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馨 张宏薇

社会生态视角下《离开亚特兰大》的主题解析

郭馨 张宏薇

《离开亚特兰大》是美国当代非裔女作家塔亚丽·琼斯的处女作，该小说讲述了三个非裔美国儿童在“亚特兰大儿童谋杀案”期间的悲苦生活和他们在死亡阴影下对爱、友情与安全感的渴望，以及在挣扎中求成长的迫切愿望。从社会生态学的视角出发，将整个生态环境视为一个由家庭子系统、学校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共同组成的动态系统，对受到“亚特兰大儿童谋杀案”影响的三个儿童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在儿童身心尚未成熟时，其身心发展主要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并指出这三个子系统和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儿童成长产生重要影响。

塔亚丽·琼斯；《离开亚特兰大》；社会生态；儿童成长

塔亚丽·琼斯（Tayari Jones）是著名的美国当代非裔女作家，迄今为止共发表了三部小说，分别是《离开亚特兰大》（Leaving Atlanta,2002）、《无以言说》（The Untelling,2005）和《银雀》（Silver Sparrow,2011）。琼斯凭借这三部小说在获得“休斯顿·怀特遗产奖”、“莉莲·史密斯奖”和“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等诸多奖项的同时，也因其精湛的写作技巧、深刻的主题思想和对黑人儿童的密切关注极大地推动了黑人文学和儿童文学的进步，并奠定了她在美国文坛的重要地位。多年来，美国文学评论界和广大读者对琼斯及其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称赞琼斯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天才型女作家，并将《离开亚特兰大》视为对1979—1981年间发生的“亚特兰大儿童谋杀案”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该部小说也凭借其精湛的语言、对非裔美国儿童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的真实描绘以及发人深思的关于儿童成长问题的探讨而获得了广泛的好评。《离开亚特兰大》由三个五年级的非裔美国儿童——塔莎、罗德尼和奥克塔维亚分别向读者讲述了他们在“亚特兰大儿童谋杀案”期间的悲苦生活，以及在此恶劣环境中所萌发出的一系列真实感受，并真切地表达了他们对生存与成长的极度渴望。作为“亚特兰大儿童谋杀案”的幸存者，琼斯将《离开亚特兰大》视为她对该事件中的受害者的祭奠，并认为她有义务向人们展现该事件发生时儿童的生活境况和内心感受，以呼吁人们对儿童的成长给予更多的关注。

近些年，随着儿童地位的不断提升，儿童及其成长问题逐渐成为儿童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和文学等诸多领域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众多研究儿童成长问题的理论家当中，美国发展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提出了著名的生态系统理论（the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在该理论中，布朗芬布伦纳将儿童的成长环境视为一个由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和宏观系统共同组成的动态系统。儿童作为微观系统中各项活动的直接参与者，频繁地与诸如父母、老师和同伴等其他社会成员相关联系，并深刻地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中间系统是指微观系统中各个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它们之间的互动直接地影响着儿童的生活与成长；在外部系统中，儿童间接地受到其他成员的影响；一个社会所承载的文化元素构成了居于最外层的宏观系统，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并在无形中影响着儿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及其身心成长。这四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对儿童的成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14

本文将其生态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相结合，从社会生态学的视角出发，进一步将此动态系统分为家庭子系统、学校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借此对小说《离开亚特兰大》中涉及的儿童成长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

如图1所示，儿童成长的社会生态系统可分为家庭子系统、学校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三部分。家庭子系统是儿童最基本的成长环境，它对儿童的成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将深刻地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学校子系统是儿童进入学龄期以后主要的成长环境，对儿童在认知和社会化方面的成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儿童自出生起便受到社会子系统的影响，随着其年龄的增长，社会子系统对儿童成长的影响也越加明显。构成这三个子系统的主要成分为人物（包括儿童、父母、亲戚、老师、同伴、邻居等）、事件（指各种社会活动）和文化（指信仰、态度、价值观、行为习惯等）。这三个子系统不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还共同影响着儿童的成长。

图1 儿童成长的社会生态系统

一、家庭子系统

作为儿童最初的成长环境，家庭子系统对儿童的成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将为儿童成年后的人际关系及其终身成长奠定基础。

1.夫妻关系

通过多年对儿童成长问题的研究，美国发展心理学家罗斯·帕克（Rose Parke）认为：“夫妻关系是家庭功能运转的基石，它直接影响到亲子关系以及儿童的健康成长。”[1]394不平等的夫妻关系将会引起夫妻之间的疏离、隔阂与冲突，甚至最终导致家庭的破裂。居住在这种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中的儿童，将成为父母冷战或争吵的目击者与受害者，并常遭到父母的忽视、责骂，甚至是虐待。由于长期处于一种焦虑、无助与恐惧的心理状态，这些儿童很容易形成孤僻、懦弱或暴躁的性格，长大后出现社会适应不良和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也更高。而夫妻之间的相互尊重、支持与谅解则会塑造一个和谐而稳定的家庭环境，他们与孩子关系亲密，且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关心和教育孩子，并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在父母的关怀与教导下，儿童往往具有较多的亲社会行为和较少的心理与行为问题，并能获得更高水平的社会化，从而促进在人格、认知、情感、道德与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发展。

《离开亚特兰大》小说中，罗德尼和奥克塔维亚有很多相似点：他们都生活在不稳定的家庭环境当中，父母都处于一种不平等且相互疏远的关系状态。一方面，罗德尼的父母克劳德和贝弗莉在家庭地位上存在不平等的现象，作为家中唯一的男性成年人与经济支柱，克劳德拥有绝对的霸权，他在家里扮演着“国王”的角色，并控制着所有家庭成员及一切家庭事务。对于丈夫的压迫与限制，贝弗莉从不反抗，而是保持一种恭敬、顺从的态度，以便实现奢侈、安逸的生活；另一方面，克劳德和贝弗莉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导致他们很少交流，对彼此的心理状态和兴趣爱好也是漠不关心。克劳德是一个“金钱至上”的人，他总是以一种轻蔑、粗鲁的态度对待他人，也从不在意自己的个人形象；而贝弗莉则是一位出生在繁华都市芝加哥的淑女，具有良好的家教与素养，并且十分关注自己的外貌形象及一言一行。正是两人在社会和家庭地位上的不平等与价值观念上的差距，使他们相互疏远,彼此漠不关心，也造成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疏离。在这种冷漠的家庭环境中，罗德尼逐渐形成了自卑、孤僻且懦弱的孤立型人格，他几乎不与家人说话，也很少与同学来往或是参加学校的活动，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他在认知、情感、社会化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发展。

奥克塔维亚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女孩，她与母亲伊冯住在贫民区，父亲拉伊在她还未出生的时候便抛弃了她们母女，并在加利福尼亚组建了新的家庭。伊冯和拉伊自离婚以后，几乎不再往来，仅在圣诞节和奥克塔维亚过生日的时候通一两次电话。伊冯由于怀孕而未能读完高中，也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拉伊则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且受人敬仰的大学教授，他们在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异，以及离异的状态都加深了两人之间的隔阂与疏离。

研究表明，父母离异对儿童具有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对此，美国儿童教育家兰多·戴（Randal Day）认为：“离异将会引起家庭经济结构的失衡，并造成家庭贫困，进而导致儿童生活质量、受教育机会和幸福指数的下降。”[2]14国内儿童心理学研究者杨丽珠在其文章《父爱缺失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父母一方或双方的缺席将直接导致儿童爱的缺失。由于缺少父母的关爱、监督与保护，这些儿童常感到孤独、无助与不安，并容易出现心理和行为问题。[3]父母离异所造成的家庭贫困不但导致了奥克塔维亚的营养不良，还使她经常遭到同学们的嘲笑。不仅如此，母亲因疲于养家糊口而无法给予奥克塔维亚足够的关怀与保护，使奥克塔维亚经常感到孤独与不安，父亲的缺席则使她彻底失去了父爱，从而对父亲产生了强烈的陌生感与抵触心理。

与上述两个孩子的家庭情况相反，小说中另一个人物塔莎的父母查尔斯和德洛莉丝，能够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承担着各自的家庭责任，他们还以关爱、民主的方式共同抚养和教育两个女儿。虽然他们曾经分居过一段时间，但是当儿童谋杀案发生以后，查尔斯便为了保护女儿们立即赶回家中，并与德洛莉丝和好如初。塔莎在父母的关爱与教导下，不但为人善良、随和，富有同情心与责任感，而且关心同学、乐于助人，并热衷于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这也进一步促进了她在情感、道德和社会化等方面的发展，并提高了她处理人际关系和实际问题的能力。

2.亲子关系

美国发展心理学家戴安娜·鲍姆林德(Diana Baumrind)在对亲子关系进行多年的实验与研究的基础上，划分出三种不同的教养方式：权威型教养方式（The Aauthoritative Parenting Style）、专制型教养方式（The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和放任型教养方式（The Permissive Parenting Style）。[1]400在此基础上，艾莉诺·麦考比（Eleanor Maccoby）和约翰·马丁（John Martin）提出了第四种教养方式——忽视型教养方式（the Uninvolved Parenting Style）。[1]400权威型的父母通常会采用一种既严厉又民主的方式来教育孩子，这种家庭的孩子往往乐观、开朗，并能以平等、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人；专制型的父母多以家长权威来压抑和限制孩子，孩子一旦犯错便对其进行严厉的责罚，这些儿童的性格较为敏感、懦弱、喜怒无常，有时候甚至会出现暴力倾向和反社会行为；溺爱型的父母虽然能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但是父母的过度纵容会使孩子变得自私而任性，做事以自我为中心而不考虑他人的感受，从而为孩子在道德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留下隐患；放任型的父母经常忽视孩子的需求与感受，也从不关心孩子所取得的成绩或是所犯的错误，这些孩子多自卑或叛逆，做事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有些孩子甚至为了得到父母的关注而采取极端的行为。因此，唯有权威型的教养方式最有利于儿童的成长，而其他三种类型都将阻碍儿童的成长，甚至危及儿童的生命与安全。

小说中提到的三个家庭中，罗德尼的家庭环境最为恶劣，他不但长期受到母亲的忽视与冷漠对待，还要忍受父亲的压迫、蔑视与责罚。母亲贝弗莉始终对罗德尼采用忽视型的教养方式，对她来说，每天早上的梳妆打扮和瑜伽课要远比为孩子们准备早饭重要得多。虽然罗德尼对此感到不满，但是由于他清楚母亲并不在意他的感受反而经常曲解他的话，便放弃了向母亲抱怨的想法，不愿对母亲敞开心扉，也不寄希望于得到母亲的理解与帮助，母子之间缺少情感交流的状况致使他们变得愈加疏远。同时，贝弗莉还经常以不公平的方式来对待罗德尼，她为丈夫准备的菜肴往往要比给孩子们的好得多，并总是强迫罗德尼吃他不喜欢的食物。长期的营养不良使罗德尼比同龄的孩子瘦弱得多，加剧了他的自卑、孤僻和懦弱，并使他变得更加消极和退缩。此外，母亲的忽视和母子之间的相互疏远使罗德尼严重缺少母爱。国内学者田亚曼在其著作《母爱与成长:托妮·莫里森小说研究》中阐释了母爱缺失对儿童成长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其基本观点主要是母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母爱的缺失将会造成人格障碍、不同程度的心理和行为问题以及悲观消极的人生态度。缺少母爱的儿童往往在情感方面有所缺陷，他们不知道如何正确表达自己的感情，甚至无法做到自爱和施爱于他人。[4]212-213当罗德尼遇到儿童谋杀案的凶手时，虽然他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但还是自愿地坐上了杀人犯的车，可以说，罗德尼的自杀性行为正是母爱缺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在罗德尼短暂的一生中，他既没有得到母亲的关怀，也没有得到父亲的保护。父亲克劳德一直以一种专制而严厉的方式对待罗德尼，他总是将自己的思想强加给罗德尼而从不顾及他的感受，一旦罗德尼没有达到他的要求，他便严厉地责罚罗德尼。在父亲的贬低和压制下，罗德尼变得越来越自卑和胆小，做事缺乏独立性和主动性。克劳德的严厉责罚不仅造成了罗德尼身体上的伤害，还给罗德尼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并阻碍了罗德尼的成长。在罗德尼4岁的时候，克劳德为了锻炼罗德尼的胆量，故意将罗德尼浸在冰冷的河水中，直到罗德尼近乎奄奄一息的时候，才将他从水中抱起来。而当罗德尼触碰到父亲的身体时，他感受到的是父亲“冰冷的胸膛”和“如金属一般坚硬的胸毛”。[5]114这两处细节描写都喻指了克劳德冷酷的人格特征。这次创伤经历不但塑造了罗德尼自卑、懦弱的性格，并在日后严重影响了他与其他人的正常交往。在此事件的影响下，罗德尼始终对其父心怀恐惧与不信任，并尽量避免与父亲独处，甚至还担心父亲会谋杀他。此外，罗德尼因难以信任他人而拒绝与同学交往，总是躲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从而逐渐与现实社会相脱节。

与罗德尼的情况相似，奥克塔维亚也对其父亲持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父女关系长期处于疏远的状态。由于父母离异，奥克塔维亚自出生起便几乎没见过父亲，她甚至不知道父亲的模样，父女之间的关系可谓是彻底的陌生与疏远。当拉伊因儿童谋杀案要求奥克塔维亚与他的家人同住时，奥克塔维亚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并强烈地谴责了父亲多年以来的冷漠与失职。对于父亲的关心，奥克塔维亚也是完全不予理睬，并十分抵触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在她看来，她的父亲不过是一个局外人和背叛者，而非一位可靠的保护者。正是由于拉伊在奥克塔维亚成长过程中的长期缺席造成了父女之间的疏远，进而导致了父女之间关系的恶化，并严重影响了奥克塔维亚的健康成长。

奥克塔维亚之所以不愿与父亲同住，一方面出于对父亲长期抱有的怨恨与不满，另一方面则出于对母亲强烈的不舍与依恋。虽然母亲伊冯因忙于工作而无法经常陪伴奥克塔维亚，但是在母亲权威型的教养方式下，她始终与母亲相互关心、相互谅解，保持着亲密的母女关系，并从母亲那里得到了足够的关爱与教导。因此，与同龄人相比，奥克塔维亚更宽容、体贴、成熟，也更为有效地实现了自身在人格、情感和道德等多方面的成长。为了让女儿摆脱月经初潮所带来的羞愧与不安，伊冯特意带女儿去一家高级酒店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奥克塔维亚在感受到浓浓的母爱的同时，也在无形当中建立起对自身性别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这不但有利于奥克塔维亚人格和性别角色的发展，也对其日后确立良好的异性关系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研究表明，父母在儿童情感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此，美国儿童心理学家罗斯·帕克（Rose Parke）和玛丽·高文（Mary Gauvain）在其著作《儿童心理学》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们认为，父母在对儿童进行社会化训练的过程中，通过让儿童观察和模仿父母的面部表情、情绪变化和对他们情感的反应，儿童能够获得控制自身情绪和正确表达自我情感的能力。[1]199奥克塔维亚由于曾经在乘坐过山车时受到过白人的歧视，因而她十分讨厌坐过山车，但是为了满足母亲完成其儿时未能完成的心愿，她还是强迫自己又乘坐了一次过山车。这一行为既表现出了她对母亲的关心与爱戴，又表明了她具有通过母亲的言谈举止来准确地分析和理解母亲的意愿这一较高水平的情感能力。

小说中另一个黑人小女孩塔莎，也与其母亲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德洛莉丝是一个坚持“家庭至上”原则的女性，她始终将塔莎和小女儿德肖恩放在首要地位。在母亲的影响下，塔莎认识到了家人的重要性，并在儿童谋杀案发生以后主动肩负起保护妹妹的责任。德洛莉丝一直十分重视对女儿的教育，并坚持以权威型的教养方式来养育女儿。当塔莎想让母亲在餐厅放置一台电视的时候，德洛莉丝拒绝了塔莎的请求，并让塔莎懂得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应当多交谈，而不是只顾着看电视。德洛莉丝有意识地引导塔莎多与家人进行情感沟通的行为，有助于家庭成员之间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维护，也避免了塔莎因沉迷看电视而与社会脱轨以及日后出现社会适应不良的状况。此外，德洛莉丝十分注重与女儿之间的平等对话，能够认真聆听塔莎的想法，这种平等的母女关系使她们变得更加亲密，也使塔莎学会以友好、尊重、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人，并进一步促进了塔莎在情感、道德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成长。

塔莎不但从母亲那里获得了足够的关怀和教导，而且从父亲那里得到了巨大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当“儿童谋杀案”在电视上公开报道以后，查尔斯便为了保护两个女儿而立即赶回家中，并时刻关注着女儿的安全。当塔莎想在晚上放学后与朋友去公园滑旱冰的时候，查尔斯以他一同前往为前提答应了塔莎的请求。正是有父亲的陪伴，塔莎才不必担心被杀人犯绑架，尽情地享受在此特殊时期难得的游戏时间。父亲的爱与保护，使得塔莎十分亲近和信任父亲，并将父亲看作是自己的保护神。正是由于父母双方的在场与关爱、教导与保护，塔莎比那些父母一方或双方缺席的儿童要幸福和安全得多，因而也更好地实现了身心两方面的健康成长。

二、学校子系统

学校子系统对儿童成长的作用仅次于家庭子系统。儿童在学校接受了更多的教育，积累了更多的知识与社会经验，也结识了更多的人。在学龄期，老师和同学对儿童成长的影响逐渐增强，而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1.师生关系

根据教育心理学和教育学原理中的相关理论，老师在学生成长过程中扮演着诸如“教育者、监督者、引导者、保护者、心理咨询师和榜样”等多种角色[6]20，并在师生关系中起着主导作用。老师对学生的忽视与不公平对待，容易引起学生的疏远和逆反心理，师生之间的隔阂与冲突将会对学生的学习、校园生活及成长产生负面影响；老师对学生的关怀与尊重则会使学生亲近和信任老师，并自愿地接受老师的教育与指导，从而有效地获得其认知水平与实践能力的提高，也有助于学生实现其情感、道德和社会化等方面的发展。因此，老师应当关爱学生、平等地对待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和自尊心，在教授学生知识、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还应当监督和指导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为学生排忧解难，并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小说中，哈勒尔是一位典型的“坏老师”。他不但不尊重学生，还经常以不公平且严厉的方式对待学生，从而引起了学生们的不信任、恐惧与反感，造成了师生之间的疏远与对立，并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成长。作为一名教师，哈勒尔本应当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促进学生认知水平的提高，然而他却总是压制学生的思想与情感，一旦学生不服从他的命令，便严厉地呵斥和讽刺学生。由于他对学生的蔑视与苛责，学生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遇到困难时也不敢向哈勒尔寻求帮助，也有一些学生因受其影响而模仿他的言行，开始崇尚权力与暴力，并效仿哈勒尔的行为来对待其他同学，从而造成了这些学生价值观的扭曲，并严重影响了学生之间友好关系的建立。此外，哈勒尔始终对学生漠不关心，甚至对那些在儿童谋杀案中不幸遇难的学生也未表现出一丝的同情。当罗德尼失踪以后，哈勒尔非但没有对罗德尼的遭遇表示惋惜，反而在点名册上划掉了罗德尼的名字，并移走了罗德尼的课桌。这一行为暴露了他对学生的忽视、冷漠与不尊重，引起了以奥克塔维亚为代表的学生的强烈不满和对其指示的反抗，从而导致了师生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与哈勒尔相反，格里尔则是一位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她始终坚持以“爱与尊重”的原则对待每一个学生，认真负责地指导学生的学习，时刻关注和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并在学生遇到困难时给予热心的帮助。虽然在奥克塔维亚升入高年级后她不再是奥克塔维亚的老师了，但是仍然十分关心奥克塔维亚。当奥克塔维亚因罗德尼的失踪而感到焦虑、难过时，格里尔给予了奥克塔维亚充分的安慰与关怀，并反复提醒奥克塔维亚多注意安全；当奥克塔维亚被同班同学莫妮卡诬陷说她在图书馆的书籍上乱写乱画时，格里尔辨认出了书上的笔迹并非属于奥克塔维亚，从而证明了奥克塔维亚的清白，保护了奥克塔维亚的自尊心。同时，她对奥克塔维亚的关注与信任增强了奥克塔维亚的自信心，也消除了其他同学对奥克塔维亚的偏见与误解；当奥克塔维亚难以融入班集体时，格里尔鼓励她多与同学交往，这对奥克塔维亚与同学友好关系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由于格里尔对奥克塔维亚的关心、尊重与教导，奥克塔维亚十分亲近、信任格里尔，并视格里尔为自己的榜样和精神母亲，这种亲密的、相互尊重的师生关系在给予奥克塔维亚安全感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她在认知、情感、社会化等多方面的成长。

2.同学关系

在学龄期，儿童与同学的相处时间相对较长，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也更为显著。同学关系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儿童校园生活的质量，并对儿童的成长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学之间的相互疏远会使儿童感到孤独、消沉和烦躁，并造成儿童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丧失，长期的疏远与矛盾则极有可能会引起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在这种学校环境当中，他们既无法正常地学习和生活，又很难实现在此阶段应有的成长，有些儿童还可能出现一系列心理和行为问题，甚至会出现逃学和犯罪等极端状况。亲密友好的同学关系则会营造一个和谐而稳定的学校环境，为他们的校园生活增添乐趣，并促进他们的共同进步。在与同学的友好相处过程中，儿童可以获得由友情所带来的愉悦感、安全感和归属感，提高自身处理人际关系和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在认知、情感、道德和社会化等方面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小说《离开亚特兰大》中，塔莎、罗德尼和奥克塔维亚所处的学校环境十分恶劣，他们都长期忍受着同班同学的排斥与孤立。塔莎为了能够得到同学们的认可，时常委屈自己做一些不喜欢做的事情，罗德尼过于孤僻的性格使他成为同学们眼中的“怪胎”，奥克塔维亚则是由于家庭贫困和较暗的肤色而遭到同学们的嘲笑和侮辱。在班里，家境富裕的同学莫妮卡由于外表可爱、跳绳能力出众且家境优越而扮演着“女王”的角色，她时常带头嘲笑和侮辱奥克塔维亚以及其他住在贫民区的学生，而其他同学也为了不被莫妮卡欺负而迁就、奉承莫妮卡。由于受到同学们的侮辱和不公正的对待，奥克塔维亚经常感到失落、孤独与无助，而塔莎则因为害怕被同学们孤立，不敢与奥克塔维亚交朋友，更不敢接受男同学杰森特的爱慕之情，甚至由于莫妮卡和其他同学的嘲笑而在无意中伤害了杰森特的感情。与莫妮卡的语言欺凌不同，“小恶霸”里昂则经常以武力和言语欺辱罗德尼。当里昂发现罗德尼在商店偷糖果的时候，他非但没有对罗德尼的偷窃行为加以劝阻，反而以与罗德尼交朋友的谎言为由抢走了罗德尼的糖果，并威胁怂恿罗德尼次日再去偷糖。由于里昂在罗德尼偷糖时的干扰，店主发现了罗德尼的偷窃行为，并将此事告知了罗德尼的父亲。当罗德尼在班里遭到父亲的鞭打时，里昂完全没有表现出半点愧疚和同情之心，甚至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对里昂的自私、虚伪和背叛，罗德尼深感失落，并对这个世界感到更加绝望，同时也坚定了他自杀的念头。

虽然罗德尼、奥克塔维亚和塔莎都不受同学们的欢迎，但是他们仍然在彼此的相处过程中收获了真挚的友情与甜蜜、朦胧的爱情。罗德尼和奥克塔维亚彼此关心、真诚相待，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罗德尼不仅视奥克塔维亚为好友，还因为她勇敢、坚强的个性而将她当作自己的榜样。在奥克塔维亚的影响下，罗德尼逐渐变得乐观、开朗起来，他愁苦的生活也因有了奥克塔维亚的陪伴而多了几分欢乐与希望。在他离家出走前，罗德尼唯独给奥克塔维亚留下了作为“饯别”的糖果，而此举正是罗德尼对奥克塔维亚的感激之情与不舍之意的突出表现。同时，奥克塔维亚也十分珍视与罗德尼的友情，对她来说，罗德尼是班里唯一一个愿意与她说话的同学。罗德尼的陪伴与关怀使奥克塔维亚孤独的校园生活多了一丝慰藉，也使她认识到了关心和帮助他人的重要性。当罗德尼失踪以后，奥克塔维亚感到无比伤心，并对哈勒尔老师和其他同学对罗德尼不幸遭遇的冷漠态度表现出了极大的厌恶和一定程度的反抗，希望以此来捍卫罗德尼的尊严。另一方面，塔莎在与杰森特的相处过程中，逐渐体味到了朦胧爱情的甜蜜，满足了她对爱的心理需求，并获得了在情感和异性关系上的发展。为了得到杰森特更多的关注，塔莎开始注重自己的穿着打扮，这一举动对塔莎审美观念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虽然杰森特的失踪使塔莎十分难过，对自己曾对他造成的伤害产生了强烈的自责，但她也由此认识到了语言所承载的威力，从而开始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由于切身体会到失去挚爱的苦痛，塔莎懂得了与人为善和关心他人的重要性，并学会了主动帮助他人，这在无形当中提高了塔莎的道德水平和思想觉悟，并有助于她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成长。

三、社会子系统

作为最外层且范围最广的子系统，社会子系统与家庭子系统和学校子系统紧密相连，并通过一系列社会事件和特定的历史、文化因素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着儿童的健康成长。小说除了揭示出社会生态系统中家庭子系统和学校子系统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外，还着重探讨了社会子系统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1.“亚特兰大儿童谋杀案”

“亚特兰大儿童谋杀案”是发生于1979年至1981年间的一系列以非裔美国儿童为目标的连环杀人案。在此期间，亚特兰大的黑人儿童时刻处于恐惧与不安当中，他们无法如往常一样在户外自由地玩耍，而是被父母锁在家中。虽然此种措施保证了儿童的安全，但是对儿童娱乐和自由的过度限制使他们变得内向、保守，严重缺少社会经验，并阻碍了他们处理人际关系和实际问题等方面的能力。随着儿童谋杀案的接连发生，儿童逐渐丧失了对他人的信任，甚至对父母和其他亲人也怀有戒心。由于家长权威的丧失，很多儿童不再听从父母的要求与教导，从而使父母无法有效地保护和教育孩子，并导致了亲子关系的疏离。另外，这一系列恶劣事件也在儿童脆弱的内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破坏了他们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和对世界纯真美好的幻想，严重影响了儿童的健康成长，并为他们今后的人生留下了隐患。有些儿童则不幸成为此案件的被害者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2.四种偏见和歧视的盛行

儿童缺少社会经验，且分辨是非的能力较差，因而他们极易受到身边成年人的影响，而这些成年人的言行则会直接影响到儿童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作为人与人之间一种主观的、非理性的思想倾向，偏见不但会引起人们之间的隔阂与冲突，还会严重地影响到儿童的健康成长。塔亚丽·琼斯在其小说中主要提及了包括种族、阶级、年龄和性别在内的四种类型的偏见和歧视，并揭示了偏见和歧视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儿童的成长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在奴隶制的影响下，黑人与白人以及黑人内部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偏见。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虽然奴隶制与种族隔离已被消除，但是黑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他们仍然遭受着白人的歧视与不公平对待。奥克塔维亚曾因一位白人家长不愿让他的儿子与她同乘一班过山车而感到屈辱，并因自己的种族属性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黑人也对白人持有偏见和不信任的态度。“儿童谋杀案”发生以后，很多黑人家长认为杀人犯必定是一名白人，并叮嘱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对白人多加提防。由于受其父母的影响，塔莎和班里的同学对来学校讲解个人安全问题的白人警察极为不信任，奥克塔维亚和好友艾维斯也对亚特兰大民间保护团体中的白人成员表现出了明显的恐惧与怀疑。虽然黑人家长的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黑人儿童的安全，但是他们却误导了黑人儿童对白人的认识，也使白人无法保护黑人儿童，并阻碍了黑人与白人之间关系的缓和与日后友好关系的建立。此外，由于非裔美国人长期受到白人主流文化的影响，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接受白人价值观的同时，抛弃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并拒绝自身的黑人身份，甚至欺辱他们的黑人同胞。奥克塔维亚就因肤色较深而长期受到同班同学的歧视、嘲笑与孤立，使她度过了一段孤独而无助的校园生活。当代著名美国黑人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极为重视黑人历史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并多次提醒她的黑人同胞应当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以获得自我身份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然而，一些黑人儿童在其“白人化”的父母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错误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认为黑人是丑恶、低俗的存在，他们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遗弃极有可能会引起日后在精神上的迷失。

其次，很多中产阶级的成年人对居于贫民区的底层人民持有明显的偏见，并在无形当中将此思想观念灌输给儿童，从而误导了儿童在贫富差异上的认识。家境富裕的莫妮卡从不与贫民区的学生来往，她还经常带头嘲笑和侮辱奥克塔维亚以及其他家庭贫困的学生。阶级偏见对儿童价值观的形成与他们在道德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一方面，儿童对底层人民的偏见和误解，将导致他们彼此之间的疏远与冲突，并有可能会引起暴力和犯罪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那些长期受到不公平对待的贫困学生经常会感到孤独与无助，在与人相处时严重缺乏自信心和主动性，人生态度也较为消极，有些学生甚至会选择以自杀或报复的方式来摆脱这种不公、压抑的状态。

第三，成年人对儿童的歧视可谓是由来已久。在启蒙运动以前，儿童一直受到成年人的忽视与压制，并忍受着饥饿、疾病与死亡的威胁。20世纪以后，由于儿童心理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社会进步人士对儿童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儿童逐渐得到了人们的关注与重视，儿童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然而成年人对儿童的偏见仍然是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哈勒尔老师经常以一种蔑视的态度对待他的学生；塔莎的姑妈始终认为儿童是低劣的存在，且没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很多家长也不重视自己的孩子，甚至经常虐待孩子。由于儿童常以身边成年人的态度来评价自己，并按照他们对待自己的方式对待他人，那些长期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儿童会感到无助和自卑，他们性格较为孤僻、懦弱，思想呆板，做事缺少主动性和独立性，且人生态度较为消极，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时也表现出较多的问题。

最后，对女性的偏见也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在男权社会中，女性长期处于一种被忽视、被压迫的状态，只有那些温柔、隐忍、无私奉献的“家中天使”型的女性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而那些敢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追求独立、平等、自由的女性则被贴上“恶女”的标签遭人唾弃。虽然妇女运动所取得的成果极大地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她们摆脱了男权制的束缚，但是女性仍然时常遭到不公平的对待。当奥克塔维亚与艾维斯谈论两个女性受害者时，艾维斯因受到其理发师的影响，认为杀人犯对黑人男孩的关注要多于黑人女孩，而那两个女性受害者则纯属是杀人犯的意外之举。奥克塔维亚因从艾维斯的话中读出了他对黑人女孩的偏见与不尊重而感觉受到了侮辱，并对自身性别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自卑感和羞愧感。对女性的偏见会使男孩和女孩形成错误的性别认识，它不但会阻碍女孩对自身性别的认同及其性别角色的发展，还会对他们各自的异性关系乃至今后的婚姻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3.黑人社区的团结互助

黑人在传统上十分注重族群关系，彼此之间关系密切，而他们在美国社会的不利地位则使他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归属之地——黑人社区。在黑人社区中，黑人之间相互依赖、团结互助，继承和发扬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并共同承担着抚育和保护黑人儿童的责任，为促进黑人儿童的生存与成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儿童谋杀案”期间，为了保护那些因家长工作而无人看管的孩子，塔莎的邻居马哈茂德夫人担负起了看护孩子的工作，并移走了家中的部分家具，以便使孩子们有一个更加自由的室内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孩子们受限的游戏时间和空间，使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与其他孩子玩耍，并在此过程中获取实际经验和提高自身的人际交往能力。奥克塔维亚的邻居始终互相帮助，彼此真诚相待，他们因奥克塔维亚天黑后还未回家而四处寻找她，也为素未谋面的罗德尼的不幸遇难而深感痛惜，并在杰森特失踪以后为他的母亲提供了足够的安慰与支持。此外，很多黑人男性自发地组成了一系列保护黑人儿童的团体，并夜以继日地在街上巡逻。这些民间团体保护性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黑人儿童的安全，也给予了黑人儿童极大的安全感。正是在这些热心的邻居和保护团体的帮助下，黑人儿童才得以在此危险时期生存下来，并获得了身心的健康成长。

四、结语

《离开亚特兰大》这部小说语言生动优美，对儿童心理的刻画细致入微、洞察秋毫，不仅为读者提供了美好的艺术享受，还引起我们对儿童问题的深切关注。儿童身心尚未成熟，其身心发展主要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在社会生态学的视角下，儿童成长的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由家庭子系统、学校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构成，儿童与家庭子系统、学校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中的人和事件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健康成长。小说中，在“亚特兰大儿童谋杀案”中幸存下来的三名非裔美国儿童的成长经历提示我们，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三大环境对儿童的成长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处于亲密友爱、团结互助的人际关系中的儿童，能够得到身边人足够的关爱、保护与教导，从而得以实现身心两方面的健康发展；而在人与人之间相互疏远与敌对的环境中，儿童则会处于不安与恐惧当中，他们的身心发展也会受到严重阻碍。这是该小说在儿童教育方面带给读者的启示，别具魅力和价值。

[1]Parke,Rose&Mary Gauvain.Child Psychology:A Contemporary Viewpoint[M].New York:McGraw-Hill,2009.

[2]Day,Randal D..Social Fatherhood:Conceptualizations,Compelling Research,and Future Directions[M].Philadelphia: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1998.

[3]杨丽珠.父爱缺失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J].心理科学进展,2005，（3）.

[4]田亚曼.母爱与成长:托妮·莫里森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Jones,Tayari.Leaving Atlanta[M].New York:Warner Books,2002.

[6]夏丹.综合素质[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

责任编辑：杨春

A Thematic Analysis ofLeaving Atlantaby Tayari Jones from the Socio-ecological Perspective

GUOXin,ZHANGHongwei

As the debut of Tayari Jones,a prominent contemporary African American woman writer,Leaving Atlanta tells a story about three African American children who lead miserable lives and who are thirsty for love,friendship,a sense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the Atlanta Child Murder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ecology,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who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a dynamic system which is composed of three basic sub-systems,including family sub-system,school sub-system and social sub-system,and tries to analyse the theme of this novel and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the three sub-systems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Tayari Jones;Leaving Atlanta;socio-ecology;children’s development

10.13277/j.cnki.jcwu.2017.01.011

2016-08-20

I106

A

1007-3698（2017）01-0089-09

郭馨，女，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张宏薇，女，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黑人女性文学。130024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一般项目“宗教视域下美国黑人女作家的政治书写”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YJA752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