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编辑部：

寄下的2016年第6期贵刊于昨日收到，谢谢编用拙文《重读〈鲁迅全集〉》。当天读完宋时娟女士的《孙中山的基督教葬礼为何鲜为人知》，石湾学友的《鲁迅与梅兰芳入党》，陈漱渝先生的《从鲁迅来看为当代人立传的难处》，飞德先生的《编余琐谈》，有些感想和联想，写出来供参考。

宋时娟女士的文章，披露了尘封已久的为已故孙中山举行基督教祈祷礼这一历史细节的真相，写得原原本本，有根有据，详尽可读。我在退休前读过两遍的《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有两处提到为孙中山举行的基督教祈祷礼，可惜邵氏日记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我读此书，也忽略了基督教祈祷礼这一重要历史细节。读了宋女士的文章，随即从书架取下邵氏日记，找出以下两条史料：

“（3月17日）午后鲍罗廷因孙科等主张于十九移灵之期，为 孙 公在协和医院教堂举行耶教祈祷礼，与孙科等抗议甚烈。”（第132页）

“（3月19日上午）十时顷 孙公灵榇自协和医院至礼堂，由家族等举行耶稣教祈祷式。十一时后，灵榇由协和医院行经东长安街向中央公园进发。”（第133页）

第一条史料已为宋女士所征引。我由宋女士的文章及飞德先生的《编余琐谈》想到，要弄清、说清长期被刻意回避、隐瞒、否认的历史细节，是多么的不容易。

这里附带说一下，史料价值很高的邵氏日记只印了2000册，有人跑了南京的几家图书馆，包括南京最大的图书馆，都没有借到。不知上海人民出版社有没有可能重印此书（差错较多，须一一订正）。

读了石湾学友的文章，感触甚深。主要一点是：不但鲁迅的著作影响深远，而且他骂人的话也影响深远。鲁迅骂梅兰芳，殃及池鱼，几十年后，在“文革”中，中国戏曲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张庚因为在1959年吸收梅兰芳入党，遭到批判。鲁迅骂顾颉刚骂得很凶，骂他“红鼻”“梅毒菌”等等。顾颉刚在“文革”中被批斗，并被罚每天早晨到所在单位扫地一小时（扫了一个月，当时已年逾七旬）。日记被抄走，作为“罪证”。住房被迫让出三间，供三户人家居住。他遭此厄难，原因之一是被鲁迅骂过（也许是为缓和关系，当年顾颉刚曾登门拜访鲁迅，被鲁迅轰了出去）。

陈漱渝先生是研究鲁迅的著名专家，深知为鲁迅立传的甘苦。他在文章里谈到了鲁迅到西安讲学。《蒋廷黻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年3月版）对此事也有较详细的记载。蒋氏在书中说，“1925年（应为1924年）春，陕西省省长刘镇华派代表至平津，聘请著名学者暑期到西北大学演讲。与我同行的尚有16名学者……在西北大学夏令营演讲是很辛苦的。那儿的学生比平津的年纪大，像人面狮身似的坐在教室里，他们太没有礼貌，不是喧闹就是打盹。”（第118页）演讲人中有鲁迅，他出版过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他在西安所讲的仍为他那本书中的旧套。……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人们绝不会料到他居然是一个文学与政治纷争中的重要人物。”（第119页）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征引史料很多，都是大段古文，沒有相当古文功底的人读起来会感到困难。胡适曾批评鲁迅这本书评论太少，鲁迅表示接受。1923年12月28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论断太少，诚如所言。”鲁迅在西安讲《中国小说史略》，那些学员未必能听得懂，未必接受得了。鲁迅这次讲学共计12小时，得到的报酬是讲课费及川资300元大洋。

王春南

2016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