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

对爱情的呼唤，对人性解放的吁求，存在于文学作品、社会舆论与意识形态之中。但在铁一般硬冰一般冷的社会经济法则面前，不免沦为海面上可爱的泡沫。探讨哪个年代的爱情最美好，似乎是一个伪命题，当婚姻作为社会制度而非人伦乐园，作为资源共同体而非情趣组合，我们谈论爱情时，更多是在薄奠那些无邪无辜无欲无悔的青春。

文化意义的爱情斗士与生活中的择良而栖

2017开年，两样物事刷屏，一是东方卫视播出的《中国式相亲》，一是彩虹室内合唱团推出的《春节自救指南》。

有人在怒斥或怒嘲“中国式包办婚姻”，有人在热捧传唱“怎么会放弃我的理想，变成我讨厌的模样”。两者合在一起，却可以让人好好想想“中国式爱情”的前世今生。

爱情革命的理念起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此前“节妇”式普世价值观首先自知识分子开始转化为“真爱与自由”的时代呼唤，“那时也是晴朗的冬天，她听到他说决计反抗一切阻碍，为她牺牲的时候，也就这样笑眯眯的挂着眼泪对他看。”

文艺新青年笔下的理想生活却与现实生活交织映射。理想之外，“白菜”一直在干扰着爱情的梦境，《伤逝》中涓生与子君的悲剧是常见的，所以鲁迅给“娜拉走后怎样”的答案是：

“堕落，或回来。”

张爱玲后来在《走！走到楼上去》里不无讽刺地说：“中国人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地，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印象。有论文专门研究1930年上海青年的自杀现象，黄浦江里，好多是离家出走的“上漂”，不肯妥协的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