译单位这种说法已经约定俗成，成为统称，难以轻易改变，笔者只能继续沿用。在下文里，笔者会根据需要，在其后标明所指之意。

二、翻译单位（转换单位）由上至下的覆盖问题。先归纳一下国内翻译单位的前期研究成果。简言之，目前仍是众说纷纭，没有公认的统一单位。“罗国林从四个层次划分单位：词素，词，短语和句子……王秉钦划分为六个层次：音位（字位）、词素，词，短语，句子和话语……王德春则划分为七个单位：音位（字位），词素，词，熟语，词组，句子和话语。……我们说语段可以作为翻译的单位”（吕俊，1992）。“罗选民（1992）……提出了以小句（clause）作为话语层的基本转换单位。……司显柱（1999）也提出了以语篇为翻译的基本单位”（郭建中，2001）。一言以蔽之，“哈斯（W.Haas）于1968年就这种单位到底应该有多长，做了简短精辟的表述，‘能多短就多短，需多长就多长’”（彭长江，2005）。①此外，还有以意义、文化等为翻译单位的观点，这里暂不讨论。拉多同样如此，强调“逻辑素”的动态性。目前，把翻译单位视作动态的，而非静止不变的观点正在逐渐被接受。在这一点上，拉多的逻辑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文不打算细论这些翻译单位（转换单位）之间的特点与区别，而想从常识角度指出其间所潜藏的内在矛盾；翻译单位层级越大，其层级之下的翻译单位不仅没有被摈弃，相反，而被包含其中，并不时以它们自身的单位展露面容。譬如，只要不是由一两句话组成的短文，即便以语篇为翻译单位来翻译，也不能保证语篇之下的各个翻译单位会自行消失，不露身影。换言之，不能保证不存在以句子或小句或词组为翻译单位的翻译跻身于号称以语篇为翻译单位的翻译之中。就是说，翻译单位有些像套娃，层层相套，最里面的层级，如音位、词素、词通常不能涵盖其上的词组、短语、句子、句群、句子和篇章等层级，但是，反过来，则不仅理论上可能，而且也不难找出翻译实例。就是说，翻译单位越大，其坐实的几率不升反降。换言之，从大的翻译单位到小的翻译单位之间这种覆盖与反覆盖的悖论始终存在。下面看两个以语篇为基本翻译单位的译例。

1）“It's strange”，the old man said，“He never went turtling.That's what kills the eyes”.

“这倒也奇怪，”老头儿说，“他是从来不去钓海龟的，钓海龟才伤眼睛呢。” （司显柱，1999）

2）中国有句古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

There is an old Chinese saying，“How can you catch tiger cubs without entering the tiger's lair？”This saying holds true for man's practice and it also holds true for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司显柱，1999）

针对两个译例，作者分别说“只有以语篇为基本翻译单位，才能准确译出原文多义词语的确切涵义”；“只有以语篇为基本翻译单位，才能译出原文风格，做到译文与原文语篇文体相符”（司显柱，1999）。但是，对照原文，不难发现两个译例又都可以说是以句子，甚至是小句为翻译单位进行转换的。从这个角度看，则自然解构了两例“以语篇为基本翻译单位”之说。由此带来两个问题。其一，似乎只能在音位、词素、词、词组等低层级上展开翻译，否则，层级越高，覆盖面越大，越有可能使所使用的翻译单位名不副实。但是，翻译，尤其文学翻译、语言差距巨大的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果以低层级的翻译单位进行转换，易走直译或近似直译的路子，译文恐怕难以卒读。同时，翻译单位的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其二，如果反其道而行之，采用高层级翻译单位的话，上述被覆盖的矛盾难以避免。总之，翻译单位总体上缺乏可操作性，单位越大，悖论越重，难以保证翻译单位的有效执行。单位越小，虽然表面上操作性得以加强，可行性却往往成为问题。当然，翻译单位（转换单位）并非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但是，其操作空间并非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大。回到逻辑素上，它同样不能帮助人们重新认识翻译单位，解决翻译单位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实际上，逻辑素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尤其是 “笔译的基本逻辑素——整篇原文”（罗进德，1984）时，翻译单位上下覆盖的情况完全不可避免。

三、翻译单位（转换单位）的可重复度问题。翻译单位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除用武之地有限之外，还存在可重复度低的难题。从科学技术角度看，所谓翻译单位应该是一种恒定的度量单位，其使用过程理应保持同一性。否则，单位二字便失去了意义，譬如1579.26公里，就不能拆散数字，同时用公里、米、厘米来称呼。因此，从道理上说，似乎在翻译上，也应该要求用同一翻译单位转换一个独立的语篇。《中国译学大辞典》“翻译单位”词条似乎也认为一旦选定某种翻译单位，就需要一以贯之执行到底：“选择翻译单位，实际上就是选择翻译方法。例如，在翻译一个语篇时，主要以词为翻译单位，层级偏低，其翻译方法就是词对词的直译；如果通篇主要以语段为翻译单位，层级偏高，则为意译；如果以语篇为翻译单位，目的语与源语所具有的最小对应的语言单位就是语篇，译文表达的任意性最大，大致相当于译述了”（方梦之，2011：14）。然而，首先要考虑的是，翻译并非科技，绝不应该、也绝不可能如此生搬硬套死扣“单位”二字并一以贯之，相反，必须考虑原文语言特点以及人文、艺术创作等因素。拉多也说“A translation is always a work of art.Every translator is an artist；a good or a bad artist，of course”①原文为加粗文字。（Radó，1979）。其次，除诗歌等少数文体外，在翻译实践中，尤其在名家的文学译著里，很少能见到这种一层不变采用某种翻译单位进行翻译的现象。所以，从结论上说，最理想的，当然是采用所谓动态的翻译单位进行双语间的转换。但是，如此一来，移步换形，每一种翻译单位的可重复率只能维持在低水平上，作为度量单位的实在性、强制性与指导性几乎消失殆尽，所谓翻译单位的叫法也名存实亡。对逻辑素而言，也同样如此。简言之，这种悖论在翻译实践与翻译单位的理论研究中皆显得十分突出。

至于在翻译教学中，笔者认为翻译单位（转换单位）也难有发挥的余地。除拉多之外，我国学者也说“翻译单位的研究成果对翻译教学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能让习得者少走弯路，尽快地掌握翻译思维规律”（徐莉娜，2004）。然而，对翻译习得者而言，就算告诉他“翻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语言层级都不能单独地作为翻译单位而存在，翻译单位并不是固定的某个层级，比如音位、词（素）、词组、小句、句子、语段、段落、语篇。在翻译过程中，通常是几个语言层级交替作为翻译单位出现”（裴文娟，2010），学生也难以做到。因为缺乏大量翻译实践经验的学生，绝大部分汉外双语水平有限，期待他们动态地、灵活地使用翻译单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如果翻译单位是动态的，始终处于变化与调整之中，某种程度上，也就等于消解了翻译单位，有即是无。假如说可以真正做到动态地把握并运用翻译单位，那也是针对高水平的翻译家而言。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在翻译实践中，根据需要有意识地调整、改变翻译单位，以便更好地再现原文的风貌和作为翻译家的风采。

因此，笔者赞成语料库翻译学研究中的一个观点——“翻译单位与意义单位一样，是一种分析理论，而不能用于识别操作”（李文中，2010）。这里的“翻译单位”是指翻译的“分析单位”，其最大作用是用来分析、研究已有的原作与译作，探讨译家的得失，提高翻译鉴赏力和翻译水平。笔者以为，作为译学术语，翻译单位应该更多地指翻译分析单位，作为转换单位，其实用性难以证明。同理，对翻译而言，逻辑素最多也只能成为面对译文的分析工具，而不能成为具体指导翻译实践的转换标尺。总之，作为一种分析单位，翻译单位的价值如同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一样，虚中有实，理论意义大于实践意义，对认识、剖析翻译的秘密，提升整体翻译水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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