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祥

【摘 要】马克思1847年7月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是标志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第一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观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批判了蒲鲁东构造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进一步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批判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部著作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关键词】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哲学的贫困；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5—0047—15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是马克思于1847年6月写成、7月发表的批判蒲鲁东的二卷本的《贫困的哲学》的一部经济学哲学著作。这部著作在批判蒲鲁东错误的经济学和哲学观点的过程中，阐述了比标志马克思主义基本形成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更成熟的观点。这部著作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对这部著作多次给予极高的评价：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1]593马克思在1880年3月写的《卡·马克思关于〈贫困的哲学〉》这篇短文中说：“卡尔·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是在1847年，即蒲鲁东的《经济矛盾》（副标题为《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后不久问世的。我们所以要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第一版已售完）是因为：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2]248 恩格斯在1848年10月发表的《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卡.马克思〈贫困的哲学〉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说：“本书是1846年到1847年那个冬天写成的，那时候，马克思已经彻底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3]205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这部著作的评价可以看出，《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不仅不低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而且远远高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我国理论界十分重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的研究，出版了很多大部头的著作，这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因为它是标志马克思主义基本形成的著作。但是，对《哲学的贫困》这部标志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第一部著作，相对说来，却研究得较少，也设有出版几本研究这部著作的专著，这不能说不是令人遗憾的。鉴于这种情况，本文以对这部著作中的思想做较为详尽具体的论述。

一、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观点，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观点的过程中，阐述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一）批判蒲鲁东关于交换价值起源的错误观点

蒲鲁东在1840年发表他的第一部理论著作《什么是财产》 （中译本名为《什么是所有权》）。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著名论断。虽然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著名活动家雅克·布里索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但是蒲鲁东却吹嘘这是他的重大发现，并因此而名噪一时。事实上，蒲鲁东当时尚未认真地研究过政治经济学，对财产即所有权的起源也没有进行解释。所以马克思在 1865年1月24日给约·巴·施韦泽的信中指出：“蒲鲁东甚至把它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所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一提的。”[4]17

1846年，蒲鲁东出版了《贫困的哲学》一书，阐述他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和研究方法。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和1847年7月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就是对蒲鲁东这本书的批判。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对交换价值的起源作了论证。他认为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没有说明交换价值的起源，只有他研究和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由于我所需要的许多东西在自然界里为数有限或者根本没有，因此我不得不去协助生产我所缺少的东西，可是，由于我不能单独生产这么多的东西，所以我就会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我的合作者建议，把他们所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同我所生产的产品交换。”[5]63 蒲鲁东认为，交换价值就是这样产生的。蒲鲁东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他不是用生产形式说明交换形式，而是用人们的思想、意志来说明交换的起源。这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指出：“在原则上，没有产品的交换，只有参加生产的各种劳动的交换。产品的交换方式取决于生产力的交换方式。总的说来，产品的交换形式是和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換形式也就随之变化。因此在社会的历史中，我们就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因此，没有阶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交换。”[6]117马克思用交换发展的历史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交换经历过各个不同的阶段。在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在资本主义初期，不仅剩余产品，而且一切产品，整个工业活动都是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征服了一切生产领域并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在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这以前，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

（二）批判蒲鲁东关于分工的错误观点

蒲鲁东认为，分工是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又抽象的范畴。所以它用人的思想来解释分工：一个人看到分工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他就向别人建议实行分工。所以，抽象、观念、文字等范畴就能够足以使他说明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分工。种姓制度、行会制度、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都必须用抽象的分工范畴来解释。人们只要好好地将抽象的分工范畴的含义加以研究，就不必再研究每个时代所赋予分工以某种特定性质的无数影响了。马克思认为，分工的历史进程并不像蒲鲁东想象的那么简单、死板、绝对。德国为了建立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即使只拿分工的这一方面来说，情况也各不相同；这里是古代的共和国，那里则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这里是古老的英国和它的贵族，那里则是现代的英国和它的棉纱大王。14、15世纪中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来说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性质，与17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市场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赋予各个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纯用观念、抽象的分工范畴是很难推论出来的。

马克思认为，分工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工具的发展水平。他指出：“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不相同。手工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6]163 马克思论述了行会制度、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时期的分工各自的特点。他指出，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不是由立法者确定的，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劳动者集合在一个作坊是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前提。无论在16世纪或是17世纪，我们都找不出一个例子足以说明，同一手艺的彼此分开的各个部门发展到完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场所，形成一个完全现成的手工作坊的地步。但是只要生产者和生产工具被集合到一个场所，行会制度下的分工就被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所代替。真正的机器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机器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明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同样也引起机器方面的新发明。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例如，过去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多半是至今我们还可以在落后国家里看到的那些农民。机器的发明完成了手工工场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前结合在一个家庭里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被机器分开了。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例如：英国加工的是羊毛，德国加工的是麻，法国加工的是絲和麻，东印度加工的则是棉花等等。由于机器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总之，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6]169

（三）批判蒲鲁东关于货币起源的错误观点

蒲鲁东认为，所有经济学家都没有研究和解决金银等贵金属成为货币的经济原因，只有他研究和解决了这个问题。蒲鲁东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指出，：“金银在一切商品中是价值已经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金银是最早的货币”。[6]120 在宗法时期，金银作为交易对象出现，而且还一锭锭地互相交换，说明它们当时已经具有占统治地位的明显趋向并且比其他商品占有显著的优势。君主们逐渐地占有了贵金属，并且在上面打上了自己的印章；经过君主们的神圣化以后金银就成了货币。这是用君主的权力和意志来说明货币的起源。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蒲鲁东首先把货币从现在的生产方式的总体中分离出来，然后使它成为想象中的系列，即尚待发现的系列的第一个要素，那就已经预先假定了货币的存在。马克思认为，天然的金银并不是货币，因为货币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一系列交换行为的结果。“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6]119只有把货币作为一种生产关系，从生产的需要出发才能说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马克思指出：“金银之所以在法律上具有交换能力，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而它们之所以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那是因为当前的生产组织需要普遍的交换手段。法律只是事实上的公认。”[6]124 蒲鲁东把贵金属成为货币归因于君主的权力和意志，这完全是倒果为因，用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说明货币的起源。实际上，不是因为君主占有了金银，打上自己的印章使它成为普遍的交换手段，而是金银作为普遍的交换手段占有了君主，让他盖上印章并授予政治上的神圣。马克思说：“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和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6]121-122 对于商品转化为货币的具体过程，商品生产者的关系的发展怎样具体导致了货币的产生，货币的产生经历了哪些阶段，货币的本质和功能是什么，这些问题马克思当时尚未深入研究和解决。他是后来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才在《1857-1858年經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深入而具体地阐明了这些问题的。

（四）批判蒲鲁东关于价值构成的错误观点

蒲鲁东从以前的经济学那里知道了商品是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构成的，但是他对商品价值的二重性的实质却一无所知。他把商品价值划分为两个要素，一个要素是“使用价值”，又称为“本身的价值”；另一个要素是“交换价值”，又称为“公议的价值”。蒲鲁东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表面化，并且把这个矛盾仅仅看成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他按照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的抽象公式，把使用价值叫做“正题”，把交换价值叫做“反题”，并且在二者之间寻找“合题”，以求得矛盾的解决。这个“合题”就是“构成价值”，“构成价值”使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达成均衡和统一。只有一切商品都按比例生产出来，使供求关系完全达到平衡，使每一种商品都全部被交换所吸收，才能形成“构成价值”。因此，“构成价值”又称为“比例价值”。

蒲鲁东从“构成价值”得出如下的错误结论：一个人的劳动日和另一个人的劳动日是等值的，任何一个劳动日和另一个劳动日都是相等的；一个人的劳动和另一个人的劳动如果数量相等，二者就是等价的，两个人的劳动就没有质的差别。在两个人的劳动量相等的前提下，一个人的产品就可以和另一个人的产品相交换。由于所有的人都是雇佣工人，而且都是以相等劳动时间得到相等报酬的工人，所以交换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的。他由此论证价值规律是使无产阶级免除剥削、实现平等、得到解放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这种错误观点予以严厉批判。他说：“我们把劳动时间当做价值尺度，那么这至少是不是假定各个劳动日是等价的，这一个人的劳动日和另一个人的劳动日是等值的呢？不是。”[6]96“千万不要忽视，一种东西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它的时间来确定，而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而这种最低限额又是由竞争来规定。我们暂且假定没有竞争，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方法来规定为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的最低额。”[6]107 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新发明，只要能在一小时内生产出过去两小时才生产的东西，都会使市场上所有这一类的产品跌价。竞争迫使生产者出卖和两小时生产的产品时不能贵于花一小时所生产的产品。竞争实现了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这一规律。劳动时间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这一情况因而也就成了劳动不断跌价的规律。”[6]106 所以价值规律不是使无产阶级免除剥削、实现平等、得到解放的革命理论，而是使无产阶级受剥削和压迫越来越严重、苦难越来越深重的规律。

蒲鲁东在价值构成上还有一个错误，这就是他把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商品价值和用劳动价值来衡量的商品价值混为一谈。马克思认为这是根本错误的。他说：“如果把这两种衡量商品价值的方法搅在一起，那末也就同样可以说，任何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都是由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或者说，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它可以购买的劳动量来衡量的；或者还可以说，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可以得到它的那种劳动量来衡量的。但是情况远不是这样。象任何其他的商品价值一样，劳动价值不能作为价值尺度。（马克思这时还没有把‘劳动和‘劳动力、‘劳动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区分开，这里说的‘劳动价值应该是指‘劳动力的价值。——引者注）”[6]96 马克思举例说明这个道理：如果一个缪伊（法国古代的容量名，用于量谷物时约合 1，800公升）的谷物在以前值一个劳动日，而现在值两个劳动日，就是说它的价值比原来增加一倍；但是这一个繆伊的谷物并不能起一倍劳动量的作用，因为它包含的养料和以前一样多。因此，由生产谷物使用的劳动量来衡量的谷物价值将增加一倍，但是用谷物能购买的劳动量或者可以用来购买谷物的劳动量来衡量的谷物价值，决不会增加一倍。再如，如果用同样的劳动生产了比以前多一倍的衣服，那么衣服的相对价值就会因此降低一半；但是即使如此，这种数量加倍的衣服支配一定劳动量的能力并不会降低一半，或者换句话说，同样的劳动并不能取得加倍数量的衣服；因为现在这一半数量的衣服对工人的效用和以前同样数量的衣服的效用完全一样。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用劳动价值来确定商品的相对价值是和经济事实相抵触的。这是在循环论证中打转，这是用本身还需要确定的相对价值来确定相对价值。”[6]98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蒲鲁东的这个错误观点，来源于亚当·斯密劳动价值论上的混乱。他指出：“亚当·斯密有时把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当做是价值尺度，有时却又把劳动价值当做价值尺度。李嘉图揭露了这个错误，清楚他表明了这两种衡量方法的差别。蒲鲁东先生加深了亚当·斯密的错误。亚当·斯密只是把这两个东西并列，而蒲鲁东先生却把两者混而为一。”[6]99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成果，它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质的一个关键。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虽然还没有以完备的理论形式表述这个理论，但却已经准确地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为进一步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的序言中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和1847年在布鲁塞尔所作的、1849年发表在《新莱茵报》第264-269号上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可以得到证明。”[7]12

（五）批判蒲鲁东关于所有权的错误观点

蒲鲁东不了解所有权起源的经济原因，他从心理上和道德上寻找所有权起源的根源。他说：“地租和所有权一样，其起源可以说是不在经济范围之内：它根源于同财富生产极少关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6]180对此，马克思予以严厉批判。他指出：“这样，蒲鲁东先生就是承认了自己在了解地租和所有权产生的经济原因上是无能的。他承认这种无能使他不得不求助于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这些考虑的确同财富生产极少关系，但是，同他那狭隘的历史眼光却大有关系。蒲鲁东先生断言，所有权的起源包含有某种神秘的和玄妙的因素。但是，硬使所有权的起源神秘化也就是使生产本身和生产工具的分配之间的关系神秘化”。 [6]180-181这句话中包含了马克思给所有权下的一个定义，即所有权是“生产本身和生产工具的分配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所有权，封建阶级的所有权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他说：“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6]180“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6]144 这就是说，每一种生产关系都是由若干要素或环节构成的，生产关系的各个要素或环节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所有权作为生产关系体系的一个要素或环节，它与生产关系的其他要素或环节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给所有权下定义，就必须把所有权同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其他要素或环节联系起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能把所有权从生产关系体系中抽取出来，把它同生产关系的其他要素或环节割裂开来，作为独立的要素或环节，给所有权下定义。所以马克思说：“给资产阶级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6]180蒲鲁东不了解生产关系的各个要素或环节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他把所有权作为脱离生产关系其他要素或环节的独立关系给它下定义，就必然陷入形而上學和法学的幻想。正如马克思所说：“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6]180 我国学术理论界对马克思这段论述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这段话是说，“当谈到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时，无非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8]346 我不赞同这种观点。我认为，马克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其他各个要素或环节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其他要素或环节，把所有权从生产关系中独立出来，孤立地加以理解。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顺着蒲鲁东谈到的经济范畴的顺序，对价值、货币、分工、竞争、垄断、税收、贸易、信用和所有权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作了分析和论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有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其他要素或环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给资本主义所有权下定义，就必须联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其他要素或环节，说明所有权与生产关系的这些要素或环节之间的联系，才能作出正确的定义，而不是说资本主义所有权囊括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其他全部要素或环节，把资本主义所有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等同起来。

二、批判蒲鲁东构造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在叙述和批判黑格尔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以及蒲鲁东模仿和歪曲黑格尔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构造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错误的过程中，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一）对黑格尔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的实质的概括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构造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模仿黑格尔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所以马克思说，我们要同两个人打交道，首先是蒲鲁东，其次是黑格尔，黑格尔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对蒲鲁东构造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起了重要作用。所以马克思剖析了黑格尔哲学中范畴的辩证运动及其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马克思在概括黑格尔范畴的辩证运动及其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时指出：“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6]146 我国理论界有些人，甚至有些资深的著名学者，把这句话当做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认为这里既讲了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和斗争，又讲了两个相互矛盾方面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克服了所谓“斗争哲学”的片面性，是一种“和谐哲学”或“和谐辩证法”，并把这句话作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我认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说这段话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范畴的辩证运动及其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的实质的概括，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呢？下面我们具体考察马克思的有关论述。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正如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的）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6]143 既然把任何一种生产都归结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那就会自然得出一个结论，整个生产运动都是纯粹的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而纯粹理性的运动，正像黑格尔所做的那样，就是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设定为正题，这个正题、这个与自己相对立的思想就会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范畴，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范畴又分裂为两个彼此矛盾的范畴，这两个彼此矛盾的范畴又融合成一个新的合题，即新的范畴。从这种逻辑推演过程中，就产生出思想群，亦即范畴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范畴群也遵循辩证运动，每个范畴群也有一个与之矛盾的范畴群作为反题，从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范畴群中产生出新的范畴群，即它们的合题。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范畴群一样，从范畴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范畴群的系列，从范畴群系列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整个体系。黑格尔庞大的范畴体系就是這样通过范畴和范畴群的辩证运动构造出来的。

通过上面的简要考察，完全可以确信，马克思所说的“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这句话，是对黑格尔关于范畴的辩证运动及其构造体系的方法的概括，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马克思认为，经济范畴只是生产关系在理论上的表现。黑格尔和蒲鲁东既然忽略了生产的历史运动，就只能到纯粹理性的运动中去寻找这些思想的来历了，这些范畴无非是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产生出来的一些思想罢了。马克思指出：“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6]143这种只讲思想、理性、范畴的辩证运动、不讲历史过程本身的辩证运动的观点，绝对不可能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二）批判蒲鲁东对黑格尔构造体系方法的模仿和歪曲

下面我们考察蒲鲁东是怎样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即范畴的辩证运动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去的，以及通过他的这种应用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变成了什么样子。蒲鲁东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他认为：“应当作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6]145 蒲鲁东具体论述了奴隶制、分工、竞争、垄断、土地所有权等经济范畴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的表现。关于奴隶制，他认为奴隶制是同其他经济范畴一样的经济范畴，因此它也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马克思指出，这里说的奴隶制既不是古代的奴隶制，也不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而且“直接奴隶制”，即存在于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蒲鲁东先生将用什么办法挽救奴隶制呢？他提出的任务是：保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 [6]146 关于竞争和垄断，马克思以嘲讽的语言做了说明：蒲鲁东告诉我们，垄断是好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因而是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东西。竞争是好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是，不好的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不好的是垄断和竞争在相互吞并。该怎么办呢？因为上帝的这两个永恒思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蒲鲁东先生就以为上帝的心怀里同样有这两个思想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垄断的祸害被竞争所抵消，而竞争的祸害则由垄断所抵消。两个观念互相斗争所引起的最终结果，将仅仅使它们的好的方面表露出来。应该从上帝那里夺取这个秘密的思想，然后加以运用，这样就万事大吉了。马克思对这种荒谬观点予以严厉批判。他指出：“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您不仅可以看到竞争和垄断，而且可以看到它们的综合，这个综合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竞争，竞争产生垄断。但是，这个方程式远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能消除现代状况的困难，反而会造成更困难、更混乱的状况。因此，如果改变现代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现代的生产方式，那就不仅会消灭竞争、垄断以及它们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们的统一、它们的综合，亦即消灭使竞争和垄断达到真正平衡的运动。”[9]48

马克思以讥讽的方式说，如果我们暂且把蒲鲁东先生当做一个范畴看待，看一看他和黑格尔相比，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长处和短处是什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如何陷入尴尬的境地。马克思认为，他的长处是区分了经济范畴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是什么，以及如何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与此相应，他的短处则是由于它保存了经济范畴好的方面、消除了经济范畴坏的方面，就否定了范畴的矛盾，切断了范畴的矛盾运动，这就无法形成新的范畴。所以马克思指出：“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矛盾本性而自我安置和自相对置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激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6]146 蒲鲁东由于陷入了用正当方法难以摆脱的困境，于是就随心所欲地给经济范畴赋予某种特性，把需要清洗的范畴的缺陷消除。例如，他认为：“捐税可以消除垄断的缺陷，贸易差额可以消除捐税的缺陷，土地所有权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这样，蒲鲁东先生把所有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的混合物写成两卷矛盾，并且恰当地称为‘经济矛盾的体系。”[6]147

由于蒲鲁东把范畴的辩证运动的过程归结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加以对比，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并且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这样范畴就不再有自发的运动，观念和理性就不再有内在的生命，它既不能再把自己设定为范畴，也不能再把自己分解为范畴。辩证法不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辩证法没有了。马克思指出：“当蒲鲁东先生谈到理性中的一定系列即范畴的逻辑顺序的时候，他肯定地说，他不是想论述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其中出现的历史顺序。他认为那时一切都在理性的纯粹以太中进行。一切都应当通过辩证法从这种以太中产生。现在当实际运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理性却背叛了他。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蒲鲁东先生只得承认，他用以说明经济范畴的次序和这些经济范畴在其中相互产生的次序是不相适应的。经济的进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进化了。”[6]148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那末，蒲鲁东先生给了我们什么呢？是现实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适应的时间次序在其中出现的那种顺序吗？不是。是在观念本身中进行的历史吗？更不是。这就是说，他既没有给我们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没有给我们范畴的神圣历史！那末，他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历史呢？是它本身矛盾的历史。” [6]148蒲鲁东陷入矛盾的尴尬境地，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离开历史的客观进程，单纯用观念和理性进行范畴的逻辑推演构建哲学体系和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都是马克思坚决反对的，离开历史的客观进程单纯讲范畴的辩证运动的观点决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三）批判蒲鲁东颠倒现实的历史和范畴之间的关系的先验主义错误观点

颠倒现实历史和范畴之间的关系，是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构造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的理论基础。蒲鲁东不是把经济范畴看成是对生产关系的抽象反映，而是把生產关系看成永恒存在的经济范畴和观念的体现。因此他撇开现实的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头脑中构造经济范畴发展的历史顺序。他说：“人类的事实是人类观念的化身；所以，研究社会经济的规律就是讨论理性规律的学说，就是创造哲学。”[5]142 蒲鲁东之所以持这种错误观点，是由于它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形式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即只适用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是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是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然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已安睡在上帝心怀中的公式。

马克思揭示了蒲鲁东这种颠倒现实历史和范畴之间关系的方法的理论来源，指出这完全是照抄照搬黑格尔构造体系的思辨唯心主义的产物。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指出：“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17、18和19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陈词滥调，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词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力气就可以向您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9]44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这种颠倒现实历史和范畴之间关系的做法，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是对资产阶级生活和资产阶级关系的肯定。他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找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9]50

马克思在1865年1月24日致约·巴·施韦泽的信中说，他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已经指出，蒲鲁东“由于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就表明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而且，他是如何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10]31-32

三、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进一步深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在致安年科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上的错误观点，同时又在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上的错误观点的过程中，更加准确、更加深刻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一）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

人类社会是一个巨系统，包括许多要素，各要素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社会结构就是指组成人类社会的各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社会结构概念是从静态角度研究人类社会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一般从构成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结构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社会结构；或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即經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人类社会的三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研究社会结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一对社会矛盾，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又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构成一对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致安年科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初步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他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和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市民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业。”[9]42-43

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形式[commerce]和消费形式”，说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马克思当时把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以及交换形式和消费形式都作为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马克思这里说的“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社会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就是指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以及消费形式和交换形式就是由社会制度形式、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构成的市民社会，马克思当时还把经济基础和市民社会看做是同等程度的概念，或者说是含义相同的概念。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就是指市民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国家政权这种政治上层建筑。总体来看，这段话论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人类社会的这三个层次，以及由这三个层次所构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这里说的当蒲鲁东“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市民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是批评蒲鲁东颠倒了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和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国家的之间的关系。

（二）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的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中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1]10 马克思在 1846年致安年科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时已经对这个观点的基本思想作了论述。他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心然形式罢了。”[9]43 马克思这段话透彻地说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

首先，这段话说明了人们的物质的社会关系是形成他们的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等其他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关系制约着一切个人的活动，是个人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这说明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

其次，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为每一代人开始在社会上生活时，所遇到的都是前人创造的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每一代人遇到什么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个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曾讲过：“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2]544-545 这就是说，每一代人开始自己的社会生活时，他们所遇到的是前人创造的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些既得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预先规定了这一代人本身的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思维方式具有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特点。

再次，虽然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这并不是说人们不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需要去改变原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所说：“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9]43-44 但是，人们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所从事的改变社会形式的活动，将引起怎样的社会结果，自己是意识不到的。这是因为，这个社会结果是由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造成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所预想的目的和愿望，有的只能实现一部分，另一部分就不能实现。有些目的和愿望，根本就不能实现，甚至有时社会结果与原来设想的目的和愿望完全相反。我们说社会发展具有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并不是说社会发展可以离开人们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而是说人们的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的结果，不依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马克思设想，我们暂且和蒲鲁东先生一同假定：现实的历史，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历史顺序。按照蒲鲁东的这种设定，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纪。推其原因，我们应当说，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再进一步追问一下，为什么这个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是出现在其他某个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于这一切生产条件所产生的人與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就是说，无论是现实的历史还是反映现实历史的原理，都是由现实的个人创造的。离开现实的个人创造历史的活动，就没有现实的历史，也没有反映现实历史的原理。蒲鲁东不懂得历史是现实的人创造的这个道理。例如，他只知道麻布、呢绒等产品是人生产的，不懂得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关系也是人生产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6]143-144 马克思认为，探讨上面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就是把创造历史的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6]149 马克思的这个思想非常深刻，科学而又生动地说明了人创造历史的能动性和受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方面，人类的历史是世世代代的人们连续不断的实践活动创造的，如果把整个人类历史比做一个长长的剧本，那么人类本身就是剧作者；另一方面，处于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又受到前人创造的既定的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些历史条件预先规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这就决定了每一代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历史决不是人的理性的自由创造物。这就是说，人类本身又是自己写作的剧本的剧中人，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活动要受到自己创作的剧本的制约。这就既肯定了人们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性，又说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具有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

（三）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随着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的理论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先生也持这种观点。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经济范畴和它所表现的生产关系一样，都不是从来就有的、永恒的，而是变动的，有生有灭的。他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的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们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他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6]144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的变化首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开始的，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既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6]144 马克思又说：“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完全相反，抽象、范畴始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9]49-50这里的“生产方式”概念与生产关系概念的涵义是相同的，这里的“社会关系”概念，也与生产关系概念的涵义是相同的。这段话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任何一部著作相比，都更明确、更确切地说明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在生产关系的各要素中，马克思还论述了产品的生产方式决定产品的交换方式的原理。他说：“在原则上，没有产品的交换，只有参加生产的各种劳动的交换。产品的交换方式取决于生产力的交换方式。总的说来，产品的交换形式是和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换形式也就随之变化。因此在社会的历史中，我们就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6]117

（四）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理论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并且日益尖锐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直接威胁着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就用各种理论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马克思分析了各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如何这样做的。

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否定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阶级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这个宿命论学派又分为古典学派和浪漫学派两种。古典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的贫困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病痛。浪漫学派和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这时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状态，贫困像财富那样大量产生。所以这时的经济学家们便以饱食终日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即蔑视无产者阶级。

人道学派经济学家对现存生产关系的坏的方面倒是放在心上的。为了不受良心的责备，这个学派想尽量缓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对比上的差别，他们对无产者的苦难以及资产者之间的剧烈竞争表示真诚的痛心，他们劝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他们建议资产阶级节制一下生产热情。这个学派的全部理论建立在理论和实践、原理和结果、观念和应用、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实、法和事实、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之间无限的区别上面。简言之，他们尽量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

博爱学派的观点和人道学派的观点很相近，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对抗的必然性，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他们愿意实现他们所主张的理论，因为这种理论与实践不同而且本身不包含对抗。毫无疑问，这种理论把现实中每一步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这样一来，这种理论就变成理想化的现实。马克思指出：“因此，博爱论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的实质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博爱论者以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象资产者。”[6]157

马克思分别叙述了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状况。对于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马克思认为，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作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说明，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成果即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傳统形式即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从此以后以前的革命阶级即资产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开始自己的历史发展时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无产阶级残存物的无产阶级存在。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只是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这个斗争最初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无产者自发的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是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共有的利益，那么由于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不同部分之间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就是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公开化、明显化、尖锐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自发斗争阶段逐步转化为自觉斗争阶段。工人阶级从自发斗争转变为自觉斗争的过程，也是从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过程。马克思指出：“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6]196 如果说经济斗争是自发的斗争，那么，政治斗争就是自觉的斗争，是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

蒲鲁东认为，生产最有效用的东西需要的时间最少，社会总是先从最轻便的生产部门开始，然后才逐步地转到生产那些花费劳动的时间最多并适合更高级的需要的东西。在他看来，生产总是按比例性关系进行的，供求关系总是互相均衡的，社会总是和谐发展的。对此，马克思指出：“实际上，情况完全不象蒲鲁东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起来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硬说由于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满足，所以人们才能创造更高级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然也可以这样说：因为在罗马皇帝时代曾有人在人造的池子里喂养鳗鱼，所以说全体罗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罗马人民连必要的粮食也买不起，而罗马的贵族却并不缺少充当鳗鱼饲料的奴隶。”[6]104

四、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批判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一）阐述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在批判了宿命论、人道学派、博爱学派的经济学家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以后，论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他指出：“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想，而是革命的科学了。”[6]157-158 只要我们把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与恩格斯晚年写的《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相关论述加以对照，就不难看出，马克思当时的这个思想已经相当成熟了。

（二）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

表面看来，蒲鲁东似乎对社会主义的温情十分厌恶。但在实际上，他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来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温情。蒲鲁东先生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给自己制造一些奇怪的幻想，但由于他本人感到自己的论据异常空洞，感到自己完全无力谈论有关社会主义的一切东西，于是他就突然忘形地恼怒起来，表示高尚的愤激，嚎叫，发疯发狂，肆口谩骂，指天画日，赌咒发誓，满口吹嘘说他丝毫没有沾染社会主义的龌龊，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温情。这完全是谎言和假象。马克思指出：“他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温情和他所视为温情的东西加以批评。他像一个圣徒，像一个教皇，无情地惩戒可怜的罪人，竭力颂扬小资产阶级以及那种小气的爱和宗法式家庭的幻想。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迫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它既迷恋于大资产者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骄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论上说明他在实践中的面目，而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一切正在酝酿着的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9]52-53 马克思这段话对小资产阶级、特别是蒲鲁东所代表的法国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论述得极为透彻；对小资产阶级在正在酝酿的社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论述得十分恰当。一方面，小资产阶级既仇恨大资产阶级，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希求自己有朝一日也成为一个大资产者；另一方面，由于小资产阶级受到大资产阶级的排挤和压迫，随时面临着破产的危险，所以它同情人民，同情社会主义，同时又害怕实现社会主义会丧失它所有的财产，所以又害怕和抵制反对社会主义。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在正在酝酿的社会革命中，它既可能导向资产阶级一边，成为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又可能导向无产阶級一边，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而无产阶级若是不能把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的革命队伍中来，无产阶级自身处于孤立的地位，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在正在酝酿着的社会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蒲鲁东作为法国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同法国小资产阶级一样，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经常处于动摇和摇摆的状态。正如马克思对他所做的恰当评价那样：“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6]158

（三）论述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形式

马克思认为，无产者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首先要组织成为阶级，建立工人联盟和政治组织。在英国，工人们就不限于组织一些除临时罢工外别无其他目的的并和罢工一起结束的局部性同盟。他们还建立经常性的同盟，如工联，作为工人同企业主进行斗争的堡垒。当时所有这些地方工联已经组成为全国职工联合会，拥有会员达八万人，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工人在组织这些罢工、同盟、工联的同时也进行政治斗争，现在工人们正在宪章派的名义下形成一个巨大的政党。工人的同盟片刻不停地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和成长而日益进步和壮大。现在甚至可以说，工人同盟在一国内发展的程度可以确切地表明该国在世界市场等级中所占的地位。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就有最大的而且也组织得最好的同盟。

资本主义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工人聚集起来。竞争把他们的利害关系分开。但是维护工人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下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因此，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织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工人们甚至献出相当一大部分工资支援自己建立的联盟。在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的过程中，未来革命的一切要素也在继续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了政治性质，为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工人阶级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马克思指出：“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6]197

马克思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形式。在无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仍然只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当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会成为全面的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最大的矛盾、将导致人们之间的肉搏。马克思指出：“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面改造的前夜，社会革命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灭亡。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6]198

（四）论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点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尚未形成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新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思想。他所说的未来新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两个阶段所共有的基本特点。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交换价值理论的错误时，顺便提到了未来新社会的一些基本特点。他指出：“在没有阶级对抗和没有阶级的未来社会中，用途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需的时间的最低额来确定，相反地，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6]105 马克思这段话包括两个基本思想：一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产品经济；二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改变了衡量财富的尺度，劳动时间不再是衡量财富的尺度，能否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和能否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成为衡量财富的尺度。上述这段话包含的两个基本思想，马克思在《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作了透彻的论述。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认为，由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3]100-101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还指出：“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6]197 马克思在这里把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新社会称为“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这个对未来新社会的定性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未来新社会的这一定性，更加全面准确地论述了未来新社会的基本特点。

在标志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另一部著作，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于1848年2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3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把未来新社会定性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意思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一部分人的发展是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为前提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人的发展不仅不妨碍其他人的发展，而且还为其他人的发展创造条件。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能够使所有的人共同发展的优越性。

马克思在1867年发表的《资本论》第1卷中，在谈到未来新社会的基本特点时指出：我们“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做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们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11]96-97 在这里马克思把未来新社会称为“自由人联合体”，并且从多方面论述了这个“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特点。

从本文这四个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原理，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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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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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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