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敏霞，徐梓淇，张 钰

(浙江师范大学 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社区参与和生态旅游：肯尼亚经验研究

林敏霞，徐梓淇，张 钰

(浙江师范大学 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旅游业的深度发展必然涉及东道主社会的“主体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 “社区参与”和“生态旅游”作为应对上述问题的两个概念被广泛讨论。两个概念在其生成的历史背景、内涵及其演变上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肯尼亚是全球著名的野生动物与自然观光旅游目的地之一，“生态旅游”也一直是其旅游业的典范标志。随着肯尼亚旅游业的深化，它在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管理和决策、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具体内容、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利益分配和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生态与文化保护的自觉化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与此同时，参与程度差异、自然环境保护困境、生态旅游内涵单一、内部腐败、“过度参与”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等问题，也为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肯尼亚；生态旅游；社区参与；发展与问题

工业化以来，生态环境、能源危机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旅游业作为20世纪蓬勃发展产业，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功利主义、文化殖民、生态破坏等问题。于是，一种旨在促使追求旅游目的地生态、经济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生态旅游”在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与此同时，起源于西方政治学的“社区参与”概念，由于其强调居民的自主性和权益，被用于旅游业的研究和发展中，它鼓励居民积极参加到当地旅游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中，以降低旅游业发展成本、减少污染、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旅游地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社区参与”就成为探讨和实践生态旅游重要角度、内容和方法。肯尼亚是非洲国家中较早发展旅游业的国家之一，其在生态旅游与社区参与方面所累积的丰富经验和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一、“生态旅游”与“社区参与”

1.概念与内涵

“生态旅游”概念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后的西方，截至目前，有关“生态旅游”的定义至少有100多种。尽管不同学者对“生态旅游”的概念有着基本一致的内涵认识，但是随着时间脉络的发展，其侧重点还是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从强调旅行者到相对未受到打扰和污染的地区欣赏自然和文化风光[1]，逐步向强调旅行者的义务和对当地社会的回馈转变，概括起来，其核心内容包括：(1)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2]；(2)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要求[2]；(3)鼓励(当地)主动参与，致力于当地社区团体和项目；[3](4)要求培养对文化多样性和人权的尊重。[4]

以上按照时间脉络从强调旅行者到一个未受到污染的地区欣赏自然和文化风光，逐步向强调旅行者的义务和对当地社会的回馈转变，表达了生态旅游中，不仅要从旅游者角度强调去一个没有受到污染的地方进行旅游，重要的是，这种旅游需要对当地的环境不带来破坏，并且还能为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人权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作用。

同“生态旅游”一样，“社区参与”这个概念最早也来自于西方，它最初是“作为西方社会民主社会自治精神的基本体现，是建立在民主理论与实践基础上的，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5]。因此，它在原初意义上是指“指社区主体(包括社区组织、社区单位和居民)依照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通过一定的组织或渠道，参与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管理，影响社区公共权力运行，维护自身权益，增进社区福利的行为和过程。”[6]故而“社区参与”最初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概念，其本质上要求有程序有制度的公民性的政治增权。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开始把“社区参与”这一概念用于“旅游”的解释和指导。因此“社区参与”概念的内涵上更加宽泛，实施途径上更加多元，但是其主体性诉求，即追求社区主体(抑或东道主社会)在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自主性、权利等目标是一致的。

20世纪80年代初，加拿大学者克劳德·莫林(Clande Molin)在《有当地社区居民与社团参与的生态与文化旅游规划》一文中，首次提到了社区参与生态与文化旅游的概念，并把它与生态性旅游(Ecological Tourism)联系起来。1993年，RobertH.Horwich等人进一步把社区参与和生态旅游相联系，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旅游必须考虑社区的参与，将当地居民当作合作者，使他们参与到旅游产品设计、旅游规划实施中，并能分享利益；同时，当地居民也必须是环境保护的倡导者、管理者和监督者，如此才能实现整个生态环境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7]1998年，国外一部分专门致力于研究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学者进一步提出了社区生态旅游(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的概念，并指出这一概念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生态旅游是社区拥有和管理的旅游。[8]

换言之，“社区参与”被应用于旅游研究和指导上，强调的鼓励居民积极参加到生态旅游地旅游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中，以降低旅游业发展成本、减少污染、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旅游地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社区参与由此与生态旅游紧密结合，“社区参与”是探讨和实践生态旅游重要的角度、内容和方法，成为旅游目的地抑或东道主社会力图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同时推进当地旅游经济发展，提升当地人民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必然选择。

2.理论与路径

根据国内已有对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生态理论和方法上的梳理，大致上“国外的研究成果较多从参与的程度、特征、原则、方式等(都有较为)深入地探讨，并且主要侧重于实证和应用分析，而国内的研究则相对弱化，学者们普遍把它看作是生态旅游管理中的一个手段，但对参与的方式与手段却没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对于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模式，由于涉及体制、文化背景、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因素，还没有提出可行的操作方案。”[9]笔者初步归纳，认为探讨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理论和路径，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内容是什么”“如何开展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存在什么问题”等方面。

在“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包括：(1)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管理和制度[10]；(2)社区参与旅游开发和规划项目以及社区咨询等；(3)社区参与生态旅游还涉及经济、心理、社会、政治等多方面内容。[11]

在“如何开展社区参与生态旅游”这一问题上，相关的讨论包括：(1)主体方面，社区主体参与生态旅游是作为雇员或者是决策者，不同的模式会导致不同的结果[12]；(2)机制方面，佟敏从社区参与的角度系统提出生态旅游的发展模式，并从决策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生态保护机制、保障机制和社区参与评估体系等五方面构建了基于社区参与的生态旅游模式。[13]此外，还包括旅游技能培训和环境知识培训机制等。[8]

“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开发存在什么问题”是关于该问题必须反思的面向，国内外已有相关文章对此有关注。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开发上存在的问题大致包括：(1)社区民主意识淡薄，由此导致参与理念不足；(2)参与能力有限，在服务、技术、设备以及寻找合作伙伴等问题上处于缺乏状态；(3)经济上的贫困导致限制社区参与时所需要投入的各种资金和设备；(4)参与机制、体制和法律不健全；(5)行政隶属复杂、条块分割管理；(6)居民收益微薄从而无法良性可持续参与。[14]

肯尼亚是全球著名的生态旅游目的地，其在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方面的经验以及相关的研究亦较为丰富。上述的有关社区参与与生态旅游概念和理论的梳理，一方面提供了审视和分析肯尼亚社区参与与生态旅游可资参考的框架；另一方面，在面对肯尼亚近年来的新经验和案例的时候，也有自我反思和深化的起点。

二、 肯尼亚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历史图景

肯尼亚位于非洲东部，赤道从其中部横贯，东非大裂谷从其南北纵列。东邻索马里，南接坦桑尼亚，西连乌干达，北与埃塞俄比亚、南苏丹交界，东南濒临印度洋，海岸线长536公里。境内多高原，平均海拔1500米。全境位于热带季风区，沿海地区湿热，高原气候温和，全年最高气温为摄氏22～26℃，最低为10～14℃。肯尼亚于1963年在吉库尤族领导人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领导下摆脱英国殖民，成为独立国家。

独立伊始，肯尼亚“国内总体情况是农业基础脆弱，工业基础薄弱，矿产资源贫乏，经济发展非常不稳定。”[15]但肯尼亚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横贯国土的赤道给它带来了全球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它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自然风光和野生动物，而且也是最早的人类文明发迹之地。自从1963年结束英国殖民统治之后，肯尼亚致力于发展旅游业，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生态旅游目的地之一。

当然，肯尼亚的生态旅游以及社区参与生态旅游运营开发所取的成就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相当一段历史过程而取得的。作为一个原英属殖民地，肯尼亚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欧洲的一些政治家、皇室成员以及探险家进行狩猎探险，即十九世纪末的西方殖民者展开的“猎游”(safari)。然而，西方殖民者参与这一活动时，只停留在欣赏大自然风光的审美与追捕野生动物的猎奇心理层面上，没能建立较强的环境与动物保护意识，在这一角度上，肯尼亚最初的生态旅游活动与当今强调的生态旅游的意义是相违背的。

猎游的历史让肯尼亚的生态旅游发展伊始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缺少对于猎游行为的官方规定以及缺少环保意识，再者国际市场上对象牙、犀角等奢侈商品需求变大，狩猎者对野生动物赶尽杀绝的行径未曾中断，造成大量野生动物的死亡，给野生动物带来巨大灾难。此外，猎游活动的参与者基本上全部是肯尼亚国内富有的土生白人与欧美旅游者，从旅行的策划到最终利润的分摊也由白人，尤其是国外白人一手操办。可以说，肯尼亚旅游业在猎游阶段基本掌握在白人的手中，他们不仅过度“消费”和“破坏”了当地的生态，也独自占有了旅游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因此，这一阶段的肯尼亚旅游，引发了国际社会恶评如潮的舆论攻击。与此同时，环境的破坏与旅游带来利益的独享更是激化了旅游地社区居民的与“白人”的矛盾。

于是，肯尼亚政府于 1977 年宣布禁猎令，以生态旅游取代狩猎旅游。他们通过将原住民迁离等办法建立起 26 座国家公园、28 处自然保护区和 1 处自然保留区，这些保护地共占肯尼亚陆地面积的 12%。[16]在早期建立“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中，政府以将“原住民迁离其原有居住地”为主要的方法，尚未将社区参与纳入生态旅游发展中来。

尽管如此，根据Martha Honey对肯尼亚旅游的研究，到1987年，肯尼亚旅游业已经超过了茶和咖啡，成为肯尼亚第一大外汇收入来源。随后，在1990年代末，肯尼亚经历了内部政治冲突，1998年和2002年又遭受了恐怖袭击，使得该国的旅游业总体下降，但到2007年，“肯尼亚已经成为生态旅游的引导者，它不仅是最古老而成功的国家级生态旅游社会，同时还实现越来越多的创新社区运营的生态旅游的发展。”[11]换言之，2007年以后的肯尼亚，在生态旅游的社区参与运营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上述肯尼亚建国以来的旅游发展，可以根据社区参与程度的不同，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政府主导阶段。政府在肯尼亚的旅游业发展始终是起着主导作用，尤其是在肯尼亚旅游发展初期以及遇到瓶颈之时。比如上述，从政府行政层面上，打击偷猎行为，针对猎游带来的问题，肯政府在1977年颁布“禁猎令”，严格管理野生动物。政府通过迁移原住民的方式，建立国家公园，实现有效管理。至今，肯尼亚已经建立了占陆地面积十分之一的自然保护区，其中包括26座国家公园，28处保护区，1处自然保留区[17]。

第二阶段是以旅游发展协会的参与协调组织为特点的阶段。在国家初步开始管理生态旅游的时期，主导者是肯尼亚旅游发展协会(以下简称协会)。该协会的功能在于沟通与联系，其宗旨是“协助有兴趣的私人企业取得政府的资金赞助，发展观光旅游事业。”[11]协会鼓励肯尼亚当地企业发展生态旅游，促进肯尼亚国内生态旅游水平的提高；让更多的本国人参与到生态旅游的建设中，主要以肯尼亚人入股国外企业的法律保障形式，学习欧洲国家的先进旅游管理方法，完善本国的生态旅游管理机制。

第三阶段是社区居民逐渐参与生态旅游发展阶段。肯尼亚野生生物服务署成立于1989年，当时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保护野生动物，但该组织与一般国家组织不同之处在于，它直接归于总统领导，并有隶属于有组织的荷枪实弹的警察部队，监督与执行力强。该组织一直以来都维护社区居民利益，在发挥交流学习功效的同时，还作为政府代表，成立相关部门，鼓励当地居民参与到旅游活动中。在服务署主导努力下，更多的当地居民参与到生态旅游的保护工作中。从这一阶段开始，更多的当地居民尤其是以前以狩猎野生动物为主的马赛人开始直接参与到保护区的管理与监督工作中，运用其自身拥有的生存本领，为保护野生动物出一份力。至此之后，更多形式的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方面的创新性运营的经验和成效逐步在肯尼亚实现。

概而言之，纵览肯尼亚的生态旅游之路，展示了如下的一种变迁图景：即从早期国家建立“国家公园”，将“原住民迁离其原有居住地”，社区原住民被排除在生态旅游发展之外；到后来的政府制定政策来引导社区参与；再到后来社区自发自觉创新社区参与生态旅游。以下讨论内容将着重于国内外的新材料，并突出肯尼亚在社区参与生态旅游上创新性的案例。

三、肯尼亚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经验分析

从上述关于肯尼亚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历史发展概略来看，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因此以下的探讨将主要从笔者新近的实地观察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从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管理和决策、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具体内容、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利益分配和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生态与文化保护的自觉化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和分析。

1.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管理和决策的深化

一般而言，“社区参与”发展具有从“外生”到“内生”、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一个成熟的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模式运作，最初都会借助国家和政府的制度、规划和管理。国家在制定相应的制度规划开展管理的目标在于让社区自身学会“参与”。

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肯尼亚在探索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合理规划和管理的过程中，先后成立了“野生生物保育暨管理部”“成立社区服务协会”(CWS)(1992年)等组织，颁布过斑马文件(Zebra Book)*该文件明确指出肯尼亚野生生物服务署将以发展自然保护和生态旅游共存共荣为目标,将设计出一套与当地居民有效的互助模式.“生物多样区保护计划”*该计划的出发点在于帮助当地居民站起来,即协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工作项目,增加每个家庭的经济收入,改善居民的基本生活条件,缓解居民与国家公园管理间的矛盾与冲突。，在这些组织和文件中，都拟在建立一套兼顾当地民众权益和保护自然环境以及让肯尼亚的野生动植物能永续生存的管理模式。其中肯尼亚野生生物服务署为了实现其“保护生物多样性;联结保护与旅游;建立地方、国家、国际社区服务协会等不同层次团体间的伙伴关系”的目标，它们在生态旅游的决策机制上，强调权力的下放。这些政府出台的政策与管理，其目标之一在于“权力下放,希望将许多决策下放至现场决定,邀请当地居民亲身参与,共同讨论,而不再采取由上而下的决策模式。”[18]

受到政府的政策引导和鼓励，肯尼亚的当地民众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管理和制度方面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就。正如Rosalyne N.Okesh.(2010) 所指出：“‘主人’在社区旅游业管理中的重要角色必须被承认，并且他们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在各个层面得到肯定。”[19]他的研究表明，当社区居民在逐步参与社区旅游业管理和制度方面的决策的时候，社区居民在性别角色、性别关系和寻找资源的方式等方面的自主能力都会被激发出来。社区主人在掌握并评估发展政策会带来持续的良性的未来。这些都得力于社区“主人”在社区旅游中的决策参与。

在生态旅游项目规划上，一般的旅游业都会以政府或者外来的旅游公司作为主导，肯尼亚生态旅游发展的历史无疑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并且这种状况依然存在。但是，此种情况并未阻碍肯尼亚社区居民参与自主规划生态旅游项目的态势。伴随着制度层面上的落实，和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总体推进，社区居民直接参与到生态旅游项目规划的案例也不断地出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马赛人自主经营的“度假木屋”(II Ngwesi Lodge)，它充分说明了，肯尼亚在多年的社区参与生态旅游中所追求的社区自身的决策机制的实现。

“度假木屋”(II Ngwesi Lodge)位于肯尼亚北部的Lewa野生动物保护区旁边，整个度假木屋按照当地马赛村落的样子来建造，木屋所使用的泥巴、树权和茅草都与当地的村庄高脚屋所使用的材料一样，取自于当地，是一个以“本土”和“在地”方式打造的度假村。该度假村始建于1996年，由当地的年轻人通过和游客的沟通交流后，自行决策建立的，为游客提供最原生态的木屋、最淳朴的服务、最简单的美食。当然所有工作人员也都是当地的马赛人。该度假木屋在1997年获得了英国航空公司“最环保旅游目的地”的奖项。[16]换而言之，度假木屋(II Ngwesi Lodge)这一生态旅游度假村的开发完全建立在社区自主决策、管理之上，它实现了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最核心部分的实践。

2.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内容的多样化

通过笔者在肯尼亚的实地考察以及相关研究的材料显示，除了上述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管理、决策甚至制度制定等层面的深层参与之外，在肯尼亚许多国家公园和相关的旅游目的地，当地居民都逐步从被政府引导参与旅游，逐渐转变为自觉地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生态旅游中，大致包括导游活动、交通运输、园区保护和旅游纪念品制作等方面。

导游活动。在自然景区，肯尼亚政府鼓励当地居民参加到导游活动中去。因为肯尼亚的官方语言是斯瓦西里语和英语，大部分肯尼亚人可以熟练使用英语，居民在参加导游工作时可以减少语言沟通障碍。当地居民对旅游景区的环境十分熟悉，在野生动物为主的自然环境与客源地地区大不相同的肯尼亚，熟知当地环境的导游就显得格外重要。在马赛马拉，当地导游会在客人离开住宿帐篷时间里陪同客人，在晚上会随身携带防身工具，以预防鬣狗等小型凶猛动物越过防护栏，袭击游人。在海滩的导游会向游客介绍多样的海洋生物，但同时告诫游客不要伤害海滩上的动物。导游的薪资基本是以游客的小费为主，导游时间及内容也是与游客商议决定，虽然正规性不够，但对社区居民来讲，这样的工作方式拥有很高的自由度，也能为自己带来一定经济收入。

交通运输。肯尼亚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十分广阔，特别是草原地区，一望无垠的草原上没有明显的标志性建筑，游客一般的焦点在于珍奇的野生动物，在茫茫草原上寻找它们无异于海底捞针，这就需要对当地环境熟悉的司机参与其中。当地人作为司机不仅可以将草原上的路途熟稔于心，还了解各种动物生活的习性，知道它们有可能出没的地方，为游客的旅程带来很多便利。而在旅程过程中，司机对游客的行为负有责任，司机同时也起到了监督游客行为，保证游客安全的作用。

园区保护。在迁出景区原住民的同时，肯尼亚政府没有忽视原住民对于园区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作用。以马赛人为例，这些熟悉野生动物天性的原住民，在结束自己草原游牧生活后，由政府或者一些私人的生态保护园区(如the Selenkay Conservancy)提供机会，参与到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行动中。当地居民狩猎野生动物，贩卖肉类与毛皮所带来的经济收入，不如参与到政府提供的保护工作中，更多马赛人在更多收入的吸引下放弃了传统的经济方式，选择保护动物，发挥自身猎人天性，关注动物活动，警戒偷猎者，保护游人。

纪念品制作。当地居民还拥有出售自制纪念品的机会。众所周知，非洲工艺品造型美观，风格独特，尤其以木雕为主导的造型艺术更是其中的代表，当然，肯尼亚当地的旅游景区对旅游纪念品的概念不停留于单纯的艺术欣赏品。从当地原住民祭祀用的面具到部落中的娱乐用的日常玩具，都可以被放在商店中展卖，或是由商贩到专门的集市上叫卖。这些商品的制作多用人力手工完成，虽不够精美，但其粗犷，原始的风格也颇具特色。销售纪念品不仅提高了社区居民的家庭收入，日渐增多的需求量更是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缓解了当地就业压力。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销售富有非洲文化气息的纪念品的同时，游客通过购买纪念品，了解到的是非洲部落生活的常态，认识到他者的文化价值所在，这在原始部落数量众多的非洲可谓意义重大。这其中，肯尼亚的Susan Wood和其他两个非洲妇女开设名为Kazuri(意为"small and beautiful") 肯尼亚本土制造的陶艺工作室是其中一个典范之例。Susan Wood在上世界70年代意识到旅游业中人们对本土旅游纪念的需求，30多年来，她带领当地的贫穷妇女用肯尼亚山采来的泥浆土，制作成一件件当地陶瓷纪念品，并最后形成肯尼亚的著名品牌，在内罗毕几乎每个购物中心都有Kazuri专柜，成为肯尼亚主要的旅游纪念品之一。[20]

3.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利益分配的均衡化

合理的生态旅游的利益分配机制应该是政府、企业和当地居民三大主体共赢的局面。肯尼亚社区参与生态旅游之所以成功的要素之一在于，经过多年探索，较为成功地实现了合理的利益分配，从而使社区参与生态旅游能够长期持续地延续和发展下来。十九世纪末，西方殖民者展开的“猎游”(safari)时代，旅游利益也大多由操纵它们的西方白人所独占。肯尼亚独立后自行发展生态旅游以来，一方面，政府积极引导让社区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获得真实的收益；另一方面鼓励私人企业投入旅游业，成立并经营旅游公司以分享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利益。

肯尼亚政府认为，“发展生态旅游的最重要内涵就是要顾及当地居民的利益，保证当地居民从旅游业中受益，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以此推动生态旅游区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16]在以政府为主导的一些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中，肯尼亚野生生物服务署等管理机构的一个施政重点和目标在于“野生动物发展与利益分享计划”，要让当地保护区周围的民众从生态旅游中获得利益，从而放弃与生态旅游相互对立的情绪和行为(如放牧、农作以及盗猎等问题)。他们把这个“利益分享”落实到具体的数据上，肯尼亚野生生物服务署的首届负责人利基一度因承诺的25%的回馈金回馈给当地的民众，后因该数据难以实现，他的继任者魏诗接受教训，把回馈金比例定在10%。[18]

此外，每个国家公园或保护区成立了居民服务协会(CWS)，该组织具体落实社区利益分配后的具体发展事项，给予当地民众实质性的一个利益分享内容，比如提供经费赞助地方发展计划，兴建学校，为学生提供奖学金等。以知名度仅次于马赛马拉保护区的安波塞利国家公园为例，当地政府通过旅游发展，建设了基础的取水和饮水设施，把部分门票收入用于地方基础建设、园区管理，为当地人提供直接的经济补助，推动学校、医疗站和村民活动站的建立等。[16]

私人企业投入生态旅游后的社区参与利益分配，也是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利益分配均衡化的重要表现。肯尼亚政府十分鼓励私人投资者引入的生态项目，并合理地分享其所带来的利益。比如，私人投资者Eselenkei集团所开展的生态旅游中，其项目收益收入被用于改善基础设施、提供就业机会和降低风险。当地社区每年能从地租、门票和床位费上收获5000美元。26名马赛男性被雇佣为设施保护者。在相关发展机构的支持下社区促进调节相关资源冲突的能力得到提升。不断扩大的生活基地减少了当地易受灾害的人们和野生动物之间冲突。此外，由于树木种类的再生和牲畜的频率降低，野生动物物种保护区的居民数量也得到了增加。[21]

肯尼亚另外有一份著名非常私人公司的投资项目Porini Camp(亦是子公司)，也体现了利益分配的均衡化。该项目的总公司Gamewatchers，是肯尼亚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生态公司之一。他们公司的理念就是“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与当地部族互惠经营”。他们在建立私人生态保护区的时候，一方面支付租金给当地部落首领与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也为他们新迁居地修建道路、挖掘水井等基本生活设施。Porini Camp在经营保护区营地帐篷生态旅游的过程中， 除了项目负责人的首席是旅游公司白人之外，剩下的142人都是当地马赛人，他们从事生态保护区内的工作，直接获益的家庭有五百多人。一个参与到私人生态保护区工作的马赛人每个月大概可以得到2000先令，相当于原有收入的两倍多。[20]

4.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生态与文化保护的自觉化

生态旅游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能会破坏当地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另一方面却也能促进当地生态和文化的自觉。对肯尼亚而言，相关研究表明，旅游使得社区在生态和文化保护上有了自觉意识，旅游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对生态保护和文化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早在1975年，就有研究评估了旅游对肯尼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并声称旅游使得人们更好地利用街区土地获得经济回报，也可以更好地保护非洲野生动物。[22]肯尼亚政府第一步以经济利润为推力，促进社区居民参与到保护环境与野生动物资源的活动中来，使他们意识到相对于猎杀，保护野生动物所带来的利润更为巨大。经过多年的生态旅游的发展，当地居民受益于旅游业的发展所带的利益，许多部落已经将野生动物看作是珍贵的资源，不仅不再以打猎偷猎的方式来伤害野生动物，还自觉地保护它们。“原先需要面对血淋淋的狩猎来满足生活所需，现在他们主动保护动物，甚至把水草丰美的地方让给动物。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更多的动物愿意栖息在这片草原上，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产生更大的盈利，他们才能更好地在家乡生存、发展。”[20]

与此同时，肯尼亚政府把这种生态保护意识通过教育方式传达给下一代，使得生态保护意识更加自觉。在肯尼亚，经常能看到中小学生有组织的在国家公园中游玩；内罗毕的博物馆、动物园也能看到学生的身影。这些对国外游客票价较高的景点，只象征性收取学生很少的费用，学校又频繁组织学生参观和游玩，从而在肯尼亚人下一代人中深植了环保意识。

社区参与和生态旅游都涉及“文化”层面，肯尼亚除具有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之外，考古学的研究发现，它也拥有本地特殊的文化遗产，如岩石艺术。因此，肯尼亚在社区参与生态旅游从纯生物性生态向文化性生态深化。以上述岩石艺术为例，一个名为TARA岩石艺术社区项目就是拟在创建和开展社区参与保护文化遗产的案例。研究表明社区参与仍然是确保长期保护文化遗产唯一可行的方法。[22]

生态旅游的饮食文化亦开始自觉地“去西方化”。受西方殖民的影响，以及长时间的面对西方游客的旅游开发，肯尼亚餐饮业多为西式风格。然近年来文化自觉意识促使以肯尼亚饮食为代表的生活文化逐渐走入旅游者的视野，成为新的旅游热点。“食肉兽(Carnivore)”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享誉世界的著名餐厅，其出名之处就在于将肯尼亚的生活文化“去西方化”。整个餐厅设置的风格为肯尼亚式的木质风格，客人在此可以享受和体验肯尼亚游牧风格的饮食方式，其所使用的巨大的木质烤肉架，更是给游客强烈的、粗犷的肯尼亚游牧风格的饮食体验。

旅游纪念品上的“非洲智慧”也是文化自觉的体现。富有肯尼亚东非特色的生活用品也作为旅游产品，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在游客在购买行为中，社区逐渐认识到自身文化中的“非洲的智慧”，逐步摆脱“西方至上”的殖民遗留观念，由他人的认同转化为自我认同，初步产生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感与基本的保护意识。

社区节日的创造可以看作是文化自觉化的另一个重要面向。旅游已经是促进文化发展的关键力量，可以说旅游激发了社区的节日创造，从而在更深层面激发了社区参与文化的保护和建设。肯尼亚的城镇、乡村和市区等诸多社区正在持续分享他们的文化，许多文化节日成为持续性的文化节。根据Roselyne N.Okech对该岛的研究，旅游业促进了文化节日的发展，而文化节日又潜在地提升了当地经济可持续增长。这样的增长，反过来促进社区参与的提升，人们不断地参与协定和仔细经营。[23]

此外，Evaristus M.Irandu曾评论性地探讨了国际旅游在肯尼亚文化遗产保护区的贡献，他指出由于当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并从中受益，所以居民和游客之间的关系却更加和谐，因而他们似乎跳出了Doxey所指出的旅游“愤怒指数”的魔咒。[24]

四、问题与展望

尽管肯尼亚在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方面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现实环境和旅游本身的复杂性，也在一定层面上制约着它的发展。总体上而言，肯尼亚社区参与生态旅游也存在着非洲旅游发展普遍存在的问题，譬如缺乏完善的发展规划、资金短缺、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备、旅游项目单一、存在旅游安全隐患、信息业落后和旅游合作有待加强等。[25]然而，问题的存在恰恰是进一步完善的起点。在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开发这一条道路上，肯尼亚成功的经验固然值得借鉴与学习，它所存在的问题和瓶颈亦是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研究应该探究与展望的地方。

其一，当地社区在生态旅游开发中参与程度有很大的差别。早在1999年，Martha Honey发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当地社区在生态旅游开发中参与的程度有很大的差别。[4]究其原因，社会异构、政治分化、教育机会等社会公平问题，削弱了当地居民与生态旅游发展过程其他角色、机构等进行公平协商的能力。比如，Ecotourism in Kenya:The Vulnerability of Communities一文描述了肯尼亚南部高度分散的社区Kimana，其内部政治民族裂痕、宗教和年龄间差异，都限制了广泛的社区参与。[26]因此，政府自上而下的引导或者外部公司由外而内的输入带动社区参与生态旅游，都需要进步一步对社区内部的历史、文化、宗教、族群、年龄等社会性问题有更充分的了解和掌握，从而尽量避免“广泛性社区参与”的虚幻。

其二，自然环境仍面临许多挑战。肯尼亚从1990年以来就采取很多生态旅游策略以避免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是二十多年来，生态环境依然存有不少问题。比如，尽管旅游管理部门三令五申强调严禁在景区内出现违规行为，但根据游客在网站上记录的旅游日志来看，违规操作还是层出不穷。在很多国家公园，游客被要求与野生动物保持较远的距离，避免干扰动物的正常生活，但很多司机只要收取了游客一定小费，在周围没有监管车辆的情况下，就会将车开离公路，近距离靠近野生动物；另外，还有驱车追赶动物的行为，即使被管理部门发现，游客也只是会受到口头警告，并没有其他处罚措施。相关的研究也指出，在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安博塞利国家公园等地区，当地旅行社普遍违反保护区的现行管理条例；游客数量不断增加削弱了保护区的承载力从而对保护区后续游客吸引力造成影响，而旅游企业不顾环境承载力限制进行旅游休闲设施修建更加剧了这些问题；最后，因为不断增长的购物利益，社区活动同样对负责任的生态旅游实践产生侵犯性威胁。[27]因此，干预措施、政策和法律以及生态旅游管理机构的工作开展，在应对大众旅游行为带来的环境压力和利益驱使下的旅游环境危机，依然力不从心。如何让社区民众进一步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发挥其主人翁作用，使之成为政府管理机构、旅行社、游客之间沟通、协调甚至制约角色，是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另外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面向。

其三，贪腐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肯尼亚生态旅游包括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肯尼亚政府内部的存在贪腐现象，它导致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偷工减料的现象。根据笔者在肯尼亚的参观考察，发现从首都内罗毕到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公路上，有约一小时的时间汽车行驶的道路是千疮百孔的，根据陪同笔者的报道人介绍，这种情况与建设工程款项被贪污有关系。此现象导致公路安全系数低，破坏了旅游者的心情。因此，当我们在阐述肯尼亚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国家和政府在其中所起到的积极主导引领和推动作用之时，依然面临着根本性的“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对立问题。发展生态旅游需要建设一个“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可能成为保护区旅游业经济利益的最大所有者[28]，因此也就成为滋生腐败的场所。如何避免以“国家”的名义在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产生腐败，已经超越了单纯社会参与生态旅游考虑的内容，而涉及法律、政治、经济等问题，但无论如何，它却是进一步探讨成功的社区参与生态旅游不得不触及的礁石。

其四，生态旅游内涵单一。肯尼亚生态旅游主要以野生动物为主，集中于马赛马拉与安博萨蒂两座国家公园，相比较而言，公园内同样丰富的自然风光缺少人们的关注，也缺少宣传和管理。相较自然风光而言，野生动物的确更具吸引力，但只以野生动物作为生态旅游的价值则略显功利化，减少了生态旅游所涉及的多层次的内涵，即生物、动物和人文的三位一体。譬如，在马赛马拉可以看到越野观光车鱼贯而出，但在自然风光壮丽的焦特布尔国家公园却很少能看见同为游客的车辆，管理与宣传力度也相对较差，造成这类以自然风景为主的生态旅游资源成为小众的、“不必要”的旅游活动。因此，社区参与生态旅游，不仅仅应该只是停留在野生动物层面，更要在生物和人文层面去全方位开展。

其五，“过度参与”生态旅游所导致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变迁，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面向。George Paul在Beach-Boy Elders’and Young Big-Men’(2015)一文中展示了肯尼亚南部的Samburu(桑布鲁)人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在笔者看来可能是“过度参与”的一种现象。20世纪80年代，伴随肯尼亚旅游业的发展，Samburu人开始向沿海旅游业度假胜地移民，向欧洲游客进行纪念品销售和传统舞蹈表演。在此过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与来到此地的欧洲女性定下了交易性的性约定或婚约。通过和欧洲女性有所关系，一些Samburu人成功地快速积累财富，成为现在所说的“年轻大男人”。作为一种将他们大量财富转换为持久形式的体面方式，这些男人用钱娶当地女性，从而加速他们从“男孩”到“成熟男人”仪式完成。与此同时，在该地区也出现了“更成熟的海滩男孩”，他们重回海边度假区，打扮成年轻战士等待欧洲女性伴侣的到来。[27]在此过程中，原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甚至毁坏。一些因此而迅速积累财富的“年轻大男人”，迅速挥霍，也迅速衰败。这样的社区民众，再也不是原有社会结构和文化中的自己。与此同时，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对Samburu人的自我文化的认同和延续或许是毁灭性的。

在这里，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涉及一个更为严肃和深层的问题：旅游、文化和民族性问题。在长期的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中，肯尼亚或许还未真正形成和完成关于“肯尼亚性”的认同，从而在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轻易地丢弃自己的传统、道德和文化。正如研究“肯尼亚国家文化”构建学者盖尔·普雷斯贝(Gail G.Pressbey) 所指出：“‘现代的’肯尼亚人曲解了现代性概念，认为现代性等同于欧洲文化与宗教，然而肯尼亚人对欧洲文化的理解只是皮毛，且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对本土文化和传统的理解也不充分，却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取代本土文化与传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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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沛照

2017-05-21

浙江师范大学2014年非洲研究专项课题成果(编号：14FZZX07QN)。

林敏霞(1978-)，女，浙江台州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人类学、文化遗产、医学人类学；徐梓淇(1995-)，男，北京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张钰(1996-)，女，江西鄱阳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

G127

：A

：1004-941(2017)05-005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