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锋

(中央民族大学 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印度纳萨尔运动：根源阐释与分析范式

王晴锋

(中央民族大学 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印度纳萨尔运动迄今已持续近半个世纪，它被印度政府视为最大内患。这场革命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达利特和阿迪瓦斯等社会底层，极端穷困、阶级—种姓战争、资源诅咒论以及纳萨尔主义等是纳萨尔运动产生和持续的重要原因，其中意识形态在革命动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分析纳萨尔派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有三种范式，即制度—结构性范式、主体能动性范式和文化范式。经济发展论是阐释纳萨尔运动的重要视角，但它容易犯经济还原主义的错误。

纳萨尔主义；毛派运动；种姓制度；阿迪瓦斯

在印度，人们对毛派运动的本土性称呼是“纳萨尔运动”(Naxal Movement)，该词源自20世纪60年代末西孟加拉邦爆发的纳萨尔巴里(Naxalbari)农民起义。*“毛派”或“纳萨尔派”更多地是印度政府、媒体、学者和社会观察者等采用的统一性称呼，而革命者内部仍然会做进一步的细分和区别。纳萨尔派并非单一的群体，它内部存在不同的派别，有些革命群体可能并不认同纳萨尔主义(Naxalism)，在某些情况下不同纳萨尔群体之间甚至因争权夺利而相互攻击。目前，印度最大的纳萨尔群体是印共(毛)。纳萨尔巴里起义通常被认为是印度纳萨尔运动的开端，如今，它已经持续斗争了近半个世纪，目前仍未有妥协或终结的迹象。尤其是2004年成立印共(毛)(CPI-Maoist)之后，纳萨尔运动的组织化和军事化程度均显著增强，对印度联邦政府构成严重挑战。本文试图探讨纳萨尔运动的根源，主要从贫困、阶级—种姓冲突、资源诅咒论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纳萨尔主义等方面展开阐述。本文亦将学术界关于纳萨尔运动的成因分析概括为三种范式，即制度—结构性范式、主体能动性范式和文化范式。

一、贫困的解释

印度是一个农业大国，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农民的主要构成包括表列部落(STs)、表列种姓(SCs)以及其他落后阶级(OBCs)，他们在印度的社会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印度国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无地农民、佃户和小农等是主要的民众基础。20世纪30年代，国大党曾将土地改革写入党纲，但因时局所限并未全面、彻底地实施改革。印度建国之初，社会两极分化极其严重，土地租赁层层盘剥、经济压榨、社会流动阻塞、失业率和贫困率居高不下，农民不断地赤贫化。虽然印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试图废除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但是，由于改革未从根本上触及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又由于地方政府改革意志不坚以及农民缺乏权利意识、组织涣散等原因，这些措施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显著成效，被边缘化的无地农民的经济处境也未获得实质性改善。相反，对底层民众而言，建国后政府的不少政策都是剥夺性的，政府及其不同形式的代理人与地主勾结，剥削、压榨穷人，肆意掠夺地方资源，侵犯达利特(Dalits)和阿迪瓦斯(Adivasis)*达利特即印度种姓制度中的“贱民”，他们长期遭受高种姓的各种盘剥和压迫。阿迪瓦斯即部落，他们大多是生活在印度中东部地区的原住民。后文关于“种姓-阶级冲突”的部分对此还会进一步论述。的权益，践踏人性与尊严。从整体上而言，印度的农民阶级是一个政治无力、经济遭剥夺并且被严重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即使在今天，每年有很多农民死于饥饿和疾病，阿特萨·帕特奈克(Utsa Patnaik)甚至将印度称为“饥饿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Hunger)[1]。尤为触目惊心的是，极端的经济贫困导致农民自杀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印度独立后，农民运动及各类底层暴力抗争并没有完全消失。20世纪60年代末，在印共(马)的激进分子的领导下，很多农村地区爆发农民反叛运动。

土地改革不力、收入微薄、缺乏基本的生存保障等是导致纳萨尔冲突的重要因素[2]。土地不平等尤其表现为土地分配的不平等以及土地征用的赔偿不足，它还直接影响农业社会里经济生活的差异。英国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财产权制度(尤其是土地所有权)对纳萨尔运动也具有一定影响，与那些历史上土地所有权归农民的地区相比，土地所有权归地主的区域冲突更加严重[3]。其原因可能是土地分配的极度不平等和历史上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冲突关系促使无地的农民阶级形成某种集体身份。20世纪60年代，印度政府实施的“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没有充分深入到山地与森林地区，部落的经济状况没有因此得到改善。*这场由西方发达国家引导的“绿色革命”在短时期内确实增加了粮食产量，但是由于过度使用农药、化肥，大量抽取地下水进行灌溉等，导致土壤严重退化，粮食增产潜能不断减弱。因此，它并非是一种可持续的农业发展策略。当时印度的内政部长查万(Y.B.Chavan)曾警告说，如果不彻底执行土地改革政策，“绿色革命”可能会演变成“红色革命”。到了20世纪90年代，印度迅速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相当比例的社会底层也没有从中受惠。概言之，极端贫困和被边缘化是导致纳萨尔冲突的重要结构性因素。

在通常情况下，公共资源的分配状况能够反映一个社会的平等与公正程度。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印度政府分配了5%的耕地，28%的无地家庭获得了土地[4]。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状况迅速被改变。1951年，72%的农业从业人员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农业雇佣劳动力占28%。到了201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45%和55%[5]。也就是说，在60年的时间里，印度土地所有者的数量急剧下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同时，雇佣劳动力所占的比例增加了近一倍。进入21世纪之后，尽管印度的GDP高速增长，宏观经济规模庞大，但是按照国际标准，它1/3的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并且人均购买力极低，儿童营养不良的现象普遍存在，妇女患贫血症的人数没有明显减少，农村的粮食匮乏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从社会经济的视角来看，20世纪60年代末爆发纳萨尔巴里起义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土地分配不平等，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50%的家庭只占有9%的可耕农田；第二，失业的无地劳动者被迫以很高的利率贷款，极大地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第三，1965年至1967年间，西孟加拉邦由于庄稼歉收发生严重的饥荒现象，1966年，美国削减对印度的粮食援助，导致饥荒进一步恶化；第四，“绿色革命”在不同区域、人群以及农作物之间产生的影响大为不同，从中获益的主要是小麦产区和土地所有者；第五，城市经济不景气，加尔各答等城市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导致迷茫和失业的年轻人受印共(马列)的意识形态吸引[6]。20世纪70年代，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运动被政府联合镇压之后，革命力量转移到安德拉邦北部的斯里卡库拉姆，该地区是传统的部落聚集区。由于当地的部落长期遭受压榨，政府对他们的诉求漠不关心，因此，纳萨尔派在这些部落群体中站稳了脚跟。20世纪90年代，在经历了20余年的沉寂与蛰伏之后，纳萨尔派卷土重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印度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停滞不前，达利特和阿迪瓦斯被剥夺了农田、牧场、生活用水和森林等，而政府又无视他们的社会不满和怨愤。

有关社会冲突的研究认为，越是贫穷的国家和地区，越可能面临冲突的风险。贫穷、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和地域偏僻等因素会增加冲突的强度。纳萨尔运动是“全球化时代的印度对社会经济的普遍不平衡作出的当代回应”[2]。通常而言，在受纳萨尔暴力影响的区域，它的经济增长率很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县级水平，受纳萨尔活动影响的县的平均贫困率要远高于没有出现纳萨尔活动的县，两者的贫困率分别为32%与24%，而受纳萨尔活动影响的县的识字率则要低于那些没有受影响的县，分别为60%与67%[7]。

也就是说，受纳萨尔运动影响的可能性会随着贫困率的增加而增加，而随着识字率的增加而减少。在受纳萨尔派影响的县域，暴力、侵犯女性以及破坏公共秩序等的犯罪率都更高。“印度计划委员会”(The Planning Commission of India)将严重受纳萨尔派影响的奥里萨邦列为全国最贫穷的邦之一，它大约48%的人口(1700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很多地区流行着痢疾、肺结核等传染病，识字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该邦的医疗服务设施不足，医护人员更是严重匮乏，婴儿死亡率是全国最高的邦之一。安德拉邦、奥里萨邦、恰蒂斯加尔邦、贾坎德邦等部落聚集区是印度最不发达的区域，在这些地方，2/3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劳动，人们主要依靠农田和林地维持生计，平均收入在贫困线以下，饥饿、疾病、低生产率持续困扰着当地人们。由于缺乏铁、蛋白质和碘、维他命等微量元素以及基本的医疗服务，这些地区的产妇死亡率达8‰～25‰，高出其他地方两倍之多；婴儿死亡率则高达120‰～150‰，而全国平均水平为55‰[8]。由于阿迪瓦斯和达利特持续被边缘化并遭到政府的摒弃，他们凭借自身的力量难以有效地反抗强大的现代国家及其镇压机器，纳萨尔派的出现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而且为他们伸张正义、争取权益。因此，纳萨尔派成为反抗国家压迫、抵制官商勾结和为民请愿的正义组织，它先后在这些地方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此外，贫困与不发展导致人们参与叛乱的机会成本降低，它成为纳萨尔运动的产生和持续的根源。

二、阶级—种姓冲突说

有些学者将纳萨尔巴里起义定性为传统的阶级-种姓斗争[9]。在印度，种姓制度是一种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的制度，它曾是印度社会首要的身份标志，至今仍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传统的种姓制度以明确的劳动分工为特征，作为一种内生性系统，它根据洁净与肮脏的原则确立阶序等级，并详细规定特定的职业角色及其社会功能。因此，种姓制度不只是仪式性的社会类别，它也是控制土地所有权和劳动过程的重要设置，体现出支配—附属的社会经济关系之结构性维度[10]。种姓制度决定着印度各种社会生产关系和支配结构，它不仅是实在的社会结构，也是根深蒂固的精神结构，严重阻碍着社会变革。这种社会设置使某些群体长期处于优越地位，某些群体则长期处于被剥夺地位，利益集团不断地将这种社会结构制度化，使之具有稳定性和再生性。现代印度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充斥着因种姓张力而导致的社会分化和撕裂，甚至导致极端的暴力冲突。

印度独立后，尽管废除了地主的田赋征税制度，通过了土地改革法案，并从法律上废止了贱民身份。然而，全国很多地方(尤其是比哈尔邦、贾坎德邦、西孟加拉邦和奥里萨邦)的农村地区仍然受到高种姓和大地主政权的联合压迫，并没有真正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产生实质性变化。英迪拉·甘地的平民主义政策仅象征性地削弱了精英种姓的政治权力，但对支配性的种姓—阶级结构未构成挑战，底层的权力系统并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政府的各项改革措施大多是在社会危机的胁迫下被逼实行，而不是策略性的自发而为，更何况尸位素餐的各级官僚机构无法有效执行这些改革政策。因此，国家的改革意愿大多是纸上谈兵、画饼充饥，它未能实现土地关系的彻底变革和社会关系的民主化，也未能铲除社会不满的根源。20世纪70、80年代，特伦甘纳地区的农民仍然受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压迫，它采取强制劳役与习惯性义务的形式(而不是以契约或市场的关系)剥夺农民的劳动。从本质上而言，纳萨尔派在特伦甘纳地区开展的土地运动可以被看作20世纪40年代未完成的革命之延续。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更是导致低种姓和下层阶级进一步被边缘化，在政府官员和警察的庇护下，高种姓和地方精英则对底层的合理诉求进行暴力压制。

纳萨尔运动的支持者通常是无地者、小农和部分中农，主要的社会基础和动员对象是达利特和阿迪瓦斯，他们是受尽盘剥的劳动者，处于社会阶序的最底层，被排斥在国家的庇护结构之外，他们投身于革命希冀改善自身的处境。在印度东部地区，达利特和阿迪瓦斯争取社会尊严和政治权利的斗争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地时期。“达利特”(Dalit)在印地语中意为“被隔离、被制服和受压迫的人”。在印度宪法中，达利特被称为表列种姓，即所谓的“不可接触者”或“贱民”。他们从事卑微的职业，如处理动物尸体和人的排泄物等。阿迪瓦斯即部落，在宪法中称作表列部落，他们生活在地理上被隔离的区域，主要从事采集狩猎活动以及少量的传统农业。纳萨尔运动的参加者还包括其他一些落后阶级，虽然他们在印度种姓阶序中的地位要高于“不可接触者”，但仍然是被边缘化和遭剥夺的群体。

长期以来，这些底层群体在壁垒森严的等级制社会里受尽歧视与剥夺，他们非但没有从国家那里获益，反而沦为发展的牺牲品。高种姓的地主和富农敌视他们，拒绝他们的公民权，肆意劫持和强奸他们的妇女。地方政府不仅迫害、杀戮达利特农民和其他落后阶级，还为他们的代理人提供必要的保护[11]。生活在印度中东部山地与森林地区的阿迪瓦斯则受到商人、承包人和放债者的多重压迫。阿迪瓦斯在整体上受教育程度较低，相当高比例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与达利特、穆斯林等其他社会群体相比，阿迪瓦斯的政治可见度更低。达利特有属于自己的政党，还有诸如比姆拉奥·安贝德卡(B.R.Ambedkar)之类的著名领袖人物，穆斯林则是国大党等主流政党的团结和争取对象。在印度独立以来的联邦政府中，达利特和穆斯林经常被委以重任，如担任内政部长、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和司法部长等国家要职。而阿迪瓦斯被委任的则是相对边缘和没有实权的职位，如体育部长或青年事务部长等。在印度历史上，曾有多位达利特和穆斯林当选为印度总统，但没有阿迪瓦斯。在经济上，阿迪瓦斯更是印度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他们因政府的森林保护政策或工业发展举措而被驱逐出家园，丧失水、森林与土地(jal-jungal-zameen)以及传统生计模式。纳萨尔派试图以暴力革命推翻剥削制度，创建平等公正的社会新秩序。它将农民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并根据阶级位置评判和理解他们的政治行为。就种姓关系而言，纳萨尔运动最大的贡献是驯服高种姓、为穷人赋权，帮助低种姓挑战并反抗种姓制度。在过去数十年的种姓冲突中，达利特在纳萨尔派的支持下积极反对地主，强制没收富农和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纳萨尔派扮演着类似于国家的角色，它在村落的层次上以相对平和的方式缓解了不同种姓之间的矛盾，从而阻止爆发大规模的种姓冲突。如果没有纳萨尔派在场，高种姓以高压手段压制低种姓向上流动，势必形成剧烈对抗。因此，纳萨尔派起着社会冲突的调节器的功能。纳萨尔派表达了穷苦民众的阶级怨愤，成为他们的救世主。由于国家和纳萨尔派的干预，印度种姓制度的内部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尤其是种姓内部出现分化现象，它使高种姓的穷人处于两面夹击的境地，他们既受富裕高种姓的鄙夷和排挤，又受到纳萨尔派的批判与攻击。又如，其他落后阶级中的上层种姓(即所谓“奶油层”)获得较多权利，而无地的达利特仍面临各种困境。

三、资源诅咒论

部落的传统栖居地通常森林繁茂、河流密布，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它们为印度工业发展提供各类碳基燃料。奥里萨邦、恰蒂斯加尔邦和贾坎德邦拥有全印70%的煤矿储量、80%的优质铁矿石、60%的铝土矿以及几乎所有的铬铁矿[12]。因此，纳萨尔派控制区的“红色走廊”(Red Corridor)也是名副其实的“矿藏走廊”。巴斯塔(Bastar)的丹特瓦达(Dantewada)地区是纳萨尔派活动的中枢之一，该地区也蕴含着丰富的矿藏。纳萨尔派盘踞在这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带，妨碍了印度政府的投资环境与整体发展战略。在土地、森林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国家、纳萨尔派以及地方民众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

自然资源转变成商品是高度经济—政治化的过程，它涉及财产权定义和利润分配等，因此，“自然资源”也是政治和社会性的建构物。长期以来，部落地区的自然资源并没有引起国家的关切，但随着印度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它对能源的需求日益旺盛，资源短缺问题也逐渐显现，因此，原先被忽略的区域开始受到重视。“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理论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不一定能给人们带来财富和幸福，它反而会招致掠夺、冲突与祸害，陷入增长的陷阱，阻碍社会的良性发展。自然资源为理性的叛乱者提供了经济激励和获利机会，这往往与国家的利益需求形成冲突。在资源诅咒论看来，军事冲突本质上是经济争夺的延续，它将冲突与资源战争相联系，例如，以石油、林木为主要出口商品、平均收入较低且增长缓慢的国家容易发生内战[13]。由于对资源的迫切需求，印度政府、企业不断地蚕食着部落世代居住的土地，迫使他们失去维持生计的手段。部落为林业开发、造坝、开设矿场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因各类发展计划而迁置的人口中，40%是部落，而部落仅占印度总人口的8%，也就是说，部落的权益更有可能遭到国家的无视和侵犯[14]。强制迁离对部落的生计模式、风俗习惯、语言和宗教信仰等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很多采矿企业只谋求经济利润最大化，对环境破坏问题漠不关心，大量废弃的矿渣和污水排放导致良田丧失肥力，很多当地人因水和空气污染患上皮肤病、结核病以及各种过敏症。这些现象令当地民众怨声载道。

一些基于印度县级数据资料的分析表明，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矿、铝土矿、铁矿等)会增加发生纳萨尔叛乱的可能性。政府在开采自然资源时强制征用土地、强迫驱离、赔偿不足以及导致环境退化等因素，促使部落加入纳萨尔运动。但是，自然资源并不是机械地增加叛乱的发生比，特定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结构在这种因果机制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15]。就经济政策而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纳萨尔派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资金以支持他们的活动，同时，流离失所的部落在社会不满和怨恨的驱使下倒向纳萨尔派。就社会结构而言，部落与自然界之间具有强烈的物质纽带与精神依恋感，政府和企业进行的强制迁置、谋取暴利、毁林开矿等行为在部落看来都是道德沦丧、亵渎神灵的恶劣之举，这也促使他们参与纳萨尔运动以对抗国家、反对商业发展。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和部落共同体的社会结构特征使自然资源及其开采活动产生极为负面的地方性后果。部落的现实遭遇证实了资源诅咒论，即丰富的自然资源未必对发展有益，相反，它可能招致经济恶化、专制横行甚至发生叛乱。

四、红色意识形态：纳萨尔主义

纳萨尔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力量，它建立在民众对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的真实不满的基础上[16]。印度农民经历了长达两个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独立后又未能从国家的发展策略中获益，现代化与工业化剥夺了他们的生计，摧毁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社会对低种姓和部落的制度性排斥与结构性压迫导致他们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1967年，在纳萨尔巴里起义前后，西里古里(Siliguri)的表列种姓与表列部落占当地人口的一半以上。同时，大吉岭地区的土地改革政策执行不力，土地分配不公、过度集中等现象十分严重，大量无地农民处于失业状态，或受雇于条件恶劣的英属茶叶种植园、矿业和林业等，而富农则竭力维持对穷人的压榨。贫穷的无地者和失业工人成为纳萨尔巴里起义的主要参与者。通过有意识的组织动员，纳萨尔派在偏僻的农村区域成功发动了土地革命，粉碎地主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并通过农民革命委员会重新分配土地。对于没有土地的赤贫者而言，纳萨尔主义很容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他们将纳萨尔派视为真正的“救星”。

农民不满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困境，以激进的方式反对不公正的社会结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则为动员和组织农民运动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纳萨尔派拒斥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视国家为压迫和剥夺的根源，它试图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发生彻底的改变。印共(毛)成立后，很快在以部落为主的区域确立了影响力。它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性的意识形态，致力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推翻资本主义政权，最终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印度。印共(毛)的工作重心是持久战，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同时，它坚持各民族的自决权，包括反抗社会压迫、甚至脱离国家的权利，主张废除贱民身份和种姓制度，并注重动员和组织妇女参与革命。

纳萨尔派挑战国家的暴力统治和征税权，为生活在森林地区的部落提供保护，帮助他们摆脱统治阶级的控制。纳萨尔派的活动区域通常丛林密生、交通闭塞，纳拉玛拉(Nallamala)、德哈达卡拉雅(Dhandakaranya)森林地区和戈达瓦里(Godavari)河谷是核心区域。进入这些地区后，它颁布法律，允许部落自由狩猎采集，不再禁止他们收集林木用作柴火与建造住房。由于政府无力为当地人们提供最基本的社会服务，也缺乏强烈的动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铲除行动。纳萨尔派在这些政府力量缺失的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举措，甚至赢得了一些人权组织的认可。概而言之，纳萨尔派为部落争取权益、提供保护，而部落则支持、参与纳萨尔运动，两者之间形成共生关系。

使作为平民的阿迪瓦斯和达利特变成骁勇善战的纳萨尔战士，也即使受害者成为反抗者，需要有政治觉醒和社会动员的过程。贫穷、阶级压迫、种姓不平等和族群仇恨等现实的结构性因素为革命提供了客观条件，它们是纳萨尔主义和毛主义(Maoism)的坚实物质基础。纳萨尔运动必不可少的是意识形态的灌输，它是招募和动员民众参与革命所必需的。纳萨尔派宣称为印度表列部落、表列种姓和其他落后阶级的权利而斗争，其支持者对革命有着坚定的信念。随着底层民众的政治意识日益觉醒，认识到贫穷不是宿命，而是不公正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在纳萨尔运动初期，很多参与者是来自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年轻学生，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不少人具有医学和工程类专业的背景。对这些出生于城市的年轻理想主义者而言，纳萨尔运动是崇高的事业，是议会制之外的替代性选择。对农村的年轻人而言，参与运动为他们摆脱传统社会的长老统治提供了契机。这些年轻人曾遭受过社会、家庭和个人的不幸，而在纳萨尔运动中体验到新的革命志士之爱，他们视革命暴力为反对罪恶社会的正义行为。

总之，纳萨尔派为原本松散的群众运动提供了意识形态、组织和领导力，如果缺乏这些支持，那么如同殖民地时期的许多农民叛乱一样，特伦甘纳、纳萨尔巴里、斯里卡库拉姆和巴斯塔等地的革命运动不会如此持久，也难以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和平运动还是军事行动都需要目标、纲领和领袖，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在偏远穷苦地区深入群众从事动员工作，他们宣扬的意识形态为底层反对封建地主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印度独立后大多数军事性的农民运动都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框架下进行的原因[17]。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正是纳萨尔派不断地将革命推向高潮。在这个过程中，它也经历着分化与整合，不断地产生出“真正的”革命团体。

五、纳萨尔运动的三种分析范式

本文从印度后殖民时代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纳萨尔运动的根源，主要包括贫穷、阶级-种姓矛盾、资源诅咒论以及纳萨尔主义等，它强调意识形态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这些导致纳萨尔运动的诸因素之间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彼此交叉、相互渗透。纳萨尔运动不仅仅是土地、粮食、收入等经济性的诉求，它还涉及日常政治的尊严、公平和正义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土地分配不平等、肆意开采矿藏、种姓冲突、阶级矛盾以及未妥当安置的强制迁离等，这些都成为纳萨尔派与印度政府之间冲突的具体原因，它们可以被广泛地定义为“工业化与旧有的、农业的、公共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18]。本文择要论述了纳萨尔运动的根源，还有其他相关因素在这里未一一提及。大体而言，关于纳萨尔运动的形成、不断发展并造成公共威胁的分析可以概括为三种范式：

第一，制度—结构性范式。它包括种姓——阶级的解释、资源诅咒论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政策等，该范式也包含关系性的解释。它主要从剥削结构的角度分析社会冲突，尤其是土地占有关系，认为国家虽然在不同时期出台了若干土地改革政策，但无法从根本上缓解无地农民的困境。又如，它批评国家无视阿迪瓦斯的生计诉求，为建造大坝、铁路、高速公路和开采矿藏等对他们进行强制驱逐、没收土地等。制度—结构性范式也包含了阶级分析法，即运用阶级分析、结构性剥削、社会不公正和帝国主义等要素分析社会冲突，因而具有激进的社会批判倾向。制度—结构性范式是一种宏观的视角，它未能提供微观层面的解释，尤其是它不涉及具体的革命动员机制，即制度与结构如何产生革命行动。

第二，主体能动性范式。它包括穷困的解释、贪婪—怨愤模型、相对剥夺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等，这种微观的分析范式隐含着革命者作为理性行动者的假设，其解释主体是阿迪瓦斯和达利特及其历史遭遇与现实处境，这些解释赋予社会底层更多的能动性，强调纳萨尔运动的成本权衡、行动者/阶级主观意识的重要性，因此，它也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分析路径。从理性选择的视角来看，阿迪瓦斯和达利特由于被剥夺了土地和生计，只要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提供适当的选择性激励，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动者将参与相应的党派和运动。这种范式强调欲望、机会或行动的可行性，极度贫穷成为抗争的重要条件。该范式中较为极端的观点是利益驱动说，它假设政治、经济的获益机会能为个体提供强烈的行为动机，人们参与纳萨尔运动的首要原因是受个体利益驱动，至于改善整个下层阶级或低种姓的社会地位、赋予部落政治权利乃至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等都是次要的。在为解决社会矛盾、争取低种姓权益而斗争的话语策略下，纳萨尔参与者能够获得某些基层政治权力并增加经济收益。例如，在恰蒂斯加尔邦和贾坎德邦等矿产资源丰富的区域，纳萨尔派通过出售矿藏获得财富。

理性选择理论提供了纳萨尔运动的基层动员机制，它探讨各行动者之间如何进行决策和博弈。在该分析范式中，国家也成为理性的行动者。阿尔帕·沙哈(Alpa Shah)认为，纳萨尔派在弱政府的格局下控制了地方性的“保护市场”，底层民众支持纳萨尔派以换取保护[19]。类似地，伯特·萨肯斯(Bert Suykens)的研究表明，纳萨尔派成功地进行社会动员是因为它有能力控制传统的烟草制造市场，而烟草制造业是地方政府和农民重要的经济来源[20]。另一方面，社会系统的失衡并不必然导致革命，只有当受压迫阶级强烈地意识到外在的剥削和压迫时，他们才有可能发动和参与革命。在理性选择理论看来，国家潜在的镇压手段会增加人们参与叛乱的成本并对异见者造成威慑，从而降低社会动员的可能性。也有研究表明，国家压制可能在短期内有效，但从长期而言，它可能进一步激起民众的抗议和不满。此外，国家的性质也会影响压制的效果：专制国家阻止民众外显的抗议活动，但是在民主国家，压制会导致更多的抗议行为[21]。

第三，文化范式。意识形态的阐释可以纳入文化分析的范畴，从这种范式看来，纳萨尔运动的本质并非纯粹的经济诉求，也不是一场幼稚的中产阶级背叛，而是严肃的意识形态实验。纳萨尔运动并不是零星的大众起义或自发性的抵抗运动，而是在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在纳萨尔革命动员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60、70年代，无论是革命者还是研究者，都很强调意识形态。但是近些年来，印度政府及其智库竭力抹杀纳萨尔派的意识形态特征，很多研究者也有意无意地淡化意识形态，而强调其暴力色彩或经济根源。在这种背景下，意识形态论逐渐衰落。例如，在探讨纳萨尔巴里起义时，一种典型的分析套路是将它看作是一场部落与地主之间的土地纷争，后来升级为暴力冲突，最终导致政府镇压[3]。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其本质是经济主义，它完全忽略纳萨尔运动的意识形态。由于国家无法缓解底层被边缘化民众的苦楚，寻求经济改善确实是阿迪瓦斯和达利特反抗的重要促动因素，但是倘若没有纳萨尔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基层党员长期群众动员，纳萨尔运动将无从谈起。

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纳萨尔运动的认知发生了重要转变。最初，印度政府将它看作“法律与秩序”问题，强调军事镇压解决纳萨尔问题。由于军事手段无法彻底根除纳萨尔意识形态，20世纪90年代，它死灰复燃，并且表现出不同于20世纪60、70年代之交纳萨尔巴里起义的特点。这之后，人们开始以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解释纳萨尔运动的兴衰，时至今日，这种解释仍处于主导地位。但是，纳萨尔运动不是纯粹的军事问题，也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它更是意识形态的问题。纳萨尔运动曾经销声匿迹，但是它的意识形态并没有消失，而是在阿迪瓦斯和达利特群体中深入人心，这正是纳萨尔运动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人们并不是生来就是纳萨尔派，而是成为纳萨尔派。它的根源涉及国家认同的问题，即不认同资本主义体系。

以上三种分析范式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纳萨尔运动的产生和持续的根源，任何一种阐释视角都无法取代其他视角，它们各自提供了独特的阐释路径，以补充或丰富人们对纳萨尔运动的认识。近些年来，贫困或广义上的经济发展论是阐释纳萨尔运动的重要视角，它认为经济不发展和绝对/相对剥夺感是导致纳萨尔运动的客观条件。这种解释包含两个分析层面：一是认为社会不发展和贫困及其产生的怨愤心理促使纳萨尔派的形成，具体原因包括营养不良、衰竭性疾病、基础设施落后、资源过度开采、国家治理能力低下以及市场隔离等。二是分析贫困与不发展背后深层的结构性剥削和不平等，它包括资源冲突论等。这种经济主义视角在讨论纳萨尔问题时脱离了历史与意识形态，最终产生两种偏离现实的分析性后果：它将纳萨尔运动贬抑成唯利是图、只为满足私欲的土匪、强盗等犯罪团伙或恐怖组织；或认为只要政府改善民生、消除民怨，纳萨尔运动将逐渐偃旗息鼓。这种视角具有一定的现实阐释力，因为在有些邦，表列部落经济状况的改善明显降低了冲突强度。然而，经济主义的视角无法解释在宏观经济总体趋好的情势下为何纳萨尔运动仍会如此旷日持久，也无法理解为何有些贫困地区没有受纳萨尔运动的影响。因此，在理解纳萨尔运动时必须超越单一的经济决定论，而综合考虑历史、阶级、种姓制度、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结构和经济之间的交互关系。

余论

关于纳萨尔运动的根源或浴火重生的原因还存在其他的一些解释，但这些解释基本可以被纳入到制度—结构性范式、主体能动性范式和文化范式。例如，复仇政治说，由于很多社会底层曾是国家和警察暴行的受害者，因此，他们加入纳萨尔派是为了实现报复，通过有针对性的暴力来表达、发泄结构性不平等导致的不满与怨愤。这种观点对纳萨尔派更多地持批判态度，认为它陷入了“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另一种是空间的解释，即冲突与空间里资源的不平等分布有关，冲突的来源具有空间上的异质性。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通过比较中国的农民革命与印度的纳萨尔运动，辨析出农民革命的空间条件，认为在革命的初始阶段，有利的空间布局是革命的必要因素[22]。从世界范围来看，后殖民时期的起义大多发生在地理边缘区域，因为国家机构渗透到这些区域的能力有限，因此，边缘的地理空间有利于革命动员。由于这种边缘化的存在，国家经常忽略纳萨尔派或低估其实力，使它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动员、巩固军事力量。低种姓与部落的政治经济地位使他们天然易受纳萨尔派影响，同时又由于地处偏远山地，地方政府对镇压力不从心，使它获得充足的回旋余地。

也有关于纳萨尔派的解释强调情感因素。这些研究者认为在参与纳萨尔运动的过程中，“本能与情感比心智与理性起着更重要的作用”[23]。类似地，有些研究者强调纳萨尔领导层的中产阶级背景，认为纳萨尔运动是由于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心理压力而导致的一场“印度中产阶级的青春期背叛，它反对一切既有的价值和规范”[24]。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亲密关系说”。阿尔帕·沙哈从亲密关系而不是从苦难和穷困的视角阐释革命的社会动力机制，这种亲密关系包含家庭和亲属(如兄弟情义、姐妹关系)以及挚友等[25]。从宏观层面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左翼激进主义是人们对印度政府的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资本积累做出的反应；从微观层面来看，纳萨尔派的基层动员和意识形态传播主要依靠它与当地民众之间亲密关系的发展。这种亲密关系对革命动员起着促动作用，而意识形态与政治组织之间的辩证关系又决定着这些关系的形式。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不同亲密关系之间的冲突能够解释人们支持和参与抑或离开和背叛运动的原因，也即纳萨尔运动的兴衰。

[1] Patnaik,Utsa.The Republic of Hunger[J].Social Scientist,2004,32(9/10).

[2] Chakrabarty,Bidyut and Rajat Kumar Kujur.Maoism in India:Reincarnation of Ultra-left Wing Extremism in the 21st[M].New York:Routledge,2010:27,42.

[3] Gomes,Joseph.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oist Conflict in India:An Empirical Analysis[J].World Development,2015,68:96,97.

[4] Morrison,Chas.Grievance,Mobilization and State Response:An Examination of the Naxalite Insurgency in India[J].Journal of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 Security,2012,2(1).

[5] Baisya,Arup.Strategic Dilemma of the Indian Left[J].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2014,49(47).

[6] Bownas,Richard.The Nepalese Maoist Move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Learning from the History of Naxalism in India[J].Himalaya,2003,23(1).

[7] Borooah,Vani.Deprivation,Violence,and Conflict:An Analysis of Naxalite Activity in the Districts of Indi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and Violence,2008,2(2).

[8] Sagar.The Spring and Its Thunder[J].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2006,41(29).

[9] Mullick,Haider.The Naxalite Rebellions[J].The American Interest,2013(3).

[10] Srinivasulu,K.CPI(ML) and the Question of Caste[C].In Pradip Basu eds.,Discourses on Naxalite Movement 1967-2009.Kolkata:Setu Prakashani,2010.

[11] Kumar,Avinash.Illegitimacy of the State in Bihar[J].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2009,44(44).

[12] Chakrabarty,Bidyut.Maoism,a Recalcitrant Citizenry and Counterinsurgency Measures in India[J].Journal of Asi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4,1(3).

[13] Chenoy,Anuradha and Kamal Chenoy.Maoist and Other Armed Conflicts[M].New Delhi:Penguin Books,2010.

[14] Guha,Ramachandra.A War in the Heart of India[J].The Nation,2007(7).

[15] Kennedy,Jonathan.The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Natural Resource Conflict:Minerals and Maoist Insurgency in India[J].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2015(28).

[16] Banerjee,S.Reflections of a One-Time Maoist Activist[J].Dialectical Anthropology,2009(33).

[17] Mehra,Ajay.Naxalism in India:Revolution or Terror?[J].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2000,12(2).

[18] Bahree,Megha.The Forever War:Inside India’s Maoist Conflict[J].World Policy Journal,2010(2).

[19] Shah,Alpa.Markets of Protection:The “Terrorist” Maoist Movement and the State in Jharkhand,India[J].Critique of Anthropology,2006,26(3).

[20] Suykens,Bert.Diffuse Authority in the Beedi Commodity Chain:Naxalite and State Governance in Tribal Telangana,India[J].Development and Change,2010,41(1).

[21] Bhattacharya,Srobana.Strategic Interaction Between Rebels and the State:A Study of the Maoist Conflict in Nepal[J].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2013,36(7).

[22] Duara,Prasenjit.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Insurgent Maoism in India:A Spatial Analysis[J].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2011,46(18).

[23] Sen,Mohit.The Naxalites and Naxalism[J].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1971,6(3/5).

[24] Roy,Asish Kumar.The Spring Thunder and After:A Survey of the Maoist and Ultra-leftist Movements in India,1962-75[M].Columbia,Mo.:South Asia Books,1975:265.

[25] Shah,Alpa.The Intimacy of Insurgency:Beyond Coercion,Greed or Grievance in Maoist India[J].Economy and Society,2013,42(3).

责任编辑：刘伦文

2017-03-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后冷战世界的民族冲突与治理特点研究”(项目编号：11ZD135)。

王晴锋(1982-)，男，浙江绍兴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南亚民族志、政治社会学。

K351

：A

：1004-941(2017)05-002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