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共（布）的执政合法性建构及其历史经验

2017-03-07曹宗敏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17年5期

关键词：政权俄国合法性

曹宗敏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论俄共（布）的执政合法性建构及其历史经验

曹宗敏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俄共（布）之所以能够执掌政权并维系执政合法性，取决于俄共（布）自身的组织性、先进性和革命性，取决于俄共（布）能够及时抓住革命时机适时夺取政权，取决于俄共（布）在政权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情况下能够团结人民一致捍卫政权，还取决于俄共（布）在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夹击下能够适时改变错误政策赢得民心。在此论述俄共（布）执政合法性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俄共（布）执掌政权的历史必然性，总结俄共（布）执政的历史经验，汲取有益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现实启示。

俄共（布）；执政合法性；十月革命；执政危机

执政合法性是政党通过暴力革命、政变或民主选举等方式执掌政权并通过各种方式维护阶级利益以维系政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1917年，列宁领导俄共（布）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共（布）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俄共（布）之所以能够执掌政权并维系执政合法性，不仅仅由于俄共（布）自身的组织性、先进性和革命性，也由于俄共（布）能够及时抓住革命时机适时夺取政权，在政权面临着被颠覆危险的情况下能够团结人民一致捍卫政权，在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夹击下能够适时改变错误政策赢得民心。在此研究俄共（布）执政合法性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俄共（布）执掌政权的历史必然性，汲取有益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和宝贵启示。

一、俄共（布）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前提：党自身的组织性、先进性和革命性

俄共（布）自身的革命性、组织性和先进性，赋予了俄共（布）担任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领导地位的资格，决定了俄共（布）能够代表整个无产阶级和贫苦大众的利益，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的认同、支持和拥护，并且能够及时抓住革命时机适时夺取政权。

1.俄共（布）是一个组织严格、纪律严明的无产阶级政党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政党由工人阶级中最先进、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所组成。无产阶级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而产生和发展起来，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于与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相联系，无产阶级富有较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种优点和特点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具有与生俱来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由于俄共（布）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在极其残酷的沙皇专制制度下形成的，同时也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待发生的时候形成的。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党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性、敌人的强大、生活上艰苦的程度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比拟的。只有具有极其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党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以后，列宁在党的建设实践中不断地同党内错误思潮和派别作斗争，主张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提出了党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先进部队的思想，强调党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党必须有严格的纪律和规范的章程、必须反对派别活动等。这些思想和原则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严格的组织基础，保证了党组织的团结统一，极大地提升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列宁集中统一的建党思想指导下，俄共（布）发展成为了一个有组织、集中统一、有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为实现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2.俄共（布）是一个革命的、战斗的党

党的这种革命性和战斗性是由国内无产阶级所处的地位、生活工作条件和历史环境决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和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由于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加紧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残酷盘剥和压迫，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愈益深厚。在俄国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统治下，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遭受着垄断资本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等多重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迫切要求改变现状。这种被压迫、被剥削和奴役的现状极大地增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只能组织起来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旧制度来实现。列宁指出：“无产者的生活条件使他们想变成老板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从而促使他们力求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一切基础。”[1]（P134）“它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本身就把它组织起来，迫使它开动脑筋，使它有可能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2]（P161）。因此，“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此它在一切革命中都是先进的阶级”[3]（P284）。

3.俄共（布）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能够代表人民利益

列宁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4]（P24）从建党时起，列宁就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武装党。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伟大作用在于能够帮助无产阶级政党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伟大历史使命，“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组织社会主义社会”[5]（P160）。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总结革命胜利经验时指出，没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党，就不能有真正的伟大的革命运动。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过去旧政党领导的一切革命运动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6]（P411）。俄国无产阶级所处的被压迫和剥削的境地和历史作用，决定了它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在革命前还是革命后，俄国无产阶级都是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者。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俄共（布）是代表整个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组织。这决定了“被剥削者求解放愿望的自觉代表者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就在于……领导为寻找出路而精疲力竭的群众，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7]（P181）。

二、俄共（布）执政合法性的获得：抓住革命时机，适时夺取政权

俄共（布）之所以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获得执政合法性，关键在于俄共（布）能够利用俄国社会的矛盾，抓住革命的时机，采取正确的革命策略适时夺取政权。

首先，俄共（布）充分利用了沙皇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执政危机和社会矛盾，将沙皇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执政合法性动摇、缺失作为确立俄共（布）执政合法性的资源。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以后，俄国虽然缓慢地走向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相比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俄国的发展速度缓慢、水平落后，各地区发展不平衡。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俄国仍然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列宁指出，俄国经济“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8]（P400）！

经济上垄断资本主义与农奴制残余并存使得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处处受限；政治上的沙皇专制制度严重阻碍了俄国社会民主化的历史进程。深刻而复杂的社会矛盾使得俄国社会危机频现，在这种背景下，一战将俄国卷入战争的漩涡。战争中的俄国连连失利、国内出现的空前无政府主义混乱使民众清醒地认识了沙皇的专制、腐败和无能，也加剧了俄国国内的政治危机。1917初，俄国经济已经全面崩溃，据统计，1917年1月底，首都彼得格勒只剩下10天的面粉储备，肉类在市场上已经匿迹，战乱、饥饿威胁着千百万人；1917年1-2月，全国至少有67万名工人罢工；军队的厌战情绪和革命情绪都在不断高涨[9]（P9）。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终于引发了二月革命，封建落后腐朽的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代之以新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速度缓慢、水平落后，资产阶级力量相对较小，加上长期受制于沙皇专制统治，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利益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软弱妥协，无法有效行使管理职能，更无力维持社会秩序，难以担负起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继续进行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

二月革命后，工人、农民和士兵希望能够获得和平、面包和土地，尤其是希望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和平”。但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准备承担原先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义务，决定继续进行战争。而“继续战争使临时政府不能及时满足人民群众对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的渴望，逐渐失去了作为革命政权的合法性”[10]（P28）。1917年秋天，俄国出现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大工业企业开工率严重下降，8、9两个月有231家工厂倒闭，6万多工人失业，铁路货运量比上一年同期减少34%。在农村，大批土地荒芜，饥荒日益迫近全国城乡[11]。经济危机加剧了人民对临时政府的愤懑，也加剧了政局的动荡不安，工人罢工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俄国社会出现了普遍的激进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社会秩序混乱，军队纪律废弛。此时的俄国迫切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组织领导俄国人民走出困境。这些因素形成了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巨大的否定力量，也为俄共（布）抓住革命时机提供了合适的环境。

其次，俄共（布）能够及时抓住机遇，利用有利的革命形势，采取了正确的革命策略，为夺取政权、获得执政合法性做了周密部署。在列宁看来，“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12]（P9）。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开始提出并论证由俄共（布）来掌握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1917年4月，列宁发表《四月提纲》，提出俄共（布）的革命任务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不高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级手中，因此，第二阶段革命斗争的核心内容是夺取政权。列宁关于实现革命转变的思想深刻改变了俄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俄共（布）开始为夺取政权做准备。由于二月革命后，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自由，各党派团体都有合法活动的条件，列宁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并将这一口号与武装起义的方针联系在一起。在国内矛盾激化、革命危机成熟之际，列宁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危机成熟了。俄国革命的整个前途已处在决定关头。”[12]（P275）“等待就是对革命犯罪”[13]（P334），俄共（布）“应当立即组织起义队伍的司令部，配置力量，把可靠的部队调到最重要的据点去”[12]（P240）。在周密的部署和团结一致行动下，俄共（布）领导人民于1917年10月25日举行了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再次，俄共（布）着手解决俄国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十月革命前夕，俄共（布）在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确定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方针和行动纲领的同时，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并且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土地纲领，将国内工人和农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获得了众多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拥护和支持。这为俄共（布）取得革命的胜利、确立执政合法性奠定了重要基础。有学者指出“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土地法令，宣布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农民有权分得土地；通过了和平法令，宣布俄国退出世界大战，使饱受战争之苦的俄官兵听到了自己的心声；宣布俄国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原则，承认了芬兰、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等国家的独立，为俄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措施大大提高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使得苏维埃政权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凯歌行进’”[14]。

最后，列宁领导的俄共（布）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提出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既是俄共（布）获得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前提，也是其获得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历史经验。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国家能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十月革命前后党内外争论不休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俄国并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前提，并且俄国无产阶级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执掌政权的地步，不能过早地将政权强加于它。列宁认为十月革命并非意味着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它要解决的仍然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他承认“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15]（P169）。但是，俄国无产阶级自身的组织性、革命性、先进性以及俄国所处的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和现实条件决定了俄国无产阶级能够打破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先取得政权，掌握执政地位，再在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因此，列宁认为，俄国革命可以越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过渡。

三、俄共（布）对执政合法性的巩固：实行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

十月革命胜利后初期，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各种危险，俄共（布）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俄共（布）面临的执政考验具体表现在：其一，国内其他政党不支持俄共（布）单独执掌政权。其二，俄共（布）面临着如何向工人、农民和士兵兑现“和平、土地、面包”的承诺。其三，国内的白卫分子同英、法、美、日等国外敌人相互勾结，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联合绞杀。此外，国内一些旧官员和旧职员消极怠工，使得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机关难以正常运作；一些反动分子寻衅滋事，煽动社会动乱，扰乱社会秩序。这些都使俄共（布）的执政面临随时被推翻的危险。在执政合法性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列宁领导俄共（布）采取措施着手捍卫了执政合法性。

1.解散立宪会议，通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确立俄共（布）的合法执政地位

十月革命后，列宁立即宣布“苏维埃从现在起就是国家政权机关，即拥有全权的决策机关”[16]（P62），以确立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此后，按照各民主党派的要求，俄共（布）决定召开立宪会议，要求立宪会议必须服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宣布俄国成为工农兵苏维埃共和国，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任务，形成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提交立宪会议通过。立宪会议否决了提议，宣扬立宪会议是高于一切的全民民主机关，妄图用立宪会议代替苏维埃。1918年1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并通过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1918年1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取代了立宪会议的职能，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至此，立宪会议的解散使得俄共（布）真正执掌了国家政权，俄共（布）的执政合法性得到了完全确立。

2.努力兑现“和平、土地、面包”承诺，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

十月革命胜利后初期，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便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向民众表明了兑现承诺的决心。《和平法令》宣布苏维埃政权向各交战国建议立即停止战争，就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合约进行谈判，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合约。尽管这一法令在形式上满足了俄国人民渴望结束战争、要求和平的愿望，但是并没有得到英法美等协约国的响应。事实证明，以法令的形式呼吁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只是一种理想主义。最终，苏维埃政府不得不与德国单独媾和，签订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合约》，以争取喘息的和平时机，恢复国民经济。《土地法令》宣布废除土地私有权，没收地主、皇族、寺院教堂的土地，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并交给农民使用。根据《土地法令》，1918年初又颁布了《土地社会化法令》，规定立即无偿地废除土地私有制，将所有土地都变成全民财产并交给耕地的农民使用。土地法令的颁布和土地改革的实行，使贫农、中农获得了1.5亿俄亩的土地和价值3亿卢布的农具，巩固了工农联盟，也巩固了党的执政合法性。然而，对俄共（布）而言，最难兑现的承诺莫过于“面包”。连年的战祸使得俄国经济凋敝，物资匮乏，广大民众常常食不果腹，饥荒严重。1918年1月仅完成计划征粮任务的21.8%，2-3月仅完成36.5%，4月完成14.1%，5月完成12.2%。工人和士兵连维持生命最起码的食品供应都难以保障，饥饿笼罩全国。为了维持军队和城市的基本粮食供应，俄共（布）不得不强制征粮，但这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列宁意识到了“面包”问题的重要性，但直到1921年春，这一问题才真正得到党的重视和解决。

3.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团结工人、农民和士兵共同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巩固执政合法性

十月革命胜利后，出于对苏维埃俄国的敌视，俄国国内一些白卫分子勾结外国势力，试图通过战争的手段将新生的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俄共（布）领导不得不在极其艰难的条件和恶劣的环境下团结工人、农民和士兵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1918年7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号召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击退国外反革命势力。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军营，把党、工会和其他组织的一切活动转入战时轨道，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用于国防的需要，并加强红军的建设。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战争危机之中的极端情况下，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克服国内极其严重的经济困难，苏维埃俄国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余粮收集制，实行工业国有化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取消商品交换和自由贸易，实行国内贸易国有化和实物配给制。这些政策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为确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三年艰苦的斗争，俄共（布）领导工农兵战胜了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进攻，保卫了苏维埃政权，捍卫了俄共（布）的执政合法性。

四、危机的化解与执政合法性的巩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

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后，俄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工厂倒闭，土地荒芜，瘟疫肆虐，广大人民极度贫困，就生产力水平而言，俄国倒退了几十年。1921年2月爆发了喀朗施塔得兵变，要塞区的驻兵声称：“拥护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党！”“建立自由苏维埃！”等。士兵们组织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声称“统治着祖国的共产党完全脱离群众，没有力量把群众从全面崩溃的现状中拯救出来”[9]（P69）。喀朗施塔得兵变是俄共（布）执政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为了化解执政危机，俄共（布）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废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重拾工人、农民对布尔什维克的信任。喀朗施塔得兵变引发的政治危机暴露了工人、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也使俄共（布）的执政合法性产生了动摇。俄共（布）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战胜敌人是成功的，但在经济方面则犯有许多错误，社会主义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广大农民群众中所发生的情况”[17]（P73）。尤其是“军事共产主义”是受战争和经济破坏所迫才实行的一种临时政策，“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18]（P208）。为了修补工农联盟的裂痕，重拾农民对俄共（布）的支持和拥护，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上，列宁领导俄共（布）废除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新经济政策。大会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规定农民在纳税后剩余的一切粮食、原料和饲料都可以自由支配，即可以用来改善和巩固自己的经济，提高个人消费，用来交换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农产品，这种交换允许在当地经济流转的范围内进行。同时，国家也可以通过采购获得农产品。列宁强调：“现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18]（P207）。粮食税政策实施以后，“农村播种面积恢复，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农村和全国克服了1921年-1922年的饥荒，农民暴动、骚乱现象开始减少以至消失”[19]（P92）。农业税逐渐减少，农民的货币收入增加，农村内部的流通变得频繁，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村人口的增长。政策的及时调整使俄共（布）在较短时间内化解了执政危机。

第二，恢复商品交换关系，利用市场的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结合，激活农村经济活力，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主义应当消灭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否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会在商品货币和市场交换的过程中滋生和发展。十月革命胜利后直至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俄共（布）党内普遍将商品交换和贸易视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因此，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领导俄共（布）直接取消了商品交换和自由贸易，实行国内贸易国有化和实物配给制，试图通过这些方式将旧俄国经济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然而，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及其所引发的经济政治危机表明，“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17]（P278）。列宁指出：“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18]（P209）“不作这样的退却，我们就不能恢复同农民应有的联系；不作这样的退却，我们就有革命的先头部队向前跑得太远而脱离农民群众的危险。革命的先头部队就不会同农民群众结合，那样就会葬送革命”[15]（P337）。因此，列宁领导俄共（布）逐步发展商品交换关系，利用市场的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结合，激活农村经济活力。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商品买卖和私人市场发展迅速，商品交换已经越出地方流转的界限，列宁适时提出“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15]（P228），将市场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的小商品经济联系的主要途径，在国家调节的基础上全面实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商品交换关系的恢复极大地活跃了城乡商品经济，调动了农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巩固了俄共（布）执政的合法性。

第三，大力发展生产力，大胆探索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途径，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既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建立在俄国生产力不发达基础之上的，因此，为了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提，俄共（布）执政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整个社会的物质文化水平。然而，三年国内战争使得俄共（布）只能为捍卫革命果实而奋勇抗争，根本无暇顾及生产力的发展，反倒引起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倒退。生产力的倒退和人民生活的极度贫困动摇了党的执政基础。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清醒地认识到“1918年至1920年的国内战争，特别加剧了我国的经济破坏，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恢复，其中受害最深的就是无产阶级。加之1920年的歉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更严重地阻碍了运输业和工业的恢复……结果，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18]（P207）。俄共（布）应该如何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以巩固执政基础呢？列宁主张发展大工业。无产阶级只有恢复和掌握大工业，以农民生活上、经济上需要的工业品来交换粮食，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产力，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此外，列宁还主张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和租借制形式发展俄国社会主义工业，活跃小农经济，使小农经济在一定时期通过自愿联合的方式过渡到大生产。这些措施为工业和农业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既符合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也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巩固工农联盟，维护俄共（布）执政合法性奠定了重要基础。

五、俄共（布）维系和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历史经验

1.要善于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相结合既是俄共（布）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重要方法，也是俄共（布）维系和巩固执政合法性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事实上，二月革命后，列宁关于革命转变的思想遭到了加米涅夫等人的极力反对。加米涅夫以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完成为由反对推翻临时政府或取代临时政府，不主张实现革命的转变，也不主张将俄国革命立即转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指责加米涅夫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谁按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20]（P139）事实证明，列宁坚持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是符合俄国革命形势的。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活的运用，俄共（布）才适时地抓住了革命的有利形势，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执政初期，在俄共（布）面临国内战争结束后国内出现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之时，列宁再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大胆地实行粮食税政策，恢复商品交换关系，利用市场的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结合，激活农村经济活力，并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和租借制形式发展俄国社会主义工业，活跃小农经济，使小农经济在一定时期通过自愿联合的方式过渡到大生产。这些政策的施行提高了农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为工业和农业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既符合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也为执政危机的化解、工农联盟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2.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

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既是区分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标志，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革命胜利、解决执政危机和巩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原则。十月革命前夕，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因没有解决好和平、土地和面包问题而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布尔什维克正是因为提出“和平、土地、面包”口号，将国内工人、农民和士兵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颁布法令努力兑现“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国内战争时期，由于实行的余粮收集制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造成了农民的普遍不满，引发了农民暴动和党的执政危机。为了化解危机，重新获取农民的信任和支持，俄共（布）及时终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而实行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恢复商品交换关系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施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俄共（布）在较短时间内化解了执政危机。由此看出，对人民利益的重视和维护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3.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党执政的根本任务和要求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生产力高度发达既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前提。沙皇俄国时期，由于沙皇的专制统治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政权被推翻。三年国内战争时期，俄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倒退和人民生活的极度贫困动摇了党的执政基础，同样引发了严重的执政危机。但与沙皇不同的是，俄共（布）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恢复了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借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和租借制形式发展俄国社会主义大工业，活跃小农经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措施为工业和农业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调动了工人和农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既符合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也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毋庸置疑，对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发展生产力是维系党执政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党的执政只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够获取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巩固执政合法性；反之，如果党的执政不能带来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党的执政合法性就会遭到广大人民的质疑和否定，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岌岌可危。

4.要充分挖掘执政合法性资源，制定正确的政策，提升执政的有效性

俄共（布）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获得执政合法性，并在执政合法性遭到质疑和否定之时能够及时化解执政危机，关键在于俄共（布）能够充分挖掘和利用执政合法性资源，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20世纪初，沙皇政府的腐朽、腐败、专制、无能阻碍了俄国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引发了国内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危机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交织形成了对沙皇政府执政合法性的否定，引发了二月革命，沙皇政府的专制统治被推翻。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软弱、涣散、妥协、无能，不仅无法有效行使政府的管理职能，更难以担负起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继续进行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秩序的混乱以及政局的动荡使形成了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巨大的否定力量。俄共（布）恰当地利用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资源，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国内战争结束后，面对严重的政治危机，俄共（布）善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寻找积极因素作为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巩固执政基础。比如恢复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激发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活力，调动工人、农民生产积极性；还比如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发展生产力，提高工业化水平，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俄共（布）能够充分挖掘并利用执政合法性资源，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以提高执政的有效性。正如国内学者所言，“俄共作为执政党，其执政地位是否牢固，执政合法性资源如何开发和利用、执政合法性危机能否消解和避免，归根到底取决于执政党能否采取积极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取决于党的路线和政策能否推进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赢得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拥护”[11]。因此，执政党需要充分挖掘并善于运用执政合法性资源，制定正确的政策，努力提升党执政的有效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1]列宁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列宁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9]周尚文、叶书宗等.新编苏联史（1917-1985）[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0]姚海.俄国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1]周尚文.列宁为维护苏维埃政权合法性的斗争[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2）.

[12]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