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利娟

多元表述中的社会性别规范生产
——对“嫁得好”与“干得好”的话语分析

吴利娟

近年来人们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一说法的认同率有所上升。学界对于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这是传统观念的回潮，另一种认为这是市场化时代女性建构积极的性别身份认同的策略。本研究基于对广东、湖北、上海等三省（市）城乡居民的定性访谈，采取话语分析的视角，探究人们到底如何建构“嫁得好”及其与“干得好”之间的关系，进而考察多元化的新表述中所生产出的社会性别规范。研究结果发现，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新表述一方面凸显了婚姻对女性情感满足的价值，另一方面消解了工作本身对女性所具有的非工具性价值，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社会性别规范——社会是男性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而家庭则是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场所。

社会性别观念；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社会性别规范；话语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发现，对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男性表示认同的比例为40.7%，女性认同比例则更高，为48.0%。与2000年相比，男女两性认同这一观念的比例分别上升了10.5和10.7个百分点，而且女性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认同比例显著高于男性，2000年和2010年的差距分别为7.1个百分点和7.3个百分点，此数据保持稳定且略有上升。[1]统计数据上的变化引发了学术界和公众的关注：人们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认同上升意味着什么？它反映的是传统性别观念的回潮，还是市场化时代多元价值取向下女性建构积极性别身份认同的一种策略？

本文认为，不应只考虑从实证主义取向出发，将“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视为对已经存在的客观事物的简单反映，也不能局限于从诠释的取向着眼，将其仅仅当作是对既有意义体系的一种呈现，而应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人们如何谈论“嫁得好”与“干得好”进行考察。具体而言，本文旨在探究和澄清以下几点：（1）当人们在谈论“嫁得好”的时候，是按一套固有的意义来理解“嫁得好”还是赋予了其不同的内涵。（2）在此基础上，人们又是如何建构“嫁得好”与“干得好”之间的关系的。进而，当“干得好”与“嫁得好”并置时，“干得好”被赋予了怎样的意义。（3）包括“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在内的各种关于“嫁得好”与“干得好”之间关系的话语所生产的是怎样的社会性别规范。

二、“传统”还是“多元”

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代表的是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在多个关于性别平等价值观的研究中[2][3]，“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与“男主外，女主内”等其他传统观念并列，或者单独成为研究的因变量[4][5]，或者与其他观念共同构成测量价值观传统程度的量表。[6][7][8][9]在这些研究中，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意义定位基于两种路径：第一种为不言自明，即无须进行任何辨析而直接将其视为传统观念的代表性说法；第二种是通过统计分析的方法判定其意义归属，信度系数检验和因子分析是最为常用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有些研究中“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成功地通过了统计检验，成为社会性别态度量表中的有效题项，但在另外一些研究中则未能通过统计检验，也因此被排除在量表之外。[10][11]这种现象说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即便在经验数据层面上也不能稳定地被归位为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不同的研究样本往往会产生不一致的结果。

与上述观点不同，吴小英认为“干得好”和“嫁得好”都属于市场经济语境下新兴的话语，但二者又分别与国家话语和传统话语相契合。“干得好”强调基于个体主义原则的市场竞争能力，与改革开放后重视个人素质的国家话语相一致；而“嫁得好”则强调基于性别差异的身体消费，将传统话语中的性别角色定位极端化。[12]她进一步提出，以“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为代表的市场话语因此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传统观念的回归，而是市场化时代女性建构积极的性别身份认同的一种策略。女性通过这一话语将自己在性别身份认同中处于第二性的负面符号意义提升为在身体消费市场上具有优势地位的正面符号意义，因此有着潜在的解放意义。[13]261

可见，已有的研究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意义诠释基本可以分为“传统”和“多元”两种立场。所谓“传统”立场，指的是将其置于“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框架之下，通过研究者的主观判断或统计方法的客观检验确立其传统观念的意义。在这一框架下，一旦未能通过统计检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意义则难以定位，最终被排除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而“多元”立场则突破了“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思路，试图彰显“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一说法所蕴含的多重意义，并突出其给予女性在多元性别身份中做出主体选择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一论断假定“干得好”与“嫁得好”在何为“好”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区别只是在于达成这种“好”的策略是通过“干”（工作）还是“嫁”（婚姻），因此未能进一步探究“干得好”与“嫁得好”的所谓“好”在当下是否指向相同的含义，也对于“干得好”与“嫁得好”二者之间关系是否具有多种可能性及其背后的话语逻辑分析不足。

与以前的研究不同，本文采取话语分析的视角，从话语的实践性和规范性出发，剖析人们如何表述“嫁得好”与“干得好”，而这些表述中生产出了怎样的社会性别规范。话语的实践性指的是将话语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强调话语并不是对社会现象的临摹或再现，而是引发和建构了社会现实。社会成员在特定的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下，借助于一些特定的话语策略，在不同的语境中建构出“话语性现实”。因此，女性主体、女性的认同都是在话语之中，由话语建构出来的。在不同的话语之下，人们将会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别“现实”。而话语的规范性则强调话语不仅仅是符号的集合，更是根据一定规则系统地生产话语对象的实践。话语的可能性，即哪些是“可说”和“可想”的，受制于排斥性规则，不同时期的话语有着不同的排斥性规则。但与此同时，话语的规范力量和执行之间永远存在着差距[14]40，规则不可能被百分之百地执行，它有可能在话语的实践中被拒绝或产生断裂，而不得不重新对规则加以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话语的实践也在不断地生产或颠覆规范。

因此，本文首先考察关于“嫁得好”与“干得好”的哪些说法在反复表述中稳定下来，继而分析这些表述是基于怎样的思维框架和内在逻辑，在进行这些表述的过程中哪些“现实”被建构出来，同时哪些可能性又被排除在“现实”之外，最后讨论由此建构出的社会性别“现实”如何对女性的身份进行定位，进而生产出怎样的社会性别规范。

三、资料来源

本研究采取定性实地研究的方式收集资料。自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期间，全国妇联“男女平等价值观研究与相关理论探索”课题组先后在广东、湖北、上海三省（市）开展调研，在每个省（市）内选取一个城镇调查点和一个农村调查点，在每个调查点选取至少4位女性居民和4位男性居民，通过焦点小组的方式收集资料（见表1）。

表1 三省（市）城乡居民焦点小组基本情况

本文所分析的资料来自于三省（市）共计12个焦点小组的座谈录音逐字整理稿。广东的焦点小组规模较大，共有37人参与。湖北和上海的每个焦点小组规模都控制在4人，共有48人参与。三省（市）总计有69位城乡居民参与了焦点小组，其中男性33人，女性36人。除了广东农村的两个焦点小组为男女两性混合之外，其他焦点小组都是单一性别小组。在焦点小组成员的选择上，尽量做到年龄分布、职业地位和家庭经济状况的多样性。

四、“嫁得好”新解

怎样的婚姻才算是“嫁得好”呢？根据既有的传统话语系统，“嫁得好”是指女性通过婚姻提升生活质量，改善社会经济地位，“在市场上获得效率与机会”。[12]172但从访谈中发现，受访者对“嫁得好”的诠释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方面，虽然“嫁得好”仍然包含有经济诉求，但并不是越有钱越好的“嫁豪门”，而是看重经济上的“门当户对”甚至“够用就行”。也就是说，男方的经济条件不是越高越好的“天花板”，而是构筑小家庭生活基础的“地板”；另一方面，女性个人的情感诉求在对“嫁得好”的新表述中更为突出，得到了更多的强调和认同。

（一）经济基础：不求大富大贵，但求门当户对

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好”的婚姻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以不影响婚后物质生活水准为最低要求，不少人对经济上的门当户对表示赞同。有受访者认为婚姻的经济基础要稳定，“不是要求大富大贵，至少小康家庭吧。”（GUF2）也有受访者提到在经济上至少不要欠债，影响婚后的生活水准。（GUF8）有的受访者认为，“现在一般（结婚）基本上都是门当户对，条件都差不多，悬殊太大不会同意。”（HUF1）“像我这个圈子里面，男方和女方（条件）起码都差不多的。”（SRM4）

对“嫁给有钱人家”、“往上爬”、“金钱至上”、“有房有车”、“风光舒服”、“傍大款”、“嫁豪门”之类的想法，受访者都表示自己并不认为这是“嫁得好”。他们不认可的主要理由是婚姻风险和“嫁豪门”并不一定就幸福。在受访者看来，这类婚姻的风险主要在于，男人“有钱就会变心”；（GRF3）女人“到了40多岁变成一个黄脸婆了，他到时候会要你吗？”（GRM1）所以说，“万一哪天人家不要你了，你嫁得再好也没用，那怎么叫嫁得好？”（HUF3）而“嫁豪门”则意味着婚姻生活“不轻松”（GUM6），“嫁个有钱人或者是当大官的都不是好的。当大官的你嫁给他，他就只当你是牛马，要你帮他做工。（有钱人家）你很难用他一分钱。”（GUM7）虽然不是所有的受访者都对豪门生活有如此戏剧化的想象，但不少人都表达了“嫁豪门”不一定就幸福的观点。

（二）感情基础：关系融洽，对自己好

在重视经济基础的同时，受访者普遍强调“好”的婚姻也必须同时具备感情基础，二者缺一不可。“首先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就是人家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你穷了再相爱也没有用。再就是两个人精神上可以相互交流，就是所谓的性格上的合适，如果你们夫妻两个人之间每天都有话说，而且你每天都觉得跟那个人聊天聊得特别有趣，（那就是嫁得好）”；（HUF4）“家庭经济又要好，然后这个人又要是爱你的，那就是嫁得绝好了！”（GUF13）

谈到感情基础的重要性的时候，夫妻双方合得来、相处融洽、互相尊重、家庭和睦等往往被认为是“嫁得好”的表现。受访者常见的说法有“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好”。（SRF2）“两个人性格合得来”；（SUM3）“互相了解”；（HRM1）“性格互补”；（SUM1）“心灵能够沟通，能说上话，有共同的价值观”；（HUF2）“家庭和谐”。（GRM1）在不少受访者看来，“嫁得好”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老公）对自己好咯”；（GUF7）最终还是要“对家庭好，对自己好”才是“嫁得好”。（GUF9）一些受访者表示，“（老公）对自己不好，有钱又有什么用。”（HRF2）“这个人是值得你托付的，对你真正好的，这样才会去嫁。”（HUF4）“女人啊最终还是需要一个依靠，这个男人有钱他天天不回家天天在外边鬼混你要他干嘛？女人最根本的还是一个心理上的依靠。”（GUF5）“女人呢就照顾（家庭）多一点，但是，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男人会心疼你，会主动地帮你一块儿承担，这是最好的一个家庭环境。”（GUF10）“我也教我女儿，最好找一个爱你的人，找一个爱你比你爱他多的就最好。”（GUM12）可见，女性能够在夫妻关系中获得情感上的满足，能感受到丈夫对自己和家庭的“好”被认为是“嫁得好”的重要表现。

可以看到，与既有的传统话语不尽相同，人们对“嫁得好”进行了重新表述。在新的表述中，对“嫁得好”的理解主要是基于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地位获得，指向的是婚姻对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意义，第二个维度是情感满足，指向的是女性在婚姻中得到关爱的情感体验。如果以女性单身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情感状态为原点的话，只有当两个维度都是正向得分的情况下，才能算是“嫁得好”，任何一个维度上的不足（零分或负向得分）都不能算是“嫁得好”。而且，在人们对“嫁得好”的新表述中，也可以看到对两个维度之间“合理”关系的预期，过犹不及是普遍的认识。在这一坐标体系内，以婚姻为手段改善经济社会地位的“嫁得好”并未获得认可，正是因为在地位获得维度上的较高得分很可能与情感满足上的负分相关联。同理，“有爱饮水饱”似的婚姻也得不到认可，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情感满足上的高分与地位获得上的负分。经济上门当户对的婚姻受到推崇，也是因为如此可以保证地位获得维度上不会出现负分，而家庭背景相似也被认为有利于婚后夫妻关系的和睦。总之，“嫁得好”不再只是指女性通过婚姻提高社会经济地位，而是指在地位获得与情感满足两个维度上的正向平衡。

五、“嫁得好”与“干得好”的关系重组

在重新诠释“嫁得好”的同时，人们又是如何看待“嫁得好”与“干得好”之间的关系呢？受访者对这个问题的阐述基本可以归纳为两种思路，一种是在“嫁得好”与“干得好”之间做选择，包括“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及其反向关系——“嫁得好不如干得好”——在访谈中都有人提到。另一种思路则认为“嫁得好”与“干得好”并不对立，二者可以并行不悖，访谈中提到的此类说法包括“干得好才能嫁得好”，“干得好也要嫁得好”以及“嫁得好也要干得好”。在与“嫁得好”并置比较的逻辑中，“干得好”对女性的意义也得以显现。

（一）“嫁得好”与“干得好”二选其一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与“嫁得好不如干得好”看起来完全对立，但仔细分析其背后的逻辑，就会发现这两种说法的参照坐标一致，即地位获得与情感满足，而对“嫁得好”与“干得好”的取舍则以二者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可能性为基础来进行比较。

1.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认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时，受访者常见的表述有：“这是真的”；（HUM2）“少奋斗一二十年”；（GUM3）“那就是真的，（无论你）认不认同，它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啊”；（GRF1）“这句话就目前的社会状况来说有一定的道理”；（SRF4）“嫁得好还是好，省多少事啊！”（HUM4）这些说法表达的是，在地位获得上，“嫁得好”比“干得好”更为快捷有效。或者说，如果女性通过工作无法获得较好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如将精力投入到婚姻家庭当中，就如有位受访者所说，“我认为只要你在外面社会上发展的好，能够在社会上被人家认可，那么你还是在外面干。如果说平平庸庸，（在外面干得）一般，那么就在家。”（SUM2）此外，也有受访者认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因为觉得家庭对女性更为重要，“我觉得女孩子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如果说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但要离开家庭的，我也不接受。我一定是觉得家庭比什么都重要，哪怕我没工作，只要我先生不要瞧不起我。”（GUF6）在这样的表述中，“嫁得好”比“干得好”更能让女性获得情感满足。

2.嫁得好不如干得好

认为“干得好”比“嫁得好”更重要的受访者多是从规避婚姻风险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城镇受访者着眼点在情感风险，“干得好是必然的，嫁得好就不好说。现在说嫁得好，以后是不是都不一定。”（GUM3）“如果女的靠嫁得好过上好生活，后面的日子太长了，还有几十年，谁都预料不到。如果一下子离婚了，你怎么办？”（SUM4）在这类表述中，婚姻中的情感风险最终会危及通过婚姻而实现的地位获得，因而强调女性必须保持自己的经济能力，以应对可能的风险：“做人一定要靠自己，女孩子也一样。”（SUF1）“女人一定要独立，一独立呢就什么事都不怕。”（GUF4）“我觉得还是（经济）独立好，（这样）才能够决定自己的生活。”（GUF3）

而持同一观点的农村受访者则更多从家庭经济风险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成家犹如针挑土,败家犹如浪打沙”；（HRM2）“夫妻双方组成一个家庭，要靠共同努力去维持。你这个家庭无论有多富裕，坐吃山空也三下两下给败光了。”（HRM3）“你嫁得再好你不干，实际上也没用。”（SRM1）农村女性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夫妻可以一起努力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以前比我们结婚条件好得多的，嫁得好的，有些现在（和我们比）过得也不好。”（HRF4）这类表述强调的是婚后夫妻共同努力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其实也是意识到通过婚姻实现地位获得可能具有风险，但这种风险不是由于情感问题引起的，而是家庭经济经营不善造成的。

通过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和“嫁得好不如干得好”的论述逻辑的分析，可以看出二者都是围绕地位获得与情感满足的双重维度而展开。而在这两种论述中，“干得好”仅被视为地位获得的途径，工作对于女性的意义被完全工具化。作为提升地位的工具，“干得好”比“嫁得好”的效率要低，但“干得好”也可以作为防范或降低婚姻风险的策略。

（二）“嫁得好”与“干得好”并行不悖

访谈中，不少受访者表示“嫁得好”与“干得好”并不矛盾，提出了“干得好才能嫁得好”，“干得好也要嫁得好”以及“嫁得好也要干得好”三种新的说法。在前两者的表述中，参照坐标仍然是地位获得和情感满足，而第三个说法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个双重维度，女性的自我价值成为论述时的新参照点。

1.干得好才能嫁得好

提出“干得好才能嫁得好”的受访者认为，“其实两个事情都很重要。你什么都不干，那怎么能嫁得好呢？（干不好的话）肯定会给人家炒出去（丢掉工作），谁会找这样一个废物回来？”（GUM8）也就是说，干不好的人会被认为没有能力，因此也很难嫁得好。也有受访者从“嫁得好”的结果出发，分析得出相似的结论：“因为在门第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你能嫁得进去，首先你这个人的基本素质一定不差。真的是那种富豪或者是特别有钱、特别有能力的所谓成功人士，他又不是傻子，他怎么能挑一个他觉得各方面都很愚蠢的人。”（SUF4）“（女性）漂亮是（嫁得好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她背后一定有其他的支持因素，她一定自己也是很有水平的人。这样的女性本身就具备了干得好的充分能力，之后才可以嫁得好。你要没有具备干得好的能力，不可能嫁得好。人和人是匹配的，男性也不傻的，不可能找一个花瓶放在那儿。”（SUF3）换而言之，“嫁得好，其实就是一种干得好的表现。”（SUF4）

根据“干得好才能嫁得好”的论述逻辑，“嫁得好”并非与个人能力无关，而是对个人能力有很高要求，而且这种能力与“干得好”的能力是完全一致的。由于“嫁得好”与“干得好”在能力上具有同一性，“嫁得好”既可以证明女性个人完全具备地位获得的能力，又可以让女性从婚姻中得到情感满足，而且还彻底化解了婚姻中的情感风险和经济风险，使得地位获得与情感满足实现高位平衡也成为可能。而“干得好”只是女性个人能力的证明，虽然它被视为“嫁得好”的前提，但很明显在这一论述逻辑中，“干得好”本身并不能给予女性情感上的满足。

2.干得好也要嫁得好

有的受访者认为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对女性来说非常重要，不然人生就有缺憾，因此“干得好”的同时也要“嫁得好”才行。“（女人）最起码要有家庭温暖，在外面才有动力去干活。”（GUF3）“我个人觉得，小孩和家庭肯定第一位啊。如果自己（干得好）会赚钱，又可以兼顾到小孩，不影响家庭的话，那就无所谓，干得好就干得好啊。”（GUF11）另一种观点将“嫁得好”视为对“干得好”的补充或回报，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如果女方有正常的工作，再找个好点的人家，有什么不好呢？这叫锦上添花。”（HUM3）“有的女性觉得自己事业上有一些成就，有了价值以后，就找一个相当条件的男性结合，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错。”（SUF2）

在“干得好也要嫁得好”的表述中，“干得好”或者是指一份让女性可以提高择偶条件的好工作，或者是指在外干活赚钱，都是工具性的意义。而“嫁得好”所具有的地位获得和情感满足的双重价值得以强调，在地位获得上成为“干得好”的锦上添花或相得益彰，在情感满足上更是弥补“干得好”的不足，给予女性家庭的温暖和归属。

3.嫁得好也要干得好

认为“嫁得好也要干得好”的受访者更多是从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比如有年长的受访者说：“我自己认为女同志应该出去干活，真的，你要彻底的达到男女平等，在这方面你女同志一定要自爱自尊，你一定要出去干活去。你在外面证明你，我不一定比别人差，我离开你我照样生活。你嫁得好，你离开这个男的，你能生活吗？你什么都不是。”（SUM1）而有的年轻受访女性也表示，“我们从小父母对你的期待跟男性是没有区别的。因为就你这一个女儿，不是说就等你将来嫁一个好人家然后就结束了，父母希望你也能够成功，达到你自己这个程度的成功。所以说对我们的教育也不是说像以前那样，以家庭为重，女人仅仅是把自己的小家庭做好就可以了，不仅仅是这样的。”（SUF2）年轻的男性受访者也现身说法：“我老婆现在也是很努力，她也想出来工作，不会说嫁给我了就一辈子都靠我。她也想出来闯，有自己的一番事业。所以嫁得好跟干得好也不会有什么矛盾。”（GUM5）

在“嫁得好也要干得好”的表述中，“干得好”的含义从“证明自己”到“取得个人能力所及的成功”再到“有自己的一番事业”，论述的重心已经不再停留于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取，而转移到个人自尊、个人成就和自我实现。因此，“干得好”本身也成为有意义的，而不仅仅是获取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工具。

在上述对“嫁得好”与“干得好”关系的一系列表述中，“嫁得好”对于女性地位获得和情感满足的双重意义是稳定的，而且“能力说”在很大程度上将人们对婚姻风险的担忧进行了淡化处理。与此同时，通过在不同的组合中与“嫁得好”进行比较和对照，“干得好”对女性的意义也得以产生。无论是在“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旧有表述中，还是在“嫁得好不如干得好”、“干得好才能嫁得好”以及“干得好也要嫁得好”的新表述中，“干得好”的意义被单一地归置为地位获得的工具。只有在“嫁得好也要干得好”这一新表述中，“干得好”对于女性实现个人价值的意义被明确地表达出来，“干得好”才不再只具有工具性的意义。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目前人们赋予“嫁得好”的意义确实变得更加多元，除了通过婚姻实现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这一含义之外，女性从婚姻中获得情感满足也成为“嫁得好”不可或缺的条件。这可能与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婚恋的变迁一脉相承，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不少是从反抗包办婚姻开始[15]，1950年的第一部婚姻法从法律上确立了婚姻自由的原则，之后经过多年的社会发展，当代城市男女青年在择偶时更看重对方的人品性格，以希冀成就幸福的婚姻[16]，农村青年的婚恋也发生了一场“浪漫革命”。[17]18

而当人们将“嫁得好”与“干得好”并置的时候，在“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一既有的说法之外出现了新的组合，包括同样将“嫁得好”与“干得好”视为对立关系的“嫁得好不如干得好”，还包括试图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干得好才能嫁得好”、“干得好也要嫁得好”以及“嫁得好也要干得好”。无疑，对“嫁得好”与“干得好”之间关系的阐述也呈现出多元的特征。但是，在这一系列重置的关系中，除了“嫁得好也要干得好”之外，其他的新表述其实采用了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相似的表述策略，“干得好”对女性可能具有的多重意义被遮蔽，唯一可见的是作为获取社会经济地位手段的“干得好”，其价值也在这一表述过程中被贬抑为仅仅是获取地位的一种工具。无独有偶，劳动的工具化在建国初期动员妇女参与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也曾发生过[18]，改革开放后对那一时期将劳动妇女“去性别化”的反思也影响至深[19]35，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工作对于女性只具有工具性价值的认识。

因此，虽然对“嫁得好”的重新诠释以及“嫁得好”与“干得好”的关系重组都呈现出多元的特征，但除了“嫁得好也要干得好”之外，其他新表述中均将婚姻与工作对于女性的意义建构为不对称的状态。这些新的表述一方面凸显了婚姻对女性情感满足的价值，另一方面消解了工作本身对女性所具有的非工具性价值。而且，这种婚姻“有情”而工作“无爱”的“现实”建构与性别本质主义的话语相呼应，实现了对女性性别身份的定位。由于在生理卫生教育中长期使用的科学话语将两性差异建构为自然的、本质上的不同[20]33，“男人是理性的，女人是感性的”之类关于男女有别的本质主义表述颇具影响力。如果工作的价值对于女性仅仅是工具性的，而婚姻却在工具性价值之外还具有情感满足的意义，那么婚姻对于被认为本质上更重感情的女性就显得尤为重要，由此推导出的结论显而易见：婚姻家庭才是女性价值的归属。

可以说，“嫁得好”与“干得好”的多元表述并未给予女性多元的性别身份，因为对二者的价值评价在话语体系中并不对等，“嫁得好”不但在表述中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意义，而且通过与性别本质主义话语的结合而被认为对女性具有更重要的价值，而“干得好”的意义却在表述中变得单一，且因为与所谓女性的本质无关而在价值上被贬斥。但是，在“嫁得好”与“干得好”的表述中将婚姻家庭视为女性价值归属的性别身份定位也并非是对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简单复制或回归，因为这种定位所参照的不再是强调纵向代际关系的传统家庭模式，而是以重视夫妻关系的现代家庭生活为蓝本。因而，本研究认为，在当下对“嫁得好”与“干得好”的话语实践中，生产出一种新型的“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社会性别规范——社会是男性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而家庭则是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场所。它沿袭了传统社会性别规范对于男女社会空间的二元区分，但进行区分的基础却发生了转移，不再以男女之间在家庭内外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是以更具现代性意味的个体情感满足和自我实现在空间上的性别区隔为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嫁得好”与“干得好”的话语实践中，也出现了“嫁得好也要干得好”这种将女性自我实现的场所定位于家庭之外的表述，蕴藏着颠覆上述二元对立的社会性别规范的可能。关于社会性别的话语错综复杂，又与社会性别平等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既需要进一步考察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下浪漫之爱对女性的“双重影响”[21]2，也需要关注不同阶层女性的职场经历如何影响了她们对工作的意义的建构，而关于“工作——家庭”关系的讨论也不能局限于时间分配、家务分工等客观层面，人们在其中的主观体验[22]也应纳入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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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秦飞

The Production of Gender Norms in the Diversified Gender Attitudes:The Discourse Analysis of“Good Job”and“Good Marriage”for Women

Wu Lijuan

Recent data showthat people have become more supportive tosuch statement as“A good job matters less than a good marriage for women”.To understand the phenomena,two competing arguments emerged.One claims that it is the backlash of traditional gender attitudes,and the other celebrates it as a strategy for women to construct a positive gender identity in the era of market-economy.Based on the interviews with rural and urban residents of Guangdong,Hubei,and Shanghai,this studyanalyzes ordinarypeople’s interpretations of“good marriage”and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good marriage”and“good job”for women.It is found that most of the newly-emerged diversified opinions follow the same discursive logic,which makes the emotional dimension of marriage salient and the non-instrumental dimension of work invisible.Consequently,a new-style of gender segregation of social space is produced,which is not based on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nymore,but is based on the different locations ofself-actualization for women and men.

Gender attitudes,A good job matters less than a good marriage for women,Gender norms,Discourse analysis

10.13277/j.cnki.jcwu.2017.01.008

2017-01-23

C913.68

A

1007-3698（2017）01-0069-08

吴利娟，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性别研究、社会工作。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2年第一批重大项目（文化类）“男女平等价值观研究与相关理论探讨”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2＆ZD035。