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新唯物主义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三重逻辑

2017-03-07郝继松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17年5期

关键词：唯物主义从严治党哲学

郝继松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浙江杭州 311121）

·马克思主义研究·

运用新唯物主义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三重逻辑

郝继松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浙江杭州 311121）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马克思实现了哲学世界观的彻底变革，创立了区别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新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它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社会历史现象、把握社会历史规律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十八大以来形成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是党关于自身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升华的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丰富与发展，表征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发展的新境界与新实践。运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之“新”的历史原则、辩证原则、实践原则有利于深刻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本质内涵的理论逻辑与时代意义的现实逻辑。

全面从严治党；新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历来重视自身建设。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形势下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升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一。全面从严治党也已成为学界的一个重要论域。恩格斯曾言：“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1]（P285）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先后两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不断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增强理论思维能力。因此，深刻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本质内涵与时代意义，需要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把握三重逻辑即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

一、运用新唯物主义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

1.“新”唯物主义是历史的唯物主义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马克思实现了一场哲学世界观的彻底变革，创立了区别于以往一切旧哲学（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新哲学即新唯物主义①在《提纲》、《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清算了他们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及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关系，超越了以往一切旧哲学，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再向新唯物主义的转变，创立了和系统阐发了新的世界观哲学——新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新唯物主义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与超越性。从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现了新世界观变革的新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唯物主义、辩证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原则或观点统一于也成就了作为新世界观哲学的新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的唯物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维度就在于“历史”之“新”。所谓“新”的“历史”首先并非是指研究对象意义上的“历史”。新唯物主义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马克思首先把“历史”作为一种解释原则。“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2]（P544）。对事物的“历史性理解”不是把历史碎片化、观念化，割裂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如历史虚无主义）；相反是必须在现实的历史总体进程中展开，坚持历史思维，坚持彻底的历史意识。与“新”相对的“旧”历史观是，一方面仅仅把“历史”作为研究或认识的对象，这意味着我们或者从抽象的人（旧唯物主义）或者从观念/精神（唯心主义）出发，以主客二分的方法去外在的宰剖历史。这时，历史要么是以“自然基础上的人”为出发点的缺乏现实社会历史活动内容的“空话”（如费尔巴哈历史观），要么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如黑格尔唯心主义）：这种对历史的理解是非历史的，其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史观。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从认识对象的意义上理解“历史”，无法把握新唯物主义同以往一切旧哲学的本质区别。因此，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历史的唯物主义。运用历史的唯物主义，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中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形成，我们会发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并不是拍脑袋的产物，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现成的结论，更不是所谓热闹一阵、紧张一阵的“活动”，而是我们党关于党的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升华的新的表现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最新理论成果。它承接了历史与当下，随着世情国情的变化而推进，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鲜活的历史感。

2.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必要与历史根基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建党百年来，我们党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理论指引，同时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我们党的党建理论与实践必须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中去把握。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在执政70多年的过程中，曾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一个与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然而在1991年12月，这个有着近2000万党员的苏共溃散了；苏联作为世界一极的超级大国，没有被法西斯、资本主义阵营所摧毁和肢解，自己却悄然解体了。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纷繁复杂，但其鲜明地昭示了这样的结论：亡党必然亡国。而在纷繁之中，苏共亡党的主要原因在其自身内部。“弱风能将百年老树吹倒”其主要原因在于老树树干“已经从内部腐烂了”[3]（P240）。在苏联初期，列宁就曾强调：“共产党员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4]（P96）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5]（P626）。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法宝。继任者斯大林也把共产党员比作神话英雄安泰，把人民群众比作大地，然而遗憾的是苏共后期逐渐背离了人民群众，党自身建设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甚至党的领导层出现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以至于苏联亡党亡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出现人民群众的声援，几乎没有出现各级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抵抗，一切是如此的静寂、麻木与冷默[6]（P23）。历史已经表明，政党（尤其是执政党）自身建设是一个党生死攸关的大事。我们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政党，历来重视和强调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感，敬畏历史和人民，始终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时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7]（P365）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8]（P1）；要学好用好历史的教科书，以史为鉴。因此，我们党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新时期坚持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历史使然。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最新理论成果。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必须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把握。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一贯的传统与品格。建党之初我们就强调思想建党，延安时期整风运动、建国后的“三反运动”等都是我们党加强党自身建设的典范。1985年，“从严治党”首次出现在的中央文件——《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中；此后，在党的十四大到十七大中，党中央都从不同维度阐发了从严治党的基本内容及其重要性。江泽民同志在世纪之交指出，开展“三讲”教育，推进从严治党的落实，并把严格组织建设作为从严治党新的重要内容。胡锦涛同志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从严治党新的发展思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同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四个全面”的逻辑关系时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政治保障。总之，全面从严治党上升为国家战略布局的高度，事关我们党发展的未来，更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梦的实现。尤其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9]（P35-36）能否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关键在我们全体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关键在于我们党坚强有力的领导。因此，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加在继承中创新，不断在细处、实处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八项规定”为切入点，以反腐败为重点，以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为基本思路，以作风建设为主线，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将“两学一做”常态化，全面筑牢从严治党的根基，以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切实实践好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0]。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对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发展。

简言之，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承接了历史与现在，是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它既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有广泛的实践基础与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由此，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历史经验的结晶，有着现实的历史根基。

二、运用新唯物主义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本质内涵的理论逻辑

1.“新”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

新唯物主义作为超越以往一切旧哲学的新哲学，其不仅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同时也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具体说来，即“新”的“唯物”并不在于对“物质或精神何者是第一性”这一个本源意义上问题的回答。因为一方面，这种回答无法使新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区分开来，进而无法揭示新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的革命性变革。众所周知，新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都是“唯物”的，即它们都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精神是对物质的反映；另一方面，这种本原意义上的回答也无法呈现新唯物主义“能动的方面”，进而无法揭示新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超越性。尽管就本源意义上来理解“唯物”也呈现了精神对物质的反映论，但这种反映论所呈现的也仅仅是“从客体的”“直观的”、被动的反映论；而能动的方面不仅无法从旧唯物主义那里得到体现，反而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新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超越性同样无法从“唯物”上被揭示出来。因此，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不在于“唯物”本身（即研究“对象物”本身），而在于“如何”“唯物”（即以怎样的“方式”去研究对象物）。新唯物主义区别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地方就在于，它既不是从对象的、感性的、直观的形式去“唯物”，也不是在理论上、观念上去“反”“唯物”，既不是持僵化的两极对立的原则，也不是持抽象的思辨原则，而是基于作为人与世界统一关系的实践原则来理解人与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来辩证地把握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问题。因此，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

2.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理论内涵的价值与意义

其一，从立足实践的辩证原则来理解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内涵。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的领导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全面”是基础，“严”是关键，“治”是要害。所谓“全面”是其不是涉及某个或某几个领域的问题，而是关涉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等各个建设领域；其也不分岗位或职务的高低，而是所有党员、干部一视同仁。总之，“全面”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各个过程各个环节之中，不留空白和死角。所谓“严”是对于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按照党纪严于国法的思路严格规范其权利与行动；其次查处从严，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严查党内违法违纪行为，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所谓“治”是以问题为导向，反对党内存在的不良风气，实现标本兼治；坚持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以德为先，德才兼备；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依规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整体，三者缺一不可，必须坚持辩证的原则从整体性上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内涵。

其二，从立足实践的辩证原则来理解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有利于我们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中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战略地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科学判断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及主要任务的基础上提出的治国理政的总战略。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国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是新时期我们党对社会发展的新思考、新诊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时代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指出：“认清形势，坚定信心，继续艰苦奋斗，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11]（P18）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紧紧围绕历史使命，“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12]（P1）全面从严治党的地位、作用和任务更加鲜明。简言之，全面从严治党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阶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提供政治保障，同时，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紧密相连。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主题，必须将其统一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工作中心上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根本上要求保障我们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不动摇。因为，只有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保持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改革的成果才能真正惠及人民群众；同时，国家才能沿着法治的轨道发展，而避免无序与混乱；唯此，才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其三，从立足实践的辩证原则来理解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有利于我们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人民立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立足于辩证的实践，即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实践活动，揭示了人的历史性存在方式——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物，同时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人的历史性存在方式彰显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性地位。马克思主义政党以人民立场为基本立场，以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其根本追寻。党的一切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13]（P247）当前，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攻坚区，各种社会问题或矛盾凸显出来，能否始终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民心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解决群众所关心的亟待解决的问题，顺民意、合民心。“人民的心声、心愿、心念就是民心，增强人民群众对党中央的信心、信任和信赖是最大的政治成就。”而且“要把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落实到基层，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14]

要言之，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表征着新唯物主义系统论与要素论、科学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它蕴含着深刻的实践性和人民性特征，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运用新唯物主义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时代意义的现实逻辑

1.“新”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早期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随着与社会的不断接触，开始碰到关于物质利益难题的“苦恼”，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批判包括青年黑格尔派在内的整个黑格尔思辨哲学。加之受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马克思更多的是持辩证的批判的眼光），马克思认为宗教的批判已经完成，现在的历史任务就是展开对尘世的批判，确立此岸的真理。马克思立足国民经济学的现实和现实的阶级斗争来寻求物质利益苦恼问题的答案。他鲜明地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等同于更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去摧毁[15]（P9）。因此，马克思反对一切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哲学，强调“要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做的哲学斗争，揭穿这种投合耽于幻想……的哲学斗争，使之信誉扫地”[2]（P510）；主张真正的哲学应该是“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6]（P12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5]（P11）。在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提纲》中，他进一步明确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因此，新唯物主义实现了一种新世界观哲学的变革，即改变世界、成为现实的哲学。这实现了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因此，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其对现实逻辑的强调恰恰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题中之义。这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时代性与包容性，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巨大生机和活力的源泉。

2.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立足于历史和实践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不是脱离现实的理论建构，而是立足于历史和当下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是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党建发展规律为基础的科学思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不断凸显，权利或权益意识不断提升，对党的期望和诉求也随之不断增加。但是，现实中有部分党员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滋生了不良习气，走向了腐败腐化，逐渐脱离了群众。结果是逐渐丧失了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危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失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背离了民心，如此其距离亡党亡国也就不远了，苏共的历史教训鲜明而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蒋介石总结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时，同样认为最大的问题出在国民党自身内部，即“是我们腐败无能，自己的弱点击败了自己”[17]。历史的经验表明，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决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腐化堕落，忽视或无视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脱离群众；更不能动摇甚至丧失理想信念，对党不忠。相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区深水区，在某些领域矛盾与问题的凸显期，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运用新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坚持问题导向，努力解决群众所关心的现实问题；都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提高自身的能力与素质，承担起应有的历史使命。在“7.26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新形势的科学判断，鲜明地指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们逐步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8]。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先前的理论辩护、理论阐释发展到了新的境界——理论引领。在这种“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历史性飞跃”、新的理论境界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党要始终秉持深沉的使命忧患感，要积极应对“四大考验”、“四大危险”，要更加重视党自身的建设，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恰恰表征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意义。

此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忽视这样的现实：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对我们党的诋毁、分化、西化，其典型的手段之一就是借助互联网等媒介传播历史虚无主义话语，抢占意识形态话语权。历史虚无主义通过粉饰历史事件或部分史料来阉割和否定历史传统与现代的延续性，它虽然强调“历史”或打着“历史”的旗号，但本质上只是把历史作为外在的对象来认知，确切地说是把历史碎片化为无序的事件或片段，而并非是以彻底的历史意识审视历史事件。如果把历史事件的碎片化评价或重估等同于彻底的历史意识，那么历史必然是抽象的、碎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正是基于如此的伎俩来阉割和否定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其在本质上是西方话语权的直接扩张，是对非西方发展模式和话语权的阉割和抹杀。我们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作为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的设计者和缔造者，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增补精神之钙；同时，立足发展实践讲好中国故事，建构理论中国，以强有力的中国话语有效应对西方话语的侵蚀。

结语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表征着新唯物主义时代性与人民性、科学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敬畏历史和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正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所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撑理想信念，立足中国发展实际，讲好中国发展故事，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的要求。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俄]罗伊·麦德韦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M].王晓义，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李慎明.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7-07-28.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0]韩强.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性思考[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7，（1）.

[1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2]中共中央党史教研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