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勇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关于七八十年文学转型，研究者们多从政治变动、文学创作的新变、文学批评与争鸣、西方文学及理论的译介等角度展开，这些层面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但事实上，还有不被重视但影响甚大的层面存在，文学选本(不包括作家个人选集)即是其中的重要体现。

相比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学创作上的犹豫不决，彼时的文学选本可谓繁荣昌盛、蔚为大观。就建国后的文学格局而言，十七年乃至“文革”时期，各种文学选本虽不绝于缕，但总体数量并不太多(“大跃进”时期除外)。文学选本的出版并非随意而是有组织有步骤地展开的。作为彼时文学制度和文学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选本编纂表明的是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建设与巩固，其作用不可低估。新中国建国初期出版的带有建构新中国文学规范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其中有一部分即为文学选本。当时最具典型性的文学选本，有周扬与郭沫若编的《红旗歌谣》(1958年)，而即使是个人编选本如臧克家编选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1956)，选家的主体性也被极大压缩。相比之下，七八十年代文学选本的出版则要自由宽松得多，其数量之多也是十七年乃至“文革”时期所不能比的。七八十年代出版的文学选本中，比较重要的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1919—1949)》7卷、《短篇小说选(1949—1979)》8卷和《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系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三册)(1978—1980)、《重放的鲜花》(1979)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