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技术对社会心理的异化渗透与重构

2017-03-06□唐永，张明

理论月刊 2017年10期

关键词：犬儒主义异化个体

□唐永，张明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上海 200092）

大数据技术对社会心理的异化渗透与重构

□唐永，张明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上海 200092）

近年来，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量化维度，人类文明的整个坐标系正开启一次以大数据化为主要特征的时代转型。社会心理寄居于变动的社会存在之上，在心理结构、认知范式、行为倾向等方面呈现出诸多新的群像特质，可概括为无蔽的存在状态孕生遮蔽与表现心理的极化，现象世界与量化思维催速辩证维度的消解，以及现实空间与虚拟网络合谋新犬儒主义的分裂等。这些在深层次上反映出作为主体的人正逐渐被作为工具的技术所反制，个体越来越陷入被技术异化的现代性焦虑之中；而其最为核心的关切点则是当个体的思想被大数据技术捕捉、分析和操纵，当代人的自由意志将何以实现。

大数据；社会心理；透明人；单向度；犬儒主义

技术变革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不断开拓着人类智慧潜力的可能性。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不仅是一种手段或行为，更是“一种去蔽的方式”［1］13，即人存在本质的一种展现方式，人在技术中不断生产、创造自己。近年来，随着信息化技术存储和计算能力攀升到“拍字节时代”（克里斯·安德森语），以及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数码眼镜、电子阅读器等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量化的维度”［2］17，人的情感体验、行为方式、消费偏好、生理状况等在此之前难以捕捉的信息，如今都可以被追踪、量化和分析。以此为支点，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等，也正酝酿一次以大数据化为核心驱动的时代转型。置身于被大数据裹挟的时代背景之下，普通大众不像微软、谷歌、亚马逊、Twitter和Facebook等网络巨擘拥有大型数据库资源，甚至对与自身有关的数据，也不具有利用、转让和销毁的知情权和处置权，也相应丧失了拒绝其被再次利用的权利。因而，多数人仅仅是作为大数据时代的分享者、承受者和被分析者，而非主导者、引领者和掌控者，大数据化正逐渐成为当今时代异化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面对越来越扩大化的数据集权，他们在心理结构、认知图景、行为倾向等社会心理的主要层面呈现出诸多群像特征，可概括为无蔽的存在状态孕生遮蔽与表现心理的极化，现象世界与量化思维催速辩证维度的消解，以及现实空间与虚拟网络合谋新犬儒主义的分裂等。

1 无蔽的存在状态孕生遮蔽与表现心理的极化

现代社会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智能手机等可佩带电子设备的研发与普及，使得福柯所谓的“全景式监狱”在技术上的可操作性迅速增强，将不再需要数量庞大的人力参与。这些无处不在的可移动智能设备只要接入互联网，其内部存储的数据就能汇总到系统控制终端。它们“像一种无面孔的目光，把整个社会机体变成一个感知领域：有上千只眼睛分布在各处，流动的注意力总是保持着警觉”［3］240，逐渐覆盖越来越大范围的社会表面。如果说福柯所预言的“规训社会”，还只是由监狱所孕育的规训机制向工厂、学校和兵营等机构的行政化移植，但在这些机构之外的广阔私人生活领域，人仍然拥有相对的自由与自主的权限；那么，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很有可能让整个生活都置于监控之下。即使是相对匿名化、数字化的虚拟空间，用户行为也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正被数据分析师转化为算法处理，人的点击量、浏览记录、鼠标移动轨迹等都成为分析的重要参数。“大数据让物质世界变得可计算，把人们的生活痕迹印刻在互联网上，也让用户失去了安全感，变成了 ‘透明人’。 ”［4］移动、联通等监视着我们的通话记录，亚马逊、淘宝等监视着我们的消费习惯，谷歌、百度等监视着我们的网页浏览，微软、WPS等监视着我们的书写与纠错，微信、QQ等监视着我们的社交行为……而集这些功能于一身的智能手机，相当于一个“移动间谍”，时时生成追踪用户一举一动的 “数据脚印”，“这让个人用户数据随时随地可能暴露于极不安全的网络空间之中”［5］141。因而，智能手机的推广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透明效应”的推广。在强大的利益驱动和缺乏有效市场监管的情况下，个人将很有可能随时面临人肉搜索、身份盗窃、位置追踪等恶性网络暴力事件的威胁。由此可见，我们的生活不仅受着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的手”支配，更越来越受着“无形的眼”监控。

如果说这种主要借助于网络和智能设备的 “第三只眼”还只是隐形的存在，那么我们同时也处在熟人社会无数双真实眼睛的“观察”之下。网络技术给个体的自由表达赋予最大的权限，移动通讯手段的进步和朋友圈、空间和微博等社交网络分享平台的快速发展，“传统社会组织与区隔单元的边界日益虚化，基于地域的社群会被打破”［6］，个体逐渐成为以利益、文化和爱好等为标识的社交网络中信息生产、融通的自媒体，在空间上获得了超越性，在时间上获得了伸缩性，分享性和交流性随之迅速提升，创造出一个全方位的时时互动环境。然而，这种单纯从技术上废除距离未必能带来情感上的亲近化，反而使得现代人暴露在海德格尔所指涉的 “无距离性统治一切”［7］181的异化状态之中，反而是个人空间大大被压缩的无能为力感，反而是人与人之间提防、谎言和孤独的泛滥，进而导致“貌似亲近实则疏远的局面”［7］181。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拒绝网络、拒绝智能的线下人群往往也不能置身事外。固定的电子眼早已实现公共场所全网覆盖，被冠以“偷拍神器”的移动智能设备则是可移动的电子眼。智能手机的摄像头可以随时被远程控制终端开启；可穿戴相机可以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进入视野范围的全景；数码眼镜配合人脸识别系统正处于研发阶段，被数码眼镜摄入视野的陌生路人，他的姓名、职业等在网络空间被储存的海量信息，就能被佩戴者时时访问和下载，结果是此人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被“人肉搜索”。可见，大数据技术正成为社会控制的最新形式，个体正逐渐被抛入透明人无蔽的存在状态之中，整个社会则很有可能成为“监狱连续统一体”（福柯语）。这不单单是一个隐私安全的伦理问题，更可能是整个社会心理层面的重大变革。

心理学认为，作为社会动物的人同时具有表现欲和隐藏欲两种心理，表现更多地是为了引起社会关注、维系人际关系，隐藏更多地是出于避免受到伤害的安全需要。两种心理往往密切交互在一切，背后的心理策略都是为了呈现一个理想的外在自我形象。这与内在的个人自我意识的确认之间存在深刻的关联，是个体独立性的重要心理支撑。然而，在大数据技术所构建的“全景式监狱”社会中，表现欲和隐藏欲呈现出越来越极化的二律背反关系，个体存在和自我认同正面临威胁。一方面，在个人几乎所有隐私都被暴露的情况下，必然“反形成”个体捍卫隐私的虚假心理机制——遮蔽心理。“人们总是设法超越暴露在他人视线底下的赤裸裸的肉体自我，而去追求一种实在的感觉——即区别于肉体的、可以随意隐瞒而不致于暴露在外的内心深处的自我……”［8］37为了应对这种被观察、被审视的常态化生存境遇，遮蔽心理很可能被格式化、被自动化，进而从网络世界跃迁到现实世界之中，成为人与人交往过程中被默认的法则而获得合法性。原因在于，这种透明境遇使得个体外在自我形象的构造越来越重要，而隐匿在他者视线之外的内在自我却被压抑，逐渐形成“一个彻底具体化了的和非人化了的并‘具备了功能的’个体”［9］134，不再从自身独特的个体性而是从他人对自身的评价来建构自尊心的标准。个体学会尽量按照外在的尺度去展现理想中的自我形象，而隐藏与理想形象不符的形象特征。心理学中的“假面现象”越来越普泛化，统一的人格越来越被分裂成不同的“面”，以适用于不同社交场合扮演不同身份的需要。这背后实际上是个体越来越无力的心理防御机制在起作用，而这些面具在大数据灵敏的探测力面前不过是“皇帝的新装”。

在最初的逆反心理之后，个人对这种透明社会逐渐发生二次性的适应反应，即表现欲逐渐畸形发展为暴露癖倾向。这种心理将纯粹的逆反心理转化为逐渐适应基础上的犬儒心理，个人主动将自己和他者的隐私转化为可被消费的商品，其直接表现就是抗拒心理被自嘲、娱乐和戏弄等消极反抗所替换，丑化自我、丑化他人和丑化社会的心理逐渐膨胀。因此，与被迫的隐私失守、个体逐渐透明化相伴随的，将很有可能是窥私欲、揭露欲的畸形变态发展。心理学认为，通常在一个群体之中，强者倾向于表现而弱者倾向于隐藏。不过，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处于权力等级结构上层与下层的群体心理，如今正借助准入门槛较低的网络世界而逐渐趋同：名人在隐私自我披露中获得粉丝不断关注，狗仔队也不断追踪名人私生活而博人眼球；同时，这种名人效应、“网红”心态正蔓延到普通民众，人人都患有“信息饥渴症”，各种女主播、男主播怀着一夜成名的心态自我炒作，各种朋友圈极力甚至造假地自我表现，而越是新奇、越是烂俗的东西就越有观众去消费，他们本身也在这种消费过程中自娱和自慰，甚至获利。 “我偷窥，我快乐；我被偷窥，我存在。 ”［10］当这种名利心与大数据技术嫁接在一起时，并因网络世界这一缺乏必要自律和他律的场域进一步催化，将很有可能是个人隐私、信息不断被偷窥、被利用。结果很可能将是现代人“分裂意识”（黑格尔语）不断被放大，并呈现为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行为倾向等方面越来越大的波动性，乃至整个社会心理结构的裂变；社会共同体逐渐分裂为相互芥蒂的“猜疑群体”，一方是大数据技术掌控者前所未有的“自由”，另一方则是普通大众自由被前所未有地被“窥视”，社会安全感、信任感降到极点之时社会信用体系的整体危机。

2 现象世界与量化思维催速辩证维度的消解

科学技术并不是生长于绝对中立的意识形态真空之中，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社会控制在新的意义上越来越依赖技术形式，“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11］117。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正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兴起和普及变得更强有力，其影响的覆盖面和精准度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大数据技术对人精神世界的颠覆性更可能在于对认知图景、思维方式的改变，其逻辑上的起点在于精准化的个性服务基础上，对个体所能接触到的信息进行预先控制，完整的个体性逐渐被肢解为微型的碎片化存在；而其背后强大的技术支撑则在于，对新闻媒介、娱乐媒介、广告媒介等的网络化管控。

大数据技术对人社会认知的影响，首先在于对个体所能接触到的信息进行控制，进而导致其阅读习惯、思维习惯的改变。主导这一传播过程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接受主体是否具有选择权，而在于传播主体在传播过程之前就决定了信息的范围及内容。正如费尔巴哈所言，就精神领域而言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而我们的精神食粮无疑正被“无形的手”精心挑选。这种对信息的优先处置权，得益于大数据技术庞大的分析和处理能力，具备针对个体而不再是群体的差异性处置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在分享大数据技术更好的个性化服务的同时，也正遭受其惊人的独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低头族，注意力越来越长时间被手机所控制，越来越习惯于依赖手机的中介透视整个世界，逐渐从书本等获取信息、独立思考的传统阵地中抽离，碎片化、浅化、轻化阅读逐渐成为社会主流，而最终将可能是人个体的整体性被解构为碎片化存在。与工业社会机械化、标准化大生产中，作为工具性存在所带来的个体性整体消解不同，大数据时代海量的信息流将人社会性的符号化存在打得更碎，但每个碎片上都分有独立的个体性，这些独具个性的碎片组成现代人“高度精微的主体性”［9］76。 “今天一般人对于宇宙所发生的或者所应该发生的一切，都有着各种极具数学式的 ‘观念’……所以就没有理由要听，反而有理由要判断、要声明、要决定。 ”［12］78这是一种否定任何既有权威模式的主观生存，突出表现为社会核心价值正被恶搞文化“无原则地怀疑”、屌丝文化“不反抗地怀疑”和山寨文化“有意识地虚假”［13］94等去中心化、去整体性。与此同时，网络资源的易获得性表面上让用户具有接触所有信息的潜在可能，然而事实上在消费主义、实用主义盛行的感官世界，为了吸引更多的访问量、更高的关注度，媒体会根据用户偏好有针对性推送个性化阅读；同时，个体在面对海量信息时也会优先选择与自身关注点较为切合的内容，而逐渐学会忽略与实用标准不相符的信息。因而个体所接触的到信息相比传统媒介而言更具有同质性，逐渐形成传播学所说的“回音壁”效应。以前的互联网就像一个人人能发话并能被听到的广场，现在的微信社群却类似于格子间，用户只会订阅感兴趣的公众号，只会进入自己想进入的朋友圈，因而与同质化伴随的是分众化、大集体被小团体所分割。可见，大数据正扮演反光镜而非透视镜的作用，个体正被它构建的“防火墙”所包围。久而久之，当个体真正遭遇新情况、被迫思维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只是拿出手机、打开电脑，从网络这一思想机器中更为省力地获取现成的答案，结果很有可能是个体思维逐渐被搁置，以致个体对群体智慧越来越依赖。因此，个性化服务很有可能不是乌托邦而是温柔乡，是认知的碎片化和思维的同质化。

大数据技术对人社会认知的影响，更在于对思维方式的直接变革，主要变现为量化思维与表象思维的入侵。首先，大数据思维是一种数据化思维，本质上仍然是一种量化思维，简言之“测量即认知”（开尔文语）。大数据技术大大开拓人类可知的边界和可被量化的维度，使得“在数学框架内来解释本质的定量化”［11］117，逐渐移植到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分析领域，进而导致“对质的排除从科学领域转向了日常经验领域”［14］50。量化思维着力于科学（真）这一维度，以可量化的事物高于不可量化的事物为前提预设，使得个体从伦理的（善）和审美的（美）维度中抽离，也就把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501的现实人抽离成数据组成的抽象物，整个社会也被宰制为牺牲了质的丰富性的“数据集”。置身于这个被异化的数据社会，将是个体性在量化和自我量化过程中被逐渐消解，“思想本身及其功能和内容正在发生势不可挡的物化”［11］84。这种作为人存在的内心向度本应该是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精神家园，却逐渐被量化思维立足客观事实、拒斥辩证超越的思维定律限定，进而导致程序化的数理逻辑得以强化而批判性的辩证逻辑逐渐弱化，“启蒙转变成了实证论，转变成了事实的神话，转变成了知性与敌对精神的一致”［16］新版前言1-2，沦为“描述式实在论话语”［17］3。因而，大数据思维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单向度思维，量化统计与量化统治仅仅一步之遥。其次，大数据思维也是一种表象思维，简言之“现象即本质”（胡塞尔语）。作为反驳实证主义的一大论据，即人的认知无法穷尽所有样本，这一问题有望在大数据时代得以解决。区别于小数据时代的随机采样，大数据更多建筑在“样本即总体”的全数据模式之上，因而大数据将不再依赖从样本到总体、从特称命题向全称命题的推理过程，而是直接从全体数据出发，也就省略了传统统计学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样本是否具有典型代表性，因而有望从实证学家塔勒布所谓的“被随机性所愚弄”中解脱出来。对数学方法的偏爱，让数据自己说话，使得“现象和本质、是与应当、事实和动因、实体和属性之间的紧张逐渐隐没”［11］69，思维逐渐从探讨本质、原因的思维范式中抽离，更加注重世界“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大数据分析也将更多建立在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之上，更多停留在表象体系而不再追溯其背后的本质规定。因而，大数据思维也是一种更彻底的实证主义思维，可以看成是对自柏拉图主义以来西方哲学主流，即重视理念世界这一思想传统的反叛。

大数据技术对人社会认知的这两种影响，它们在传播路径上存在不同向度。前者往往直接作用于更经常寄居在网络生活，因而被媒体、被消费、被娱乐所包围的普通大众，逐渐将之变成马尔库塞所谓的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单向度人；而知识分子因为更多地返回到独立思考的私人空间之中，也就对大数据技术重构个体性具有一定的免疫力。因而，第一种影响的传播向度主要体现为日常生活领域向学术研究领域延伸。相比之下，大数据技术的量化思维、表象思维，却更直接作用于不断思考的知识分子，并通过大众传媒不断向社会扩散。因而，第二种影响的传播向度主要体现为从科学量化向社会量化的入侵。这在多大程度上让作为社会最核心的批判力量（知识分子），陷入单向度的思维圈套之中，这仍然是一个尚待历史检验的问题。

3 现实空间与虚拟网络合谋新犬儒主义的分裂

大数据技术推动整个社会及个体单向度化的同时，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当代人成为犬儒基因的隐在携带者。犬儒主义的谱系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它凸显了个体存在与整个社会及其文化价值之间的敌对姿态，这种敌对关系来源于对个体与社会之间异化关系的体悟，进而向外的行为倾向逐渐逆转为向内的自律自持。大数据时代的语境之下，犬儒主义因为对自我所秉持的道德律令、崇高价值的抛弃，基于理性选择基础上的回归自然、克己无求、独善其身，逐渐演变为愤世嫉俗、玩世不恭、逆来顺受等非理性的情感表达。这实际反映了个体逐渐体认到自身不过是社会数据集里随时可被替换的数字符号，因而从社会参与的最初热情（为网络的民主化进程所推动）中集体退却，只能以非现实的犬儒主义姿态存在于这个社会，甚至堕落为足不出户的网虫。概括来说，大数据时代犬儒主义的整体生态呈现以下新的特征：

第一，文化异化与经济异化让位于技术异化。虽然异化感作为精神基因一直贯穿于犬儒主义的传承谱系之中，但不同历史时期却偏重于不同的异化特质。正如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孕育出“离世异俗”的庄子学派，古希腊也在晚期的社会转型中生长出愤世嫉俗的犬儒派。这一时期不论是西方犬儒派开山鼻祖安提斯泰尼“返于自然”的苦行主义，主要代表第欧根尼生活于木桶之中，还是东方社会庄子妻死时的“鼓盆而歌”，其批判锋芒都主要指向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风俗、价值观念等。因而，这种犬儒式的“厌世姿态”往往总是在朝代更迭、社会动荡的转型时期兴盛一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业文明的发展，资本逻辑取代宗教逻辑统治整个世界，作为社会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承受资产阶级的沉重剥削，陷入人与劳动、人与劳动产品、人与类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四重异化，人沦为经济活动的工具逐渐为他的创作物所宰制。这种异化体验又因为神的去魅化进程而大大强化，个体在丧失宗教救赎可能性的同时，也被抛入无根的荒诞存在之中，作为对这种异化体验的反动，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更为幻灭的情绪体验，更多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带有小市民浓厚的感伤主义、唯美主义、颓废主义气质，又因为现代人对自我持存、精神深度的放弃而逐渐划入相对主义，进而与现实之间构成一种虚无的关系。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展，技术正逐渐占据人类开拓文明可能向度的中心位置，作为人的劳动之客体化的技术越来越反制于作为主体的人。“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生活形式似乎调和着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和统治、获得自由的历史前景的名义而提出的所有抗议［11］导言3。当代人在分享大数据技术所带来的精准化服务的同时，却不得不面临其对个体越来越强的控制力，人的主体性逐渐在全景式监狱的透明存在，现象世界的量化存在，单向度社会的单向度存在中逐渐丧失。因而，大数据时代下的犬儒主义，可以看成是个人意志 “借以从反讽的超然立场来透视明显无意义的技术世界”［17］35。

第二，现实世界的“儒”与虚拟世界的“犬”之间的分裂型人格。与古代犬儒主义寄身于放浪形骸的特立独行，现代犬儒主义包裹在感伤主义、唯美主义、颓废主义之中不同，大数据时代的犬儒人主要是作为寄居于社会之中的潜隐性存在，而非以怪异行动、言论公然与这个世界抗拒，现实世界理性的积极行动更多地转为网络世界消极的情绪反应。随着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人与人之间生产、生活的合作性越来越强；同时，随着移动智能设备的推广普及与互联网、物联网的广泛覆盖，个体越来越被嵌入到以利益、文化、爱好等为标识的人际关系网之中。这种对社交网络的强依附性，让当代人越来越恐惧被隔绝于网络之外，因而更愿意隐匿在集体的大多数中以获得归属感、安全感。在内心向度之中，当代人的批判性思维也正为消费社会的商品文化、感性文化，大数据的表象思维、量化思维所弱化，“当代的人是在别人的决定性影响之下运作着的，并且也慢慢地在文化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消费者的态度”［9］84，绵羊性格、鸵鸟意识在社会巨变的现代性焦虑中越来越发育，逐渐坠入黑格尔所谓的“无思无虑的懒惰状态”，在行动上则反应为思想淡出、消极冷漠、逆来顺受的无原则。与越来越逼仄的现实生存空间相比，虚拟化、符号化、超时空化的网络空间，却为他们的个体性提供一个相对自由的表达空间。在这个法律法规相对缺乏、道德监管相对真空的虚拟环境中，为熟人社会所努力建构的 “自我像”暴露在被打破的可能性之下，其内部长期被压抑的不和谐因子，很容易在网络的滤镜之中被无限放大；个体潜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丑陋面，在缺乏常规的审查机制的情况下容易产生过激言论与行为，并借助网络迅捷的扩散作用而短时间找到数量庞大的支持者，因而也易产生群体的极化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建设性的理性思考被不负责任的吐槽、骂娘、点赞等所置换，这种无原则的喷子主义、屌丝心态、恶搞文化、山寨做法，“‘平庸的’日常生活就是这种技艺的创造物，一种虚假的根基，从这个根基出发，它借以攫取一种相对于 ‘普通大众’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17］60。因而，网络世界的“犬”性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心理学上求生的策略，哗众取宠式的情绪表达背后，缺乏必要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第三，理性精神的缺失以致无原则的怀疑。以安提斯泰尼、第欧根尼等为代表的古代犬儒主义，以身体作为批判武器展开直接行动，“有一种彻底的不妥协姿态以及一种辛辣讽刺的基调”［17］42。他们之所以走上与主流社会敌对的位置，主要还是因为自身所秉持的理念、价值等为当时社会主流所不容。而现代犬儒主义则更多地来源于经济、技术飞速发展造成的现代人所共有的物化感、虚无感、荒诞感。作为这种生命体验的集体逆反心理，现代犬儒主义实际上反映了一种集体性的无安全感，同时，对集体、对他人的深度不信任让个体只能借助犬儒主义的精神外壳进行自我防范，以此获得幻想中的主体完整性，因而现代犬儒主义主要是一种存在姿态而非生活方式。这实际上是以鸵鸟心态在集体的同质化之中（法不责众的心理），逃离文化的无根感、时代的无力感和存在的虚无感。为此，现代犬儒主义对理论往往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把思想当作可以任意买卖的商品，因而在生命力度和精神深度方面逊色于古代犬儒主义。大数据技术极大推动社会控制权力的强化和网络化，个人不过是这张权力巨网上丧失主体性的节点、载体。因而，大数据技术最为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对作为思维结果的理论的剥夺，而在于对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逐渐弱化。因而，大数据时代犬儒人甚至把颓废的存在姿态都根本摒弃，而更多选择成为一个外表勤奋工作的“好公民”，而内里却是一个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采取一种低姿态，减低自己的能见度，装死”［9］48。这种面对大数据时代越来越强烈的无力感，让他们蜗居于远离日常生活领域的虚拟世界，做一个现实感逐渐丧失的键盘侠、低头族，“尽可能地在微媒体中释放孤独、逃避焦虑，用口头愤世疏解肉体恋世的挫败感”［13］96。因而，他们往往“体现了一种十分有弹性的心灵结构，以至于尽管常常体现到一种对于自己行为的持久怀疑却不妨碍他继续活动——而这种持续的怀疑确实也是其生存策略的组成部分”［17］43。借助虚拟世界的释放，个体的异化感、无力感、荒诞感虽然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但这却容易泯灭事实与虚构、真理与表象、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差异，同时被泯灭的是这些犬儒主义行为背后的批判锋芒。“这些抗议和越轨的方式不再同现状相矛盾，不再是否定性的。它们是实际的行为主义的组成部分，是对现状无害的否定，因而它们作为健康的养料之一部分而为现状所迅速地消化。 ”［11］13因而，大数据时代的犬儒主义是一种默认方式而非反抗方式，结果只是一种从一开始就自我宣告控告无法成立的虚幻对立。

不过，正如大数据与微时代之间处在一种动态的张力结构之中，大数据技术让个体性被异化彻底“网”住的同时，也给大众民主的自由表达和社会心理的时代重构等提供新的生发点，更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大的推动力，而这些对于扬弃异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15］182。从这个角度来说，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在加深异化的同时，也正为扬弃异化创造积极条件。数之所据在于人，大数据化的边界在何处，如何趋利避害发挥大数据技术的正效应，如何在这个去中心化的时代调适现代人的心理状态，使之发挥社会黏合剂的作用而非退化为社会分裂的肇因，如何在技术统治时代提升大众的创造力，如何打破整个社会的异化结构，实现人本质的社会性回归，这些都是亟待进一步研究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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