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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伦理视域下的“影戏”电影

2017-03-06沈立

戏剧之家 2017年3期
关键词:影戏戏剧化伦理

沈立

【摘 要】在中国电影史中,“影戏”电影于发展时期(1921—1931)的《孤儿救祖记》,脱离了文明新戏夸张的舞台表现程式;于左翼电影运动时期的《渔光曲》,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电影对初期“影戏”传统的继承。把目光放置今日,《驴得水》成为了“影戏”电影继承与发展的契合点。本文对这三部电影进行分析,浅谈“影戏”电影的继承范式。

【关键词】影戏;伦理;戏剧化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2-0141-02

对“影戏”二字拆分解读,“影”为运动照相术,即motion picture,亦为现实之复原真实记录;“戏”则包含多重含义。在早期中国电影观念中,“影戏”应当理解为是传统的戏曲、文明戏、电影结合下的产物,而不是文明戏的简单影像化。也就是说,在早期,对于“影戏”这个概念,其实质应为一种美学观念,它包括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故事为第一性。观众对于故事剧情的追求,是电影成为通俗文化的基础。毛姆曾经谈到,人類具有听故事的天性与本能,这种天性与本能就像财产观念一样,是根深蒂固的。电影的受众在五花八门的故事与剧情中获得欢乐、憧憬以及幻想。

第二,注重矛盾冲突,情结曲折。戏剧集中反映的是生活当中的矛盾冲突,也就是说,冲突是戏剧的核心,白开水般的故事情节,按照数列一般铺排出来的剧情是没有吸引力的。所以,矛盾冲突是艺术作品中最突出的形态表现。

第三,注重电影的教化功能。贺拉斯的“寓教于乐”告诉我们,戏剧具有传播教育与娱乐放松的多重功能。这种倡导正能量、惩恶扬善,通过对人内心深处的教育改造,促使社会进步的理念和中国人倡导的“文以载道”有很多相通之处。

在1921-1931年中, “影戏”创作核心观念更多源自于郑正秋的改良主义思想——既主张“批评社会”又主张“良心主义”。通过此观念发展了“影戏”电影。在《孤儿救祖记》中,首先,它带有了较多的民族生活气息,摆脱了对西方资产阶级影片的模仿,“剧本取材、演员服饰、布景陈设,皆能力避欧化,纯用中国式”①;其次,它在掌握电影艺术的形象真实性和情景生活化特征方面,更多地摆脱了文明新戏夸张的舞台变现形式,“全篇富于‘影戏色彩,减少新剧化动作”。②另外,在结构方面,情结曲折,富有故事性,颇能引人入胜。由于《孤儿救祖记》艺术上的这些特点,以及它的改良主义思想,在当时也能投合一部分市民阶层的心理,因此受到观众的欢迎。

“30年代电影”是在中国初期电影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初期电影中的“影戏”电影艺术与传统艺术的联系并没有割断。这种艺术传统在中国早期电影导演中得到了继承。他们不仅沿袭了艺术传统,也在新的形势下发扬了这项传统。正如郑正秋所言,“电影负有时代前驱的责任”,新生艺术家和作品不断出现,老一辈艺术家也努力使自己跟上时代潮流,适应形势的新变化。但是,“旧瓶装新酒”是中国电影一直存在的现象。蔡楚生在继承“影戏”传统的基本上,做出了努力,在思想和艺术两个层面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较高的成就。蔡楚生虽曾从郑正秋那里学习了很多“影戏”电影的创作经验,但是他毕竟是一位年轻的艺术家,他对“影戏”电影的发展又有着不同的着力点。在《渔光曲》中,他以两个渔家孩子的经历为线索,展现了旧社会中国农村和城市的现状,把这些生活元素放进这部条理清晰、结构完整的戏剧之中。这种展示是把故事的开放性和叙事结构的严谨性相结合,成为20世纪30年代“影戏”电影中极具代表性的艺术手法。其特点是表达手法细腻以及情节动人曲折,在叙事手法方面继承了“影戏”传统,但不同的是,在电影化的表现和感受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新时代电影以《驴得水》为契合点,继承与发展了先前“影戏”电影的创作特点以及创作观念。首先,《驴得水》延续了对好故事的追求,但又相对于左翼电影运动时期来说,柔化了其过分强调电影与时代、生活的直接联系。荒诞是《驴得水》作为喜剧电影的一大特点,并且在表达过程中加入了黑色幽默元素。电影讲述的是民国时期的某个乡村,校长将一头为学校拉水的驴虚报成老师“领空饷”,但是,教育部派遣特派员前来进行突击检查,情急之下,校长生出妙计:让一个铜匠冒充“吕得水”老师。然而,谁都没想到,特派员对“吕得水”老师赞赏有加,并且坚持把他打造成一位乡村教育家来骗取美国人的捐款,自己从中获利,校长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大局,决定一错再错,其实是把这个谎言继续编造下去。

其次,《驴得水》延续了戏剧的矛盾冲突,正如与《孤儿救祖记》《渔光曲》一样,《驴得水》通过复杂多变的戏剧冲突来增强电影化的感受。在电影中,校长的一错再错成为了电影矛盾的焦点,张一曼与裴魁山的矛盾纠葛、铜匠与张一曼的矛盾纠葛、周铁男与孙佳的矛盾纠葛等展现了民国乡村的教育图景。同时,《驴得水》柔化了对政治功利的声讨,强调其电影中的艺术表达。《驴得水》这部影片对于中国教育的讽刺很有隐晦之意,把时空调至民国,创造出有别于现实世界但又可以折射出现实的荒诞效果,在充满戏剧感的同时又有些夸张。例如,知识分子的脾气在电影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校长为了自己、为了集体目标的忍气吞声和委曲求全;特派员用特权与暴力来控制局面,包括让周铁男人格发生大转变的让人颤栗的枪声。整部电影中,铜匠是最有意思的角色,其人物特点具有现代性,表现在从只求钱财、死不拍照的愚昧,到摆弄茶具、玩弄权利时的精明;从在妻子面前畏首畏尾的“耙耳朵”,到拼命抗争、追求自由时的执着;从踏歌送行的淳朴,到一曼被羞辱时咬牙切齿、拍手叫好的凶恶。

最后,《驴得水》更加突出了教化的功能。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电影,其突出教化功能是通过教条式的口号宣传来达到的,从而也造成了艺术观念陈旧,艺术处理粗糙而简单化。《驴得水》则是通过好故事、好的戏剧和冲突,以及独特的视听语言来达到教化功能,让人反思。当电影开头,驴棚着火的时候,故事主要人物的命运就已经通过救火行动展示出来了。周铁男勇往直前,但是有勇无谋,不知道如何救火;张一曼则处在驴棚最危险的地方;裴魁山挖着外面的土,差点埋了张一曼;校长则宣布放弃驴棚,保护大家的安全;只有孙佳想拼命救火,但被其他人以“不顾全局”为理由拦下。驴棚着火事件可以认为是“吕得水事件”的预言与先兆。电影《驴得水》反映出那个时代教育的悲剧,“吕得水事件”是突出教化作用的典型故事,总有人要付出代价,只是这付出代价的人,怕和失了窝棚的驴一样,显得无足轻重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影戏”电影的创作也变化着。在伦理视域下,我们应该秉承“教化”的传统,继承“影戏”电影核心的美学观念,让“寓教于乐”在中国电影中深入发展。

注释:

①②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

参考文献:

[1]李跃忠.论中国“影戏”的生存方式其变迁[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

[2]陆绍阳.“影戏”传统对“十七年”电影叙事的影响[J].上海大学学报,2011,18(1).

[3]郦苏元.“影戏”辨析[J].当代电影,2011(1).

[4]郑劭荣.中国“影戏”研究评述[J].民族艺术,2006(1).

[5]吴迎军.中国“影戏”理论的语境及源流[J].电影艺术,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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