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西东

（安徽大学，安徽合肥 230039）

农村叙事的三个维度
——解读何玉茹的《前街后街》

汪西东

（安徽大学，安徽合肥 230039）

何玉茹的《前街后街》勾连三大历史时期，主要从农村基层权力、农村女性的生存视角以及农村变迁中的人事悲欢三个维度进行叙事，展示给人们的是农村街巷小人物的平凡故事和恢弘壮阔的农村社会面貌，也有着诸多抹不去的感情记忆。

《前街后街》；农村权力；女性视角；农村变迁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作为出生于解放初、现今步入新世纪的当代作家，何玉茹的农村题材小说《前街后街》是站在新世纪的空间维度回眸新中国成立后当代农村发展变化的长篇巨著，在农村叙事的书写中跨越了解放后的三大历史时期：人民公社化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初期。这三大时期因为有着厚重的内在历史感，在“文革”后成为许多作家格外青睐的写作背景。许多当代作家关于农村题材的作品也有对这些时期的农村叙事，如莫言的《丰乳肥臀》、张炜的《古船》、关仁山的《天高地厚》等。何玉茹的《前街后街》勾连三大历史时期，主要从农村基层权力、农村女性的生存视角以及农村变迁中的人事悲欢三个维度进行叙事，展示给人们的是农村街巷小人物的平凡故事和恢弘壮阔的农村社会面貌，也有着诸多抹不去的感情记忆。

一、农村社会的权力场域

自古以来，权力在中国就是主要的社会内容之一，不只是存在于上层政治中。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农村也是重要的权力场域。《前街后街》展现了特殊历史时代下的农村权力角逐，其中主要是农村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权力争夺和不同阶段的权力转换。前街与后街同属黄村，由于经济状况、人文与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在此围绕黄村的领导权形成了两个貌合神离的权力斗争地域。前街在土改前生活的是原住民，大多姓宏，基本生活条件较为优越；后街大多是后来逃荒至此的人，黄姓居多，居民身份基本是贫苦中下农。前街与后街在这种先天差距和隔阂下无形之中便产生了权力斗争的潜在意识，特别是对贫苦的后街人来说，都有一种要与前街人较量一番或者“叫他们看看我们的本事”的欲望和冲动。这种对于权力话语的争夺在土改初期黄姓人呼吁把宏村改为黄村就已经浮现出来了。黄块是后街人的代表，他先是当选生产队长，后又升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作为黄村的一把手，他的副手一直是前街的代表宏斯。黄村主副职位的人员安排，也是后街人对前街人在权力斗争方面的胜利。前街与后街的权力角逐背后实质上是不同阶层之间的斗争。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转化为不同阶级之间的较量。前街是富农中农的聚居地，后街是贫苦中下农的聚居地，两个处于不同物质经济水平的阶层不由得产生潜在意识上的对抗与较量。在解放初至改革开放新时期这段浓厚的国家政治话语权力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背景下，后街对前街在基层权力斗争中的胜利也是有其政治优势的。“权力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每一个人,无论他是施展权力的,还是被权力控制的,都被套在里面。”[1]黄村在不同阶层之间进行权力斗争的同时，个体围绕黄村的权力也展开着激烈的角逐。当老姜带领的工作组进入黄村后，黄块长期烙刻在黄村人心中的不良印象，加之肆意的流言，终于让黄块和宏斯下了台，贵生爹、黄二牛等后街人取代了他，黄村的权力基本掌握在后街贫困农民的手中。在此之前，黄村的权力斗争基本处于前后街的较量中，这种较量是建立在姓氏、地域、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等差异的基础之上。至此之后，黄村更突出的是个人斗争带来的权力在不同阶段的转移。二妮不服气，不认同贵生等无知识又无赖的人当权，她通过勤恳做事赢得了工作组老姜的认可，在权力斗争的锻炼中进步很快，在“文革”期间更是黄村主要力量的首领。后来二妮战胜贵生，一路升到公社副书记，已经越出了直面黄村权力斗争的空间。宏涛是宏斯的儿子，作为前街人，得到了二妮的大力提携，升至黄村的党支部书记，尽管很多后街人反对。此时黄村前街后街之间的权力斗争已经日益旁置，转向了农村精英之间的权力角逐。“文革”结束后，二妮和姜新国在拨乱反正的运动中失去了权力，黄村的权力转移到宏涛和他的心腹贵田手中。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黄村的权力沾上了更多的利益色彩。宏涛为了利益，强行推动新村建设，私吞黄村集体财产。贵田为了个人利益，先对宏涛阿谀逢迎，后在背地里揭露宏涛的贪污腐化与独裁专横，得以在村委会选举中取代了宏涛。然而贵田以恶劣手段变卖集体资产、推行新村建设，为了在拆迁中获得暴利而雇佣流氓打断拒绝拆迁的村民的腿。最终贵田在大酒店被愤怒村民报复性地枪杀了，黄村的权力斗争也到此落幕。城市在一步步把黄村收入囊中，黄村的村民也顺应时代的变迁变成了市民。黄村没有了，又去哪里进行农村权力的斗争呢?黄村的权力斗争经历了约三十余年的纷纷扰扰，最终在豆角架里三个女性的苦涩回忆与玩笑声中灰飞烟灭了。也许有一天，它会在高楼广厦间死灰复燃，但再也不会是前街后街时那个样子了。

二、农村女性的生存视角

时代纷扰，演绎悲欢离合。历史洪流下，普通女性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前街后街》主要以明悦、二妮、小慧三位普通农村女性的人生路径为叙事主线，从她们初读小学相识相知，到改革开放初期三人已近暮年重聚田间，三位女性近40年的种种经历，一直与前街后街纷纷扰扰的历史变迁紧密相连。三人虽同是农村女孩，但由于家庭环境不同，三人在性格、思想观念等多方面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却没有阻挡住三个平凡烂漫的女孩成为人生挚友。她们日夜漫谈，互诉衷肠，形同亲姐妹，偶尔有些小摩擦，也很快化为玉帛。作者对于她们友谊的细节描写很让人感动。二妮作为后街贫苦农家的女儿，入学晚，偶然间与同班的明悦结缘，强壮的她对弱小的明悦是言听计从，温顺得像条小绵羊。明悦家住在前后街中间，但因为青瓦铺的房顶、青砖垒的墙面而被划归为前街人，其实更主要的是她有个在城里挣工资的爸爸。在那个阶级划分界限明确的年代里，明悦与二妮之间有着看似无形却又格外明显的界限隔阂，但这些没有影响到两个烂漫女孩的交往。小慧家是前街人，父亲在城里中学教书，家境和明悦相似。明悦因为喜欢小慧的歌声而与她结缘，共同的爱好使二人结为好友。二妮借着明悦的关系试图接近小慧，而小慧反感二妮父亲连带对二妮表现着不友善，但女孩们童真的烂漫最终化解了隔阂，也由此开启了她们人生的悲欢离合。二妮虽然受扰于家庭困境，但依然有着普通女孩对美好生活的渴望，顽强地支撑下去，靠自己一点一滴的辛苦改变着得过且过的家。在无赖分子贵生等人取代父亲黄块上台后，二妮作为一个普通女性，在历史的洪流中她像一条摇摇欲翻的小船，但她继承了父亲敢作敢为的性格，有着独立女性的个性和见解，农村女性天然的韧劲促使着她不会轻易屈服于命运。二妮在村人厌恶的眼光下勤恳做事、积极入党，历经了基层政治的种种磨砺，感受了与丈夫姜新国在共事中的惺惺相惜和共同奋斗成功后丈夫的背叛，二妮又回到了农村。明悦作为一个经常生活在自我空间里的富有理想色彩的女性，她与二妮有着相对的形象特征。她喜欢读书，喜欢简单的生活。明悦的梦想是考大学，向往城市里的学校生活，却并不像小慧只是喜欢城市的华丽和优越。但当明悦在中学经历和张瑞的情感纠葛与流言困扰后，她对理想中的城市失望了，毅然回到了农村，慢慢地适应了农村生活，又与老医生宏先产生了友谊。明悦很重视与宏先理想而纯洁的友谊，认为两人是相互理解的，这种友谊是普通人不明白的，是超越年龄、性别、身份等差异的。但宏先并不像明悦想得那么理想。当阔绰的宏先把一张兽脸伸向明悦时，明悦的心碎了，她回到了田间，喜欢与租地的外来户们一起耕种心中理想的天地。小慧处于二妮与明悦之间，没有二妮介入世俗的勇气，也没有明悦对追逐理想的执着。她厌倦农村，向往城市带来的优越生活，当经历了秦老师的虚伪、黄小石的傲慢、学校农场老师们的不信任、城市工作的来回奔波后，小慧对早年憧憬的城市生活感到了疲倦，两次进城，两次回乡，最终还是回到了黄村，回到了明悦身边。三位女性经历对城市的失望与理想的破灭后转而回到乡村，殊不知乡村在城市的挤压下已失去了原来的样子。“站在豆角架之间，距离外面的世界似远了许多，推土机的轰鸣声也像是弱下去不少，三人在某一刻，不由自主地沉默下来，仿佛真的找回了当年在一起的感觉……”[2]她们讨论着黄村下一任的村长人选，人性与希望之花或许就在这苦涩又纯真的玩笑声中绽放了。何玉茹从三个农村女性的生存视角展现了传统农村的没落乃至消亡，历史变迁的大环境下，乡村或许只是她们历经纷纭世故后厌倦与无奈之余而临时寄托的精神乌托邦。但即使生活给她们百般坎坷，她们依然保持着对生命理想的执着追寻。

三、时代变迁下的人事悲欢

中国传统古诗文中关于人事变迁下展现的大多是物是人非的悲凉与感慨，如唐代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北宋晏殊的“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等。当代文学也不乏通过人事悲欢表达创作主题的佳作，何玉茹的《前街后街》隐透着历史变迁下的感伤，同时也有着对内在人性的思考。黄村由解放前的前后街，一路经历“土改”“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直到“文革”结束，整体的物景上变化还不显著，依然保留着农村的外貌，保留着“物是”。然而历史的发展变迁是阻挡不住的，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城市发展的脚步越来越快，黄村处在城市边缘，被城市进一步吞噬已不可避免。同时在社会思潮大变迁的背景下，人心思变，黄村人也早就对城市有种莫名的向往和追求。解放前夕，党中央就做出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决定，城市在人们的心中有着天然的优越，从小慧和明悦的父亲在城市工作带来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黄村人对待拿城市工资的人那种歆羡的眼光、黄村人重视城里来的工作队等方面可以看出，城市在黄村人心中陌生却又带着神圣。特别是对于年轻一辈的人如小慧、明悦、二妮、宏涛、贵田等人来说，他们相对更了解城市较之于农村的突出与优越。宏涛、贵田、姜新国倾向于城市是对财富利益的俯首跪拜，不惜出卖黄村。小慧、明悦是厌倦了农村的落后、平淡及无谓的纷争，向往她们心中所认为的城市的文明、热闹、舒适生活。在黄村的历史变迁中，“物非人亦非”。宏涛由当初一个勤恳办事的小伙儿变成了高傲自大、背叛黄村的逐利者。贵田由一个自力更生成家立业的小伙儿变成了追权逐利、独断专横，为出卖黄村土地不惜残害村人的无赖村霸。二妮的丈夫姜新国长期指导黄村工作，同时还是父亲事业、思想、品格的继承人，但时间改变了他。他在二妮的帮助下发家致富后却摇身一变，混迹于钱权酒色之间，无情地榨取黄村这片父亲和自己都曾为之付出过的土地。最终他们有的继续浑噩，有的一蹶不振，有的被愤怒者枪杀。曾经深深喜欢这块土地并为之辛勤耕耘的黄块、宏斯等人，也在拆迁中无奈搬进了新式小区。明悦、二妮、小慧三个普通女性，作为黄村变迁的亲历者，历尽人生悲欢后，感伤地回忆黄村往事，感伤地眺望城市，沉默无语，此时的黄村也无奈地静默了，还剩下残余耕地中的几块豆角架，不知还能阻挡远处轰鸣着的推土机的蚕食多长时间。《前街后街》没有细致描写城市的现代性文明，但通过叙写时代纷纭变迁下人事悲欢的演绎，从侧面道出了历史变迁中现代性城市对传统乡村的致命性冲击，以及对朴实人性的炼狱式异化。李敬泽曾说：“通过何玉茹细致的操作，我们看到了在最微小的事物中、在近乎无事的生活细部上，有繁复的意义世界。”[3]何玉茹通过围绕黄村这一有代表性的农村地域的人事进行详尽而细密的书写，表达了一个作家对解放后中国当代农村数十年历史变迁的独特观察和理解。

四、结语

何玉茹擅长通过对绵密的日常生活小事的书写展现她独特观察与理解下的意义世界，《前街后街》就是以细密的书写方式给读者完整地展开了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间当代农村的面貌。该作也隐现着女性作家淡淡的忧伤，饱含着深厚的审美意蕴。《前街后街》作为书写中国20世纪后半叶农村的巨著，立足现实主义叙事的同时，也有作家浪漫主义情怀的张扬，为中国当代农村题材文学又添加了一道亮丽而引人思考的风景线。

[1]佟立.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256.

[2]何玉茹.前街后街[J].当代,2016(3):154.

[3]李敬泽.小事的神灵[J].时代文学,2000(1):136.

（责任编辑：邢香菊）

2017-07-05

汪西东，安徽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