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梅

(南京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身份、自我与禁忌：传统犹太母育研究

陈红梅

(南京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犹太民族具有重视母育的悠久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犹太母亲刻板形象在美国文学、喜剧和影视作品中广泛流传。刻板形象中的传统犹太母亲能干、健谈、竭力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倾力于养育子女。本文以多部犹太作家作品为例，从禁忌的心理影响分析犹太母亲在日常生活中对子女的细致照顾，督促他们进取，给他们灌输强烈的身份意识。同时，严格执行戒律给子女带来的窒息感招致子辈的强烈反抗。由于传统犹太母育缺乏适度的宽容，不能够做到适时放手而阻碍了子女的自我发展，使他们在主流社会生活中陷入两难境地。刻板形象中的犹太母亲表现出对子女强烈的爱，这一形象的流行投射和宣泄了美国犹太群体融入主流社会过程中的群体焦虑。

禁忌；犹太母亲刻板形象；菲利普·罗斯

国内对于犹太母亲的学术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截至本文写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国内学界尚未有研究犹太母亲及其母育的成果，只有《解构〈波特诺的怨诉〉中波特诺形象》提及犹太母亲，但并不认为母育方式是造成主人公叛逆的主要因素，而“更是催生在美国文化大土壤的产物”。国内犹太妇女研究的成果主要由张淑清取得，其研究领域为古代犹太妇女研究，包括经济、婚姻状况、沙龙、教育等。。实际上，创造了世界文明重要源头——希伯来文明的犹太民族素来重视母育。古代以色列母亲母乳喂养子女的时间一般长达三年，而且仪式律法支持母乳喂养孩子，喂养孩子的母亲可以不参加献祭仪式[1]9-13，这也是妇女可以不参加受时间限制的宗教仪式的原因。与大多数其他民族一样，犹太父亲是家庭的供应者和教育者，母亲则多为家务劳动者，但是犹太文化并不一味贬抑妇女。在圣经时代，少数撒拉这样的犹太母亲因其对家庭、群体和宗教的贡献被称颂为“女勇士”，提升了母性的地位。散居时期，犹太母亲在家庭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因此，犹太文学在不同时期对母亲的再现体现了当时其民族生活的内涵和文化特征。

历史上，犹太妇女勤勉地承担起自己的职责，经济困难时甚至赚钱养家以便丈夫能够专心研读《托拉》和《塔木德》等民族经典。二十世纪初叶东欧犹太人移民美国的大潮中，许多犹太父亲在艰难的转型中失败，在子女，特别是儿子面前，失去了原有的尊敬，妻子们则试图在家中创造一方“绿洲”弥补他们在外面遇到的困苦，保留了对丈夫的“一贯性遵从”[2]164-69。卡津在自传《城市漫步者》(A Walker in the City)中回忆“亲切的妈妈几乎整天坐在缝纫机边”，意识到“她不断缝拼在一起的是我们自己。”[3]172艰苦岁月里，母亲成了维系家庭存续的力量，是子女眼中的英雄。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犹太移民妇女在美国被演化为“犹太母亲刻板形象(Jewish mother stereotype)”，出现在喜剧、影视和文学作品中。刻板形象中的犹太母亲唠叨、挑剔、对子女过度保护，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妻子或妈妈，子女成人后仍干涉其生活，善于使其愧疚[4]2-3。从梅(Elaine May)和尼科尔斯(Mike Nichols)的短剧《母亲和儿子》(“Mother and Son” 1960)开始，到弗里德曼(Bruce Jay Friedman)的《妈妈的吻》(A Mother’s Kiss 1964)、格林伯格(Dan Greenburg) 的《怎样做犹太母亲》(How to Be a Jewish Mother 1965)再到罗斯的《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以及之后许多作品里，犹太母亲刻板形象经过大众媒介的传播，“成为一种被广泛认知的母性干扰的隐喻。”[4]3在这当中，“没有人把喜剧化的犹太母亲描画得跟罗斯的《波特诺伊的怨诉》那样好”[4]139，其女主人公索菲(Sophie Portnoy)如今已成为美国极端关注子女的“恶魔母亲(monster mothers)”的代名词。

罗斯的《波特诺伊的怨诉》虽非犹太母亲刻板形象的开山之作，但他塑造的索菲成为犹太母亲的典范。本文以《波特诺伊的怨诉》(下文略为《怨诉》)为主，结合其他作品，深入探讨传统犹太母亲承担其职责的方式及其对子女的影响，发掘母子关系成为问题的根源，解读犹太母亲刻板形象这一社会现象传达的意义。

一

犹太女子从小就被培养成为贤妻良母，犹太民族在其宗教信仰和流散历史中形成的坚忍特性在犹太妇女身上得到彰显。她们被排除在经典学习和社区重大决策之外，只能在宗教律法和民族习俗给定的狭小世界——家庭生活中施展才智。她们遵从洁净和饮食戒律操持家务，服侍丈夫，生养子女，她们在家庭这个有限的空间里表现主观能动性。对家务劳作，犹太妇女尽力而为，效率是她们看重的评价标准。罗斯在自传《遗产》里赞扬母亲把持家上升为艺术[5]37。在《怨诉》中，索菲不用日历也从来不会忘记为死去的前辈点燃蜡烛，除去亲戚坟头的杂草，家庭整理样样精通，是个“能办得到一切，不得不承认自己可能太好了”[6]11的家庭主妇，索菲是波特诺伊家的中心，是其健康、快乐的源泉。母亲们把精力都放在照顾孩子上，富有牺牲精神。索菲检查儿子袜子上的孔洞，除去他指甲里、脖子褶子里的污垢，像专业医生那样用过氧化氢清洗耳屎等等，儿子阿历克斯·波特诺伊惊叹于母亲无穷的精力。以子女为生活中心的母亲们唯恐他们遇到危险，要杜绝一切不良情况发生。

除了照顾生活，母亲们特别重视子女教育，期待他们成人成才，维护其成就和形象，为子女承受压力，始终给予无私的爱。波多诺伊的同伴尼姆金住同一栋楼，深具钢琴天赋，被认为是大钢琴家“伊图比尔(Jose Iturbil)第二”，他母亲要求他不停地练琴以出人头地。索菲尚能理智地对待子女的禀赋，她检查波多诺伊数学练习里的错误，为其聪明和优异成绩自豪，而对资质一般的女儿，以为她能尽力就好。父母是子女最坚定的支持者。罗斯的父母也骄傲地把他出版的作品摆放在客厅电视机两旁展示给来访的客人，后来又默默忍受族人对儿子作品的责难。与亚裔等重视教育的族群一样，犹太母育对子女教养的重视是犹太民族能够在美国迅速成功的重要原因。

家庭生活中，厨房是母亲们的中心舞台，把子女喂养好是她们的首要任务。食物本来只是提供能量的必需品，但其口味和营养成为母亲表达爱心的重要方式。鸡汤是犹太母亲最爱给孩子做的营养餐，已成为犹太母爱的代名词*根据《犹太母育史》(A History of the Jewish Mother)导言、《怎样做犹太母亲》以及林恩·戴维曼(Lynn Davidman)编辑之《女性主义视野中的犹太研究》(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Jewish Studies)等相关章节。，意外情况下母亲都要给子女送去餐食，确保孩子们吃饱长好。此外，犹太饮食更是母亲们培养子女身份意识的重要途径。食物因其原料出产地域、加工方式和宗教禁忌隐含的巨大差异而富有显著的文化特征，一个民族的饮食发展史可以说是其演变发展的民族志，表达伦理习俗和文化形貌，界定其民族身份[7]。犹太民族的饮食因为几千年来严格施行的可食(Kosher)饮食法规*犹太可食(Kosher)饮食律法源于《圣经》的诫命，出于宗教的需要，但一定程度符合现代医学原理。根据徐新著《犹太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主要有四条：1.并非所有的动物都是供人食用的，只有“洁净”的动物可食用；2.不是人人都可以从事动物屠宰，只有经过培训和考试合格的“礼定屠宰师”才能从事屠宰工作；3.严禁食用动物的血；4.不可同时食用肉类和乳类食品，中间应至少相隔四小时，两种食品的处置应使用相互区别的不同器皿。饮食法规是凝聚犹太民族，使之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实践。具有尤其突出的民族特性，是凝聚本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屏障，是犹太民族身份的重要标志之一。切肝、无酵饼和圆面包等都是犹太民族的典型食物，不同地区和教派的犹太饮食甚至都各有特色。对犹太人富有特色的饮食，外族人也好奇。波特诺伊的父亲曾邀请特别想了解犹太饮食的同事来吃饭，因为索菲做的犹太切肝、面包和果冻等绝对正宗，这位同事因此成了第一个到访的外族人。波特诺伊所在的威夸克犹太高中与其他学校足球比赛，但失败后，他们并不觉得耻辱，因为两队的饮食不同，犹太高中生吃面包，不像对手吃火腿。索菲谨守犹太饮食律法，为了确保食材符合教规要求，“像老鹰一样盯着卖肉的屠户，确信他把砍下来的肉放在了可食绞肉机里，”[6]11对于非犹太食品，犹太母亲采用各种方式逼迫儿子远离。波特诺伊曾和同学去吃炸薯条，索菲不仅哄骗他吃了炸薯条之后要拉肚子，还痛哭流涕，要他保证再也不吃这些美式快餐食品。作为母亲，索菲没有忽略任何一个严防儿子接触非本族食品的机会。

深藏在犹太母亲对子女密切关注中的是其强烈的犹太家庭生活特性。索菲并非个案，其他犹太妇女也类似。索菲的同伴听到她抱怨儿子吃饭不好得拿刀子逼迫，一点不感觉她做得过分。“因为在她们的世界里，就应该这样对付吃饭不好的人！”[6]43传统犹太家庭妇女大都是民族文化和遗产的维护者，在生活细节中给子女传达本民族和其他族群的分辨界限。波特诺伊及周围孩子的父母大都认为运动，特别是足球，是外族人干的事。威夸克高中输掉足球比赛反而让他们以自己是犹太人为自豪，因为他们不仅不比在足球上打败他们的外族人差，而且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把心思放在赢得这个暴徒似的运动比赛的胜利上，因而更优秀。隐含的是犹太民族对知识和智慧的认同以及体育和体力活动低人一等的观念。虽然犹太民族强烈抨击反犹主义思想和行径，但对其他族群的这种观念同样具有种族歧视的特质。这些观念对子女影响至深，左右着他们的生活。

在犹太母亲眼里，子女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虽然他们唠叨的内容随着子女年龄增长而变化。虽然母亲也知道儿子长大了，甚至劝丈夫让儿子自己做主，但仍不住地催儿子尽早结婚生子，敦促其回家探望父母。33岁的波特诺伊在精神分析治疗时回想起父母对自己的种种看顾，感叹道：“一个犹太男人，若是双亲健在，就只是个15岁的男孩，不到他们过世，他都不可能超过15岁！”[6]111这不单是他一个人的呼喊，也是众多被照顾过度的犹太儿子们的控诉。格林伯格选用了两张自己小时候和28岁时母亲用汤匙给他喂食的照片作其《怎样做犹太母亲》的封底，并写道：“他还没有结婚，还不知道怎样站直和好好吃东西。”这虽是嘲讽，但却透露出无奈。

二

犹太母亲无微不至的照看虽然给子女打下了民族文化的烙印，但其方式却使他们个性叛逆，导致文化疏离。对犹太母亲令人窒息的母育，儿子们选择了不同方式反抗。《母亲和儿子》剧中，当宇航员的儿子利用登月的机会摆脱母亲，不给她打电话，结果招致母亲的抱怨。《怨诉》里，波特诺伊极力丑化母亲、讽刺犹太家庭传统、沉迷于变态性爱，尼姆金最消极，将自己吊死在淋浴的莲蓬头上，令人痛心的是，他甚至留下遗言“今晚请带上麻将规则去搓麻，”[6]120临终前仍细心地记得让母亲好好玩。但是其母亲始终无法理解儿子这样做的原因，只有波特诺伊看到“杀死你罗纳德的是你该死的无私和愚蠢”[6]98，是跟索菲对他一样的无私的母爱。

尼姆金的反抗是个悲剧，波特诺伊把嘲讽和叛逆的目标对准了令其窒息的家庭生活，反抗那些规范犹太家庭生活的戒律。这些犹太戒律也叫摩西律法(Mosaic Law或 Law of Moses)，犹太文化经典《塔木德》总结了涉及上帝、祈祷和祝福、符号、婚姻和家庭、节期、饮食、买卖和诉讼等生活各方面的戒律613条。这些表述明确的戒律是犹太教律法的总结，指导犹太民族宗教信仰的日常行为，赋予其“因行称义”的特性。与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论述的原始社会神秘禁忌[8]20-40一样，犹太戒律初始于犹太民族对上帝雅赫维的敬畏和崇拜，经过不断的文化形塑，发展成为习惯和传统，最后成为犹太律法和道德规范，在传统犹太社群中具有强烈的制约性。就其心理影响而言，禁忌一方面因其“神秘、危险”或“神圣、崇高”使人远离禁忌物体或事件，迫使人压抑靠近或行动的愿望，另一方面，禁忌的施行导致的不可知又使人向往，这种既怕又爱的矛盾情感在弗洛伊德看来是贯通了禁忌和强迫性精神病的心理机制。在当今讲究科学精神的理性社会中，强制性禁忌愈加引发探究心理。在民主开放的美国社会，犹太传统戒律对年轻人而言尤其过时古怪，诱发挑战的欲望。波特诺伊为显示追求自由反抗压迫的能力，违抗其家庭生活戒律发泄不满。

禁忌一般由长辈或社会权威传承，要求后辈接受，甚至可能被社会组织化制度化。家庭是社会基本构成单元，家长作为其责任人有义务向子女传承包括禁忌在内的社会规约，是文化传递的纽带。为维护其权威，父母在大多数文化中既是禁忌的传承者也是禁忌保护的对象。对犹太子女与父母的关系，犹太元典《托拉》的“十诫”规定“要孝顺你的父母”，其他戒律规定更具体：“不可打你的父母；不许诅咒你的父母；虔诚敬畏你的父母；不可与父母亲进行性活动”。波特诺伊首先反抗这些戒律的执行者——父母。虽然波特诺伊温顺听话，但是遭遇一系列挫折后，他不仅认为父母的至爱导致他失败，而且讽刺咒骂父母，极力丑化他们。波特诺伊嘲笑便秘的父亲一肚子屎，虽然他也觉得父亲为了家人生活有保障工作非常辛苦，而且在外族人的公司里时常忍受对犹太人的歧视，工作再努力也得不到升迁，但他仍嘲讽父亲懦弱。对无微不至照顾宠爱自己的母亲，波特诺伊一方面崇拜她，感觉小学里所有的老师都是母亲乔装改扮的，另一方面谴责母亲对自己的照顾令人窒息，揭露母亲的丑事，批评母亲在儿子面前不注意形象。波特诺伊毫不客气地指出父母的不当，毫无恭敬之意。

波特诺伊的叛逆和反抗更集中在饮食和性行为上。传统犹太主妇烹饪时必须遵守可食饮食律法，成为她们控制子女和培养他们犹太身份的一种渠道，反过来，饮食也成了波特诺伊反控制的重要方式。日常生活中，可食律法最重要的戒律是奶制品和肉制品应分开处理，须间隔四小时后食用，不能吃不洁净的食品。不洁净的水产包括没有鳞片和刺的螃蟹、虾肉、贝类、鳝鱼、章鱼等。对于繁琐的饮食戒律，波特诺伊质疑其合理性，认为它带给犹太人的只有压抑，提醒人们“生活就是界限和约束”[6]79，只要几年的时光，犹太小孩就被具有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的父母塑造成最受压抑的人。但是当他和未来的姐夫一起吃龙虾的时候，发现违背母亲严格遵守的戒律并不困难，享受自由的障碍在于其内心。波特诺伊对饮食最出格的叛逆行为是用给全家做菜的猪肝手淫，反抗母亲对其饮食的严密控制，然后又放回到原处，母亲毫不知情，照常将这块猪肝做给全家人吃了。这个大胆离奇的想象在小说精神分析的叙述方式作用下，不少读者直接把作者罗斯等同于主人公波特诺伊，有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开玩笑说不敢跟罗斯握手。这类让人忍俊不禁的幽默使小说出版后风靡一时。

波特诺伊的反抗和自由追求主要和性相联系。613条犹太戒律中有25条涉及性禁忌，规定不可与异教徒联姻婚配，不得嫖妓，不可有婚前性行为，不得与家庭成员发生性行为等。波特诺伊在追求自我和家庭解放的过程中，他发现性是青春期的自己惟一的自由，蓄意违背与性有关的所有禁忌。他不顾便秘的父亲内急躲在卫生间里手淫取乐，让主宰家庭生活的母亲气急败坏，让懦弱的父亲低声下气并以此为乐，臆想与母亲乱伦。他不顾犹太人禁止与外族通婚的禁忌，追逐外族女子来实现对美国的拥抱，与各色女子的性游戏因其伴侣的身体具有种族和阶层色彩，欲望和禁忌因而编入了身份符码。波特诺伊豪迈地宣称，“我要以性交来发现美国，征服它……我的命运是在四十八个州的每一个州里引诱一个女子……我对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女人没感觉，她们就是爱斯基摩人和东方人！”[6]235他游戏的不仅是外族女子的身体，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的历史和文化。

波特诺伊是美国和犹太文学史上声名狼藉的反抗者，引发了美国犹太群体强烈的抗议。他反抗犹太历史，不认同犹太教，鄙视民族历史和文化遗产；对犹太长者不恭，藐视拉比的作用，认为华沙拉比华而不实，是从狄更斯作品里走出来的人物；不承认大屠杀等犹太民族的历史重负等等。波特诺伊对自己出身的民族充满了不敬，在很多犹太社区长者看来，是个自恨者，不恰当地暴露了犹太民族的传统，但是在接受美国观念的犹太人看了，他揭露的是犹太传统的陋习。《波特诺伊的怨诉》1994年再版时，其封面摘印有著名犹太作家欧芝克(Cynthia Ozick)的《新闻周刊》(Newsweek)评论：“罗斯是美国最勇敢的作家。他道德上勇敢，他政治上勇敢，《波特诺伊》是这勇敢的一部分。”

三

众多犹太儿子们的反抗并非偶然，阉割性的过度母育是文化传统宰制之外不利于其健全人格成长的重要因素。对于家庭生活的意义，纳普(John Knapp)认为“家庭构成身份的源头，而不仅仅关乎个人品格。因此，家庭成长中特定问题的‘原因’与其说是个人的建构或单个事件，不如说是连接人和事件的情感过程。”[9]14-15要解决个人病症就必须了解其家庭系统。波特诺伊家是个典型的当代核心家庭，功能过强的母亲索菲、功能不足者父亲杰克和被“宠坏”的儿子构成其核心情感系统，女儿汉娜处于系统边缘。在这个系统中，索菲“无所不能”是丈夫懦弱、儿子反抗的根源。

索菲“无所不能”和自我牺牲造成她过度干预家庭事务，其结果是其他家庭成员无法正常地自我区分。家庭治疗师和理论家鲍恩(Murray Bowen)将自我区分定义为“在亲密的情感关系中一个自我同另一个自我的融合程度”[10]200。鲍恩所说的自我也称为基本自我(basic self)，是不可失去或不可与其他人的自我交换的部分，不同于弗洛伊德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分裂的自我，是无论遭受何等情感压力或焦虑，坚持自己的原则和锁定确定目标的综合能力，从根本上说，自我区分显示了一个人的情感和个性成熟水平。鲍恩在研究中发现很多人自我区分不够，认为“一个人的自我越不成熟，别人对其职能施加的影响越多，他就越试图，主动或被动地，控制其他人的职能”[11]7。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自我来实现其目标，那他可能通过诸如威逼、反抗或犯罪等方式来操纵别人。心理成熟的表现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而不是别人的自我上。犹太儿子们反抗多源于母亲们自我区分不够，与儿子过度融合。索菲首先在情感上跟儿子拉近距离以与其自我混合在一起，或者在儿子不听从自己的安排时采用不再爱他等言行逼迫威胁使其服从。波特诺伊回忆起母亲经常和他的对话：“谁会永远永远和妈咪在一起？我。无论妈咪走到世界的哪个地方，谁会跟着妈咪一起走？我。”[6]46，很明显，这样的母育行为具有强烈的控制性。

在这样强力的母亲面前，儿子无法正常自我区分。成为职能正常的人在于培养尊重他人的自我，能够在情感上不受家庭系统压力的影响坚持自己的目标、信仰和价值观念。如果人能在家庭的环境中坚持自我，那么在其他地方也能够保持其成熟的职能运转方式。但是，母亲们很难在儿子成长时需要放手上做到理性。《妈妈的吻》中的母亲在儿子上大学后不仅陪读，还要求儿子在同学面前像小时候一样亲吻她。波特诺伊在家里同样没有机会，因为只要有些许不同母亲意见的地方，就会受到母亲的阻拦或惩罚。波特诺伊发出了迟来的抗议：“干坏事，妈妈……那是让我们男孩子成为男人的事……我就像张地图，从头到脚都标着压抑。你可以在我全身上下左右打量，上面满是羞愧、禁忌和恐惧。看，妈妈，我也是太好了，我也是到了遵守道德规范的极点，像你一样！”[6]124“干坏事”就是不按照母亲的要求和思想去做，“干坏事”才可能培养出自我。顺从母亲的意愿可能够培养出符合母亲理想的绅士，但却压抑了子女的个性和自我。犹太母亲们沉浸在自我的习惯中不懂得给予成长空间阻碍了下一代顺利发展出适度区分的自我。

同时，犹太母亲阉割性的强力培养方式也不利于其子女的身份定位，是造成流散美国的犹太人患得患失神经质心理的重要原因。犹太民族的群体区分意识非常强烈，关注自身与其他族群的差异，而对族群内部成员的融合程度相当高。母亲们看到的一切都只按一个标准判断：犹太的和非犹太的，在其强烈融合了自我的子女教育中传递给下一代同样浓厚的犹太性。犹太母亲在给子女灌输强烈的身份和族群意识的同时明晰了自我，但也限制了自我。从小打下的“我是犹太人”的身份烙印深深地铭刻在他们的意识里，在行事为人上，时时戴着这个镣铐。然而，生长在美国的犹太移民后代，不仅觉得自己不应该背上族群历史的包袱，而且掌握了美国的政治语言，要做个美国人。《波特诺伊的怨诉》里波特诺伊成年后努力工作，被任命为纽约市人权委员会顾问助理专员，但他虽跻身社会主流，却非自由的主体，内心世界总提醒着他是个异者。私生活上，波特诺伊痴迷白人女子，但是她们不同的文化背景时时让他想到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使他们的关系停滞不前，他的种族不安全感增强为焦虑，最后发展为偏执，愧疚受挫的波特诺伊意识到他永远成不了真正的美国人：“别跟我说我们跟其他人没两样，我们就像他们都是美国人。不，不，只有这些棕发的基督教徒才是这个地方合法的居民和主人。”[6]146可以看出，犹太移民后代在职业和个人生活上都试图进入到他们以前未能达到的领域，但是父母教导的民族身份意识成为制肘，使他们缺乏确证的力量，成为不能依靠任意一方的中间人。

尽管表现方式不同，《母亲和儿子》、《妈妈的吻》和《怎样做个犹太母亲》等在20世纪60年代先后表现了犹太母亲刻板形象这个共同主题。这股艺术风潮的巅峰之作《波特诺伊的怨诉》以其突出的幽默喜剧表现了以波特诺伊为代表的犹太人迫切想要融入美国的愿望和母育勉力培养的深入骨髓的犹太良心之间的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在许多第二三代犹太人中产生共鸣。犹太刻板母亲形象风靡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母亲形象地再现了传统犹太母育方式，另一方面犹太幽默夸张地塑造这些母亲的形象也折射出这个时期美国犹太人的“集体无意识”。从19世纪末开始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数目巨大的东欧犹太移民来到美国，经过几十年努力在美国站稳了脚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选择似乎只有两种，要么完全美国化，要么继续保持其犹太传统特性，但是实际上他们走了另一条中间道路——文化适应(accultration)，一方面接受美国的观念，融入美国社会，成为美国人，另一方面又保持了犹太特性。这样选择所产生的影响是其后代在面对主流社会时，通过家庭传递下来的文化传统却时时陷他们于愧疚，因而将其焦虑投射到文化传统的执行者——他们的母亲身上，使之在讽刺幽默中释放[4]2-7。

[1] 迈耶·I·格鲁伯.古代以色列妇女和早期犹太文明[M].张淑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 欧文·豪.父辈的世界[M].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3] Alfred Kazin.A Walker in the City[M].New York:Harcourt Brace,1951:172.

[4] Joyce Antler.You Never Call! You Never Write!A History of the Jewish Mother[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2-3.

[5] Philip Roth.Patrimony:A True Story[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1:37.

[6] Philip Roth.Portnoy’s Complaint[M].New York:Random House,1969.

[7] 徐新建，王明珂，等.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6).

[8]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文良文化，译.北京：中央编译社，2005.

[9] John V.Knapp,“Family Systems Therapy and Literary Study:An Introduction.” In Knapp,John V.and Kenneth Womack,eds.Reading the Family Dance:Family Systems Therapy and Literary Study[C].Newark NJ: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2003:13-26.

[10] Murray Bowen.Family Therapy in Clinical Practice[M].North Vale NJ:Jason Aronson,Inc.,1992.

[11] Michael E.Kerr,One Family’s Story:A Primer on Bowen Theory[M].Washington DC:Bowe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Family,2003.

责任编辑：毕曼

2016-03-21

“2016年度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6-50)。

陈红梅(1971 -)，女，汉族，江西万安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犹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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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941(2017)05-009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