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查清，聂永成

（1.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理系，安徽 合肥 230051；2.海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海南 海口 571158）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对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持续升温，研究论文和学术专著不断涌现。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以“黄炎培”为主题的学术关注度从1978年以来出现了3个高峰：1980年代后期、1990年代后期和2005—2010年。不过可惜的是，尽管研究者众多，论文、论著或者文集不少，但以往对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研究，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其教育思想体系、核心理念方面，尤其是集中在他对职业教育经济功能方面的论述，却疏于挖掘其人文主义思想。可以说，以前的不少研究似乎多关乎其外而忽乎其内，徒得其表而失其里，只见其形而忘其神，注意其形下之“器”而忽略其形上之“道”。如果细心一点就可以发现，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体系的每一个方面都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辉，在“实用主义”与“科学精神”的背后散发着浓浓的人文关怀。以下笔者将专门从黄炎培职业教育目的论的角度，阐述黄炎培职业教育理论的人文关怀。

一、“人文精神”与黄炎培职业教育目的论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个哲学命题，但其立论的根本却是人文精神。简单地说，人文精神就是“肯定人的价值、尊严、潜力，关注人性全面发展，提升其社会文化内涵的思想、精神”[1]，它把人视为一切活动的目的，是对人的生命、价值、命运和尊严的关怀，是对人的生存状况和生活条件的关切[2]。

教育的对象是人，最终目的也是人，一切教育活动的开展，都是出于对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的关怀，所以教育目的天然就包含有人文、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因素。作为教育的一个分支，职业教育的目的当然也不例外。

关于职业教育的目的，早在1912年，美国职业教育家大卫·希尔（D.S.Hill）就曾经说过，就狭义言，职业教育专门对受教育者施以种种具有社会价值的职业培训，然而除此之外，也要培养他们的自我学习能力，坚强的意志，优美的感情，进而成为健全优良、有益于社会的分子。即一方面要注重学员职业训练，另一方面要力争将其培养成为国家一公民、社会一分子。[3]希尔的职业教育目的论突破了单一的物质论与工具论，把技术、职业与人文、人性密切联系起来，真正把人当成了教育的目的而非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相对而言，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目的的认识有一个发展与成熟的过程。起初，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不外乎有二：“职业教育之目的，一方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急也；一方又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4]54从个人方面言，职业教育要解决“青年谋生之所急”；从社会方面言，职业教育解决了各个岗位所需要的人才。个人通过职业教育，学得了一技之长，可以寻得一个适合于自己的职业，借此谋生；而社会的各个岗位有了自己需要的人才，各项事业的推进和开展就有了人力基础，这是开展职业教育的最直接目的。但从职业教育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来看，职业教育就已经不仅仅是“人”与“事”层面的意义了。所以，不久之后，黄炎培又在前两条的基础之上，添加了第三条，把职业教育的宗旨总结为：“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5]254这就是所谓职业教育“三要旨”。

黄炎培总结的职业教育“三要旨”尽管道出了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却没有突出职业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重大意义，有把人当成经济和社会发展工具之嫌。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人必须要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之后，才能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当时中国“最重要最困难之问题，莫生计若”[4]56，所以黄炎培把职业教育的宗旨归结为以上三条在当时看来合情合理。但后来黄炎培注意到，社会上有些人仅仅把职业教育视为一种技艺教育，甚至将其贬斥为“啖饭教育”。对此，黄炎培首先反驳了轻贱职业教育的错误观点，正确评价了“啖饭教育”对于当时中国民众的重要性：“以啖饭教育概职业教育，其说固失之粗浮，高视职业教育，乃至薄啖饭问题而不言，其说亦邻于虚骄。”[5]254在他看来，称职业教育为“啖饭教育”不仅窄化了职业教育的功能，而且低估了“啖饭问题”对于普通民众的意义。职业教育小则为“己”谋生，大则为“群”、为“社会”、为“国家”乃至为世界的进步和繁荣服务；“啖饭问题”不仅关乎个人生活乃至生存，同时也关乎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与繁荣，任何轻视“啖饭问题”的思想都近乎“虚骄”，任何忽视“啖饭教育”的观点都如同轻贱“啖饭问题”一样，都是一种虚妄和轻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认识上的浅薄和无知。尽管如此，黄炎培还是认真反思了自己提出的职业教育目的论的不足之处，比如过于突出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过于强调人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性，对职业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把人当成教育的最终目的方面重视不足。经过认真思考，黄炎培将职业教育的“三要旨”加以修改、补充，变为“四要旨”：“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6]83。除了这几条具体的教育目的之外，后来他又提出了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5]496。

二、由“器”及“道”，从“事”到“人”

如果没有全面研究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发展和成熟过程，没有深入思考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的根本动机，那我们也许只能看到他提出的职业教育目的在数字上由“二（一方为人计，一方为事计）”到“三（要旨））”“再到“四（要旨）”的微小变化，却看不到这个变化完成了从“器”到“道”的飞跃。

《易经·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黄炎培提出的“为人计”“为事计”，说到底还是为“人”谋“事”，以“事”养“人”。也就是说，其着眼点是希望通过职业教育，让人掌握谋生之技艺，然后再通过该技艺谋生。尽管此观点已经属于“不偏不倚”的“两点论”，但从其真正关注的中心来看，偏重于职业教育的物质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之后提出的“三要旨”，虽然在内容上有所拓展，但关注的重点仍然是职业教育的物质性和工具性。后来所加的一个“要旨”——即“谋个性之发展”，尽管仅仅是数字以及文字内容上看似简单的增加，却点明了职业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不仅指出了职业教育物质功能，更强调了职业教育对人本身的关注，强调了人个性的发展，真正把目光由“事”转移到“人”，由“谋事”“谋生”转移到“谋个性之发展”。这个要旨已经完全突破了有些人误解的职业教育只是培训劳动的工具、把人工具化的低层次教育思想的局限，把人明确为教育的目的，把发展人的个性、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甚至最高目的。不得不说，这最后所加的一个“要旨”，才是职业教育乃至全部教育的终极追求。

黄炎培之所以把“谋个性之发展”列在职业教育目的的首位，是因为个性发展关乎职业教育是把人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还是把人作为社会发展工具的问题，乃“针对中国教育向来存在溺杀学生个性的弊端而发矢”[7]116。在黄炎培看来，“人们大都有天赋的个性与特长，而兴趣做他的先导，一经启发着，很可能尽量地发挥出来”[6]75。中国以往的教育，往往使本来活泼的儿童变得迟钝，原因就在于学校教育不尊重儿童的天性，而是教师本位、教师中心，压制学生的天赋与个性；拘守几本教科书，专在文字、书本上用功，不仅不能发展学生的天赋能力，反而使其遭到抑制与泯灭，造成的结果是“功课虽及格，然人愈呆滞、愈拙笨”。而职业教育的长处正在于它应对社会分工制，“求工作效能的增进与工作者天性、天才的认识与浚发，进而与其工作适合”[7]223，使人类特别之才能、本来之天赋，都得到充分的培养与发挥，都能一一用之于适当之途。更重要的是，如果职业教育只强调教给学生谋生的技能、只注重人们生存的物质基础，只谋求通过职业教育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可能解决让“无业”者“有业”的问题，解决人民的“啖饭问题”，却无法达到让“有业”者“乐业”的目标。所以可以说，黄炎培职业教育目的的这一要旨，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他职业教育思想的人文主义情怀。

“四要旨”中的第二条“为个人谋生之准备”，是职业教育价值对于社会个体的最直接功能。黄炎培曾指出，人们饥寒了就需要衣食，生病了就需要医药，遭遇了患难就需要保卫，这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求。[8]104而当时中国民众最中心、最迫切的要求，首要的是生活问题，就是要“安居乐业”，说到底就是“要求生存”。解决生活问题就需要工作，要工作就需要掌握从事某项工作的起码技能，要掌握一定的技能就需要学习，而职业教育就正是为他们提供此类技能的教育途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直陈，职业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人计”“以供青年谋生之所急”。[6]208要想谋生，就得有一技之长，而普通教育，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教育重知识而轻能力，并不授予学生职业技能。只有重视动手能力、以解决学生就业与生存问题为己任的职业教育，才把真正教给学生切实的谋生技能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所以，职业教育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为个人谋生之准备”。

第三条“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与第二条“为个人谋生之准备”比肩而立，相互呼应，同时也是第二条的必然结果。没有“个人谋生”的技能也就没有“服务社会”的技能，相反，有了为个人谋生的一技之长，也就同时有了服务社会的能力基础。在为个人谋生的同时，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服务社会；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其实也是在为个人谋生，二者并行不悖，相互依存，互为条件。

对于有些人以为职业“只是个人谋生的意思”[8]25，把个人谋生与服务社会二者对立起来的观点，黄炎培以辩证的方法，从正反两个方面专门进行了反驳。他指出，一个人接受职业教育的训练，“不仅是为个人谋生的，并且是为社会服务的”，“职业教育之效能，非止为个人谋生活”，职业的意义“在谋个人生计的同时也是服务社会的”。[7]42他认为，只有把个人谋生与服务社会联系起来，才是“从事职业、发展职业的最好方法”。[7]118反之，如果只谋一己私利，不愿发挥合作精神，“平白享受有职业的人给他的衣食和一切生活需要，而自己绝不操一业以图报”，那么，“个人的生活依然不能圆满解决，社会也得不到他的好处”。他甚至认为“职业教育训练”的“第一要义”就是“为群服务”。[7]118黄炎培的这种观点突破了职业教育的“小我”目的，而是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更高的视角来审视职业教育的功能，点明的职业教育“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大我”思想、“大我”胸怀。这其实与黄炎培一贯注重的职业教育社会化思想完全一致。黄炎培认为，社会需要是职业学校的基础，所以职业教育要尽可能与社会进行沟通，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他把职业教育的社会性和社会化视为职业学校“最紧要的一点”，认为其重要程度甚至不亚于人的灵魂之于身体，到了“得之则生，弗得则死”的地步。他批评中国教育“学校与社会隔绝，教育自教育，生活自生活”的办学方式，认为职业教育“不是职业教育的教育”，而是和社会其他“各机关”都有“连带关系”的教育。他甚至断言，以“关门造车式”的方法来办职业学校，那么职业学校“非做到关门不可”。因此他主张，要打破“一切足为职业教育与其他社会团体隔离之障碍”，以彻底解决“整个中国之问题”。[6]46他提醒任何“含职业性质的学校”，都必须要注意“使学生知服务的义务，并养成服务的习惯”。[7]98另外，黄炎培还非常重视民众合作意识和合作精神的培养。他特别告诫，在中国“生计问题固然重要”，但国人“不知合作，亦是一重要问题”。[9]一句话，不管是“为个人谋生”还是为“服务社会”做准备，都既是为“个人”服务的，也是为社会、为“人类”服务的，这种“立己立人”“利己利人”的职业教育思想，本身就含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助、互爱思想，就是人文精神的体现。

作为职业教育的第四重目的，“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的思想源自黄炎培对所谓“战后教育”的认识。在研究了一战结束后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最新情况后，黄炎培在《职业教育谈》一文中指出，各国的职业教育本质上就是“生产教育”，即如何增加土地之收获、人力之效能，如何使制造更精、运输更捷。[5]348在他看来，“贫穷是我们中国人一种严重的胁迫，一种根本的苦痛”，而职业教育“最基本的出发点是想消灭贫穷”，所以，“吾国之战后教育，更舍职业教育无所为计”[4]61。要解决“地”与“人”“物”以及“生产能力之增进”[5]256问题，除了职业教育别无他途。他甚至认为，职业教育于当时世界各国而言，“图存者在此”，“图强者亦在此”。[7]119不管是出于“图存”还是“图强”的目的，归根到底都指向民众的生存和发展，都是出于教育者那浓浓的人文情怀。

第四条其实是实现二、三两条目的过程中带来的必然结果：接受职业教育的培训，个人掌握了一技之长，可以在社会上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工作，可以自食其力，这在为自己谋生的同时，也是在为社会服务；而在为己谋生、服务社会的过程中，个体也同时在创造社会财富，就是在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不管是服务社会还是为国家、为世界增进生产力，都是在为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做贡献，而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反过来又会惠及每个人，让人们的生活更富裕、更有质量，也更有尊严，这其实就是“各富其富,富人之富,富富与共,天下大福”，最后达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全球繁荣、世界幸福安宁的理想境界。

三、从“有业”到“乐业”，从物质关切到人文关怀

早在1925年，黄炎培就在山西的一次演讲中提出：“职业教育之宗旨在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5]420，后来更直接将这十二个字确定为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在纪念中华职业教育社二十四周年的文章《从困勉中得来》中，黄炎培等又重申，职业教育的目的“往远处说，是在实现一个民生幸福的社会。在那社会里，确切达到了‘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目的”，提出只有当“社会上没有无业者，也没有不乐业者”，职业教育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任务“才算真正完成”[4]284。这段话里明确提出了职业教育的远景目标是建立一个“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民生幸福的社会”，直接把职业教育与民生幸福联系起来。

仍然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分析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终极目的论中的人文主义因素。

“使无业者有业”是指通过职业教育，让没有一技之长的无业者掌握一项安身立命的技术、手艺，为个人解决生计问题，也为当时的社会发展培养和提供有用之才，使个人的生计得以保障，也使社会的人力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在他看来，生活是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中心：“社会一切问题的中心，是人类；人类一切问题的中心，是生活”[4]291；而中国广大民众的“最中心要求”，就是“安居乐业”，简言之，就是要求“生存”。生存问题就是当时中国民众的最严峻挑战，解决生存问题就是对当时中国民众的最大的人文关怀，所以他强调：“今后中华民众教育，必须针对着中华广大民众最迫切的中心要求而出发。这要求，就是生活问题。”[8]104而在他看来，发展职业教育是解决民众生存问题的最有效途径：“苟从根本上解决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问题，尚有过于提倡职业教育者乎？”[4]48显然，职业教育就是要“使无业者有业”，就是解决民众的生计问题，就是“从根本上解决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问题”。这不是人文主义关怀又是什么呢？

但是，“使无业者有业”仅仅解决了民众的“生计问题”，甚至只是解决了人们的生存问题，可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又岂止生存问题而已。就如同那句俗话所言：“我们吃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可不只是为了吃。”如果人们只为吃而活着，那与低等动物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无业”到“有业”只是解决了个体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也是最低层次的需求。要想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把对职业教育目的的理解由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就必须要“使有业者乐业”。

可以说，“使无业者有业”解决了民众的工作问题、“啖饭”问题、生活问题、物质保障问题，而“使有业者乐业”则解决了民众除物质之外的、希尔口中的“自我学习能力”问题、养成“坚强意志”和“优美情感”问题以及成为“社会优良分子”问题。一句话，就是关涉精神需求层面的问题。黄炎培曾直言：“惟鄙人尚有最后之一言，则人生之目的，并不仅在生活而已，道德尤为人类所必不可少者。”[10]281在他看来，只讲生活不讲道德，“则逸居无教，无所不为，其患有不可胜言者”[10]281，所以他强调，以后的教育“须一方面注重生活，一方面仍注重道德”[10]281。之所以在注重民众生活之余，还强调道德教养，就是因为物质生活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不是民生幸福的唯一支点，只有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富有”了，人生才能美满。“乐业”超越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低层次的生存需求，上升到“社会需求”“尊重需求”乃至“自我实现需求”的高层次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关注个体从工作中得到的积极愉快的情感体验，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虽然中国当时贫困落后的现实迫使黄炎培及其同仁们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困扰中国民众的生计问题，即“使无业者有业”这个问题上，但其“使有业者乐业”目标的提出，却豁然体现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中最宝贵的人文主义精神之光。

如何把职业教育与发展青少年学生的个性和谐完美地结合起来，到现在仍然是我国也是世界教育当中一个重大挑战和棘手问题。对于这一点，黄炎培认为，每个人“天赋的才能和性格”都会有所差异：有人适于动态的工作，有人适宜静态的工作，所以有必要“把自己天赋的才能和性格，与环境的需要和可能配合”，这样去选择职业“才能得到圆满的结果”。[6]199他提出，要用“种种方法”，去找出“一种与他最相当的职业”，然后让他“入那种学科”。[5]297如果能够将“人类长于其天赋之各种才能”与修学、就业的途径“适切的配合”，那么，它不仅可以为学生的学习和就业做好准备，为个人“奠下幸福的始基”，而且必将为他将来的“乐业”打下基础，为社会作出“更多更远大的贡献”。[5]297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从“有业”到“乐业”的变化，不是量的改变，而是质的飞跃，是从满足物质需求到实现精神需求的跃升。

教育部明确提出了职业教育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提升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人文素养和综合职业能力为核心”，要求坚持“立德树人、全面发展”的原则，“关注学生职业生涯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还特别要求中等职业教育“正确处理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和职业能力培养的关系、文化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训练的关系、学生就业需求和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关系”，充分说明了国家对于职业教育中人文素质教育的高度重视。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目的论特别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注重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体现了他尊重人的个性，希望受教育者得到全面发展的科学教育思想。更为可贵的是，他把职业教育目的由物质层面的“谋生”，上升到精神层面的“乐业”，完成了由物质追求到精神愉悦的升华，体现了一个民主主义教育者高度的人文主义情怀。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唯科学主义的褊狭与不足、认识到人文精神对科学发展的指导和协调作用，认识到人文教育对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背景下，对黄炎培职业教育理论人文思想的研究有着突出的启发意义和时代价值，可以为当今职业教育中出现的相关问题起到应有的借鉴作用。

[1]朱立元.美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19.

[2]朱贻庭.伦理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3]唐铖，等.教育大辞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1618-1621.

[4]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5]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6]成思危.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文萃[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6.

[7]朱宗震，陈伟忠.黄炎培研究文集（二）[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

[8]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集（第四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9]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三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205.

[10]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