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建国 白洁

明清时期，活跃在我国大江南北的主要有十大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尽管关于“十大商帮”的说法学术界尚有争论，因为事实上在一些地区还存在其他也很有活力的商业团体和商业行为，但这十大商帮确实在我国商业历史上占据了非常地位。在此其中，“江右”商帮之“江右”，古时泛指现在的江西一带, 据清代魏僖所著的《日录杂说》上记载:“江东称江左, 江西称江右, 何也? 曰:自江北视之, 江东在左, 江西在右耳。” 也有学者认为, 江西位于江南西部地区, 江右一称应该来自传统中国“东为左, 西为右”的文化观念。故“江右”在很长一段时期曾被作为江西的代名词, 而明清时期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江西商人也就被人们习称为“江右商帮” 。江右商帮称雄中华工商业长达900多年历史，涌现出一大批实力雄厚的瓷商、茶商、粮商、布商、药商、盐商，是我国古代实力最强的商帮之一。

兴于唐宋 达于明清

江右商帮的兴起, 得益于当时中国社会大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其自身所拥有的人口、物产、交通、地理等优越条件。元末明初, 由于战争对社会经济造成的破坏以及明王朝统一中国军事和政治上的需要,无论国家还是人民, 对生活物质资料的需求都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尤其是在挥师南下、平定云贵两广等南方边疆边远民族地区的过程中,鉴于这些地方人口稀少和经济的欠发达, 粮草物资等军需给养的供应在很大程度上仍要依赖物产丰富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 定都南京, 第一个设省的地区就是江西。随着明朝对全国的统一, 明军不断进兵两湖、两广、云贵, 都是以江西为基地。明军北伐中原, 进军西南, 战争连绵不断。相对而言, 东南地区则战事缓和, 生活较为太平。明朝统一中国的军力虽从南京出发, 而军需给养却多依赖于江西供给, 这就为赣商的兴起形成了很大的商业空间。

江西不仅拥有长江中游三大平原之一的鄱阳湖平原, 而且拥有运河——长江——赣江——北江3000公里长的黄金水上贸易通道的三分之一约1000余公里,在实行海禁闭关政策、只留广州一个对外通商口岸、经济贸易绝大部分只能在内部循环进行的历史时期, 这一突出的地理优势尤为显要；江西盛产瓷器、茶叶、纸张、夏布、大米、药材、木竹、烟草、蓝靛、煤炭、钨砂等等,其制瓷业和造纸业在明代首屈一指,占了当时全国五大手工业中的两项；这些因素, 给赣商的兴起发达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内部和外部社会环境, 使其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能迅速发展开来, 遍及大江南北、五湖四海, 成为与著名的晋商、徽商等齐名的十大商帮之一。江西商人活动的地域和范围很广, 在当时可说是遍布全国各地, 其财力和能量, 仅次于晋商和徽商, 居全国第三位。

江西商人的经营行为，早在唐宋时期就已散见于各种资料之中。

在白居易的歌行体长诗《琵琶行》中，歌女控诉她的富商丈夫“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诗中的浮梁就在江西东北部。浮梁盛产一瓷二茶，今天举世闻名的景德镇过去就隶属于浮梁县。在唐朝时，浮梁就已是茶叶集散地了。除了白居易的诗，敦煌遗书之《茶酒论》留有“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的美名，亦可佐证。

南宋汪肩吾《昌江风土记》中也记载了浮梁之民往来于江浙湖广等地的经商行为：浮梁之民，“富则为商，巧则为工。……士与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自行就荆湖吴越间，为国家利。其余纺织布帛，负贩往来，盖其小者耳”。说明当时的浮梁不仅生产茶叶和瓷器，造纸、纺织等行业也很发达。

不止浮梁，江西的其他地方在唐宋也出现了商业和手工业。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的叔叔曾叔卿，就曾经多次前往饶州景德镇购买瓷器，销往淮北地区。

过去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如果说赶上了繁荣的盛唐和商业发达的有宋一朝算是天时，那么，江西四通八达的水路给江西商人的兴起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地利因素。唐代以来，江西形成了以鄱阳湖为中枢的水陆交通网。以鄱阳湖为中心，从鄱阳湖溯赣江而上可到吉州，再到虔州，而从赣江入其支流袁水可到袁州（今宜春）；入支流锦江可到筠州（今高安）；入抚河可到抚州；入信江沿江而上可到信州（今上饶）；入饶河可到饶州（今鄱阳）及其重镇浮梁。唐末五代，江西腹地与周边地区的交通由水运和陆运连接而成，从江西的运输中心——鄱阳湖到各周边地区均有便利的交通线。

不过，江右商人真正兴起并且闻名全国主要还是在明清时期。明人徐世溥在其著作中专门谈到，当时江西人的经商范围就已经达到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山东、江苏、陕西、山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十多个省区。

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商帮不同，江右商人的“遍地开花”多多少少有些被动的成分。从元末明初延续到整个明代和清前期，江西人口向湖广等地区大规模流动，被称为“江西填湖广”。有资料推测认为，元末明初江西对湖南的移民占到湖南全部人口的26.2%；在湖北地区，元末明初有移民近百万，江西籍移民占了70万左右。造成“江西填湖广”的原因，有江西人口众多、耕地不足而湖广面积辽阔、人口稀少的因素，而朝廷的强制与提倡、江西地区的赋繁役重则是直接原因。

在这些江西移民中，有不少是“挟技艺以经营四方”的手工业者和“ 负贩遍天下 ”的商贩，他们来往于江西与湖广地区，或者是长居外地，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商人集团。除了移民，还有很多并未脱籍的江西人选择外出经商。明代王士性有一段著名的概括：“江（西）、浙（江）、闽（福建）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难怪明清时期湖广一带流传着“无赣不成市”的民谚。

与“江西填湖广”几乎同时，明清时期还有“湖广填四川”的说法。江西移民有的在湖广地区停下了脚步并永久留在了那里，有的则一路向前继续向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进发。随后的几百年里，江右商人的脚步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

除两湖、两广、西南边陲外，赣商在江浙、福建、河南乃至京师等地也很活跃，市场上的许多货物都来自江西或出自江西人之手。比如，全国各地开中药铺的商人，十有八九来自江西樟树，故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法。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赣商的活动既是明清经济史的重要内容，也对明清时期的江西社会经济和全国经济格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江右商帮的繁荣商业经济

江右商人经商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江西地区得天独厚的农业和手工业基础做后盾。早在唐宋时期，江西的农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为工业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尤其在制瓷业、矿业以及纺织、木材、造纸、制茶等行业，更是值得称道。

首先，采制茶叶是江西农业生产中的最主要的项目。据《宋史·食货志》所载，淮南、两浙、荆湖、福建产茶州军共为三十七州六军，江南为十州五军，占第一。江南的十州五军中属于江西省范围的是江、饶、信、洪、抚、筠、袁七州及临江、建昌、南康三军，共为十处，占三分之二。江西各地几乎没有不产茶的州县，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二》记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诸路各州产茶数，江西共463万余斤，约占总数1781万余斤的26%，雄居全国第一。产茶额超过百万斤的共有七个州，其中以隆兴府（洪州）最多，为281万余斤。

制瓷业是江西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代，江西制瓷业的发展体现在以瓷都景德镇为首的一批瓷窑走上历史舞台。江西的瓷窑主要分布在饶州浮梁景德镇、吉州庐陵永和、饶州乐平、抚州南丰、赣州宁都及江州等地，仅仅景德镇就有瓷窑300多座。当时，瓷器的烧法与制作、色釉的创作与仿制、瓷雕与彩绘等技术有了很大的飞跃，从而使瓷器成为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品类，受到外商的普遍追捧。

此外，江西采矿和冶铸生产鼎盛，各地开采的矿产种类丰富，鄱阳、德兴、浮梁、贵溪、南康和抚州等地的金矿，南丰、德兴、饶州、铅山、弋阳、贵溪、赣县、于都、瑞金和大庾等地的银矿，铅山、德兴、弋阳、大庾、南康、瑞金和吉安等地的铜矿，赣州、余干、鄱阳、德兴、乐平、铅山、弋阳、玉山、贵溪、分宜、安福、万安、吉水、吉安、泰和、永新、新建、进贤、上犹、德安和德化等地的铁矿，宁都、会昌、南康、大庾、上犹和南康等地的锡矿，铅山、大庾和宁都等地的铅矿，等等。

铜铁的高产量使得铜铁钱造铸业也很发达。北宋元丰时，饶州永平监岁铸61.5万贯，江州广宁监铸34万贯，两者共铸95.5万贯，占全国506万贯的18.9%。江西人张甲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写成了《浸铜要略》一书，这是有关冶炼技术的最早记载之一。

江西的纺织工业也值得称道，尤其是在丝织、麻织方面表现明显。由麻织成的布在各地都有产出，如江州的葛布、洪州的葛布、袁州的白苎布与葛布、抚州的葛布、吉州的葛布与白苎布、赣州的白苎布、南安军的苎布等。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行业已经出现了新型的经营模式——包买商。宋代，宋代抚州有个布商叫陈泰，每年年初，他都向崇仁、乐安、金溪以及吉州属县的织户发放生产性贷款，作为其织布本钱；到夏秋之际，再去这些地方讨索麻布，以供贩卖。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驵主”、“甲首”作为代理人，帮助陈泰放钱敛布。这种方式，可为现代农业借鉴。

由于江西林木茂盛，能够提供优质材料，从而使造船业成为江西重要的产业。而且，赣江、鄱阳湖等极为通达的水运，也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唐朝时期，江西的洪州（今南昌）、饶州（今鄱阳）、江州（今九江）就已经成为中国造船中心。唐代著名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描述的“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舳……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尽现江西舟船之盛。

为了满足漕运的需要，宋在洪、吉、虔、江等州设置造船场。北宋宋真宗时期各地造船的数量共计2634艘，江西单吉、虔两州就达1130艘，约占总数的43%，居全国第一位。南宋时，洪、吉、虔造船场三州造船数达千艘以上。其他如抚州、江州也有造船工场。

江西造船业在宋代极度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拥有先进的技术。当时，江西造船、修船已经开始使用船坞了，并首先运用了滑道下水的方法。相较于其他地方造船场所造的船只，“江西制造”的船体更巍峨高大，结构更坚固合理，行船工具更趋于完善，装修更为华美，特别是开始使用指南针进行导航，开辟了全球航海史的新时代，推动宋代经济、商业、对外贸易达到中国古代的最顶峰。

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都虞候马定远主持在江西制造了100艘马船，均配备了可以拆卸的轮桨，平时可作渡船使用，遇上战事又可摇身一变成为战船，被称为“马船”。由此可以看出，那时的造船技术已经很发达。

根据《江西通史》记载：宋船头小，尖底呈“V”字形，便于破浪前进；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受到横向狂风袭击仍很稳定；结构坚固，船体有密封隔舱，加强了安全性；底板和舷侧板分别采用两重或三重大板结构；船上多樯多帆，便于利用多面风；大船上均设有小船，遇紧急情况可用于救生、抢险；每只船上都有大小两个锚及探水设备……这些特点非常适合于远洋航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航海事业的发展。

由盛而衰的内外因素

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江右商人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信义至上”“利从义生”的观点，以信用走天下，成为古代商帮中信义卓著的群体。意大利商人利玛窦在他的著作中就多次提到江右商人将信用的事例。如万安县商人严致祥就有这样的家训：吾勤俭起家，非徒以衣食足遗汝辈也。宦达功名皆身外之物，惟忠义慷慨之事能逮只，宜勉为之。

在经营过程中，江右商人大都能以诚待人，注重信誉，因此一些江右商人成了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比如东乡县商人陈登瀛，“商于楚北之汉口，以笃实称。……自滇黔岭南以达吴城，无不设有巨肆，行旅辐辏，信贷来往，皆主登瀛。时郡人聚汉镇滇黔物者恒百十人，亦群事登瀛”，俨然成为当地商业领袖人物。

明代以来，随着江右商人大量外迁，各地的商帮组织也逐步发展繁荣，最显著的一个标志就是在全国各地建起了诸多万寿宫。万寿宫里供奉的是“普天福主”许逊，也称作“许真君”，东晋人，生前为治理赣江水患做出过重要贡献。传说他在南昌西山得道成仙，从而成为道教的重要流派——净明派的始祖。他主张“忠孝廉慎宽裕容忍”的精神，成为江西商人崇尚的信仰，从而发展成为重视信义的商业美德。

许逊去世后，为了纪念他，当地乡邻和族孙在其故居立起了“许仙祠”，南北朝时改名“游帷观”，宋真宗赐名并亲笔提“玉隆万寿宫”。历经许多朝代，宫中香火不断。明清时期，江西经济发达，经营瓷器、茶叶、大米、木材和丝绸的赣籍商人行走全国，并在全国其他地方都修建了万寿宫，往往有江西人聚住的地方，就有万寿宫。

万寿宫是江西商人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江西会馆的代名词，即是旅居在外的江西人集会宴请祭祀的场所，也是商人、官员、文人们议事和赞助之处。据统计，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大约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

江右商帮由于人数众多、业务范围广、渗透力强，对从唐宋到明清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在湖广一带流传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说法；在云贵川等地，“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江右商帮才逐渐没落。

对于江右商帮没落的原因，学术界莫衷一是，但总体上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大环境使然。鸦片战争使清政府被迫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国内的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沿海地区得益于开放带来的直接影响，经济得到迅猛发展，而赣江作为内河的“黄金水道”地位迅速没落。另外，随着京汉、粤汉、津浦等铁路的修通，特别是“五口通商”之后，水运变陆运、河运变海运，南北交通改走两湖、冀豫及苏皖山东，江西几乎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交通的闭塞和经济的没落使江西在接受新思想和新的经济模式方面更加保守，于是,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机会，最终逐渐失去了曾经的商业地位。

如果上面的原因是外因的话，内因也是存在的。江右商帮虽然总体规模很大，但都是由小商小贾组成，没有带着“红顶子”的官商领袖来保护，缺乏强势地位，容易成为朝廷和地方政府压榨的对象，一系列的“禁市”“官办”“入股”“逼捐”“摊派”“征税”等手段使江右商人遭受经常性损失，很难有更大的发展。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在地方官员、家族乡里及个人道德观念的压力下，江右商人动辄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修建祠堂、救灾赈灾、办学助读、建桥修路、捐粮助赈等，这固然有助于江西地区人文环境的构筑，但也影响了其经营和再生产的投入。

另外，江右商人的兴起与繁荣都是以移民浪潮为载体的，这些背井离乡的商人在当地居住一段时间后，娶妻生子，逐渐被同化，反而成为当地商帮的一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江右商帮的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